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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支军队不可能比它效力的国家更强大。在那场将要经受的考验到来前夕，第三共和国治理下的法国究竟有多么强大？我们已经看到了它的一些弱点：它的工业化速度没有其他西方强国正在进行的那么快，出生率下降，长期的国内纷争使它的人民处于极其严重的分裂状态。在这个文明的社会里，还有没有削弱其实力的其他问题？
第三共和国的支柱是资产阶级。二十世纪初期，在法国的大约三千九百万人口中，资产阶级的人数介于五百万至六百万之间。这是个曾经发动了一七八九年大革命的坚定的中产阶级，它茁壮成长于两个波拿巴独裁者统治时期，从波旁王朝的短期复辟中挺了过来，在奥尔良派国王的统治下蓬勃发展，并且从一八七五年起完全控制了第三共和国。
如今，在二十世纪初，法国资产阶级开始显露衰落的最初征兆。他们拥有过多的权力，控制了政府、工业、金融、商业、教育、职业界和新闻界。权力同时为那些最杰出的资产阶级分子带来了巨额财富，这些人决心保护并且扩充他们的财富。正如本人就是一位终身致力于社会主义事业的生活舒适优裕的资产阶级分子的莱昂·布鲁姆后来所说，资产阶级的元气已经开始慢慢耗去。它正在丧失它的活力、它的创造力、它的勇气和想象力。由于它所取得的财富以及在国家和社会事务方面所占据的牢固地位，资产阶级越来越害怕变革。变革威胁到它在这个国家的巨大的既得利益。变革可能危及资产阶级的特权，就像一个世纪以前突然降临于腐朽的 旧制度 的变革危及了上层社会的特权一样。贵族和王室的特权转移到资产阶级手中，使中产阶级显贵获益匪浅，因此，他们极其自然地希望保护自己获得的利益不被不安分的下层民众夺走。下层社会怨声载道，而一些既非上层亦非下层的局外人（少数政界人士、作家、哲学家和教师）则开始感到疑惑，难道辉煌的大革命仅仅是用一个自私贪婪的阶级取代另一个、用金钱的贵族取代血统的贵族吗？像后者曾经做过的一样，前者在积聚了巨额财富之后变得越来越无视国家的利益而只看到本阶级的利益。欲望得到过度满足的资产阶级希望时钟停摆原地不动，他们忘记了停滞不前就是开始走向灭亡。
当然，法国的资产阶级并非铁板一块。除了富有的特权阶层之外，还有许多收入和地位稳定的正派公民。这些人包括艺术家、作家、脑力劳动者、大学教授、中小学教师、律师、医生、工程师、政府固定工作人员以及无数小工厂主、小商人和小店主。与所有社会的情况一样，富有者虽然只是少数，但是却由他们决定生活方式、安排生活节奏并且掌握着控制权。银行存款的差别导致政治见解的分歧。虽然大商人和大银行家以及他们所控制的新闻界的政治态度明显保守，大部分中产阶级还是支持激进党或是那些在目标和观念上与他们密切相关的议会党团。要想了解法国政治你就必须记住，正如历史学家安德烈·西格弗里德不厌其烦地所说的那样，法国中产阶级的心通常长在左边，不过，他们的钱包总是装在右边。 [82]
无论上层、中层还是下层，几乎所有资产者都抱有某些共同的目标和决心，而且那些拥有土地、较为富裕的农民也因此加入了他们的行列。他们要求政府和社会让他们放手赚钱，积攒家业，并且允许他们把家产留给自己的后代。他们不想因为缴税，因为提高工厂、农村或者商店工人的工资，因为那些花样百出的社会福利政策——在外国而且很可能是在德国的影响下， [83] 某些过激的社会主义者声称这些社会福利政策在工业化时代越来越显得必不可少——消耗自己的财富。
在十九世纪即将结束的某个时候，资产阶级的勇气消失了，它曾凭借这种勇气发动了一场推翻几百年极不平等的旧的生活秩序的革命。为了保护财产、投资和存款，它坚定地支持法律和秩序。它强烈反对变化和改革，反对社会鼓动和社会动乱。由于它的贪婪和自私，资产阶级就像昔日的贵族曾经做过的那样，顽固地拒绝承担其应该承担的维持政府开支的义务。
