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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重要的是，一九一四年的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拥有不屈不挠、团结一致的人民和政府；拥有一个意志坚定、头脑冷静的总司令，他在灾难似乎已经降临的最黑暗时刻也丝毫没有丧失勇气，丝毫没有对自己和自己的军队失去信心。虽然政府在法军总司令部的建议下迁往波尔多以避免被俘的可能，然而，经过八月最后一星期的一段短暂的惊慌之后，它仍然保持同心协力并且决心战斗到底。法国人民也是如此。法军官兵和总司令部以及位居军队金字塔顶端的霞飞将军同样如此——尽管法军在战争之初的三个星期迅速后撤、屡战屡败而且伤亡惨重。
与一九四〇年一样，德军在一九一四年也是从法军将领最意想不到的地方发动了主攻。有人曾就德军最有可能发动进攻的地点多次警告法军将领，但是，他们对这些警告不以为然。此外，他们还制订了在他们选择的地方大举进攻的作战计划。
德军总参谋部的战略是在法国战场迅速取得胜利后再去对付俄国人，长期以来，一八九一至一九〇六年间担任德军总参谋长的阿尔弗雷德·冯·施利芬伯爵的学说一直影响着这一战略。他给自己的继任者留下了著名的施利芬计划。在只用九个师的兵力牵制无力迅速完成动员的俄国的同时，大部分德军——其兵力的八分之七——将被投入到进攻法国的战斗中。像普法战争一样，这将是一场不超过六个星期的速决战，并且将像一八七〇年一样，以全歼法军而结束。如果英国愚蠢到使自己卷入战争的话，还将歼灭一支小型英军部队。然后，百万人马的德国胜利大军将乘火车挥师东进，以同样的方式制服刚把军队派往前线的俄国人。
施利芬计划的核心是在右翼集中占压倒优势的兵力，沿列日—那慕尔方向快速穿越比利时，向西直扑海峡地区（施利芬提出，“让最后一名士兵袖拂海峡”），然后急转向南，渡过索姆河和塞纳河，最终向东到巴黎以南，在阿尔萨斯和洛林边境的法国防线背后完成对法军的包抄。施利芬计划最初制订于一八九四年，经过施利芬的修改和完善，最后方案直到他退休前一年的一九〇五年才确定下来。与他的直接继任者以及一九四〇年柏林他那些最后的接班人相比，侵犯由他自己的国家与其他大国共同给予庄严保证的比利时的中立并没有使施利芬更为不安。在战争前夜的一九一三年，八十岁的施利芬临死之前满脑子想的都是穿越比利时夺取胜利的战略计划。据说，他在弥留之际嘴里念叨的仍然是：“加强右翼！”
施利芬的继任者赫尔姆特·冯·毛奇将军是一八七〇年打败法国的陆军元帅老毛奇的同名侄子，他注意到施利芬的临终遗言，但是并没有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毛奇想对老师的计划作一点改动，从德军的右翼抽调几个师派往法军防线对面的阿尔萨斯和洛林地区去加强驻守在那里的德军左翼。他以为这种安排可以使他像公元前二一六年汉尼拔在坎尼大战罗马人 [121] 时那样，从两翼完成双重包围。就这样，他为后来的灾难埋下了种子。施利芬坚决要求为右翼配备七倍于左翼的兵力，而毛奇到一九一三年已将这一比例降至三比一。不过，经他修改后的施利芬计划与原计划一样要求在右翼快速推进：动员令发布后的第十二天扫清通过列日的道路，第十九天占领布鲁塞尔，第二十二天越过法国边界，第三十一天从圣康坦向东开辟一条战线，第三十九天将巴黎南面和东面的法国军队全部歼灭。一场六个星期的战争，与一八七〇年一模一样（而一九四〇年则结束得更早！）。
尽管受到多次警告，法军总司令部还是根本不相信德军将取道比利时发动主攻。早在一九〇四年，当施利芬正在对他的计划进行最后修改时，德军总参谋部的一名军官就将计划的内容出卖给了法国人。这些内容显示，德军打算取道比利时境内的列日、那慕尔和沙勒罗瓦发动主攻，然后沿瓦兹河流域推进到法国境内。十年之后德军正是这样做的。当时的法军总参谋长庞德扎克将军倾向于认真对待这份收买到的秘密情报，但是，他的同僚表示怀疑，他们认为这份文件可能是一个骗局。后来，新任总参谋长霞飞将军和他的得力助手、精明强干的卡斯泰尔诺将军确信，德军将通过洛林高原发动主攻。他们认为德军没有足够的主力部队将战线向西扩展到比利时那么远。他们不知道，在施利芬早期的推动下，敌军已将一种革命性的新观念引入到现代战争中：把预备役部队当作前线部队来使用。正如我们所知，法国人拒绝接受预备役部队可以在实战中发挥重大作用的观念。
