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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八九四年圣诞节的前三天，三十五岁的总参谋部见习军官德雷福斯上尉因向某大国出卖军事机密而被军事法庭判决犯有叛国罪。他被羞辱性地褫革军职并被判处终身监禁于魔鬼岛，那是位于闷热的南美圭亚那沿海的一处荒凉的法国流刑地。在法国，包括伟大的社会主义运动领导人让·饶勒斯在内的许多人都认为，因为如此卑劣的行径，应当枪毙德雷福斯。
德雷福斯是一名犹太人。对他的叛国罪判决使得由巴拿马丑闻 [45] 所引发的狂热的反犹运动在法国出现了一个高潮。这一判决显然使大部分公众确信，犹太人不仅应该对政界和财界上层出现的令人震惊的腐败行为负责，而且应该对向可恨的德国人出卖军事机密从而危及国家——这个国家仍然处在从一八七〇年普法战争的失败中慢慢恢复的痛苦过程中——安全的事情负责。军队中残留的为数不多的犹太军官以及其爱国心同样受到怀疑的人数多得多的新教徒军官，大部分被控制着军队的狂热的天主教徒军官和民族主义者军官排挤出军队。
德雷福斯事件的全部真相也许永远无法为人所知。 [46] 法国的历史学家倾向于认为，有一位从未被抓到的总参谋部军官确实向德国出卖了军事机密； [47] 另有一位不在总参谋部工作的军官与这起叛国罪行有牵连并被揭露了出来，但是，即使是后者的犯罪程度也没有完全查清楚。正如最高上诉法院在十二年的喧嚣和激烈争吵之后所最终阐释的那样，种种事实拼凑成一个极其荒诞离奇的故事，以致超出了任何一位小说作家的想象力。然而，此时我们所关心的与其说是德雷福斯事件这一史实本身——尽管它是那么引人入胜而且富于戏剧性——不如说是它所昭示的第三共和国的艰难历程。就像希腊戏剧中一开始就出现的决定命运的因素一样，即将降临的更大的灾难的种子在这个不幸的时刻埋进了法国社会的土壤。一个分裂的民族加剧了分裂，右派与左派之间的鸿沟扩大了，即使不是完全不可能实现，两派之间达成最终和解的希望更加渺茫。
在一八九四年十二月十九日于巴黎开庭的军事法庭上，军方检察机关起诉德雷福斯的唯一证据完全不足为信，以致陆军部长如果不铤而走险制造伪证嫁祸于这位犹太人上尉，他就很可能被宣判无罪。这份证据是一份被称为“ 清单 ”的文件。作为法语中一个完全清白的术语，“清单”的意思不过是逐条记载的交给某个人的文件材料的目录，但是，在 德雷福斯事件 期间，它将成为一个闻名世界的词汇。
然而，这份特定的 清单 并非一份清白的文件。它是一份逐条列出的机密军事文件的目录，这些文件被一名法国陆军军官交给了德国驻巴黎大使馆武官马克斯·冯·施瓦茨科彭上校，法国方面认为后者是德国在法国的军事间谍网的头目。上校收到了机密文件，却没有收到列出这些文件的 清单 。它被一名法国特工从德国大使馆偷了出来，并于一八九四年九月二十六日交给法军总参谋部二局统计处。著名的“ 二局 ”是法国军方的情报部门，而统计处则负责反间谍工作。
至少从三年前开始，法国反间谍机构就怀疑施瓦茨科彭在法军总参谋部里有一个不断向他提供机密军事情报的内线。军事地图不见了踪影，同样消失不见的还有说明新型炸药性能的文件、法国的动员计划以及与俄国合作——法国于一八九二年与长期以来被德国孤立的俄国签订了一项军事同盟条约——的计划。一些小人物被逮捕定罪。但是，反间谍处一直处在总参谋部要求其查出隐藏在自己内部的叛国分子的日益增大的压力下。 清单 列出了与120毫米口径新型大炮的工作性能和使用方法、法国炮兵的整编有关的绝密情报以及最新的野战炮兵射击手册，它只能来自总参谋部内部的军官或是在总参谋部里有同伙的人。陆军部长奥古斯特·梅西耶亲自下令查出这个犯罪分子。
凡是与德国和意大利武官有关的蛛丝马迹均受到了反复审查。有一封施瓦茨科彭写给他的助手的信，他指示助手付给“默兹河要塞的那个人”或他的母亲三百法郎，以换取更多的边境地图。有一张被截获的便条是施瓦茨科彭写给他的意大利同行、意大利大使馆武官帕尼扎尔迪（两位军官在他们的来往信件中均署名“亚历山德林”）的，便条的开头写道：“随函附上无赖D——让我转交给您的十二幅尼斯地区的详细地图。”
虽然法国情报人员认为德国武官不大可能暴露他的间谍姓名的首字母，总参谋部的怀疑还是落到了绘制这些地图的地图学会的一位名叫迪布瓦的职员身上，而且他有一个母亲，这就越发让人怀疑他很可能就是“默兹河要塞的那个人”。但是，经过认真调查之后，没有发现什么可以给迪布瓦定罪的证据。作为一名普通职员，他没有机会接触 清单 所泄露的那一类情报。只有总参谋部里的某个人才能了解这些机密。由于清单上的文件大部分涉及炮兵，这个人应当是一名炮兵军官，而且还有机会了解军队其他部门的情况。这些限制条件正好适合尚未分配到总参谋部某一具体部门，但是在所有部门临时工作过的见习军官。情报二局反间谍部门负责人让·桑德埃尔上校屏住呼吸顺着姓名以“D”开头的见习军官的名单找下去，他的目光落在德雷福斯的名字上。这个名字使他清楚地想起一件往事。就在一年以前，他曾经对委派这位年轻的炮兵军官到总参谋部工作提出正式的反对意见。他称德雷福斯是一个“威胁国家安全的危险分子”，但是，他的反对意见被上级驳回。此时，他立即断定自己发现了叛国者。当初只有他以先见之明反对派往总参谋部工作的那个犹太人就是叛国者。
他所采取的第一个措施是把德雷福斯的笔迹样本与 清单 的笔迹进行对比。正如他所怀疑的那样，两种笔迹非常相似。他请来几位笔迹鉴定专家。尽管专家们意见不一，但是大家一致认为这份 清单 很可能是德雷福斯上尉写的。以此为据，而且仅仅以此为据，德雷福斯因涉嫌犯有重大叛国罪于十月十五日被逮捕，随后被关押在谢尔什—米迪军事监狱。
在军事法庭开庭审理德雷福斯案件之前，巴黎的新闻界就已上百次宣告他有罪。新闻界的不负责任和腐化堕落助长了第三共和国时期法国社会风气的败坏，使其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甚至在审判之前就唆使新闻界认定一名军官有罪的正是军队自己。包括情报二局的于贝尔·亨利少校和陆军部长梅西耶将军在内的重要官员向巴黎报界提供材料，“证明”德雷福斯犯有叛国罪。