众所周知，资产阶级不愿缴纳公平分担的赋税。当然，偷税漏税并非法国人的专利，它盛行于所有其他国家。在法国，这种积习由来已久。在旧的君主制度下，与神职人员一样，拥有大片土地的教会实际上也是免税的。其财富主要建立在大量不动产基础上的贵族阶层逃避了国王企图向他们征收的大部分赋税，尽管自从路易十四——这位穷奢极欲的太阳王需要大量金钱进行战争并且维持凡尔赛宫中的奢华生活——时代以来国家一直处于财源枯竭的边缘。而乡下的农民、城里的店主和工匠却始终被不堪重负的赋税压得喘不过气来。在路易十五统治时期，当马绍·达尔努维尔试图通过向所有人征收不得免缴的百分之五的税来减少国债时，作为财政改革无情的反对者和上层阶级特权警觉的维护者， 高等法院 表示强烈抗议，致使国王不得不以牺牲他这位大臣及其税收计划了事。
可是，新兴资产阶级并不比他们将要取代的贵族阶层更愿意纳税。一七八九年五月五日，当三级会议 [84] 在凡尔赛召开时，尽管宣称自己信奉“赋税平等”，代表百分之九十五的民众但是却被富有的中产阶级控制着的第三等级还是坚决要求尽量减轻赋税负担。当年发动了大革命后，这些良民有能力保护自己了——但却放弃了平等的主张。
第三共和国从来没有逼迫他们按照公平的份额承担沉重的赋税。在十九世纪即将结束时，大部分西方经济学家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征收所得税不仅是保证公平纳税的最好办法，而且是承担着沉重军费开支的现代国家筹集它所需要的巨额资金的最好办法。此外，还可以通过提高或者降低所得税征收标准满足各个时期的不同要求。英国从一八四二年开始征收所得税，德国也在十九世纪末开始征收 所得税 。在法国，征收所得税的计划却遭到了有产阶级的强烈反对。
从一八七一年到一九一四年，有超过两百项以实行所得税为基础的财政改革议案提交国民议会全体会议审议，但是，几十年来，参众两院拒绝批准这些议案。终于，在一八九六年，一个激进派政府提出了一项税率极低——从百分之一到百分之五——的所得税方案。将会受到这项议案影响的那些人用令人恐怖的怒号对它作出了回应。他们说，这项方案将剥夺法国人的自由。它将使一支由税务员组成的专门打听神圣不可侵犯的个人财产隐私的窥探大军肆虐法国。“这一税种将毒化整个民主生活；”著名经济学家保罗·勒鲁瓦—博利厄断言，“它将使抗税现象到处蔓延，造成资本外逃；……它将在财政部与纳税人之间引发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
纳税人——至少是那些富有的纳税人——准备与这个邪恶的怪物进行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竟敢提出这项方案的政府被赶下了台，由保守的高额关税倡导者朱尔·梅利纳所领导的政府取而代之。梅利纳的政府保证，不会向法国人征收这种赤裸裸地侵犯了他们的自由和私人事务的神圣性的所得税。
但是，始于君主制时代和拿破仑时代的古老的直接税制度（它包括一项根据一个人住宅的门窗数量征收的税种）根本不能满足一个正在疯狂地重整军备的国家的需要。事实上，直到一九一三年，国家收入的四分之三来自消费税，而全部税收的总额只达到政府支出的百分之四十。采取严厉措施进行财政改革成为政府的迫切需要。一九〇九年，在总理克列孟梭和他的财政部长约瑟夫·卡约的坚持下，国民议会通过了一项开征税率适度的所得税的议案。更为保守的参议院甚至拒绝讨论这项议案，于是它夭折了。这正值保守派人士竭力要求大幅度增加军备开支并将服役期限从两年延长到三年之时，但是，他们却不肯为此出钱。保守派的行为引起了历史学家弗朗索瓦·戈盖尔对“法国资产阶级到底是爱金子还是爱儿子”的疑惑，同时导致更多愤世嫉俗的批评家评论说，法国人可以为国舍命，却不会为国舍财。
