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共和国的崩溃：一九四〇年法国沦陷之研究最新章节_威廉·夏伊勒著

第四章
共和国的巩固
一八八〇至一九一四年

政府对抗教会

由于天主教会、特别是由于大批来自圣母升天修道会之类教派的好斗神父和修士以恶毒的语言积极参与激烈的争斗，反对公正对待德雷福斯并且诋毁饱经忧患的共和国，如今，教会不得不面对因此产生的后果。虽然新任总理勒内·瓦尔德克—卢梭是一位温和派人士，他的政府（一八九九至一九〇二年）却被国民议会中由激进共和派和社会主义者组成的联盟控制着。这些人认为，布朗热事件和德雷福斯事件所危害的正是共和国的生存，而天主教神职人员在这些事件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于是，政府决心抑制教会的势力，使其无法对政权造成危害。

第一个目标是解除教会对教育的控制权。在大多数共和派人士看来，教会对教育的控制正在使年轻人成为共和国及其一切主张的反对者。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在坚决反对教权主义的朱尔·费里领导下，政府已经开始进行这方面的斗争。在那之前，教会一直控制着法国的中小学教育。半数男孩和几乎全部女孩在天主教会创办的学校上学，这部分是因为没有足够的公立学校供孩子就读。许多乡村只有天主教会创办的学校。即使是在公立学校，教师中也有许多神父、修士和修女，而且宗教课是必修课。在越来越多热心支持共和国的人看来，这种天主教教育对共和国是一种威胁。它正在把法国青年培养成共和国生活方式的敌人。

针对天主教会这样一个历史悠久而且地位牢固的组织，费里采取了循序渐进但坚决有力的措施。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前期，他主持通过了一系列法律法规，禁止在所有公立学校开设宗教课程；（经过一个五年的过渡期后）禁止神职人员在公立学校任教；免除学费；政府拨出巨款用于增设公立学校并且创办大批培养世俗教师的师范学校。教会学校允许继续存在，但政府不再投入资金。教会人士强烈抗议，他们谴责世俗公立学校“不敬神明和道德败坏”并向公众发出警告：费里的改革仅仅迈出了第一步。他们在这一点上说对了。受德雷福斯事件所造成的社会动荡的影响，在新世纪开始的第一个十年，共和国政府立即采取了更多更为严厉的措施。

一九〇一年初，最猖狂的反共和国天主教教派圣母升天修道会遭到取缔。其后不久，为了限制其他教派，国民议会通过了所谓的一九〇一年社团法案。被称为“ 修道会 ”的各个教派只有经国民议会正式批准方可继续存在，另外，修道会成员在其所属教派未获批准之前不得任教于任何学校。瓦尔德克—卢梭无意压制天主教各大教派，只想对它们加以控制并且使其脱离政治。他希望国民议会在“审批”那些安分守己的修道会时能够做到通情达理。

因此，如果不是天主教修士在一九〇二年春季的全国大选中非常激烈地反对使社团法案得以通过的左翼联盟，国民议会也许会通情达理地对待他们。左翼联盟在选民的支持下继续执政，但是，联盟的领导人却被教会激怒了，因为教会中的好斗分子再次企图推翻他们。

意识到新选出的国民议会在实施针对修道会的法律方面将比自己所希望的强硬得多，瓦尔德克—卢梭于一九〇二年六月辞职，埃米尔·孔布接任总理。 ^[61] 这是一个不同类型的人。瓦尔德克是巴黎一位世故练达、功成名就的律师，而且是一个宽容大度的人。孔布则是一名乡村医生，最初为了成为神父曾就读于神学院，在那里，他写过一篇关于圣托马斯·阿奎那的论文，后来放弃做神父的打算改行行医。在这一过程中，他转变为一个激烈反对教会的人。如今，在一九〇二年，他已是一个具有多年参议员资历的年近七十的小老头，曾经在参议院与教会干预政治的行为进行斗争，他决心以宗教法庭审判官的热情对天主教会进行彻底的清算。