我们也已看到，至少有一位身居要职的法国将军担心德军取道比利时发动主攻。 [122] 这就是米歇尔将军。作为已被指定在战时出任总司令的米歇尔于一九一一年提交了一份报告，预言德国将取道比利时发动大规模攻势，建议沿凡尔登至安特卫普——其间经过默兹河畔的那慕尔——一线部署百万法军部队严阵以待。与他共事的将军们提出两个理由强烈谴责这份报告：它预言德军将在一个他们确信不可能发动进攻的地方发动进攻；它将使法军处于守势，而新型军队的全部哲学就是进攻。在他们看来，米歇尔将军关于法军应为每一支常规部队补充一支预备役部队以使前线兵力增加一倍的主张更是错上加错。德国人正在这样做，但是，法国人根本不相信德国人会这样做。如前所述，米歇尔将军因为他这些异端邪说而被当作疯子解除了职务，但事态发展将证明它们完全正确 [123] 。霞飞接替了米歇尔，他和他那些新的助手——其中值得注意的有福煦和卡斯泰尔诺——拒绝考虑米歇尔的建议（霞飞称之为“愚蠢的建议”）并开始制订新的计划。根据新的计划，法军将在阿尔萨斯和洛林发动进攻，而法比边境实际上处于不设防状态。
这些计划的内容包含在十七号计划当中。十七号计划于一九一三年春季制订完成，它要求发动两个重大攻势，一个在北面，另一个在梅斯—蒂永维尔的德军防线以南。作为后者的辅助行动，将在更南面的阿尔萨斯发动进攻，预期这一进攻将使法军推进到莱茵河畔，并在战争的头几个星期解放这两个失陷省份中的一个。十七号计划强调，法军必须全线进攻。福煦将军说：“我们一定要攻克美因茨，然后向柏林进军。”这时，他正在距美因茨这座莱茵河畔的城市一百二十英里的南锡指挥法国第二十军。总之，法军将（面对德军七个兵团的）五个兵团绵延部署在从靠近瑞士边界的阿尔萨斯的贝尔福到沿法—比边界向北约一百英里的伊尔松一线。这使法——比边界的三分之二——从伊尔松到海峡地区——处于无人防守的状态。米歇尔将军极力主张法军集结重兵加强防守的正是这一地段。
果然，到一九一四年八月的第三个星期，突破了比利时在列日和那慕尔构筑的堡垒群的德军主力部队开始横扫伊尔松以西的法—比边境地区，而在向前挺进的德军纵队与巴黎之间，除了已遭重创正在快速后撤的法国第五兵团和英国远征军的五个师，几乎没有其他部队阻挡它们。看起来，似乎不出这个月，法军就要战败了。
后来许多历史学家——不太正确或准确地——把接着发生的事情称为“马恩河奇迹”，而出乎双方意料的“马恩河奇迹”将迅速并戏剧性地扭转战局和这场大战本身的走势。法国第一和第二兵团与德国巴伐利亚王储鲁普雷希特的部队在巴黎正东狭窄的马恩河两岸以及从巴黎到洛林和阿尔萨斯的一条实际长达二百五十多英里的火热的战线上打得难分难解，在一支五个师的小型英军部队——其指挥官约翰·弗伦奇爵士一度曾想全部撤出他的部队——的支援下，法军坚守阵地顽强作战。从九月六日到十三日，马恩河战役激烈进行。战役开始时，德军几乎兵临巴黎城下，对于他们来说，辉煌的最后胜利似乎近在眼前。带头扫荡了比利时和法国北部边远地区的克卢克将军第一兵团的一支骑兵巡逻队已经接近首都，都可以看见埃菲尔铁塔了。到战役结束时，德军的大踏步前进受到阻遏并被击退。尽管其北部的矿业和工业省份仍然控制在德国人手中，但是法国得救了——正如最终结果所显示的那样，经过漫长的四年时间，它战斗到了胜利的那一天。
对于包括德国人在内的世界上的大多数人来说，马恩河似乎出现了一个奇迹，柏格森将其比作圣女贞德的“奇迹”。实际情况则要平凡而且复杂得多。
押送德军战俘的法军骑兵