一九一四年夏天，只是因为战争阴影的笼罩，国民议会才勉强投票通过了一项所得税议案，并且直到战争爆发两年后的一九一六年，这项议案才实际生效，当时，法国面临着财政崩溃的困境。事实上，在形势严峻的一九一八年，那场破坏性战争的最后一年，法国政府的税收总入仅为其支出的百分之十二。在那些残酷的战争岁月里，德国人从未远离巴黎，法国只是通过向本国公民和外国——主要是美国——借债才生存下来。政府甚至没有对军火制造商和其他军用物资供应商所获得的暴利课以重税。
成功的资产阶级对待本国劳工阶级的态度并不比对待那些可恨的税务员更宽容。
关于血腥镇压巴黎公社的痛苦回忆、国民议会对改善工人阶级境况的无所作为、雇主甚至对组织工会的尝试都表示反对以及政府动用武力野蛮镇压罢工等一系列情况，使法国的工人阶级心生芥蒂，他们感到自己被排除在法国社会生活的主流以及大部分好处之外。某些后果随之产生——即使在当时的情况下产生这些后果是正常的——而且造成了工人阶级思想的极度混乱。工会运动宣称自己是政治民主的敌人。 [85] 由于看不到立法行政机构缓解工人问题的希望，甚至看不到它们了解工人问题的希望，工会运动既反对国民议会又反对政府。它因此拒绝支持任何政党，甚至不支持社会党，后者正在让·饶勒斯的英明领导和朱尔·盖德脱离实际的教条主义影响下，努力反映工人阶级的政治要求。正如由成立于九年前的法国总工会（CGT） [86] 在一九〇六年起草的亚眠宪章所宣称的那样，解救工人阶级的唯一办法在于采取“直接的行动”：利用总罢工这一极端手段推翻中产阶级的共和国政权。在法国，成为革命工团主义运动的主要思想导师的不是卡尔·马克思，而是目光尖锐但变化无常的资产阶级哲学家乔治·索雷尔。索雷尔对暴力的崇拜表现在他的著作《暴力论》中，他认为其最高表现形式是举行总罢工并推翻政府。这为法国工会运动的目标和思想提供了一种哲学基础。 [87]
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起义失败后，警察解散了工会的前身、就连拿破仑三世的独裁政府都曾默许其存在的工人联合会会议。正如我们所知，梯也尔坚决主张，第三共和国必须是保守的，否则它就不存在。在第三共和国没有那些制造麻烦的有组织的工人的位置。
有了政府的这种支持，雇主不用再与工会运动打交道。他们认为，甚至早在为组织工会进行力量微弱的尝试时，某些工会领导人已经开始号召开展阶级斗争，即使这不是号召进行真正的革命，也是号召制造混乱。一八八四年，国民议会终于被迫通过一项法律，第一次承认工人拥有组织工会的合法权利。但是，这项法律没有设法引导劳资双方通过和平的集体谈判解决纠纷。就雇主而言，他们甚至拒绝与工会领导人讨论工资和劳动条件等问题。资方的顽固态度迫使工会转而采取工会会员认为自己所拥有的唯一手段：罢工。然而，这就使工会不仅要面对雇主，而且要面对共和国政府。
从一九〇六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法国饱受一系列罢工之苦。许多罢工混乱无序，大部分罢工被政府用武力镇压了下去。军队经常被派去威胁罢工者，有几次他们在街头开枪造成人员的伤亡。就连南方的葡萄种植者兼葡萄酒酿造者也闹罢工，并且在几座城市举行了秩序混乱的示威游行。在纳博讷，罢工者筑起了街垒，第十七步兵团因拒绝向游行队伍开枪而哗变。一九一〇年，就连自称独立社会主义者的阿里斯蒂德·白里安总理也用逮捕工会领导人和征召罢工者作为预备役军人入伍的办法镇压了一次铁路工人总罢工。这件事情颇有一些讽刺意味，因为白里安是以一名工会律师的身份开始其政治生涯的，他曾经竭力鼓吹总罢工的必要性！
没有任何其他西方国家的工人阶级像法国工人阶级这样与社会格格不入。没有任何其他国家的劳工立法在工人待遇方面如此大大落后于工业时代的最低要求。直到一九〇〇年，女工和童工的工作时间才被限制在每天十个小时，而男性工人每天仍要工作十二个小时。只是到了一九〇六年，法律才规定工人可以在星期天休息。与俾斯麦已使德国颁布了社会保障法的情况相反，法国没有进行过任何社会保障立法方面的尝试。
