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第一次世界大战来临
一九〇五至一九一四年

一九〇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性情冲动的德国皇帝威廉二世在帝国首相比洛亲王的陪同下到达丹吉尔，接着发表了一通好战的演说。他警告说，德国坚决主张摩洛哥保持独立，所有大国在这个国家均应得到平等的商业机会。德国不同意法国继续加强对摩洛哥的控制。

这是德国这个仇敌蓄意掴在法国脸上的一记耳光。德尔卡塞认为德国皇帝是在虚张声势，他想对此作出回应。但是，以前是一位银行家的法国总理莫里斯·鲁维耶不愿冒险，他意识到，德国人精心选择了挑衅的时间。因为在满洲进行的一场战争中，法国的盟友俄国正被日本人打得一败涂地。这场战争明显暴露出俄国人在军事上的虚弱，其陆军的精锐部队在远东被歼灭，其海军的军舰被击沉，包括波罗的海舰队在内。此外，一场革命于一九〇五年在全国范围内爆发，可能推翻沙皇摇摇欲坠的反动统治。巴黎担心，如果德国在这个时候入侵法国，俄国无法提供援助。法国政府很清楚，法国人自己根本没有为战争做好准备。国家仍然被德雷福斯事件和政教斗争所分裂；而军队的士气也像我们所知道的那样，由于这些国内纷争以及服役期限从三年缩短为两年而跌落到了最低点。受到羞辱的法国政府压抑着自己的自尊心，解除了德尔卡塞的外长职务，并且同意来年年初在西班牙的阿尔赫西拉斯召开一次国际会议。会议上，在德国的坚持下，列强同意尊重摩洛哥的领土完整及其苏丹的统治，保持摩洛哥对欧洲所有国家的开放政策。

法国将摩洛哥纳入其不断扩张的北非帝国的决心暂时因为德国受挫。更为重要的是，在遭受德国人羞辱之痛的同时，法国人相信，柏林政府执意利用俄国暂时的瘫痪状态以及英国人对于用一份军事条约补充英法协约的犹豫不决，决定发动一场战争。法国人本能地感觉到，丹吉尔危机明确标志着一个走向战争的转折点，德国人很快就将挑起这场法国人无法逃避的战争。就在巴黎新闻界报道德皇在丹吉尔发表演说的消息的那天上午，目光敏锐的神秘主义诗人兼政论家夏尔·贝玑意识到了这一点。上午九点，他“像大家一样”进城，然后，他写道：“我像大家一样在上午十一点半得知，在我人生的历史上，在这个国家的历史上，在世界的历史上，一个新的时期已经在那两小时内开始了。” ^[114] 欧洲人正在接近一九一四年的重大关头并且开始意识到这一点。

像一代人之后的阿道夫·希特勒一样，柏林的军国主义者正在日益清楚地表明德国打算用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干什么。德国重要的军事历史学家弗里德里希·冯·伯恩哈迪将军正在埋头写作《德国与下一场战争》，该书将于一九一一年出版。在这本书里，通过模仿费希特、黑格尔、特赖奇克 ^[115] 以及一些次要的德国思想家轻率冲动的学说，伯恩哈迪卖力地反复叫嚷着那句古老的条顿口号：“战争和征服是一种生物需要”。同时他还特别强调，“必须把法国彻底制服，使它永远不能再来挡我们的道”。 ^[116]