不顾德军对法军左翼的威胁，霞飞将军固执地坚持执行十七号计划。因此，当战争行动开始时，法军按计划在阿尔萨斯和洛林地区发动了进攻，接着又在战线中部的阿登地区发动了进攻。三场攻势都失败了。直到八月二十日德军开进布鲁塞尔，当除了法军总司令部的那些将军之外所有人全都清楚地看出德军的主攻部队将要穿越比利时一路杀来时，霞飞将军仍然坚持按照十七号计划的要求在阿登地区发动进攻。他似乎已经胸有成竹，在中部战线取得胜利就能迫使德军的右翼停止前进并且转身后撤。但是，这次进攻被一支兵力占优的德军部队彻底粉碎。与此同时，三个德国兵团一路杀来越过法—比边界继续向西挺进。朗勒扎克将军从战争的第一周开始就试图警告霞飞，德军正在穿越比利时向他的兵团发动最猛烈的攻击，但是不起什么作用。八月二十二至二十三日，他的法国第五兵团在沙勒罗瓦被德国第二和第三兵团击败，被迫向南越过边界撤回法国境内。八月二十三日，克卢克将军强大的德国第一兵团在蒙斯打败兵力处于劣势的英国军队。法国边境被德军突破。挡在德军与巴黎之间的只有少量英国军队和已遭重创正在退却的法国第五兵团。
霞飞终于认清了现实。就在法军的幻想接连破灭、胜利的希望不断落空之际，他显示出了一种勇气——无畏的胆量、冷静的头脑、坚定的决心以及不顾一切地采取补救行动的意志和愿望。一八七〇年的巴赞元帅缺少这种勇气；可悲的是，当一九四〇年甘末林和魏刚发现自己陷入同样貌似绝望的困境时，在他们身上也看不到这种勇气。在这些著名将领或惊慌失措、或呆若木鸡、或缴枪投降的节骨眼上，霞飞将军仍然镇静自若、精力集中、决策果断，甚至充满信心。如果没有这个人和他那不屈不挠的精神，法国根本不可能在一九一四年九月从毁灭性的灾难中挺过来。假如霞飞具有更加深刻的见解和更为灵活的头脑的话，他也许可以避免在战争的第一个月中所犯的某些错误。但是，毫无疑问，正是他那坚强的性格和惊人的沉着使风雨飘摇的法国军队在将要崩溃时坚持战斗了下去。
在最后的考验中，霞飞得到了另一位杰出将领约瑟夫·西蒙·加列尼将军的帮助。加列尼曾经谦让地谢绝了霞飞一九一一年得到的法军总参谋长的职位。由于健康状况欠佳，他在达到六十五岁的年限时于一九一四年四月退出现役。八月二十五日，他被突然召回担任巴黎军区司令，要他尽其所能抵御步步逼近的德国军队，保卫首都。加列尼属于法国军队中更像知识分子的那一类将军中的一员。他总是戴着一副夹鼻眼镜，可能会被误认为是一位大学的数学教授。除了别的事情以外，他还学习外语，坚持用德语、英语和意大利语记日记。他把自己的日记命名为 Erinnerungen of my life di ragazzo 。 [124] [125] 他主要通过征服法国的殖民地建立起自己的军事声望，曾经被当作马达加斯加的征服者受到欢呼。他以比霞飞更敏捷的头脑首先发现了因德军失误而出现的发动马恩河战役的机会。他在霞飞反对的情况下坚持认为全力固守巴黎具有重要的意义——不仅因为这将振奋国民的士气，而且因为首都是国家的灵魂和大脑，是国家的通信和运输中心，是一个巨大的兵站，另外，巴黎的工业也是军用物资的主要来源之一。他反对法国政府以及法军总司令部里某些位高权重的人，因为在八月的最后几天，这些人想像魏刚在一九四〇年坚持的那样，宣布巴黎为不设防的城市，以免城市遭到破坏。九月三日 [126] ，法国政府撤出巴黎迁往波尔多的第二天，一张布告出现在首都街头的墙上：
为了进一步推动全国的防务，共和国政府成员已撤离巴黎。本人受命抗击入侵者保卫巴黎。我将坚决执行这项命令，战斗到底。
加列尼
在最初没有得到霞飞多少帮助的情况下，患有前列腺炎的加列尼不顾自身的疾病、以一个只有自己一半年龄的年轻人那样的精力开始召集人马，搜罗枪炮，组织巴黎的防卫。 [127] 但是，与霞飞一样，他想等待一个更好的战机——阻止目前正在逼近首都的所向披靡的整个德军部队的前进，并在它能直接进攻这座伟大的城市之前将其击退。九月三日，他发现了这一转瞬即逝的战机，并且说服迟迟看不到这一战机的霞飞抓住了它。沉着冷静的法军总司令在采取行动对付威胁法军左翼的德军时并不迟钝。几天来，他正冒着极大的风险从处在巨大压力下的东部那些兵团整军整军地撤回部队，用火车将这些部队迅速运往法国的另一侧，重新集结在巴黎附近。他用这些师加上从最后可以动用的后备部队中抽调出来的另外几个师组成了两个新的兵团：第六兵团和第九兵团。霞飞把米歇尔·约瑟夫·莫努里将军所指挥的第六兵团部署在法军战线的最外侧，位于英国远征军的左翼；用福煦将军所指挥的第九兵团堵住法国第四兵团与第五兵团之间越来越大的缺口——三周以来，第五兵团屡遭前进中的德国第一和第二兵团的重创。福煦将军当时正在南锡城下指挥他心爱的第二十军英勇作战并取得了胜利，就在离开第二十军前去履新的当天，他得到了自己的独生子阵亡的噩耗。履新途中，他在一个火车站仓促挑选了一名骑兵军官做他的临时参谋长。这名军官是马克西姆·魏刚上校，他将成为福煦这位未来的协约国军总司令的主要助手，并且将在一九四〇年那场浩劫的最后几个星期统帅法军。