陆军部长在开庭几周前单独接受法国两家主要报纸《晨报》和《费加罗报》的采访时断言，德雷福斯肯定犯有叛国罪。“总参谋部已经了解到，”报纸援引梅西耶将军的话说，“三年多来，德雷福斯与某个外国间谍保持着联系，这个外国既不是意大利，也不是奥匈帝国。”梅西耶所指显而易见，德雷福斯是一名德国间谍。一八八四年十一月一日，德雷福斯上尉被捕两周之后，由亨利少校提供消息的反犹的《自由论坛报》“证实了”这一推断并且补充了更多的细节。在这位古怪的军官帮助下，该报第一个披露了这名因叛国嫌疑被逮捕的上尉的身份。
这名出卖我国国防机密从而犯下叛国罪行的卑鄙无耻的军官是德雷福斯上尉。……他于十五天前被逮捕并且已经全部招供。有充分的证据证明，他把我国的机密出卖给了德国。
很快，其他报纸开始反复报道这名叛国者已经对其可怕的罪行“供认不讳”，并且不断添加着它们自己凭空想象出来的细节。《不妥协者》宣称，德雷福斯是一个赌徒，一夜之间就能输掉两三千法郎。巴黎的两家最保守显然也是最可信赖的报纸《时报》和《晨报》向它们的读者解释说，德雷福斯因为在尼斯迷上一个意大利美人而成为间谍，这位“出身豪门”、人称“ 爱情魔术师 ”的女士是一名意大利间谍，她诱使犹太人上尉把从法军总参谋部拿来的机密文件交给她。《自由论坛报》的加斯东·梅里发现，德雷福斯还有几个使他身败名裂的情人，他与“巴黎犹太人上流社会的某些女士”过从甚密，她们“形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从事间谍叛国活动的中心”。另一些报刊则含蓄地指出，叛国者德雷福斯在派驻布尔日弹药厂期间，曾将新型榴霰弹的秘密配方出卖给德国人。
其实，查明所有这些指控的真相并不困难。德雷福斯是在德国人获得新型炮弹的秘密很长时间 以后 才第一次到布尔日工作的。他在候审期间没有认罪；实际上他坚称自己是无辜的。至于他的赌博及其耸人听闻的爱情生活，巴黎警察局长勒皮纳应军方的要求进行了调查。他发现了一个劣迹斑斑的德雷福斯，不过这个人的教名是马克斯。勒皮纳向军方汇报说，阿尔弗雷德·德雷福斯上尉是一个以家庭生活为中心的相当富有的年轻人，极少脱离幸福家庭的怀抱。 [48] 由于他的家境优裕，所以不大可能为了钱财从事叛国活动。
然而，最重要的是，法国的新闻界认为德雷福斯的罪行昭彰，因为他是一个犹太人，因为“犹太人国际”正在密谋毁灭法兰西。由好斗的反犹分子和天主教徒所控制的那一部分舆论工具在这方面尤甚。天主教的《十字架》日报发表评论说：“德雷福斯是决意毁灭法兰西民族的犹太人国际的一名间谍。”《自由论坛报》则断言：“像德雷福斯这样的犹太人也许只是为犹太大金融家效力的低级间谍。这些犹太大金融家是一个巨大的犹太人阴谋的推动者，这个阴谋是要将我们五花大绑地交给敌人。”
很快，报纸就开始报道犹太人正在向政府施加压力，企图迫使政府撤销德雷福斯案件并且释放这名有罪的上尉。实际上，由于证据不足，政府对于是否进行审判正犹豫不决。到十二月初，舆论导向已经使法国的所有报纸读者相信德雷福斯有罪。他们期待的不是这位上尉走上法庭的日子，他们期待的是一个军事法庭来证实他们所听信的一切，并对这个犹太叛国者进行最严厉的法律制裁。尽管死刑已于几年前废除，一些报纸仍在要求将其判处死刑。慑于舆论的喧嚣，政府确定一八九四年十二月十九日为军事法庭开庭的日期。
由于指控德雷福斯的证据只有那份 清单 ，而且笔迹鉴定专家也未能就其为上尉所写达成一致，加之上尉本人很有说服力地详细证明，因为他并不知道清单所列出的许多情报，这份清单不可能是他写的，因此，在第一天的庭审结束时，军事法庭看来好像将不得不以证据不足宣布被告无罪释放。陆军部出席审判的观察员乔治·皮卡尔少校就是这样报告的。但是，皮卡尔并不知道，他的上司以及他的总参谋部同事、反间谍部门的第三号人物于贝尔·亨利少校现在已决心不惜任何代价、不顾法律规定而使德雷福斯被判有罪。皮卡尔的正直不阿终将使他成为 德雷福斯事件 中最伟大的英雄，代价是使军方蒙羞并且暂时断送了他在军队的前程。
亨利采取了第一步行动。他是总参谋部里唯一一名行伍出身的军官。出身富贵的军官们对他那种粗鲁直率的军士长作风心怀畏惧，但是毫不怀疑他爱国或诚实。根据政府的坚决要求，而且不顾被告方的强烈反对，军事法庭的审判 秘密 进行。亨利提出了一项重大指控。他做证说，“一位十分可靠的先生”警告他，陆军部里有一名叛国者。“叛国者就在那里！”亨利手指被告席上的被告大声喊道。当德雷福斯的律师根据法国法律关于被告有权与指控者当面对质的规定要求说出这位“十分可靠的先生” [49] 的姓名时，亨利抚摸着自己的军帽答道：“一个军官脑袋里藏着的秘密甚至都不会让他戴的军帽知道。”主审法官也为他帮腔。“你不必说出这个人的名字。”法官说，“只要你以一个军官的名誉发誓，这个人告诉你叛国者是德雷福斯就行了。”亨利少校再次大声喊道：“我发誓！”
这对德雷福斯是个沉重的打击，而在四天的庭审结束时，确切地说，是在审讯结束、军事法庭的法官宣布休庭以商议他们的裁定后，一个更加具有毁灭性的打击即将到来。在古怪的总参谋部少校梅西耶·迪·帕蒂·德·克朗侯爵的协助下，梅西耶将军在陆军部为德雷福斯编造了一份秘密档案。他确信，这份档案将在法官结束听证休庭商议判决时影响他们。尽管梅西耶将军非常清楚，在不通知被告方的情况下将这份档案提交法庭明显违法，但是，现在他要铤而走险了。这个犹太人必须被定罪。
像许多卷入德雷福斯事件的人一样，身为一个名门世家后裔的帕蒂·德·克朗少校性格乖僻。厌倦了第三共和国资产阶级上流社会生活的帕蒂少校生活在一个充满了幼稚幻想和阴谋诡计的特殊世界里。与许多极端保守的军官一样，他受到一种想法的困扰：法国到处都是间谍，即使这些间谍并不全是犹太人，大部分也是犹太人。两年来，他派人跟踪自己的一个亲戚，因为这个亲戚会说几种外语并且多次出国旅行，所以想必是一名间谍。