一九一一年，当这本书出版时，德国人在摩洛哥挑起一场新的危机，看来他们似乎认为制服法国的时候到了。当年七月一日，德国的“豹”号炮艇开进摩洛哥的阿加迪尔港，名为“保护德国的利益”，实际上是再次对法国进行威胁，因为法国军队在六周之前应被叛军包围在首都非斯的摩洛哥苏丹的吁请占领了非斯。欧洲各国的政府官邸再次陷入一片恐慌，生怕阿加迪尔危机是德国发动一场欧洲战争的前奏。德国军舰在这一水域的突然出现肯定让英国海军部感到忧虑，尽管只是一艘炮艇。当脾气暴躁的英国财政大臣、威尔士人劳合·乔治在一次公开演说中以宣称“英国将在这次危机中支持法国”而对德国发出警告时，柏林退缩了。法国人虽然强硬但也表示愿意和解，在十一月四日与德国人签订的一份协定中，作为对德国最终答应不再反对法国担任摩洛哥的保护国的回报，法国人将法属刚果的两大块土地割让给了德国人，并且同意继续保持摩洛哥的“门户开放”政策。一场法—德战争再次得以避免，但也仅此而已。德国亦有所失，它被迫放弃了反对法国控制摩洛哥的立场。而且，虽然柏林的当权者或许并没有清楚地意识到，他们已经迫使英国与法国建立起一种更为紧密的关系。阿加迪尔危机发生七个星期之后，帝国国防委员会由阿斯奎斯首相主持在伦敦召开了一次秘密会议。会议同意，在德国进攻法国而使英国卷入战争的情况下，英国将立即派遣一支由六个步兵师和一个骑兵师组成的部队到法国军队的左翼作战。两国参谋部门的会谈已经制订出详细的计划。尽管这支援军与法德两国各自准备投入战斗的两百万军队相比来说微不足道，但是，在迫切需要的关键时刻，它将显示出超出其兵力意义的重要性。

柏林似乎决心疏远并且挑衅这两个西方民主国家，所以对伦敦和巴黎寻求与德国达成某种体面而友好的谅解的态度置若罔闻。即使是在法国首都，也存在着至少两股寻求与德国 和睦相处 的强大力量。它们全都错误估计了德国人的意图。在饶勒斯的鼓动下，法国社会党人相信他们的德国同志——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政党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党员们——将会阻止德国军国主义取得成功，从而避免德国走向战争。法国激进党新的领导人约瑟夫·卡约则认为，通过商业和金融纽带，可以与德国达成和平谅解。

一九一一年阿加迪尔危机爆发时，卡约刚刚首次出任总理不久。他在从政之前是一位曾经担任过财政部高级行政官员的杰出的理财专家；因为主张征收所得税，他在政治上是个自由派；他是一个极其自信而且冷漠傲慢的人；他竭尽全力避免使德国在阿加迪尔的挑衅演变成一场法—德战争。通过背着自己的外交部长与德国人进行秘密谈判，卡约于十一月四日与德国人达成了协议。他希望这一问题的解决成为更为广泛的和解的起点，给予德国进入世界上大部分殖民地从事商业活动的机会，从而引导法德两国在欧洲开展经济合作。由于卡约具有一种招人——甚至是那些拥护他的人——怨恨的天赋，他在法国敌人众多。卡约的敌人怀疑他真的是想抛弃法俄军事同盟和英法协约，以便与德国达成长期的谅解。在他们看来，这将会使法国任凭德国人摆布。卡约本人则认为，法德两国达成和解是防止爆发一场很可能由德国获胜的欧洲战争的唯一途径。

柏林方面没有对卡约的姿态做出回应。威廉皇帝的德国宁愿凭借自己的力量赢得显赫的地位，主要是凭借它那战无不胜的陆军及其正在迅速发展、逐渐威胁英国海上霸主地位的海军。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其激进社会党接班人一样，卡约在为时已晚之前没有认识到，当德国人以征服者自居时，对他们的姑息让步只能刺激他们的胃口。当初勉强同意他将法属刚果的大片土地割让给德国的国民议会为他所做的这些事情把他赶下了台。一九一二年一月，他被雷蒙·普恩加来所取代。也许在某种程度上是来自洛林的缘故，普恩加来认为，由于德国热衷于随时发动一场战争，因此对它不能姑息；而法国政府的首要任务是做好准备，以对付德国人新的进攻。