这时，至少在兵力上，霞飞迅速与步步逼近巴黎的敌军形成了均势。德军的第一次重大战略失误给他带来了机会。德军侧翼的第一兵团司令克卢克将军曾经下令向巴黎的西面和南面推进，可是，在八月的最后一天，他却改变前进方向向内迂回，这就使他来到巴黎的 北面 和 东面 。他以为，正前方的少量英军已被歼灭，西面也没有包抄他的法国军队。他确信，自己马上就能歼灭巴黎东面的法国第五兵团残部，并且很快就能胜利地结束这场战争。
克卢克的第一兵团迅速通过比利时和法国北部从侧翼大举进攻是修改后的施利芬计划成功的关键。到目前为止，它已出色地完成了这一任务。可是，它突然发现自己被包围了，不过，德军指挥官最初并没有看出来。九月一日，法军总司令部根据从一名阵亡的德国骑兵军官身上发现的命令获悉，克卢克兵团将于第二天改变方向向东南前进。但是，霞飞并没有立即意识到这给了他从德军暴露出来的西翼攻击克卢克兵团的机会。九月二日，他命令继续撤退到巴黎东南的塞纳河一线。他说，“几天之内”他打算在那里进行最后的抵抗，并且争取击退敌军。
加列尼被激怒了。在他看来，霞飞似乎准备放弃首都而且没有看到从侧翼攻击德军的机会。虽然霞飞并未将九月一日得到的关于克卢克兵团改变前进方向的情报告诉他，但他已经通过自己的渠道得知了这一消息。九月三日上午，根据一名飞越克卢克兵团部队上空并且看到他们正在向东南方向的马恩河而不是向巴黎前进的法国飞行员的报告，加列尼确认这一消息准确无误。当天晚些时候，另一名法国飞行员和两名英国飞行员对此予以进一步证实。德军的侧翼没有掩护。加列尼接下来要做的是使霞飞相信这一消息，并且劝说他在时间还来得及的情况下利用这个机会。虽然英军像法国第五兵团一样屡遭重创而且因连续作战和撤退已极度疲劳，但是，由于他们处在马恩河正南面的一个关键位置上，加列尼还必须去说服英国人，尽管这根本不是他的工作而是霞飞的工作。他知道，英军司令约翰·弗伦奇爵士非常泄气，正打算让英国远征军退出战斗并且独自撤向海边，弃法军于危难之中。这将保证德军的胜利。但是，如果说服英国远征军停止撤退继续战斗，如果继续向东撤退的法军部队同样停止撤退发动反攻，英国远征军与位于其侧翼的像它一样虚弱的法国第五和第六兵团就有可能扭转战局。九月四日清晨的空中侦察向加列尼显示，克卢克兵团的侧翼现在完全暴露出来，极易受到这支英法联军的攻击。不等霞飞同意，他即初步命令莫努里调动第六兵团进入阵地，准备攻击克卢克兵团的殿后部队。接着，他着手进行那项并非无足轻重的工作，说服他的总司令和他的英国盟友及时把他们的部队投入战斗。
冲锋中的法军
经过电话中的多次吁求（后来他以讥讽的口吻说：“真正的马恩河战役是在电话中进行的。”），加列尼当晚说服了霞飞，后者将下令九月六日发动反攻。四日当天早些时候，加列尼去了英军司令部，可是约翰爵士不在那里，他与爵士的参谋人员什么也没有谈成。精力充沛的弗朗谢·德斯佩雷将军刚刚接替朗勒扎克担任第五兵团的司令，他在当天晚些时候取得了进展。虽然约翰爵士仍然没有在约定地点出现，但是，他的代表亨利·威尔逊将军与弗朗谢·德斯佩雷商定，英国远征军将开往马恩河参加这场关键的反击战。不过，法军总司令部感到，约翰·弗伦奇爵士似乎还在犹豫不决。于是，九月五日下午，在这场霞飞认为将要决定法国命运的预定战役打响前夕，法军总司令驱车一百一十五英里来到设在巴黎东南面默伦的英国远征军司令部，进行最后的努力以劝说英军司令参加翌日清晨发动的反攻。这是显示霞飞雄辩口才的时刻。他那木讷的神态不见了。他慷慨陈词，伴之以激烈的手势，完全不像他这个人平时的样子。“我无法相信，”他说，“在这一最危急的关头，英国军队竟然拒绝承担自己的义务。”他用拳头重击着桌面——在他的一生中这或许是第一次，而且也是最后一次——说完了自己要说的话：“ 元帅阁下 （弗伦奇将军是陆军元帅），英国的荣誉危在旦夕！”那位英国人满脸通红，热泪盈眶。他答应英国远征军停止撤退，投入第二天的战斗。