由于试图通过罢工、通过集体谈判与雇主达成协议，或者通过社会保障立法改善自身处境的努力屡屡受挫，法国工人断定他们的处境在议会制的第三共和国没有希望得到改善也就不足为奇了。他们觉得自己是二等公民，这里根本不是他们的祖国。也正是在这个时候，他们开始赞同卡尔·马克思的那句名言：“工人无祖国。”他们不愿参军并且鼓吹和平主义——他们为什么要为保卫这样一个敌视自己的社会去送死呢？不久之后，在一九一四年，为了抵抗德国人新的入侵，他们将抛开个人恩怨，与其他法国人一起保卫国家的领土。然而，工人阶级的疏离感还是在那些已经分裂并且削弱了这个国家的裂痕上增加了一道更深的裂痕。当德国人在一九四〇年再次进攻法国时，这种被共产党的控制——法国共产党已经控制了大部分工会运动，其对外政策草率地随着莫斯科的突发奇想和眼前利益而忽左忽右并且通常对法国不利——所扭曲的丧失了共和国公民资格的感觉使大批法国无产者加入了不断壮大的右翼团体，而右翼团体对于保卫共和国政权几乎没有一点兴趣，即使是为了抵抗那个法国的宿敌。我本人将在一九四〇年六月的那些日子亲眼看到，像以“宁要希特勒不要布鲁姆”为座右铭的极端保守分子一样，法国共产党人欢迎德国军队进入巴黎，恳求德国人把他们的同志从法国的监狱中释放出来，并且奴颜婢膝地请求德国人给予他们其本国政府在战争年代的危机中拒绝给予他们的政治上的承认。
站在罢工者筑起的街垒对面的，也可以说是站在控制着政府的资产阶级激进派和温和的共和派人士一边的，是保守派人士和一度强大的右翼君主主义分子的残余。在新的世纪开始时，他们还要着手进行另一次复辟，即使不是政治权势的复辟，至少也是精神上的复辟。他们欣然接受了一种新近出现的民族沙文主义，它喧嚣刺耳，并且带有独裁的色彩。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这种民族沙文主义虽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有助于加强法国的力量，但是，由于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那种令人不可思议的混乱中看不到真正的国家利益之所在，它将削弱法国的力量，使其在灾难降临时不足以保证共和国的生存。像工会运动一样，新的民族主义是反民主和 反议会制 的，旨在最终推翻资产阶级的共和国政权。它也是反知识分子的，赞美赤裸裸的暴力，蔑视理性，不屑于十八世纪的启蒙哲学家曾使法兰西引以为荣的那种自由探索的批判精神。它还是极端反犹主义的。
实际上，法西斯主义的种子就是在这时——比通常认为的要早——播下的，而且播在了这个意想不到的地方。在二十世纪初期的法国，就像在四分之一世纪之后的意大利和德国一样，对于这些种子的萌发，那里的土壤不可谓不肥沃。
各阶级的意识形态发生了出人意料的逆转。从一七八九年大革命以来，左派一直是民族主义和爱国的，甚至是沙文主义和军国主义的。这种精神不仅使新生的法兰西在对欧洲君主国家联盟的战争中成功地保卫了法国的疆土，而且以其在拿破仑的指挥下战无不胜的军队征服了大半个欧洲。在一八七〇至一八七一年拿破仑三世的第二帝国崩溃之后的那些日子，想要把与普鲁士的战争继续进行下去的正是由性格暴烈的甘必大领导的被称为共和派的左派。甘必大向全体法国人民呼吁爱国主义，但徒劳无功。右派，也就是那些处在支配地位的君主主义者则坚决主张和平，即使和平意味着国家的耻辱和普鲁士人的军事占领。一八一四至一八一五年，法国保王党人欢迎外国君主进入巴黎。这些君主的军队刚刚打败了拿破仑，他们还随身带来了一位打算让其复位的波旁国王，国王的身后跟随着一群曾经流亡在外密谋反对自己的祖国的正统王权拥护者。
到一九〇〇年时，双方的角色颠倒了过来。左派逐渐变成了和平主义者，尤其是那些社会主义者和工会会员。就连温和共和派人士的民族主义也在淡化。他们不肯增加军费以扩充军队并且更新军事装备。他们不再具有向德国人复仇的气概，对于用武力收复阿尔萨斯和洛林也没有多少热情了。他们大多数几乎已经忘记了甘必大当年为这两个失陷的省份发出的呼声：“不必把它们挂在嘴边，但要把它们永记心头！”