在一个深受政治纷争和局势动荡困扰而且人心仍然向往和平的共和制的法国，有可能完成这一“首要任务”吗？在克列孟梭强烈反对的情况下仍于一九一三年一月十六日被国民议会选为共和国总统的普恩加来后来被指责为战争贩子，促使挑起了与德国的战争。“ 普恩加来就是战争！ ”成为他的某些政敌的口号。虽然这种指责是否具有事实根据值得怀疑，但是，它至少表明，法国人民并不想打仗。一九一二年二月十日克列孟梭在参议院发表的演说似乎表达了法国人民的心声：“我们想要和平。我们想要和平是因为我们需要它来重建我们的国家。我们是和平主义者，但我们不是逆来顺受的人。如果有人要把战争强加于我们，我们决不会退缩。”

一九一三年八月，只是由于德国在月前扩大了军队的规模，众议院和参议院才勉强投票同意将服役期限从两年延长到三年。虽然三年兵役制仍然使法国的常备部队兵力与德国相比处于劣势，但它在法国却不得人心。由于赞成恢复两年兵役制，一九一四年春天举行的大选使联合组成 左翼联盟 参加竞选的激进党和社会党重新夺回了压倒性多数。这次选举实际上是对和平进行的一次公民投票。而且饶勒斯和卡约——前者的社会党在众议院赢得了可观的一百零四个席位，后者的激进社会党党团赢得的席位甚至更多，大约一百七十二个——两人都希望与德国和平相处，并且认为有可能实现这一点。尽管机会微乎其微，如果不是在局势紧张的一九一四年春天和初夏发生了三起暗杀事件，他们也许会成功。这些暗杀事件不仅搅乱了法国，而且搅乱了欧洲。

两起暗杀发生在巴黎，另一起发生在遥远的巴尔干半岛的一个小城。一九一四年三月十六日，卡约夫人开枪打死了《费加罗报》的编辑加斯东·卡尔梅特。 ^[117] 七月三十一日，饶勒斯在巴黎的一家咖啡馆被一名右翼狂热分子暗杀。由于卡约立即辞去财政部长一职，法国的两个控制着国民议会并且正在为和平而努力的最大的政党的领导人突然离开了政治舞台。

在巴黎的两起暗杀事件之间，一千英里之外发生了另一起暗杀事件。六月二十八日，哈布斯堡帝国王储弗朗西斯·斐迪南大公和他的夫人在波斯尼亚的萨拉热窝市被一名年轻的塞尔维亚狂热分子刺杀。这一事件擦出了引发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火花。

一八九〇年被年轻而刚愎自用的威廉二世解除德国首相职务的俾斯麦由于内心和精神的痛苦只活到一八九八年，但他对此早有预言。他在去世前不久曾说过，“发生在巴尔干半岛国家的某一件该死的蠢事”将会挑起一场欧洲战争。 ^[118] 通过发动战争缔造了现代德国之后，俾斯麦努力争取持久的和平，以使他那新近统一起来的祖国能够利用和平巩固它所取得的成果。

当法国人专注于国内纷争并被卡约夫人事件的戏剧性所吸引时，几乎没有人能够理解，在一座遥远的巴尔干城市发生的暗杀一位奥地利大公的事件为什么将会不可避免地在欧洲导致一场战争。大概也没有什么英国人、德国人、奥地利人和俄国人能够理解这一点。就连他们的政治家或许也都不能理解，因为除了奥地利人之外，这些政治家直到最后一刻还在近乎歇斯底里地努力以避免战争。即使那些脑瓜愚笨的奥地利政界领导人也认为，就打垮弱小的塞尔维亚——他们相信塞尔维亚政府卷入了谋杀弗朗西斯·斐迪南的事件因而应当对正在瓦解的奥匈帝国境内的斯拉夫人骚乱负责——来说，他们所要进行的只是一场他们有把握迅速取胜的局部战争。

然而，日益严重的民族对立，近乎疯狂的重整军备，欧洲列强分裂成为两个敌对的军事阵营，一九一二至一九一三年间进行的巴尔干战争——这场战争将土耳其人从除君士坦丁堡的桥头堡之外的地区逐出欧洲，以及新近独立的巴尔干各国与奥匈帝国之间、维也纳与圣彼得堡之间、柏林与巴黎各自的盟友之间的恶劣关系——正在发生的这一切已经使欧洲局势紧张到了极点。正如某些人所说，欧洲局势就像一个火药桶，一旦碰上萨拉热窝擦出的火花，肯定将会发生爆炸。一片混乱的欧洲各国政府官邸中的那些微不足道的小人物，似乎对此无能为力。