这位侯爵立即为陆军部长编制了一份德雷福斯的犯罪履历，旨在证明这个犹太人的整个军旅生涯都是在从事叛国活动。帕蒂写道，德雷福斯毫无疑问就是向敌人出卖机密军事地图的“默兹河要塞的那个人”；在布尔日将新型榴霰弹的秘密配方交给德国人的也是这个犹太人；当施瓦茨科彭上校写下“无赖D——”时，他指的还是德雷福斯。塞进梅西耶将军的德雷福斯秘密档案中的还有一份在这个犹太人被捕两周之后才出现的“证据”。这是被法国方面破译的一份意大利大使馆武官帕尼扎尔迪上校发往罗马的电报。像他的德国同行一样，帕尼扎尔迪对德雷福斯的被捕以及巴黎新闻界耸人听闻的揭露性报道迷惑不解。十一月二日，他给罗马发去一封密码电报：“如果D.上尉与你们没有关系，请给予否认以消除新闻界的流言蜚语。”
为了推动德雷福斯案件的进展，帕蒂少校篡改了电文，电文现在变成了：“D.被捕。采取了预防措施。已警告密使。”电报就这样被塞进了情报二局的德雷福斯档案。帕蒂编造的这个“叛国者”的奇特履历和履历所提到的那些文件以及梅西耶将军的一封简短附函被装进一个密封的档案袋，由帕蒂在军事法庭结束听证时私下里偷偷地亲手交给了主审法官。主审法官被要求在法庭作出裁决之前先向他的同事们宣读档案袋里的文件，然后再将档案袋封还帕蒂。正如后来所披露的那样，梅西耶将军打算销毁他本人的附函，而将档案中的原始“文件”散布出去。
除了其他内容之外，梅西耶将军在给法官的附函中写道：“叛国者的名字是以D开头的……一般推断：以上犯罪事实乃德雷福斯所为……出卖尼斯地图的D.、开具 清单 者与德雷福斯上尉只可能是一个人而且是同一个人。”
正如被告律师后来所说，他本可以把这样的“证据”和梅西耶将军的草率推断驳得体无完肤。但是，直到很久以后他才知道这些东西的存在。即使到了那时，他最初还是无法相信，总参谋部和受人尊敬的陆军部长竟敢公然违反刑法第一百〇一条的规定，编造这样的虚假“证据”，并在不告知他这个被告律师的情况下，偷偷将其交给法庭。
法国军方达到了给德雷福斯定罪的目的。军事法庭一致做出有罪判决。接着，在 高等军事学校 的阅兵广场公开举行了一个仪式，褫革这位被定罪的叛国者的军职。仪式的场面十分残忍，以致事隔七十年后只是阅读一下对它的描述仍然让人作呕：有罪军官的肩章及其总参谋部军裤上的红色军阶纹饰被撕下，他的军刀被折断，与此同时，围观的民众高喊着：“处死犹太人！” [50] 褫革军职仪式结束后，德雷福斯被解送魔鬼岛。在那里，昼夜持续的要命的闷热天气慢慢消耗着他的生命。根据法国政府的指示，他被长期囚禁在狭窄的石砌牢房里，一天二十四小时，晚上还要把他的双脚铐在床腿之间的一根铁柱上。由于根本不可能从这个南美沿海的偏僻小岛逃走，他所受到的待遇只能被认为是一个文明的政府从高度文明的都市巴黎下令实施的一种酷刑。
德雷福斯被褫革军职
对于政府、军方和普通民众来说，德雷福斯案件到此结束。叛国者被逮捕并受到审判，然后根据法律被判刑。然而，有几个人认为，德雷福斯肯定是清白无辜的，如果确实有什么叛国行为存在的话，那应该是其他军官所为。这些人包括他的妻子和哥哥，还有他的律师、年长而备受尊敬的虔诚天主教徒埃德加·德芒热。甚至在乔治·皮卡尔少校的头脑里，也隐约存在着种种疑问。皮卡尔少校通常并不喜欢犹太人，也不喜欢德雷福斯，而且他还是这位年轻上尉在总参谋部的监督人。作为陆军部出席审判的观察员，他曾因证据不足而困惑。审判结束六个月后，皮卡尔被任命为 情报二局 反间谍部门的负责人。他的上级要求他调查可能促使德雷福斯背叛祖国的动机——这是一个仍然令军方领导人大惑不解的问题。皮卡尔没有发现德雷福斯的任何犯罪动机，但是，他却揭露出另外一些事情，这使他的生活几乎像德雷福斯一样发生了巨变，并且使他的国家和军队陷入一场新的云谲波诡的危机。结果，正义最终获得了胜利。
在接下来的十二年时间里，法国将被围绕着这一案件的是非曲直而展开的争斗弄得四分五裂，这场争斗有时近乎一场虽不流血却异常激烈的内战。家庭破裂，老友反目，决斗盛行，政府垮台，前程断送。一些人进了监狱，一些人自杀身亡。街头出现骚乱，暴徒威胁要杀死那些胆敢带头对这个被判刑的犹太人的罪行表示怀疑的人。共和国总统被人吐了口水并且遭到棍棒的袭击。整个国家似乎被盲目的仇恨和偏执所吞噬。它不可救药、歇斯底里地分裂成为两个阵营：以右派为主的一方相信德雷福斯有罪；以左派为主的一方在几年之后开始相信他是清白无辜的，是一次恶意的错误判决的受害者，这次错误判决在极端保守派、反犹势力和军官团的操纵下做出，并在最高上诉法院揭露了虚假证词和伪造证据之后被继续维持。
早在法国人所谓的 事件 结束之前很长时间，德雷福斯是否有罪的问题就几乎已经从激烈的争论中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场关于法国社会道德观念的大论战，这场论战的阴影从那以后一直笼罩着第三共和国。因为，对于军方领导人及其在教会和各个保守阶层的支持者来说，最重要的问题不是德雷福斯是否有罪（虽然他们相信他有罪），而是即使他是无辜的，让他经受地狱般的折磨（就像他正在魔鬼岛实实在在地经受的那样）也比让赖以保卫国家的法国军队的威信和荣誉受到非议好得多。比起 国家 的命运和荣誉，一个人的生命和荣誉又有什么意义呢？ [51] 如果坚持以绝对真理和绝对正义对待个人、坚持完全不论种族和宗教信仰尊重个人的人格就要损害人民对军方领导人的信任并使他们对合法当局失去信心从而削弱国家的力量，那么，坚持这些又有什么实际意义？国家利益应当置于其他一切利益之上，纵观历史，个人就像真理和正义一样，要为国家利益做出牺牲。