从选举失败、布朗热的可耻下场、德雷福斯事件的最终结局以及共和国对教会的严格限制所遗留的废墟中爬出来的形形色色的传统右翼群体——保王党人、波拿巴主义者、布朗热分子、反德雷福斯分子以及顽固不化的天主教徒——绝望地试图以某种新的方式苟延残喘。他们没有领袖，没有旗帜，没有全国性组织，几乎没有任何主义——只剩下刻骨铭心但却有气无力的仇恨。
在十九世纪的最后二十年，他们曾经设法组织起来，但是没有取得多大成效，因而总是处于混乱状态。具有民族主义思想的共和派人士于一八八二年创建了爱国者联盟，为国家在精神和物质上向普鲁士复仇做准备。但是，它被布朗热运动的浪潮卷入 反议会制 的极端民族主义阵营。另外还有朱尔·介朗的反犹联盟，在德雷福斯事件即将结束时，随着其像喜剧演员一样的首领的受审和流放，该联盟已经难以为继。最后，在一八九九年，出现了法兰西祖国联盟，这是旨在对抗亲德雷福斯的激进民主派保卫人权联盟并且促进保守的民族主义的第三个组织。它在成立的第一年就吸收了十万名会员，其中包括大批法兰西学院以及其他高级学术研究机构的知识界名流。不过，它的成功只是昙花一现。
继所有这些诉求纷繁、组织分离的反共和右派联盟之后，十九世纪末突然冒出了一个奇怪的组织，由一位貌不惊人的外省人士强有力地领导着。它将给右派带来某种主义、某种信念、某种信心、某种勉强称得上是目标的东西以及某种连贯性。虽然这一组织从来没有掌握政权，但是，它将运用它对法国所产生的与其成员人数完全不成比例的巨大影响，通过毒化民主的根源以及进一步分裂法国社会，并且最终在纳粹德国刺刀的协助下，有力地促进了为它所痛恨的第三共和国掘墓的行动。
游行队伍中的法兰西行动领导人
这个组织名叫“法兰西行动”。半个世纪以来，其毫无争议的领袖是夏尔·莫拉斯。他是一位来自普罗旺斯的双耳失聪的诗人，对希腊——罗马古典主义文学艺术造诣颇深，游离于他所厌恶的现代社会之外。他还是一位喜欢争论并且令人生畏的小册子作者和报纸撰稿人（其追随者认为他是一位深奥的哲学家），他的天才在于其发泄仇恨并用恶毒的文字煽动仇恨的能力。他所仇恨的东西不计其数：革命、共和国、民主、国民议会、普通民众、普及教育以及人权。他对他所谓的“为害祖国的四种异类”——新教徒、犹太人、共济会会员和加入法国籍的外国人——表现出刻意的恶毒，骂他们是 外国佬 （metèque） [88] 。作为一个曾经把基督教的福音书说成是“四个卑鄙的犹太人”（他的反犹主义立场臭名昭著）所写的神话、把基督教说成是下等人信奉的宗教的不可知论者，莫拉斯将寻求并将在教皇最终于一九二六年出面干涉之前得到教会和好斗的天主教徒的支持。他有一种把诸如莱昂·都德和雅克·邦维尔之类富于煽动性的作家聚集在自己周围的天赋。言辞激烈的莱昂·都德是小说家阿方斯·都德的儿子，并且一度是维克托·雨果的孙女婿。雅克·邦维尔则是一位性情乖僻但才华横溢的历史学家，他把莫拉斯的日报《法兰西行动》办成了巴黎文字最生动的报纸。尽管《法兰西行动》竭力鼓吹君主主义——复辟君主制的想法此时已在法国寿终正寝——和其他各种愚蠢的反动思想，但它却是一份读起来趣味横生的报纸，这在某种程度上无疑是得益于它的粗俗下流、凶狠恶毒和肆意谩骂。如果我记得不错的话（我曾多年天天阅读《法兰西行动》），虽然莫拉斯在停止人格攻击或者不再号召杀死某个共和派无赖而沉溺于伪形而上学思索以显示其丰富的古典主义知识时会变得沉闷单调，莱昂·都德这个无忧无虑的骨子里的巴黎人却几乎总是令人愉快的，而且经常是十分有趣的。他有一个拉伯雷式的顽皮脑瓜儿，他的大部分小说即使不被认为是色情的，也被认为 有伤风化 ；他对丑闻有一种孩子般的爱好并且充满揭露丑闻的热情；他在谩骂时所使用的词汇异常丰富和粗俗；他毫不在意事实真相，这使他经常受到法律制裁。他还热爱文学，他的文学作品得到广泛的阅读；他对人类的弱点抱着某种宽容的态度，这是憎恶人类的莫拉斯所不具备的；他长期保持对巴黎生活环境的热爱，因为它的 中国工艺品 、它的刺激、它的优美等等。我对莱昂·都德将自己的天才浪费在这么一项几乎毫无希望而且已经失败了的事业上感到惊讶，但我承认，在法国度过的那些岁月里，我通常是从早餐时翻开《法兰西行动》的头版浏览都德、莫拉斯及其疯狂的同伙所写的那些蛮不讲理、发泄情绪的文章开始每天的生活的。