协约国军队打赢了这场史称第一次马恩河战役（一九一八年，当德国人为争取胜利而决一死战时，将进行第二次马恩河战役）的著名战役。他们在天气炎热、尘土飞扬的九月用四天时间反败为胜，扭转了几乎必败无疑的战局。就在入侵者以为胜利已经到手的时候，貌似不可战胜的德国军队遇到了对手。在最艰苦的战斗中，德军遭到抵抗并被击退。这并非长期以来人们所认为的那样是一个奇迹。它是德国人所犯错误的必然结果：因为德军的某些战地指挥官变得过于自信而犯了错误，尤其是克卢克；因为法军的少数几位将领在突如其来的灾难面前保持镇静利用了这些错误，主要是加列尼和霞飞；因为尽管由于三个星期的屡战屡败和连续撤退而士气低落并极度疲劳，英法两国的军队仍然余勇可贾，使他们能够第一次向直到那时看上去仍然占有绝对优势的敌军发动进攻。如果说马恩河战役有什么奇迹的话，那就是疲惫不堪的英法军队的英雄气概。
被打败的克卢克——他曾对战争初期被他轻松击退的敌军评价不高——后来明白了这一点。他在一九一八年说，导致马恩河战役结果的“压倒一切的原因是法国士兵［他大概也算上了英国士兵］……迅速恢复战斗力的非凡本领。士兵应当战死沙场——这是众所周知的道理而且所有作战计划都能估计到。但是，那些因连续十天的仓促撤退和风餐露宿而累得半死不活的士兵一听到号声响起就能拿起武器投入进攻，则是我们绝对没有估计到的。这是我们的军事学院没有研究过的一种可能性。” [128]
如果法国士兵的 冲劲 使与之交战的德军主力第一兵团司令感到意外，那么，协约国军队的突然反攻则使德军总司令部感到意外。克卢克的参谋长库尔将军后来证实了这一点：
无论是总司令部还是第一兵团司令部，都丝毫没有料到整个法国军队马上就要发动进攻。他们确信，法军将会继续撤退。唯一的一个问题是：我军的侧翼正在受到来自巴黎的威胁。……法军发动的大规模全线攻势……完全是一种突然袭击。没有任何迹象，没有任何俘虏的供述，也没有任何报纸泄露任何让我们对此产生警觉的蛛丝马迹。 [129]
发动这一突然袭击的主要负责人是霞飞将军。与一八七〇年的巴赞（以及一九四〇年的甘末林和魏刚）不同，他知道为了保存现有的部队应当如何安排撤退。因为尽管朗勒扎克及时发出了警告，但他最初并没有意识到德军主力将会穿越比利时杀奔而来，所以法军的左翼部队被德军击败并被迫后撤。他通过安排战术性撤退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自己的错误。法国第五兵团虽然遭到德军主力部队的猛烈攻击并损失惨重，但它并没有被歼灭，也没有被切断后路。更右边的法国第四和第三兵团则收缩兵力，以便与正在退却的第五兵团和英国远征军保持同步。因此，德军无法像一九四〇年那样取得突破，也无法像一八七〇年那样形成包围。
与霞飞面对失败的乐观和自信不同，尽管捷报频传，毛奇将军在其新近迁至卢森堡——那里远离激战的前线——的指挥部里却显得忧心忡忡和缺乏信心。他在八月底开始关注总体形势，然而，他的战地指挥官因为都在各自的战场上追逐个人荣耀，所以对此并不关心。当前线的将军一个接一个向他报告歼灭法军的消息时，他开始询问：“俘虏在哪儿？”九月三日，克卢克兵团东面的德国第二兵团到达马恩河，兵团司令比洛将军打电话告诉毛奇，法国第五兵团受到“致命打击”并且正在“溃不成军地向马恩河以南”逃窜。第二天，克卢克报告说，他并不担心来自巴黎的威胁。
毛奇比较清醒。他知道一些克卢克和比洛还不知道的情况：霞飞在安排战术性撤退的同时将东部前线的几个军调到巴黎附近，因此，德军的右翼受到威胁。“我们切不可以欺骗自己。”九月四日，毛奇对到访其指挥部的一位内阁部长说，“我们已经取得成功，但是尚未取得胜利。……当百万人马交战时，获胜的一方应当抓到许多俘虏。我军的俘虏在哪里？……我觉得，法国人正在进行有计划、有组织的撤退。”
至少这是他对形势的判断。当天晚上，毛奇根据这一判断采取了一个使德国皇帝——这位皇帝正在各个指挥部里趾高气扬地扮演着战争之王的角色，因而妨碍了指挥作战的德军将领的工作——惊恐万分并使他那些战地指挥官目瞪口呆的行动。他发布了一道总参谋长令，命令德军停止大规模迂回运动。他命令第一和第二兵团在马恩河以南停止前进并且向西面对巴黎，从而防止德军的侧翼受到来自法国首都方向的攻击。他直截了当地把战地指挥官不愿相信的情况告诉了他们。“敌军已经避开了第一和第二兵团的围剿式进攻。”他说，“敌军正在重新调动部队，在巴黎附近集结优势兵力，以保卫首都并且威胁我军的右翼。”