七月二十八日，奥匈帝国针对塞尔维亚进行动员并向后者宣战。七月三十日，俄国针对奥匈帝国进行动员。第二天，德国向俄国发出最后通牒，要求俄国在十二小时以内撤销动员令。在没有得到答复的情况下，德国于八月一日进行动员并向俄国宣战。柏林这时连续发出最后通牒。七月三十一日，一份最后通牒发到巴黎，要求在十八小时以内知道法国是否保持中立；如果法国保持中立，则明确要求它将图勒和凡尔登的法国要塞移交给德国军队，这两个要塞封锁着德军通过德国边境进入法国的道路。八月一日，法国政府作出答复，它“将根据自身的利益行事”——它甚至不屑于理睬将法国的防御要塞移交给德国的无理要求。同一天，法国发布总动员令。八月三日，德国正式向法国宣战。如今处于战争狂热煎熬中的柏林准备与所有应战者较量。

只有英国将如何行动的问题仍悬而未决，德国政府使这个问题有了答案。八月四日，德国入侵比利时，而英国和其他大国曾经共同给予比利时的中立以庄严的保证。正在犹豫不决的英国政府立即发出最后通牒。如果德军占领海峡对面的佛兰德地区，英国决不会袖手旁观。它要求德国人尊重比利时的中立并在八月四日午夜之前发表声明确认这一点。但是，与第二次出现类似局面——本书将在进入高潮的那些章节里描述这一局面——时的情形一样，德国人当时并不了解英国人的性格。德国首相贝特曼—霍尔韦格对英国驻柏林大使大发雷霆，指责英国“ 仅仅为了一张废纸 ……就对一个具有血缘关系的国家 ^[119] ……做出这种令人难以想象的勾当！”因为这位首相属于意识不到他这番话将在世界范围内引起对德国的不利反响的那一类德国人，而且因为他这番话实际上一直对德国产生着影响，直到四分之一世纪以后，另一位德国总理再一次把德国给予比利时的书面保证当作“一张废纸”对待，所以，这种行为看起来似乎是 历届 德国政府的惯用伎俩。

战争！

当英国就比利时问题向柏林发出的最后通牒在八月四日午夜到期时，它对德国宣战。第一次世界大战由此爆发。与所有交战国的看法——它们认为这将是一场短期战争，因为没有任何国家拥有足以进行一场长期战争的巨大资源——相反，这场战争持续了一千五百六十四天，从而成为世界上前所未有的一场伤亡最惨重、代价最高昂的武装斗争。

战争的一方是三个协约国：法国、英国和俄国。另一方只有奥匈帝国与德国并肩作战，因为三国同盟中的第三个国家意大利已于八月三日宣布中立，理由是：德国和奥地利这两个盟国违背盟约，没有与其协商便发动了侵略战争。意大利宣布中立使法国得以避免在两条战线上作战。正如我们所知，具有远见卓识的德尔卡塞通过他与罗马达成的秘密协定使这成为可能。

到八月四日午夜，法国人知道，尽管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的大队人马正向他们猛扑过来，但是（多亏德尔卡塞的外交活动），与四十四年前那个类似的夏天不同，这一次他们不是与这个强大的敌人孤军作战。东方的俄国人正在其与德国和奥匈帝国接壤的边境地区集结大军。另外，就在眼下这个午夜，英国人终于下定决心，为了英国自己的利益，他们必须加入法国一方。不过，由于英国军队——就一个欧洲大国而言——少得可怜，法国人清楚，敌军在西线发动的最初几轮猛烈攻势还得由自己来承受。