上任仅仅三个星期，他就关闭了由修女主办的所有女子小学。一个月后，他在一九〇二年七月下令八天之内永久关闭法国剩余的全部三千所教会学校。当愤怒的学生家长、神父、修女和修士公然对抗前来强制执行命令的宪兵和军队时，全国各地发生了骚乱。不过，这些学校还是被关闭了。

接着，孔布开始着手对付他心目中的主要敌人。他说服国民议会驳回了全部五十四个修道会要求予以“批准”的申请，从而一举解散了这些教派。两万名受到影响的修士中，许多人逃往国外。最后，在一九〇四年七月，通过努力促成一项禁止“ 修道会在法国从事任何形式的教学活动”的法令的颁布，他完成了对宗教团体的清洗。就连此前已经获准开展教学活动的极少数宗教团体也遭到禁止，但是，它们在某些情况下得到十年时间以清理了结其教学事务。大约一万六千名“从事教学工作的修士”发现自己失业了。

随后，孔布开始与罗马教廷直接较量。根据一八〇一年拿破仑·波拿巴与教皇庇护七世 ^[62] 所签订的政教协定的有关条款，法国政府有权任命主教，但是，教皇多年来一直拒绝承认政府任命的某些法国主教。孔布对教皇的拒绝极为愤怒。他威胁要断绝与梵蒂冈的外交关系。

一九〇四年春，新任教皇庇护十世强烈抗议法兰西共和国总统埃米尔·卢贝在罗马对意大利王国进行国事访问。二十年前，统一不久的意大利王国的军队占领了罗马并宣布其为国家首都， ^[63] 从而剥夺了教皇的最后一项世俗主权。梵蒂冈从不承认意大利对罗马的占领，因此，庇护十世对法国通过卢贝的国事访问事实上承认这一占领表示不满。不过，与孔布对教皇的抗议所做出的反应相比，庇护十世的不满温和适度。这位法国总理认为教皇的抗议是对法国外交事务“无法容忍的”干涉，于是召回了法国驻罗马教廷的大使。国民议会以压倒性多数（四百二十七票对九十五票）支持他。当年秋天，国民议会开始制定一项废除政教协定、宣布政教分离的新法律。

虽然孔布紧接着由于政教斗争之外的原因被迫下台，这项法律还是在一九〇五年获得通过。尽管教皇严厉谴责这项法律，禁止法国天主教会接受它，并且将投票赞成这项法律的所有议员逐出教会（有三百四十一名议员是天主教徒），法国政府仍继续前进，彻底完成了政教分离的工作。教会全部财产的所有权被政府接管，神父和主教被从公职人员名单上除名，礼拜仪式则交给天主教世俗教徒协会主持。几年来，斗争相当激烈，局面十分混乱。最后，在阿里斯蒂德·白里安——参与起草政教分离法、随后又以公共教育与文化部长的身份实施这项法律的一位新近崛起的年轻社会党人——较为宽容的政策指导下，制定了一项折中方案。教会的房产交由神职人员自行处理，允许法国天主教会上层恢复其对教会事务的权威——教会事务第一次不再受政府的干涉。

政教分离法令颁布后，巴黎街头的示威人群

如同在布朗热运动和德雷福斯危机中迎战自己的敌人时那样，共和国又一次赢得了胜利。在从一八八〇年到一九〇五年的二十五年时间里，共和国通过停止政府对教会的资金支持、将教会逐出学校、取缔教会中势力强大的教派组织、接管教会剩余财产以及将教会排除在政治生活之外等一系列措施，坚持不懈地限制教会的地位和权力。不过，教会在某些方面亦有所得。政教分离使教会摆脱了政府的控制和干涉。尽管正如参加礼拜的教徒有所减少、按照世俗方式举行婚礼的人数激增以及接受洗礼的人数相应锐减等等现象所显示的那样，天主教至少走了十年的下坡路，但是，随后它便开始显示出一种新的活力。与此同时，赢得巨大胜利的反教权主义则日渐式微，尽管直到第三共和国灭亡时它仍然是一支不容忽视的力量。