情况确实是这样的，毛奇为应对这种局面下令采取的行动也是正确的。但是，他的命令下得太晚，而且克卢克根本不相信他说的情况，最初不愿意执行他的命令。到九月五日晚上，出乎德国人的意料，霞飞已经在他所需要的地方确立了实际上的兵力优势。他在凡尔登与巴黎之间——第二天他将在这里发动进攻巩固法军最后的防线——拥有包括英军的五个师在内的五十六个步兵师和九个骑兵师，而德军只有四十四个步兵师和七个骑兵师。
正如毛奇最后承认的那样，霞飞临危不乱地安排“有计划、有组织的撤退”，从而保持了法军的实力；并在终于掌握德军的战略意图之后，成功地运用了像战争本身一样古老的策略——将其优势兵力投入到进行决战的地方。当敌军由于克卢克过早地向内迂回而在巴黎的东北面将其侧翼暴露给法军时，在加列尼的敦促下，霞飞发动了进攻。
在霞飞的预定进攻日期前一天的九月五日下午，由于其防守薄弱的侧翼受到临时组建的莫努里第六兵团先头部队的攻击，克卢克兵团被迫从马恩河以南仓促撤退，以对付这次意外的袭击。这就使它与贝洛的第二兵团之间出现了一个迅速扩展为三十英里的缺口。兵力不多但被部署在关键位置上的英国远征军的五个师和兵力更强的弗朗谢·德斯佩雷的第五兵团就是从这个缺口冲进去的。在第五兵团的右侧，临时拼凑起来的福煦第九兵团在马恩河与塞纳河之间受到德国第三兵团以及第二兵团一些部队连续发动的猛烈进攻。这位未来的协约国军总司令就是在战役的这个当口给霞飞发了一封著名的电报：“我的右翼和左翼正被步步击退。我正在战线中部发动进攻。”他坚持战斗，完成了掩护更西面的协约国军主攻部队侧翼的主要任务。在东面，当德国第一和第二兵团在巴黎附近受阻时，毛奇命令部署在凡尔登两侧地区和洛林地区摩泽尔河流域的四个德国兵团继续进攻。于是，在东部战场的这一地区发生了激烈的战斗。尽管由于一些部队被霞飞调往马恩河战场而使这里的兵力锐减，法军仍然顽强地顶住了敌军的进攻。这场战役在法国首都正东面的马恩河和乌尔克渠流域决出了胜负。
最激烈的战斗发生在九月九日，即战役打响的第四天。处于法军最外侧的莫努里的第六兵团当天上午遇到严重的困难，当时从马恩河以南向乌尔克渠撤退的克卢克兵团的全部人马转身向它杀奔过来。成为马恩河战役伟大传奇之一的事情就在此时此地发生了。创造这一传奇的是由加列尼组织的从巴黎迅速奔赴关键战场的著名的“出租车部队”。实际情况引人入胜而且富于戏剧性。九月八日，由于克卢克开始投入更多的兵力进攻莫努里，手中只有七个师——其中四个师由二流的预备役部队仓促拼凑而成——的莫努里已经承受了巨大的压力，于是，他紧急要求给予支援。加列尼手中有刚刚从东部前线乘火车抵达巴黎的第四军。他征用了六百辆出租车以及一批各种各样的公共汽车和卡车，满载从第四军抽调的六千名士兵赶赴第六兵团受到威胁的前线。当天夜里，这些出租汽车在这一段三十五英里长的道路上往返两趟运送士兵，其他车辆则给部队运送给养。“马恩河战役中的出租车”传奇在很大程度上是从这次极大地帮助了莫努里——他还得到巴黎城防重炮的支援——的急中生智的行动中衍生出来的。
马恩河战役中，搭乘出租车、公共汽车赶赴前线增援的法军部队
与此同时，英国远征军和法国第五兵团正在插入德国第一兵团与第二兵团之间的缺口。由于连续两周撤退和作战之后出现的疲劳，由于必须渡过三条河流（大、小莫兰河和马恩河，这三条河水太深，无法涉水渡过，所以必须架桥），由于德军的顽强抵抗，他们的进展缓慢。九月九日上午，他们到达马恩河畔的蒂耶里堡附近，然后渡过马恩河继续前进。为了弥合两个兵团之间的缺口，克卢克和比洛在午后不久下令全线向埃纳河撤退。直到第二天，他们之间的缺口依然存在，但是因为过于疲劳，也可能是因为过于谨慎，英法联军没有充分利用这个缺口。同样疲劳的德军得以有条不紊地向后撤退，没有受到穷追猛打，从而避免了全军覆没的下场。不过，他们还是丢下了三万名俘虏。九月十三日，战斗渐渐停止了。德军稳住了阵脚，使协约国军将他们赶出埃纳河流域的努力功亏一篑。更东边的德军向后撤退以使战线保持连贯。第二天，九月十四日，毛奇被解除了职务。制服法国的六周时间表已经到期。就消灭法国军队而言，一八七〇年，这一时间表充分够用；它在一九四〇年也将被证明绰绰有余。但是，在一九一四年，它却以落空而告终。