作家保罗·莱奥托在向为于贝尔·亨利上校——他在承认伪造文件诬陷德雷福斯并被军方逮捕之后自杀身亡——的遗孀发起的募捐活动捐款时所写的附言典型地表达了这种右派的道德观念：“ 为了秩序，反对正义和真理！ ” [52] 尽管亨利上校承认伪造证据帮助陷害一个无辜的人，他仍然被 反德雷福斯阵营 视为英雄。正在崭露头角的青年诗人兼新闻记者夏尔·莫拉斯——他将在德雷福斯事件的废墟上创建保王和极端民族主义运动“法兰西行动”——发表在君主主义报纸《法兰西新闻报》上的一篇文章首先引起人们的注意。文章为亨利上校的欺骗行为进行辩护，认为他的行为不仅是爱国的，而且具有道德依据。莫拉斯写道，亨利伪造证据是一种“忠于国家的爱国”的行为，他的行为“是为了捍卫大家的利益和荣誉”。莫拉斯补充说，亨利上校的牺牲是一位“道德家或政治家”所做出的牺牲。他断言，亨利的行为将“永垂不朽”。
不过，在法国还存在着另一种比右派的道德观念更为古老而且更加普遍的道德价值观念。尽管这种道德观念在动荡的十余年间屡遭挫折，可是，一旦新发现的证据——它们证明德雷福斯是某种残忍的非正义行为的受害者——在越来越多的公民心中唤醒了这种道德观念，它就取得了最终的胜利。这种道德观念就是：无论是在什么地方，无论可能导致或者产生什么后果，真理就是真理，正义就是正义；就此而言，社会和军队必须绝对尊重这种道德观念，否则的话，它们就不可能——也不应当——继续存在。如果军方已经不公正地判处一个无辜的人犯有叛国罪，那就要让它纠正自己的错误。本着这一结论，最初只是私下议论，随后逐渐发展成为大声疾呼，迅速出现了要求“重审”德雷福斯案件的声音。
指控其“正在危害国家和军队”也不能阻止那些坚决要求重审的人，他们包括激进共和派政治家，如乔治·克列孟梭；社会主义运动领导人，如饶勒斯；作家，如埃米尔·左拉与阿纳托尔·法朗士和近乎圣徒般的青年诗人夏尔·贝玑以及大学教授和公立学校的教师们。贝玑正是以国家荣誉的名义为德雷福斯伸张正义的，因为在他看来，一个国家的荣誉必须建立在真理的基础上，而谎言则会玷污它。他在那段日子的后期写道：“由于热爱真理和正义、不能接受虚假的事物、无法容忍谎言和不公，我们倾注了所有时间和精力。”最终，他们将会得到回报。
一八九六年三月的一天，德雷福斯开始在魔鬼岛终身服刑一年多以后，法国情报机构截获了德国驻巴黎大使馆武官写给一名法国陆军军官的一封信件。信中要求“对所关心的问题给予更加详尽的解释”。它是寄给巴黎仁爱街二十七号的陆军少校费迪南·瓦尔桑—埃斯特哈齐伯爵的。这是一封气压传送信件，通过气压传送管道投递，由于邮局所出售的用于这种通信方式的信纸的颜色，它在法国被称为 蓝色便条 。在 德雷福斯事件 中，这张 蓝色便条 将成为与那份 清单 同样著名的文件。
“什么，又一名间谍？”当一名下级军官把这封信放在皮卡尔的办公桌上时，后者问道。粗略地看了一下这封信之后，他命令对埃斯特哈齐少校进行例行调查，结果发现埃斯特哈齐是一个匈牙利豪门望族的后裔——埃斯特哈齐家族在整个欧洲都声名显赫。虽然埃斯特哈齐出生在巴黎，但他曾于一八六六年加入奥地利军队与普鲁士作战，四年后又加入法国军队与同一个敌人作战。他有优良的战时记录，私生活却是另一种情况。他沉迷于赌博，经常负债。他挥霍妻子的嫁妆，参与各种不正当的金钱交易，并与多个情妇发生纠纷。目前他是驻扎在鲁昂的第七十四步兵团的一个营长。一段时间以来，他一直在申请一个总参谋部情报局的职位，他强调自己通晓七种外语，并且十分熟悉德国、奥地利和意大利事务的背景情况。他在情报局里有一个朋友，那就是亨利少校，后者始终支持他的申请。
在考虑 蓝色便条 的问题时，埃斯特哈齐的书面申请送到皮卡尔这里，他觉得上面的笔迹有点眼熟。他想起闲暇时一直研究的德雷福斯档案，于是从中抽出了那份 清单 。他兴奋地请来几位笔迹鉴定专家，甚至请来了帕蒂少校，后者曾经以其在笔迹学方面的经验第一个得出结论认为 清单 是德雷福斯写的。如今，就像当初一样，这位侯爵确信 清单 是埃斯特哈齐写的。“这当然是同一个人的笔迹！”他惊叫道。其他专家表示同意。于是皮卡尔坚信，埃斯特哈齐是 清单 的作者， 蓝色便条 已经证明他与施瓦茨科彭上校之间有叛国通敌的通信联系，因此，他也就是那名一直在向德国人出卖军事机密的军官。所以，德雷福斯肯定是无辜的。
他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副总参谋长夏尔·贡斯将军，并且敦促陆军主动重审德雷福斯案件，以平息舆论关于军方正在设法永久维持不公正判决的指责。他提醒上司，得到越来越多的政界要人支持的德雷福斯家族正在坚决要求重新进行一次审判。他认为，军方应当行动在先。假如贡斯将军接受了这一忠告，军队也许可以避免很快就将出现的信任危机，国家肯定也将因此避免这场动摇了其根基的社会危机。对于军队来说，这是一个体面退避的大好机会，只要承认可能做出过一次不公正的判决。
但是，贡斯将军不是那种愿意以这种方式损害军队的军官。他申斥刚刚晋升为中校的皮卡尔，不要试图把两起案件搅和在一起。“德雷福斯案件已经结案，”他固执地说。“何况，”他接着说，“这个犹太人是否待在魔鬼岛与你又有什么关系？”
“他是无辜的。”皮卡尔答道。
贡斯将军审视了这位不知天高地厚的年轻中校片刻，然后说道：“只要你保持沉默，就不会有人想要去发现什么问题。”
“将军，”皮卡尔喊道，他似乎忘记了自己的身份，“您的话太可怕了。我不知道我会做什么。但我不会把这个秘密带进坟墓。”
紧接着皮卡尔知道的是贡斯将军下令把他调往突尼斯前线，法国军队正在那里与阿拉伯人进行着零星的战斗。据后来的法庭证词显示，一些将军希望这位制造麻烦的中校最好不要活着回来。
但是，皮卡尔比他的上司所意识到的要坚强得多。他在其他方面也不同于大部分普通军官。作为一个对历史、哲学和文学具有浓厚兴趣的人，他那学识渊博的头脑从未停止过思考，因此，他的视野比他的大多数同事开阔得多。更为重要的是，他的性格坚强，对于超越所有职业考虑的形式正义怀有一颗赤诚的心。他在警告上司时说过，他不会把德雷福斯无辜受害的秘密带进坟墓。他说话是算数的。