然而，像所有其他斗争一样，这场斗争也给共和国留下了创伤。许多天主教徒对自己遭受的政府迫害耿耿于怀。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感到自己被排斥于在公共生活中占首要地位的政治领域之外。至于大多数共和派人士，尽管他们赢得了胜利，许多人仍然对教会疑虑重重并且敌视那些热衷于支持教会的人。共济会 ^[64] 更是火上浇油。虽然它的会员不多，但是它在政界势力强大，并且始终保持着高度的警惕，一旦发现天主教企图在政治领域卷土重来，就要坚决与之斗争。反过来，教会对共济会既害怕又鄙视。大部分将军也对共济会心怀不满，特别是在一九〇〇至一九〇四年间担任陆军部长的安德烈将军试图按照共和原则改造军队——在共济会基层组织的协助下，他将大部分狂热的天主教徒从军官团中清除出去——之后。

在某些方面，军队被证明比教会更难对付。军队的主要领导人几乎毫无例外都是天主教徒和保王党人。把他们全部清除将使军队受到致命的削弱。根本没有足够的共和派将军可以充实到法军总司令部里去。但是，安德烈将军及其继任者不顾因安德烈将军与共济会会员所做的安排走漏风声（这导致安德烈将军的下台）而在国民议会中引起的一片哗然，至少成功地免除了一部分最反动的极端保守分子在军队中担任的高级职务。安德烈将军改革了一向由天主教徒和保王党人小集团垄断的军官晋升制度。不像其前辈那样热衷于君主制和教会的更为年轻的军官得到了提拔。而且，尽管在十年左右的时间里军队的士气像它的声望一样低落，但是，在一九一〇年前后，一种新的精神出现了，它将恢复军队的传统地位，并且及时地使其为一九一四年的严峻考验做好了准备。

到了一九〇五年，第三共和国终于明显地稳定下来。它的政治领导人成功地迎击了一切挑战从而巩固了共和国政权。君主主义终告失败，波拿巴主义也是如此。 ^[65] 就整体而言，法国人不再对拥有一个国王或是军人独裁者感兴趣。抛开其所有失误和缺点，共和国的代议制民主形式已经广泛被人们所接受。由于在德雷福斯事件之后对教会实施的严厉限制以及对军队进行的部分清洗，两者之间的同盟关系即使没有彻底瓦解，也被大大削弱了。它不再具有颠覆共和国的实力。几乎没有人注意到，在国内纷争的狂乱中，一个仅次于大英帝国的庞大的海外帝国建立起来。一八七一年以来德国企图使法国孤立于欧洲的努力失败了。一八九二年的法俄军事同盟条约和一九〇四年的英法协约给予法国某种保证，从此以后它再也不必独自对抗莱茵河彼岸那个传统的敌人了，后者如今已经成为欧洲最有实力并且最具威胁性的军事强国。

现在，第三共和国治理下的法国可以将它的注意力和精力从国内动乱转向新世纪来自国内外的新挑战。

二十世纪的挑战

在德雷福斯事件和政——教斗争最激烈的时候，法国几乎没有意识到这些挑战。控制着国民议会和政府的坚定的共和派人士受困于严重的国内纷争，他们意识不到解决经济与社会问题的迫切性。二十世纪初期，这些问题困扰着所有正在高速工业化的西方国家，法国同样不能幸免。 ^[66]

在产生了新的经济和社会问题的工业革命中，法国逐渐落后于其他大国，不但落后于英国和美国，最重要的是它还落后于敌对的德国。法国人在从木头、风力、水力时代转入更为复杂的煤炭、蒸汽、钢铁时代的过程中遇到了困难，而且总的来说他们不太喜欢这种转变，或者说他们至少不太喜欢像其他国家那样的转变速度。在其他国家用汽船取代帆船很长时间以后，他们仍然坚持使用帆船。在第三共和国建国初期，法国曾经是世界第二大工业和贸易国。到了一九一四年，它已跌落到可怜的第四位，落后于德国、英国和美国，人均收入只有美国的一半。