巴黎得救了，法国也得救了。德军受到阻击并被击退，他们战无不胜的神话破灭了。他们曾采取惊人的大胆行动争取速战速决，而且几乎胜券在握，然后眼看着胜利从手指缝中溜掉了。从长期来看，他们在历时四年的残酷的堑壕战中没能做得更好，尽管在过了四个夏天之后，在同一条马恩河的河畔，他们曾再次胜利在望，但却只能又一次眼看着敌军从他们手中把胜利夺走，随后而来的就是迅速而彻底的失败。
这四年的严峻考验标志着第三共和国最辉煌的时刻。法国人民从他们悠久历史的深处和民族的性格中获得了足以驱逐入侵者的力量源泉。英国人在最初几周的艰难时刻提供了援助，而且将在这场可怕的屠杀使法国的男性国民急剧减少时提供更多的援助。战争临近结束时，美国人也将伸出援手，投入生力军帮助他们筋疲力尽的盟友。但是，在一九一四年九月那一周从马恩河到凡尔登和洛林地区扭转战局的主要是法国人。而且他们自始至终一直承受着最沉重的战争压力。
即使是在古代的君主统治或拿破仑统治下的最辉煌时期，法国也不曾像第三共和国时期的这四年那样，在逆境中表现得如此伟大。与一个国家在其历史上的所有重大时刻一样，当第三共和国成功地掌握着自己的命运时，它找到了几位伟大的人物在政治和军事上领导国家：克列孟梭和普恩加来；霞飞、加列尼、贝当和福煦。无论是文官还是军人，他们中的每一个人在最黑暗的时刻都毫不畏缩，决心抗击侵略者并将其赶出自己的国土。作为共和国总统，普恩加来处事冷静，一丝不苟，他战斗到底的钢铁决心从来没有发生过动摇。克列孟梭是名副其实的法国加图 [130] ，他曾激烈抨击政府和军队的错误达三年之久，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在可能是战争中最困难的时刻，他重新担任总理职务。这时法国的伤亡人数已经超过了四百万，其中将近一百万人阵亡——大部分是在未见成效却伤亡惨重的无谓进攻中战死的。失败主义在民众、军队、政府、国民议会和新闻界中盛行，尤其是在工人中盛行；通敌行为正在地位相当高的人士当中愈演愈烈。工厂频繁发生罢工；军队的兵变非常严重，以致在一九一七年夏季的某个月几乎使法军失去战斗力。被他的朋友和敌人（他的敌人远远多于朋友）称为“老虎”的克列孟梭开始无情地镇压失败主义，将包括前总理卡约和内政部长马尔维在内的叛国者和嫌疑犯投入监狱，同时着手恢复人们对于最终胜利的信心。他在战争的最后一年实际上成为一名独裁者。如果没有克列孟梭，第三共和国也许在劫难逃。
没有贝当情况可能也是这样。一九一六年，贝当应召保卫凡尔登，抵抗德军所发动的最猛烈的进攻。成功地守住凡尔登使他立即成为传奇式的“凡尔登英雄”。在一九一六年底和一九一七年先后把霞飞和尼维勒解除了法军总司令的职务后，六十一岁的贝当在一九一七年五月十五日接任这一最高职务。他的当务之急不仅是阻击敌军即将发动的总攻，同时还要防止法军因为从四月二十九日开始普遍发生的兵变而彻底瓦解。对于士兵在战壕里的实际苦处和不满，他刚柔并施，迅速改善了部队的生活条件，同意给士兵更多的休假，促使政府更好地照顾他们的家庭。他还使自己的主张给军官和士兵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法军今后只有在得到充分炮火支援并且做好准备的情况下才能发动进攻。 [131] 他比其他人更不愿意让自己的士兵去做不必要的牺牲，并以身为这样一位将领而闻名。只要是他指挥作战，就不会再有无谓的流血，也不容忍发生兵变。军官奉命恢复纪律；从拒绝返回前线的部队中随意挑出少量兵变参与者，经过军事法庭简单而迅速的审判之后予以处决，其余的则判处监禁。到一九一七年年底，贝当已经成功地恢复了法国军队的士气。
不过，他的性格中有一种缺陷，这种缺陷在战争结束之前那一段危急的时刻开始暴露出来。当时他以为，由于德军发动了新的大规模攻势，英军将被德军消灭，而且他所指挥的法军很快也将被消灭。一九一八年三月二十六日，英法两国军政领导人高级会议在杜朗举行。当时，英国第五兵团已被歼灭，英国远征军的残余部队面临着撤向海边从而与法军分离的危险，这一行动将使英军在劫难逃。据克列孟梭说，在这次会议上，贝当指着英军总司令道格拉斯·黑格爵士小声说：“他将不得不在十五天之内就地投降。如果我们没有被迫去做同样的事，那就算是万幸了。” [132] 与战争前几年的霞飞以及战争最后一年的福煦相反，当战局在战争的最后一个春天和夏天发生了明显不利于协约国的转变时，贝当变得越来越悲观，甚至变成一名失败主义者。在这位将军——他在保卫凡尔登的战斗中以及在兵变之后重建军队的过程中曾经表现得那么坚忍不拔和足智多谋——身上逐渐显露出来的这种性格特征最后终于控制了他，然后将在一九四〇年那一段黑暗的时期给第三共和国带来致命的后果。