一八九七年四月二日，他以个人名义给共和国总统写了封信，声明他深信德雷福斯是无辜的，指出真正的叛国者是埃斯特哈齐，而德雷福斯受到了陷害。他没有将这封信付邮，而是在两个月后他要离开巴黎时将其留给自己的朋友兼律师路易·勒布卢瓦，嘱咐后者在他死后将这封信交给总统。在勒布卢瓦发誓保守秘密的情况下，皮卡尔把所发现的证据透露给他的这位律师。他后来同意，勒布卢瓦可以把事实真相告诉某些关心这起案件的可以信赖的国民议会议员，条件是不得说明他是这些消息的来源。正是后面这一举动最终激怒了那些将军以及其他反德雷福斯分子，导致皮卡尔遭到贬黜和监禁，而勒布卢瓦则一度被取消作为律师在法国出庭的资格。
但是，真相立即泄露出去并传播开来。德高望重的参议院副议长奥古斯特·舍雷—凯斯特纳开始对案件产生兴趣。他是一位保守的实业家，与德雷福斯、皮卡尔和勒布卢瓦一样，他也是阿尔萨斯人。激进的共和派政治家、来自旺代的报纸主编乔治·克列孟梭同样开始关注案件。他看上去像一个蒙古人，具有岩石般坚毅的性格，对迷途的人类持强烈的怀疑主义态度，在追求正义的道路上充满任何人都无法遏制的激情。最初他也像几乎所有人一样相信德雷福斯有罪，并且曾经用其惯用的激烈言辞谴责过这个“叛国者”。但是，在事实真相逐渐水落石出的过程中，他竭尽全力为案件的重审大声疾呼，多年来日复一日坚持不懈地向军方和政府施加压力，直到最后，他为自己主办的《震旦报》撰写了八百多篇关于 德雷福斯事件 的文章。不久，他将在自己的专栏里刊登一篇由一位著名小说家撰写的文章。就在合法当局以为重审案件的要求已经被彻底扼杀时，这篇文章使案件闹得沸反盈天。
事态现在发展得越来越快。一八九七年十一月十六日，一直竭力争取还弟弟清白的马蒂厄·德雷福斯公开检举埃斯特哈齐是 清单 的作者。埃斯特哈齐要求在军事法庭受审以证明自己的清白，军方接受了他的要求。一八九八年一月十一日，法官经过三分钟的商议后一致裁定埃斯特哈齐无罪。当天晚上，大批民众拥上街头，高呼“埃斯特哈齐万岁！军队万岁！处死犹太人！”第二天，为指控埃斯特哈齐出庭做证的皮卡尔中校被逮捕，然后被关押在瓦莱里安山军事要塞。
第二天，一月十三日，小说家埃米尔·左拉致共和国总统的一封公开信突然出现在德雷福斯事件的舞台上。它发表在《震旦报》上，克列孟梭的编辑才华灵光一闪，给它加了一个将使其闻名世界的标题：《我控诉！》（ J’Accuse! ）。这封公开信标志着德雷福斯事件的重要转折点。它似乎表明，在法国，笔终究比剑更有力。
左拉撰写的《我控诉！》
作为一位有争议的小说家，此时左拉的名声正如日中天；他受到赞扬，也遭到攻击；不仅在法国，而且在整个西方世界拥有广泛的读者。他的二十卷本系列长篇小说《卢贡—马卡尔家族》奠定了他在文坛的地位。他正在完成总标题为《三城市》的长篇小说三部曲的第三部《巴黎》的创作。他的世界级声誉已经给他的作品带来了可观的销量，从而使他得到了大笔金钱。他没必要进一步博取名声，尽管反德雷福斯分子立即指责他是在沽名钓誉。
他的公开信言辞激烈，控诉有力。他指名控诉那些将军，特别谴责现在已是上校的帕蒂·德·克朗蓄意诬陷德雷福斯；他控诉军方直接 下令 判决真正的叛国者埃斯特哈齐无罪。他在公开信的末尾向政府和军方提出挑战，问它们是否敢于以诽谤罪将他送上法庭。
他的挑战被接受了。在军方的催促下，政府立即采取行动起诉左拉。但是，由于拿定主意决不撤销对德雷福斯案件的判决，政府只对左拉控诉“军方下令判决埃斯特哈齐无罪”提起公诉。这就可以防止被告提出军方诬陷德雷福斯的证据。
喧闹的审讯持续了两周，而陪审团只用了不到一个小时就判决左拉有罪。他被处以最严厉的刑罚，监禁一年，罚款三千法郎。那天他能活着回家应该算是幸运的。拥入审判大厅走廊的暴民高喊“处死左拉！处死犹太人！”，他们想对左拉施以私刑。当天晚上，左拉的住处遭到愤怒的示威者的石块袭击。 [53] 就连朱尔·梅利纳总理也参与了这场反犹骚乱。他对国民议会说：“愚蠢地使这种积蓄已久的仇恨运动爆发的犹太人给自己——犹太人和那些似乎以毒化社会环境和煽动血腥仇恨为乐的知识分子精英——招来了一个不容异端的世纪。”他保证，“从今天起”，将以“最严厉的法律手段对付他们”。国民议会对他的发言报以热烈掌声，并以四百二十八票对五十四票通过一项决议：
国民议会吁请政府大力镇压这一场由外国金钱资助的为叛国者德雷福斯恢复名誉的……丑恶运动——法庭根据二十七名法国军官的证词一致判决德雷福斯有罪，而他本人也对自己的罪行供认不讳。
此时几乎像德雷福斯一样成为军官团仇恨对象的皮卡尔中校从容坚定地在审判左拉的法庭上作证，证明军方用以指控德雷福斯的主要文件——意大利大使馆武官指名道姓地说德雷福斯是间谍的那一份文件——显然是伪造的。一八九八年二月二十六日，左拉被判有罪三天后，皮卡尔因其行为与军人的身份不符而被军队开除军籍。他的律师勒布卢瓦则因与其朋友和委托人有牵连而被取消作为律师出庭的资格六个月。
德雷福斯事件似乎终于被镇压下去了。如果不是因为军方和坚信德雷福斯有罪的新任陆军部长——一位名叫戈德弗鲁瓦·卡韦尼亚克的忠实的共和派众议员——过于自信的话，德雷福斯事件很可能被永久地镇压下去。一八九八年七月七日，卡韦尼亚克在国民议会起立发言，决心彻底结束由德雷福斯案件引起的动乱。他宣称军方拥有证明德雷福斯有罪的无可辩驳的证据，并且第一次将这些证据公之于世。他向议员们宣读了三份用以控告德雷福斯的文件。在这些文件中，德国和意大利武官谈到了“无赖D——”，而帕尼扎尔迪上校实际上指名道姓地说德雷福斯就是间谍。全体议员向卡韦尼亚克的勇气报以暴风雨般的掌声。国民议会经过投票一致同意将陆军部长演说的全文张贴在全国三万六千个市镇的公告栏里。新上任的文职陆军部长一时间成为英雄人物。在他的胜利的鼓舞下，有人向内阁建议，以阴谋破坏国家安全罪将包括舍雷—凯斯特纳参议员、克列孟梭、左拉、皮卡尔以及另外二十个人在内的德雷福斯的主要支持者带到行使最高法院职权的参议院进行审判。
接着，卡韦尼亚克开始遭殃。七月十日，当时已被军队开除的皮卡尔给总理写了一封信，对后者盲目相信卡韦尼亚克表示遗憾。这封信立即被克列孟梭发表在《震旦报》上。
由于陆军部长向国民议会引述了据称是赖以给德雷福斯定罪的三份秘密文件，我认为有责任告诉您，我能够在一个适当的法庭上证明，一八九四年的那两份文件与德雷福斯无关，而日期标明为一八九六年的那一份则布满了伪造的痕迹。