缺乏充足的煤炭供应严重阻碍了法国的工业发展。但是，还有存在于法国人的性格、气质及其经济发展史中的更为重要的原因。首先，法国人过于强调个人独立，因此难以心甘情愿地服从机器设备的无情要求，或者不能完全接受正在刺激国外工业高速发展的自由资本主义的新的戒律和弊端。法国人天生不喜欢在商业、金融和农业领域进行大规模经营，并对大规模经营持怀疑态度。只要可能，他们更喜欢把这些企业保持在家庭经营的规模上。在世界大战——它将消耗的工业产品数量之巨是西方世界以前做梦也想不到的——爆发前夕的一九一四年，半数法国工人受雇于用工不到一百人的工厂；三分之一的法国工人在只有十名或十名以下工人的微型企业里工作。得到优先考虑的是质量而非产量，天才、勤奋的法国工匠为自己产品的质量感到骄傲，商品质量也一向为法国消费者所重视。蒸汽驱动的机器使提高产量成为可能，然而，在法国人看来，机器生产的商品都是粗制滥造的。

由极高的国内税率所导致的昂贵价格使大部分法国商品无法进入国际市场，在这种情况下，法国能够出口的主要是一些奢侈品：丝织品、佳酿葡萄酒、香水以及在世界时装之都巴黎设计生产的女式衣帽。这些制作精良的商品为法国国内外那些买得起它们的顾客所喜爱。但是，在一个进入二十世纪之后逐渐走向战争的欧洲，生产精美丝织品和高档葡萄酒、香水、女士宽边帽方面的世界领先地位根本无法与莱茵河对岸鲁尔工业区的那些正在为克虏伯的大炮冶炼钢铁的大型高炉相提并论。

一九〇〇年巴黎世博会

一个民族所选择的发展道路取决于它想要的社会类型。而法国人民总体上来说是满足于现状的。虽然土地肥沃、气候适宜，法国的农业生产水平却很落后。尽管如此，法国的粮食产量仍然可以满足本国人民食物需求的百分之九十。这个国家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做到了自给自足。法国人的小康生活完全不受反复无常而且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世界市场动荡的影响，而这种动荡却给许多其他国家的人民带来周期性的经济萧条。尽管在钢铁及钢铁制品的生产方面落后于其他国家，法国人（除了城市和农村的工人之外）仍然有理由对自己的命运感到满意。法国的经济相当稳定，也相当繁荣。虽然法国人并不信任他们的政府，法国政府却给了他们一个平衡的预算和一种看起来像黄金一样稳定的货币。法国人的生活方式难道不是世人，尤其是德国人所羡慕的吗？ ^[67]

结构的缺陷

不过，法国的经济和社会结构仍然存在着种种缺陷。几乎没有人发现或者意识到——或者说，即使有人发现或者意识到，他们也不会承认——这些缺陷。在政府、国民议会以及工商金融界更果断、更可靠、更明智的领导下，这些缺陷应当可以得到纠正。如果它们得到纠正，法国将会更加强大，也更有能力与其他强国相抗衡。在这些缺陷中，有一些是历史原因造成的，而另一些则是极少数有产阶级短视与贪婪的后果，他们担心过快的工业化进程可能危及他们已经占有的财富。同时，历史与人类这种由来已久的弱点之间也存在着某种关联。

已经获得法国最赚钱的商业、工业、金融业和运输业的企业控制权或所有权的那些人，大部分是靠政府的特许授权发家致富的。这并非始于第三共和国，在它之前的所有政权都这么做，它们开创了先例。人们记住了那句名言：“ 先生们，发财去吧！ ”它通常被认为是一八三〇至一八四八年间在位的奥尔良派“资产阶级国王”路易—菲利普所说，其实是出自他的一位大臣之口。不能说银行家和商人没有依言而行。政府授予的一个又一个特许经营权使他们发财致富或更加富有。这种做法可以追溯到古老的波旁王朝，尤其是在十八世纪，当时出现了为宫廷利益而进行的财政交易。用一位瑞士历史学家的话说就是，这种交易“发展成为一种由政府组织的对于国家财富的掠夺”。 ^[68]