人们怎么可能认真对待他们呢？的确，没有多少人认真地对待他们。这份报纸的发行量从没有超过五万份，而这个组织缴纳会费的成员还要更少一些。但是，这份报纸的读者和这个组织的成员形成了某种精英圈子，其中不乏作家、新闻工作者、高级行政官员、律师和医生，还有不安分的大学生以及大学的青年讲师。他们本能地厌恶共和国统治下的腐化堕落、相互吹捧和暮气沉沉。因德雷福斯事件和政府对教会的限制而痛苦不堪的军官、神父和主教，以及那些仍然梦想着恢复供人跪拜的王位的旧贵族的遗老遗少，如饥似渴地阅读《法兰西行动》，他们给这一运动的钱箱捐款，鼓励自己的子弟去做《法兰西行动》的报贩， [89] 而这些报贩逐渐开始在街头寻衅滋事。于是，《法兰西行动》不仅对法国知识界的风气产生了相当深刻的影响，而且还把一种新的政治斗争手段介绍给右派。以前街头属于左派，他们在自己筑起的街垒后面将革命进行到底。如今，为了控制街区，这些在街头叫卖《法兰西行动》的年轻的流氓恶棍与社会党人和工会会员以及警察争斗不休，给后来两个邻国的褐衫党和黑衫党党徒提供了制造混乱的战术先例。
法兰西行动所主张的究竟是一些什么东西？
我们已经知道，它所反对的是共和国、民主、新教徒、犹太人和共济会会员。但是它想干什么？实质上，它想倒退到十八世纪，复辟君主制并且恢复过去那种等级森严的生活方式。在这种生活方式中，国王高踞于所有明争暗斗的政治派系和利益集团之上，贵族阶层在思想保守的上层中产阶级官员的协助下执行国王的指示，管理国家事务，并给法国社会带来它在旧制度的全盛时期所曾享有的和谐统一、社会风气以及严格的等级差别。这样，莫拉斯所谓 真正的国家 （pays réel）就将重新建立起来。他反复宣讲，千百年来，四十代国王使法兰西成为西方的荣耀。把国王请回来，法国的荣耀就回来了。应当使受到民主、社会主义、工会运动、人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以及普及教育等思想毒害的民众回归本分，消除他们所受到的不良影响，恢复他们的传统角色，心甘情愿或者至少是毕恭毕敬地做主人的奴仆。由粗野而缺乏教养的多数人所实行的荒谬统治将被终结，精英阶层的统治将得到恢复。
出身高贵、思想保守的上层社会人士——特别是军官、神父和主教——以及作家和知识分子在二十世纪初期认真对待这种胡言乱语的现象暴露了当时法国右派的一事无成。鼓动复辟君主制行不通。法国民众很聪明，不会被这种无稽之谈所欺骗，即使是那些高高在上的人士竭力鼓吹。法兰西行动在这个问题上彻底失败了。无论莫拉斯和都德多么卖力地为流亡在外的那些奥尔良派王位觊觎者摇旗呐喊，他们当中的任何人都没有丝毫机会卷土重来，最后，他们断绝了与这些吵吵闹闹的拥护者的关系，甚至没有为法国王位留下一名候选人。
但是，法兰西行动也有它的成功之处。这些成功都是消极意义上的。莫拉斯及其追随者的确成功地把对第三共和国及其摇摆不定的民主生活方式的极端蔑视灌输给了精英阶层。法兰西行动使大部分受过教育并且生活富裕的成年男女相信，共和国政权由一帮狡猾的骗子和卖国贼组成，他们正在毁灭这个国家。一九一四年，出于对德国人的固有仇恨以及被它的新兴民族主义重新激起的爱国主义，法兰西行动暂时将其对共和国的仇恨放在一边，团结起来保卫 祖国 。这使法国得以幸存下来。四分之一世纪后，当法国面临来自同一个敌人的新的挑战时，法兰西行动及其右派盟友已经对他们曾经无情攻击过的共和国充满了仇恨和蔑视，以致认为即使同样是从德国人手中它也不值得挽救。他们倒是愿意为第三共和国的最终崩溃做出慷慨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