卡韦尼亚克勃然大怒，下令以泄露国家机密的罪名逮捕皮卡尔。埃斯特哈齐也被逮捕——不是以涉嫌叛国罪，而是被控道德行为不符合军官的身份。局势再次紧张起来。
为了回击皮卡尔关于伪造证据的指控，陆军部长命令总参谋部的年轻军官路易·屈涅上尉重新检查德雷福斯的档案，以确定他所引述的那几份文件的可靠性。使卡韦尼亚克震惊的是，这位年轻军官很快就发现，被陆军部长在其伟大的演说中作为证明德雷福斯有罪的“无可辩驳的证据”而引述的三份文件之一，即意大利大使馆武官写给施瓦茨科彭的那封指名道姓地说德雷福斯是罪犯的信是伪造的——它最有可能出自亨利上校之手。陆军部长亲自召来亨利上校严厉训斥。在总参谋长及其副手在场的情况下，亨利上校承认了伪造文件的行为。他当场被捕并被关押在瓦莱里安山军事要塞。同时，新闻界得知了亨利上校的供述。第二天，亨利被发现死在床上，他用剃须刀片切开了自己的喉咙。
虽然承认了自己的伪造行为，亨利上校却没有向卡韦尼亚克交代任何细节。不过，这些细节并没有与他一起进入坟墓。后来真相大白。一八九六年，当要求重审德雷福斯案件的呼声逐渐高涨时，亨利上校认为，也许用得着更多的指控那位已被判刑的上尉的“证据”。一张由帕尼扎尔迪上校写在意大利大使馆专用信笺上的邀请施瓦茨科彭上校赴宴的便条被法国情报机构截获之后交给了亨利。亨利认为这是个机会，他请来一个形迹可疑的家伙，此人名叫勒梅西埃—皮卡尔，擅长伪造笔迹。在他们找到的一张与意大利大使馆专用信笺相同的空白信纸上，亨利让勒梅西埃—皮卡尔抄写了一封意味深长的信：
亲爱的朋友，我听说一名众议员将向陆军部长质询有关德雷福斯的问题。如果罗马要求给予新的解释，我当然要说我与那个犹太人从来没有任何交往。如果问到你的话，你也会这样说吗？没有人会发现与他联系过的究竟是谁。
然后，亨利把这封信与帕尼扎尔迪在原来那张便条上的签名一起贴在意大利大使馆的专用信笺上。正是这份文件在屈涅上尉的仔细检查之后被发现是伪造的。屈涅永远不能原谅自己就这样捅了一个马蜂窝。他因为自己无意中给陆军部长和军队带来这么大的麻烦而悔恨不已，经常处于精神崩溃的边缘。他在余生中频繁发表文字和言论宣称德雷福斯有罪，试图弥补自己的过失。
勒梅西埃—皮卡尔没有比亨利多活几天。一天，在亨利以前的一名副官探访后不久，他被发现在自己的牢房里上吊自杀。
得知亨利自杀的消息后，埃斯特哈齐虽然可能因为觉得牵连到自己的一些秘密从此将永远不会暴露而松了一口气，不过，他还是决定最好离开这个国家。被捕之后，他因道德指控在军事法庭受审并被军队开除。他立即越过法比边界，然后从比利时逃往伦敦。受人尊敬的总参谋长布瓦代弗尔将军因在审判左拉的法庭上作证说这份文件真实可信而引咎辞职，他承认受了亨利上校的欺骗。卡韦尼亚克也辞了职，尽管他仍然置亨利伪造证据的事实于不顾而顽固地坚持认为德雷福斯有罪。他也许不了解亨利上校伪造证据的严重程度。他显然不知道，在加罪于德雷福斯的狂热心态驱使下，这位诡计多端的上校还凭空杜撰了德雷福斯写给德国皇帝本人的七封信件以及威廉二世的一封回信。由亨利上校提供的这些信件的摘要于一八九七年十二月十二日在罗什福尔的《不妥协者》报上发表。
伪造这些信件的目的旨在证明德雷福斯曾经写信给德国皇帝要求得到德国军队中的一官半职。威廉二世通过德国驻巴黎大使回答说，德雷福斯作为一名德国间谍继续留在法国军队中可以最有效地为德国服务。随后的信件“表明”，德雷福斯接受了这一建议。虽然德国皇帝至少一度抱怨“这个无赖”的胃口越来越大，不过，这个讨厌的家伙还是有用的。在法国政府于信件摘要发表当天正式予以否认并且声称这些“信件”并“不存在而且从未存在过”之后，罗什福尔向读者保证，在目前这种情况下，政府不得不“撒谎”，因此，这些信件是真实的。他声称，这些信件的原件均已退还德国大使馆，但它们的照片仍然保存在法国军队的档案里，并且向审判德雷福斯的军事法庭的法官出示过。正是以这些信件为依据，罗什福尔补充说，这个犹太人才被判定犯有叛国罪。
“法兰西在哪里？法国人遭遇了什么？”克列孟梭不久之后发出这样的悲鸣。的确，当一个人像此时身陷囹圄的皮卡尔中校公开宣誓作证所说的那样被人用非法提交给法庭的伪造证据判决犯有叛国罪时，法兰西在哪里？当一个军事法庭可以为埃斯特哈齐掩盖罪行而另一个民事法庭却判决左拉有罪时，法兰西在哪里？当一名承认伪造证据诬陷这位犹太人上尉并且宁愿自杀也不愿面对自己行为后果的上校竟然被拥戴为真理的殉道者时，法兰西在哪里？一名对这样一个是非颠倒的道德世界感到迷茫的外国人曾向年轻的法国记者保罗·布吕拉询问：“在这个国家里，诚实的人都上哪儿去了？”他得到的回答是：“他们都被吓坏了。” [54] [55]
在这种被恐惧和仇恨毒化了的环境中，第三共和国正在受到进一步的削弱。至少有两个小集团认为时机和条件已经成熟，企图推翻第三共和国。那位被判刑的军官的妻子露西·德雷福斯夫人已经正式向法院提出上诉，要求重新进行审判。十月二十九日，最高上诉法院刑事法庭同意重审案件。几周之前，当人们预料到法院将会做出这一决定时，新闻界和国民议会已经掀起了一场新的风暴。刑事法庭的法官受到指控，说他们准备把法国出卖给德国。人们指责他们是卖国贼。《不妥协者》报的罗什福尔提议挖出所有法官的眼珠——这是对待卖国贼的唯一办法。编辑和议员们叫嚷着，如果把德雷福斯案件的机密文件交给这样一个法庭的法官过目的话，第二天这些文件就会出现在德国皇帝的手中。
在这场混乱中，保王党人死灰复燃。流亡的奥尔良派王位觊觎者在法国的代理人备受鼓舞，以致开始起草国王未来的大臣、高级文武官员以及地方行政长官的名单，并且急电正在波希米亚狩猎的奥尔良公爵，要他在国民议会秋季会期开始前的十月二十四日回到邻近法国的布鲁塞尔。几个月后，当一场新的危机在共和国总统的葬礼期间发生时，这位王位觊觎者被安排在法比边界附近守候，随时准备踏上前往巴黎的短途旅程，到那里去加冕为王。