十八世纪结束时，国王被砍头，旧制度被推翻，然而，在两位波拿巴独裁者以及另一些君主制和共和制政府的统治下，国家将有利可图的特许经营权授予得宠的个人和家族的惯例却沿袭下来。在十八世纪的最后几十年以及整个十九世纪，政府的慷慨大方使名门望族获得了巨额财富，同时为一位有影响的法国当代右翼历史学家所说的资产阶级王朝奠定了基础。 ^[69]

拿破仑加冕称帝之后不久便让国家显示出对其朋友的慷慨大方。他在一八〇八年写给元老院的一封信中宣称：“我们应当保证那些为我们效力尽忠的家族获得福利和财富。”第二年，他把作为当时主要运输手段之一的国有运河的大部分河段交给他的亲信进行私人开发。接着是利润丰厚的特许采矿权。这是旧王朝的一贯做法。尽管旧王朝都是腐败的，它们也只是将特许采矿权短期租让。而此时的拿破仑却根据一八一〇年的一项法律将矿山转让给私人永久占有；更有甚者，这些转让都是免费的，只要求把纯利润的百分之五上交国家。拿破仑在成为独裁者之前已经创办了国家银行法兰西银行。虽然法兰西银行有助于恢复法国混乱的金融秩序，但它很快就给其为数不多的投资者带来了令人难以想象的巨额利润，而这些投资者只是提供了微不足道的本金（二百万法郎）。 ^[70] 法兰西银行的资金几乎全部来自政府存款，另外加上银行在所有商业汇票贴现时所得到的佣金收入。

正是围绕着法兰西银行——它的股东不必承担任何资金风险，甚至不必提供太多的资金即可成为巨富——这个堡垒，工商金融界的强势利益集团牢牢巩固了自己的地位。它们同样不必承担资金风险，无须太多的资金投入。因为随着十九世纪的时间推移，它们都成了国家特权的受益者，它们开办新的银行和保险公司，特许开发更多的矿山和运河，并且在这个蒸汽和钢铁的新时代里特许经营更加有利可图的铁路、公用事业、公共工程、航运业以及开拓一个新的庞大的殖民帝国。

政府慷慨地为这些企业提供了大部分资金，在需要时给它们的生意发放补贴以保证这些幸运的新企业主不受损失，并且锦上添花地高高筑起关税壁垒，使法国企业家避开外国企业的竞争，从而确保他们毫不费力地获取巨额利润。在这种体制下，拼命争夺政府手中可以获得利润的特权的实业家和银行家们势必贿赂能够给他们带来好处的政界人士。虽然这种事情不只是在法国才有（美国各州的立法机构在此类腐败行为方面毫不逊色于法国的国民议会），但是，它却起到了某种有助于最终破坏第三共和国的社会基础的腐蚀作用。没有哪个国家的诚实公民比法国公民更加怀疑他们的议员的道德规范；就此而言，也没有哪个国家的诚实公民比法国公民更加怀疑实业界和银行界的道德准则。他们不会相信参议员、众议员和内阁部长以及那些与他们沆瀣一气的银行家和实业家会把国家利益和全国人民的利益置于他们鼓鼓囊囊的钱包的收益之上。 ^[71]

然而在法国，如同在处于这一工业迅速发展时期的其他西方国家一样，实业家们在某种程度上相信，现在令人非常快乐，他们正在经营一个对所有人平等开放的自由市场，他们的成功和利润应当归功于“自由企业”制度的优越性，这一制度使那些具有创造性、进取心和“实践能力”并且敢于冒险的人如愿以偿。在法国，的确有一些大胆而且富于创造力的实业家，他们在除了减免税收之外没有得到政府更多支持的情况下，投入开发新的产业（例如汽车和飞机制造业、橡胶和化工工业）。不过，他们只是一些例外。像官僚、小业主和普通职员一样，法国实业家想要的是避开这个变幻莫测的世界上的所有风险的安全保障。