我们看到了加列尼在把法国从一九一四年突然遇到的挫折中拯救出来时做出的贡献。尤其是，我们看到了霞飞做出的贡献。他不屈不挠的性格，他在似乎大势已去的情况下保持镇定的能力，他在指挥为保存法军实力而安排的撤退时的沉着冷静，他为在巴黎附近集结优势兵力进行决战而冒着极大风险所采取的从东部前线撤回几个军的果断行动，他在撤换那些临阵不称职甚至更糟的将领时的冷酷无情——在马恩河战役中，扭转局势靠的就是这些而不是别的什么东西。我们将会发现，在一九四〇年的两位总司令身上，缺少的正是这些东西。
最后还有福煦。像霞飞一样，他对自己、对军队、对最后的胜利充满信心，毫不动摇。在杜朗会议上，他不顾自己较低的职位——从一九一六年底霞飞下台以后他一直没有指挥权——发言反对贝当的悲观主义。“你不是在战斗！”克列孟梭后来想起他说的话，“我不会停止战斗。我将在亚眠的前方战斗，我将在亚眠的城里战斗，我将在亚眠的后方战斗。 [133] 我将一直战斗下去！” [134] 在黑格的建议下，福煦当即在会议上被任命为协约国军队的协调人。三周之后，一九一八年四月十四日，经英美两国同意，他被任命为西线协约国军总司令。当年仲夏，他击退了鲁登道夫为争取胜利而发动的最后一次猛烈进攻，然后率领协约国军队大举反攻，从而赢得最后的胜利。
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一日清晨五点，在停靠于勒通德镇贡比涅森林中的一小块空地上的福煦元帅的专列车厢里，德国人签署了停战协定。上午十一点，战争结束了。在协约国各国的首都，教堂响起了钟声，民众欣喜若狂地为胜利欢呼，为战争屠杀的结束欢呼。这场战争使法国付出了一百三十五万七千八百人阵亡、四百二十六万六千人受伤以及五十三万七千人被俘或者失踪的代价——正好是为保卫国家而动员的八百四十一万人的百分之七十三。 [135] 北方的三分之一国土由于四年的战争和德军的蓄意破坏而成为废墟。国库空虚，战争借款债台高筑，几乎到了难以计数的程度。
但是，在全国上下为战争的胜利和大规模屠杀的结束而欢欣鼓舞时，这些惊人的代价，即使是可怕的流血以及国家所遭受的最深重的伤害，顷刻之间就被人们忘记了。法国经受住了历史上最严峻的考验。尽管具有人类的种种弱点并且在战争的最后两年发生过动摇，法国人民暂时抛开多年的不和实现了神圣的团结，他们树立起自我牺牲的高尚精神以及不可征服的钢铁决心，从所曾面对过的最致命的威胁中死里逃生。在十九世纪后二十五年和二十世纪前十年的坎坷历程中，如此动荡不安的第三共和国已经证明自己可以与法国曾经拥有过的任何一个强大的政权相提并论。专制的德国君主政体被推翻了。民主的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却比以往更加巩固。在一九一八年深秋时节的胜利喜悦中，第三共和国看起来似乎注定要像人们所能预见的那样长期存在下去，人民群众为之付出巨大代价的这场胜利使它更加巩固和团结。
然而……也许没有多少法国人读到过，或者说，即使他们读到过，也不会有人相信朱尔·康邦那一番颇有预见性的奇谈怪论。康邦是当时著名的兄弟外交官之一，战前曾任驻柏林大使。年轻时，康邦作为一名士兵在普法战争中参加过战斗，体验过战败的耻辱。他在一九一八年秋天那些让人沉醉的日子里告诫人们：“获胜的法国必须逐渐习惯于做一个不如战败的法国重要的大国。”
这怎么可能？协约国的胜利使德国元气大伤，并且瓦解了它的盟国奥匈帝国和土耳其，俄国由于革命和内战而四分五裂，意大利也出现了内乱。这就是欧洲大陆其他主要强国当时的情况。此时，胜利的法国，至少是在军事上取得了胜利的法国，要比所有这些国家都强大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