一八九九年二月十六日傍晚，来自勒阿弗尔的前皮革商人、担任共和国总统之前曾长期在国民议会以及历届内阁中任职的费利克斯·富尔在爱丽舍宫他自己的办公室里突然死于中风。迅速传遍巴黎的关于富尔死亡情况的流言蜚语很可能具有事实依据。这些流言蜚语提到，在总统中风前的几个小时，一位画家年轻美貌的妻子一直待在总统办公室的长沙发上。在把总统夫人请来之前，画家的妻子被从一道侧门秘密地迅速带离这个高贵的房间。无论如何，关于总统死因的众说纷纭——狂热的民族主义领导人保罗·德鲁莱德的报纸指控犹太人杀害了总统——也许有助于暂时缓和德雷福斯事件所造成的紧张局势。但是，比总统的死因更为重要的事实是，他的去世使坚决反对重审德雷福斯案件的阵营失去了一位最有影响力的人物。
两天后，国民议会选举出身于小城市的温和派律师埃米尔·卢贝继任富尔的职位。众所周知，卢贝赞成在法庭上给德雷福斯一个新的机会。这个理由足以使反对德雷福斯的新闻界对卢贝歇斯底里大发作。当这位新当选的总统在选举之后从凡尔赛返回巴黎时，他在大街上受到由德鲁莱德及其极端民族主义的 爱国者联盟 所组织的充满敌意的暴徒的迎接。有人怂恿当年支持过布朗热的德鲁莱德率领暴徒冲进爱丽舍宫赶走新任总统。他决定等到二月二十三日为富尔举行葬礼时采取行动。
德鲁莱德把一份公然呼吁废除一八七五年宪法的声明装进衣袋，由作家莫里斯·巴雷斯陪同在民族广场聚集了他的追随者，一些来自其他反犹主义和保王党人组织的流氓恶棍壮大了他的队伍。他的计划是拦住从葬礼上返回的军队，说服其指挥官与他的队伍一起向总统府进军，他将在那里接管政权。据说，他知道奥尔良公爵已经到达边境地区并且对此感到不快，因为他是一名坚定的共和派人士，只不过他想要的是另一种类型的共和国，一种像布朗热（和路易·拿破仑）曾经要求的那样由公民投票而不是由国民议会投票决定国家事务的共和国。
当走在军队最前面的罗热将军到达时，德鲁莱德拦住了他，恳求他率领军队掉转回头向爱丽舍宫进军。但是，这位骑在马背上的将军非常谨慎，因此对德鲁莱德的请求不感兴趣。他拔出军刀将这名煽动闹事者赶到一边，率领军队回到附近的兵营。在那里，他以扰乱治安的罪名派人逮捕了德鲁莱德及其追随者。尽管这一事件以闹剧收场，但是，假如处在罗热将军位置上的是另一些更加同情德鲁莱德的将军中的任何一位的话，德鲁莱德的计划很可能就成功了。
共和国又一次受到了威胁。接下来在八月份，当德鲁莱德与奥尔良派成员、波拿巴主义者以及反犹分子的首领勾结起来策划新的反政府阴谋时，当时已由更积极的瓦尔德克—卢梭总理领导的法国政府逮捕了这伙阴谋分子，并将他们送交行使最高法院职权的参议院审判。此前曾因二月二十三日事件被巴黎的一个陪审团迅速判决无罪的德鲁莱德这一次被判决有罪，他被判逐出法国，流放十年。
反德雷福斯的势力叫嚣说，最高上诉法院刑事法庭的法官正在阴险地密谋为那个被判刑的犹太人恢复名誉。在这一叫嚣的威胁下，国民议会——严重违反宪法地——通过了一项法律，将上诉案件的管辖权移交给由最高上诉法院全部三个法庭组成的合议庭。据信，该合议庭的大多数法官反对重审。
不管他们有什么先入之见，在听取了证据介绍以及法院民事法庭庭长所起草的关于本案的报告后，四十六位法官于一八九九年七月三日做出裁定，撤销对德雷福斯的有罪判决，指令雷恩军事法庭重新审判。在魔鬼岛上度过了将近五年的监禁生活后，德雷福斯被带回另一个军事法庭。顺便说一下，帕蒂·德·克朗侯爵因在德雷福斯案件中犯有伪造文件罪而被监禁于谢尔什—米迪军事监狱；皮卡尔中校在被关押了三百二十四天之后获释；左拉相信正义最终取得了胜利，在流亡英国十一个月后返回巴黎。
由于亨利上校的坦白交代和自杀身亡，由于帕蒂的被捕，最重要的是由于最高上诉法院做出的裁定——这一裁定否决了当初用来给德雷福斯定罪的那些“证据”，人们普遍认为雷恩军事法庭很快就会宣判德雷福斯无罪。但是，这就低估了法军总司令部的愚蠢和反德雷福斯阵营中极端分子的疯狂。那些极端分子现在叫嚷着要把德雷福斯上尉判处死刑并将法国境内的所有犹太人驱逐出境。
在雷恩这座沉闷的城市，新的军事法庭于一八九九年八月七日开庭，审讯持续了四个星期。离四十岁生日还有两个月的德雷福斯看上去像是一位老人，他的头发已经灰白，五年地狱般的魔鬼岛生活使他的身体虚弱无力，但是，他的头脑依然反应机敏，他证明自己清白无辜的决心依然一如既往那样坚定。当所有走上证人席做证的年迈的将军再次表明他们相信他有罪时，当所有被最高上诉法院当作伪证否决了的证据重新提出来时，他似乎感到心灰意冷。退役后不久就被选进参议院的梅西耶将军在这伙人中一马当先。正是他，背着被告一方将所谓的证据偷偷塞给一审军事法庭。最高上诉法院已经正式指出这是一种违法行为，他却恬不知耻地宣称是他的道德责任和爱国义务促使他这样做的，而且他还改头换面地继续使用所有过去的旧材料，不论它们是不是伪造的。由于他的地位和声望，他震住了法庭上那些相对年轻的军官。
经过一个月——法庭曾因被告的主要律师费尔南·拉博里被一名迄未抓获的狂热分子枪击受伤而不得不暂停审理——的听证后，七位法官于九月九日做出判决。他们以五票对两票判决德雷福斯犯有叛国罪，但是存在可以从轻处罚的情节。对他的刑罚被缩减为十年监禁。
除了狂热的反德雷福斯分子之外，这一判决在所有人看来都很荒谬。犯下叛国罪行时怎么会有从轻处罚的情节呢？克列孟梭在《震旦报》上再次表达了对在法国寻求正义的绝望。
什么从轻处罚的情节！……明天，茫然不知所措的人们会问，曾使我们成为全人类真理和正义捍卫者的历史传统还剩下了些什么。……法国现在是一个不能保障其公民的自由、生命和名誉的国家。
对于曾经忠实履行其对真理的义务的军队，瓦尔德克—卢梭总理也大失所望。他决心不让雷恩判决生效，但他知道第三个军事法庭也只能去做前两个军事法庭已做过的事情。他决定请求共和国总统赦免这个被判有罪之人。克列孟梭、皮卡尔和另一些不惜牺牲自己的前途为德雷福斯辩护的人反对赦免。他们认为，如果德雷福斯接受赦免，那就表示他承认自己有罪。另外，这将会给皮卡尔带来不利的影响，尽管他已被政府从军事监狱释放出来，但在军队仍然没有恢复名誉。