法国实业家在很大程度上的确得到了安全保障，但是国家却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价。政府的特许开发权、经营许可证、财政补贴以及高高筑起的关税壁垒使拥有或者控制着大部分大型企业的家族式企业王朝的地位安全稳固，这些企业以极其不以为然的眼光看待来自国内外的竞争。因此，“当权者”并不鼓励将大量现有资金投入国内新的企业，而是用国民——尤其是那些生活比较节俭的普通百姓——的存款发行外债。当这些外债给小本投资者带来可观的利息并给发行外债的银行带来丰厚的（高达百分之十九）佣金时，它们却使法国经济因资金投入增长不足而处于停滞状态。到一九一四年，法国的国外投资已达四百五十亿法郎 ^[72] （其中百分之二十五投到了沙皇俄国）。投到国内的资金仅占法国资金的大约百分之六十。 ^[73]

这种阻碍法国工商业发展的行为不仅产生了十分严重的经济后果，而且产生了极其有害的社会后果。它意味着本来可以通过从事生产性劳动而获得收入的大批普通百姓不得不在非生产性行业里谋生，微薄的工资收入使其中数百万人生活在贫困的边缘或者陷入贫困中。他们中的许多人被招入迅速膨胀的官僚行政机构，在其破败的低层做薪水少得可怜的小职员。许多人获得专卖执照，在实行国家烟草专卖的法国经营小小的烟草店，由于吸烟成瘾的人越来越多，他们得以在陷入绝境的情况下勉强糊口。人们被迫庸庸碌碌，过着没有质量、没有希望改善的贫困生活，为了维持低水平的生存终日操劳，而且因为无力供养中等规模的家庭而不得不严格限制子女的数量。他们唯一的安慰是，他们至少可以像那些实业家一样享有生活的稳定。他们很少失去他们收入微薄的工作。

出生率下降

在努力赶上世界其他国家的过程中，出生率的下降正在成为法国的灾难。后来，当第三共和国开始走下坡路时，一些教会和保守派人士以及像魏刚那样的将军把导致国力衰落的出生率下降归咎于法国人的“无神论”、家庭的解体以及传统爱国主义和道德观念的丧失。由于自己生活优裕，他们没有看到或者不愿看到法国人严格实行节育的一个主要原因是经济方面的：如果家里有两个以上孩子的话，许多法国人没有养家糊口的手段。 ^[74]

十九世纪初期，法国曾经是俄国之外欧洲人口最多的国家，俄国也只是在十八世纪即将过去时才在人口方面超过法国。一八一五年，在轰轰烈烈的拿破仑一世时代结束时，法国以大约三千万人口对普鲁士的一千一百万、英国的一千三百万和多民族的哈布斯堡帝国的两千六百万人口。到一八七〇年法国与普鲁士开战时，法国已经失去了领先地位。俾斯麦即将使之统一的德国拥有四千一百万人口，而法国只有三千六百万。法国的出生率正以比德国更快的速度下降。当然，下降是相对的，但是，在一个列强竞争的世界里，法国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十九世纪，法国人口增加了一千二百万，或者说增加了百分之四十四。而欧洲其他大国的人口数量增加得更快：英国增加了两千六百万（超过三倍），德国增加了三千二百万，俄国则增加了七千万。

在法国的一些地区，人口正在停止增长或开始减少。到十九世纪最后十年，在法国半数以上——八十七个中的四十九个——省份里，死亡人口超过了出生人口。许多村庄变得荒无人烟，没有人继续留在那里生活。矿山和工厂找不到足够的本国劳动力维持生产。到一九一四年，法国已经输入了一百万主要来自意大利、比利时、卢森堡以及波兰各省的工人。只有依靠大批移民，这个国家才能保持正常运转。

在军事方面，人口出生率的下降引起了严重的关切。鉴于一八七〇年的德国人口只是稍稍多于法国，到一九一四年战争再次爆发时，天平已经向极其不利于法国的一边倾斜。当时，德国人口已接近六千五百万，而法国只有四千万。法国政府和法军总参谋部根据可以动员的男性人数郑重地预测了这种状况的后果。一八七〇年，法国和德国的适龄——二十至三十四岁——应征男子各自可望达到大约四百五十万人。一九一一年，当这两个国家都在为一场看来不可避免的战争做准备时，较多的人口使德国的二十至三十四岁适龄男子总数达到七百七十万；而法国只有四百五十万，与一八七〇年相比没有增长。巴黎悲观的预言家认为，如果德国人决定再次发动进攻，法国人不可能避免又一次军事上的惨败——除非俄国和英国能够迅速调动军队赶来援救它。