如果柏林狂妄的军国主义分子确信第三共和国的军队抵挡不住德军，那么，相信这一点的肯定还有不少巴黎人，甚至包括一些坚定的爱国者，他们严重怀疑法军能够抵抗德军。他们担心革命的工团主义者和社会党人发动总罢工造成国家的分裂，因为这些人经常警告说，一旦出现战争的危险他们就会这样做。由于工人领袖已经鼓动抵制军队和战争，所以，政府无法确定工人大众是否响应动员令的召唤。七月三十一日傍晚——动员令发布之前不到二十四小时——发生的饶勒斯遇刺事件使政府不知所措，它担心，暗杀这位伟大的社会党领导人将激怒工人，使他们进入街垒并拒绝响应参军入伍的号召。为了准备一支机动部队镇压可能发生的暴动，正要登上火车开赴前线的第二重骑兵团奉命留在了首都。

不过，由勒内·维维亚尼总理领导的摇摆不定的法国政府对国民在国家这一危难时刻的情绪缺乏正确的判断。对于他们的领袖被人谋杀，工人做出的反应是，与其他人一样平静地走向征兵动员中心。当时还是一名匆匆赶去参加他的第一场战争的年轻中尉夏尔·戴高乐后来充满自豪地回忆说，虽然总参谋部曾经估计可能有百分之十三的预备役人员拒绝报到服役，而实际上没有报到的人数只有不到百分之一点五；三十五万名自愿参军者使征兵办公室应接不暇，还有三千名和平时期的逃兵重返部队。在被列入“另册”的两千五百零一名可疑的左派分子与和平主义者（包括一名年轻的左翼社会党人皮埃尔·赖伐尔）——由于认为他们将试图破坏动员，所以准备在动员日当天予以逮捕——当中，约有百分之八十的人最终自愿报名参军。内政部长撤销了对所有列在名单上的法国人的逮捕令。

紧接着在法国发生的不是冲突的加剧而是团结的增强，大家尽释前嫌。八月四日，在向群情激昂的国民议会宣读的宣战声明中，普恩加来总统号召法国团结起来。但是，建立“ 神圣的团结 ”与其说是对总统鼓舞人心的演说的响应，不如说是决心保卫祖国领土的法国人民的自发行动。正如一位历史学家后来所说：“一九一四年战争爆发之初的那些日子是我国所曾经历过的最辉煌的时刻。……从战争一开始就表现出来的这种团结精神拯救了祖国。……因为是共和国使这成为可能，它应当得到爱国者的感谢。” ^[120]

八月二十八日，一个代表着从极左派到右派的所有政党的政府取代了激进党政府，维维亚尼仍担任总理。出于对“国家在这种危急关头势必将由不受文官政治家干涉的最高军事当局进行管理”的默认，国民议会已在一致同意政府的开战决定之后休会。就连激进党和社会党的议员也不再担心这些将军缺乏保卫祖国的热情或者阴谋抛弃共和国了。他们感到信心十足，这一次不会再有色当，不会再有梅斯，也不会再有巴赞。他们相信，对于那个来犯的宿敌，将军们将会战而胜之。

但是，到八月底为止，法军将领和他们的部队却连吃败仗。即使不比普法战争初期法军所打的败仗败得更惨，这一系列失败也相当惨重。巴黎北面和东北面的法国军队以及小型英国远征军仓促后撤，首都城里已经可以听到隆隆的炮声。九月二日，色当战败四十四周年纪念日这一天，政府逃往波尔多。法国面临着一场灾难，其毁灭性一点也不亚于一八七〇年的那场灾难，而且依旧来自同一个敌人。

我们已经在本书第一章里看到，一九四〇年法国第三次面临同样的灾难。因为最后这次挑战是本书所探讨的主要问题，所以我们必须想方设法弄清楚，一九一四年八九月间法国依靠什么把自己从与一八七〇年同样的灾难中拯救了出来；而且，对我们来说更重要的是，法国依靠什么把自己从与将在一九四〇年五六月间降临的同样灾难中拯救了出来。 SsWx1mx0zdyNnAwvUM0Lkr0omxrccnSBoUX+025hXdCU3gycjK/z3CT8h2YOzEA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