雷恩判决压垮了德雷福斯。他的精神崩溃了。最高上诉法院复审第二个军事法庭的判决还要花费一段时间，而他似乎未必能在又一次漫长的等待之后活下来。在这种情况下，他听从家人和大多数朋友的劝告，同意接受赦免，但是并非无条件接受。由饶勒斯代笔，他给共和国总统写了封信：
共和国政府恢复了我的自由。如果不能恢复名誉，自由对我毫无意义。从今天开始，我将继续争取纠正我仍然是其受害者的这一可怕的错误判决。我想通过最终判决让整个法国知道，我是清白无辜的。
一八九九年九月十九日，在德雷福斯第一次被判犯有叛国罪近五年后，他走出雷恩的军事监狱，获得了自由。
最后，像皮卡尔中校一样，德雷福斯所要求的“最终判决”洗清了他的罪名，恢复了他的名誉。七年之后的一九〇六年七月十二日，最高上诉法院的三个法庭再次组成合议庭，撤销了雷恩军事法庭的判决。合议庭裁定，不存在任何对这个被判有罪之人不利的证据，事实上，他“被错误而非法地”判决有罪；禁止对该案进行任何重审。在这个充满了顽固偏见和澎湃激情的动荡不安的共和国，用了十二年半 [56] 的时间才实现了正义；不过，正义终究实现了。
国民议会通过了政府关于恢复德雷福斯和皮卡尔两人军职的议案。德雷福斯晋升为少校，并被授予荣誉军团的骑士勋章。 [57] 泰然经受了军中同僚肆意侮辱的皮卡尔中校以最佳资历晋升为准将，并在一九〇八年担任克列孟梭政府的陆军部长。他始终是一个品德高尚的人，对于那些曾经极其残酷地迫害过自己的将军没有进行任何报复。看到那些证据之后，他只是凭着自己的良心坚持认为德雷福斯是无辜的。他相信，坚定不移地忠于真理和正义就能最好地为军队和祖国服务。
直到一九三一年，德雷福斯第一次被判有罪三十七年后，某人的证言才公之于世，而他随时可以指出究竟是德雷福斯还是埃斯特哈齐犯下了向德国人出卖军事机密的罪行。一九一七年在柏林去世的施瓦茨科彭留下的一些文件终于发表了。 [58] 尽管这些文件并未澄清 德雷福斯事件 的所有疑点，但是，它们的确证明德雷福斯完全无罪，并且揭露埃斯特哈齐少校就是向德国驻巴黎大使馆武官出卖军事机密的那名法国军官，他还是那份著名 清单 的作者。虽然施瓦茨科彭明白，大胆说出真相可以防止——或者立即纠正——一起骇人听闻的冤案，但是，他以德军总参谋长、甚至德皇威廉二世本人不许他透露事实真相为由为自己的终身沉默做了辩解。毕竟，任凭法国被德雷福斯事件分裂并削弱对于德国是有利的。而且，由于从事间谍活动的军官总是习惯性地否认自己的所作所为，即使当时施瓦茨科彭说出真相，又有谁会相信他呢？另外，由于他在德雷福斯被囚禁于魔鬼岛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一直从埃斯特哈齐那里继续得到有用的军事情报，他怎么可能暴露自己真正的联系人？他在自己的文件里坚称，一八九七年十一月，当他因调回柏林任职而正式告别巴黎时，他曾以一个军人的荣誉向法国总统保证，他与德雷福斯没有任何往来，因此，就他所知，那个被判有罪之人是无辜的。当然，他没有提到埃斯特哈齐。
但是，他的文件相当详细地记述了他与埃斯特哈齐的关系。一八九四年七月二十日，这位不速之客第一次来到他在巴黎的办公室，向他说明自己需要钱，表示愿意向德国人提供法国的机密军事文件。施瓦茨科彭进一步描述了埃斯特哈齐的频繁到访，包括一八九四年九月一日的那一次。当时这位法国军官交给他几份后来列在 清单 上的文件，他随即付给对方一千法郎（二百美元）现金。施瓦茨科彭说，在此后近两年的时间里，埃斯特哈齐平均每两周来德国大使馆见他一次，向他提供一些“有重大价值”的法国军事机密。这位德国军官说，他在一八九六年三月——德雷福斯开始在魔鬼岛服刑一年多后——断绝了与埃斯特哈齐的关系，因为后者再没有情报可以出卖了。正是在这个月，皮卡尔发现了 蓝色便条 。施瓦茨科彭承认写过这张便条。施瓦茨科彭与埃斯特哈齐断绝关系的原因可能还有，他感到法国安全部门正在紧紧地盯着自己，虽然他没有这么说。
他在回忆录中还澄清了另一个疑点。他声明，他在写给帕尼扎尔迪上校的一封信中所提到的那个曾经交给他十二幅尼斯军事地图的“无赖D——”实际上是地图学会一个名叫迪布瓦的职员。这封信被法国反间谍机构截获。梅西耶将军对两个军事法庭都说，“无赖D——”只可能是德雷福斯。法国方面起初怀疑过迪布瓦，但是随后又消除了对他的怀疑。施瓦茨科彭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迪布瓦向德国人和意大利人出卖了大量军事地图。
施瓦茨科彭透露，埃斯特哈齐和迪布瓦在德雷福斯被判刑后继续长时间地向他提供机密文件和地图。这似乎证实了 情报二局 的看法，虽然德国人不能再从德雷福斯那里获得情报，但是仍有机密军事情报继续流入德国人手中。 [59]
在第三共和国进入二十世纪后的一段时间里，德雷福斯事件比其他任何社会动乱更清楚地暴露了法国社会的严重分歧。在大多数社会主义者的支持下，激进的共和派最终战胜了右翼势力，但是，他们彼此之间更仇视对方，几乎没有任何修好的希望。他们越来越像居住在两个相互敌对的不同世界里，不仅存在政治分歧，而且在对道德观念和宗教信仰的基本态度上也有分歧。没有宽容，没有理解的胸怀，而只有宽容和理解才可能使他们为了国家的团结达成和解。由大革命在两个法国之间筑起的高墙已经被六月的日子、十二月二日、巴黎公社、五月十六日和布朗热运动等接二连三发生的一系列危机一层一层地越筑越高， [60] 如今，它又增加了更为壮观的一层。
不仅是在德雷福斯事件中扮演了极其不光彩的角色的军队受到削弱，国家也被削弱了。整整十年来，由于受到 德雷福斯事件 的困扰，国家几乎无法关注另外一些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经济停滞、社会福利事业发展缓慢、劳资冲突、出生率下降、外交政策——而此时此刻在莱茵河彼岸，一个充满活力的统一的德国正在形成新的威胁，它奉行军国主义政策，越来越好战并跃跃欲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