法国人自己或许能为他们在人数上相对于德国的劣势找到补救办法？这个问题不仅使法国军界，而且使法国政府和国民议会以及新闻界，甚至使一些法国哲学家产生了许多既严肃又荒唐的想法。首先，延长服役期限将成为一种补救办法，于是国民议会在一九一三年经过长达数月的激烈辩论之后将服役期限从两年延长到三年——国民总体上不愿意承受这种额外负担。即便如此，法国仍然落后于德国。服役期限的延长使法国常备部队的规模增加到七十万人，但是，敌人的常备部队比法国多了十五万人，而且其预备役部队也在按比例增加。

军队的一种新精神

还需要另外一些东西。军队和政府中的许多人认为，一批优秀的年轻军官已经找到了这些东西。这一批军官在十九世纪行将结束时崭露头角，他们全凭智慧和意志的力量一扫法军总司令部那些将军的陈腐观念，把战略战术的研究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但是，他们在这样做时失之冲动，几乎造成严重的后果——就像那些在参谋学院的课堂上听起来令人信服的微妙理论受到错综复杂的实战检验时经常出现的情况一样。他们要求法军从战事刚一爆发就认识到全力进攻的至关重要。他们竭力鼓吹殊死进攻、突然袭击，以白刃战结束战斗。他们不厌其烦地重复着杰出的理论家阿尔当·迪皮克上校的名言：“ 为了胜利，必须前进！ ”这位上校一八七〇年在梅斯战死，而其富有洞察力的著作直到世纪交替之时才得以出版。

这句名言也许可以归之于哲学家柏格森广为传播的生命冲动理论，它的必然结果是关于法国士兵的战斗素质天生优于德国士兵的说教。柏格森的所谓冲动指的是法国人身上的某种特质。法国人易于冲动的高卢人气质使他们特别适于采取攻势。法国军队中存在着一种被吉尔贝上尉——他促使“少壮激进派”在军事思想方面进行革命——称为“ 法兰西狂暴 ”的精神。这种精神可以战无不胜！以“法兰西狂暴”发起进攻足以抵消德国军队在人数上的优势。

费迪南·福煦

“除了进攻之外，”“少壮激进派”的领袖格朗迈松上校宣称，“法国军队不知道还有别的什么军事法则。”但是，任何时候都要不惜一切代价进攻吗，即使是在敌人占据有利地形并且拥有火力上的优势时？“少壮激进派”的回答是肯定的，任何时候也不能例外。

费迪南·福煦上校——历史的进程将证明他是法国军队中最具独到见解和敏锐思想的人——警告说，不要不惜一切代价采取攻势。一八九四年福煦上校被任命为高等军事学校的教官，他在讲课时强调，确实，要想赢得一场战争最终必须发动进攻。他像其他军官一样做了大量工作，以图使法国军队的思想从迷恋防御转变为树立起大规模进攻的信心。但是，尽管对正在迅速加强的防御火力——法国军官几乎没人重视新型机关枪或带刺铁丝网的作用，日本人刚刚在满洲进行的日俄战争中成功地证明了它们的威力——估计不足，福煦仍然强调，全力进攻必须服从于一定的“客观条件和主观判断”，而草率地发动进攻只能造成无法承受的损失并且导致最终的失败。

在那些让人头脑发热的日子里，军事学校的步兵战术教官亨利·菲利普·贝当上校几乎得不到任何人的支持，他在讲课时坚持认为，火力的对比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是否应当采取攻势。当你在火力方面拥有压倒性优势时，可以进攻；不然就要保持守势，直到取得火力优势。因此，他拒绝与那些认为应当不惜一切代价采取攻势的“少壮激进派”为伍。这一顽固立场使他在军官团里得到了一个悲观主义者的名声，几乎被认为是一个失败主义者，因此理所当然地被视为异端。将近一九一四年时，快到退休年龄的贝当仍然只是一名上校，就连他自己都相信，他的军事生涯马上就要结束了。 ^[75] 但是，由于命运的安排，他的军事生涯即将重新开始——这在未来的三十年将给法国带来惊人的后果，最初是有益的，后来则是灾难性的。

当福煦上校和他所鼓励的“少壮激进派”给法国军队带来智力和精神上的新生时，他们对于武器方面的技术革命并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年纪更大的那些将军甚至看不到新型武器的潜在价值——想象力的萎缩不仅在一九一四年威胁到法国的生存机会，而且在一九四〇年毁掉了法国的生存机会。当然，法国军队在一八八九年率先使用了带弹匣的勒贝尔式连发步枪。此前两年，法国人已经开始生产七十五毫米口径速射野战炮，这是当时最好的轻型大炮，性能比德国的七十七毫米口径大炮优越得多。不过，这种一流的“七十五毫米大炮”有个缺点，它的弹道是平直的。在法国打算进攻的阿尔萨斯和洛林山区，它将没有多大价值。法军总司令部痴迷于“七十五毫米大炮”的优良性能，以致忽略了重型大炮的研发工作，而德国人正在这样做。实际上，法军总司令部故意不发展重型大炮。巴黎的一些政界人士不理解这是为什么，于是，军方把原因告诉他们。

例如，直到一九〇九年，军方的一位代表还对国民议会财政委员会自信地宣称：“你们向我们提到重型大炮！感谢上帝，我们一门也没有！使法国军队强大的原因正是其大炮的精致灵巧。”

法军总司令部同样看不到新型机关枪的作用。新型机关枪已在日俄战争和巴尔干战争中被证明是一种极具杀伤力的防御性武器。可是，直到一九一〇年，步兵总监还自鸣得意地向一群议员透露，法军总参谋部正在进行的机关枪生产只是为了安慰一下公众舆论。“完全可以肯定，”他断言，“这种武器绝不会改变任何事情。”当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法军有两千挺机关枪，而德军则有五千挺。贝当上校曾经竭力劝说法军总司令部重视这种新式武器，但白费力气。他在要他起草的新的步兵手册中坚持阐述了这种观点，他的上司却把这些内容删除了。

将军们也看不到飞机在军事领域的潜在价值。法国人的创造才能曾经使法国在发展这种激动人心的新型机械方面处于领先地位。但是，年迈的军队领导人对此无动于衷。 ^[76] 就在战争爆发前不久，军事学校的校长现场观看了一场飞行表演。一些年轻军官强烈要求军队考虑使用飞机到前线和敌后侦察敌情，甚至用来向敌军阵地投掷炸弹。军事学校的长官 ^[77] 认为这都是些无稽之谈。望着在场地上空盘旋的当时那种相当原始的双翼飞机，他对一群军官同事大声说：“这一切——只是游戏！对于军队来说，飞机毫无用处！” ^[78]

一九一一年，在“少壮激进派”的怂恿下，不顾自身人员武器方面的弱点，法军总司令部做出重大决定，取消原先的所有防御性计划，采纳了一项要求在德军来犯时大举进攻的新计划。这就是在能干而木讷的新任总参谋长约瑟夫·塞萨尔·霞飞——他于一九一一年担任军中这一最高职务 ^[79] ——的指导下制订的著名的十七号计划（自从一八七〇年以来，前十六个计划都是防御性的）。这项计划要求，一旦德军发动袭击，大批法国军队将立即在阿尔萨斯和洛林地区投入进攻。尽管情报部门一再报告，德军的主攻部队可能取道中立的比利时而来，但是，霞飞及其总参谋部在他们的计划中对此并未多加考虑。他们的心思全都放在了法军的攻势上，这一攻势将解放两个失陷的法国省份并将德国人赶过莱茵河去。

法军总司令部确信，这次战争的胜败将由沿着国境线所进行的最初几场重大战役来决定。因此，它不怎么重视预备役部队，而且认为德国人也是如此。现役的正规部队很快就能解决问题。这是法国人做出的错误判断。由于敌人已经秘密决定将他们的预备役部队投入到迅速穿越比利时的重大行动之中，这一错误判断将使法国人付出惨重的代价。 ^[80]

约瑟夫·霞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