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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我们所知，在进入二十世纪的过程中，来自左派和右派的攻击使第三共和国虚弱的议会制政体无所适从，它那令人难以置信的摇摆不定持续为它的敌人提供新的弹药，却使它的支持者提心吊胆。国家处在一种长期的政治危机状态中。政府以令人头晕目眩的飞快速度上台下台，有些只能维持几个月，寿命最长的政府也不过执政两三年。几乎所有政府都是通过国民议会走廊里的例行谋划而上台，然后很快又被赶下台。被弄糊涂了的普通百姓对此很难理解，也不欣赏。没有一届政府执政的时间长到足以制定长期的政策，更不必说有哪个政府能够实施长期的政策。
从第三共和国初期开始，这种政治上的混乱就盛行一时。在国民议会成立于波尔多的一八七一年与共和国变得相当稳固的一八七九年之间，出现过十二届内阁。一位法国历史学家评论说，这是“全面混乱最严重”的时期。 [90] 第三共和国有一个典型的开始。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它已经产生了五十届政府，平均每年一届。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政府更迭的速度将加快一倍，内阁的平均寿命为六个月。
在二十世纪初期的大约十年时间里，当坚定的共和派人士团结起来解决德雷福斯事件和与教会的冲突等问题时，似乎出现了某种政治上的稳定局面。瓦尔德克—卢梭、孔布和克列孟梭的内阁执政长达将近九年，对难以控制的众议院和参议院产生了不同寻常的影响。可是随后，不顾正在走向战争的欧洲形势对国家提出的明显要求，过去那种政治上的无政府状态卷土重来。从一九〇九年七月克列孟梭总理下台到一九一四年八月世界大战爆发，第三共和国不负责任地随意更换了十一届政府，也就是说每年几乎更换两次。大部分内阁都是由于鸡毛蒜皮的小事辞职的。前面提到的那位历史学家在其出版于一九六二年的一本书中评论道：“人们常常为促使国民议会更换政府的动机之琐屑而惊讶。” [91] [92] 尽管选民可能已对他们选出的议员所玩弄的这种政治把戏大失所望——而他们的绝望最终将具有决定意义，众议员和参议员自己却把一年或者半年一次的内阁危机视为正常的程序，他们很热衷这种程序。这成了一种让他们感兴趣的游戏。
政界人士似乎没有认识到这种不正常的国事状态的后果，但这些后果却是可以预见的。它们从一开始就削弱了共和国，并且最终为共和国走向毁灭铺平了道路。面对二十世纪日益复杂的各种问题，一个政府如果没有足够长的任期可以认真制订如何应对它们的计划，它怎么可能解决这些问题？这根本不可能，因此，那些注定短命的政府不愿着手解决长远问题，它们的部长心安理得地认为，必须承担解决这些问题的责任的应当是他们的继任者而不是他们自己。于是，历届法国政府都觉得无所作为、维持现状更保险。这就解释了他们在面对国内经济和社会领域越积越多的繁重工作时畏缩不前的原因。内阁部长不再关心如何设法解决国家的问题，而是关心怎样才能继续留任，那么，达到这一目的的最好办法就是尽量不做事情从而尽量不得罪人。当然，部长的任期必定是短暂的，可是，许多国民议会议员却成为长期任职的部长，从容不迫地从一届内阁过渡到下一届内阁。内阁部长异乎寻常的稳定性也许使内阁的不稳定得到了某种程度的补偿。 [93] 例如，白里安参加过第三共和国时期的二十五届政府，尽管他在这个方面首屈一指，但是，他的记录仍然受到许多人的威胁，尤其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这个政权逐渐陷入困境时。
第三共和国时期的法国政府不稳定的部分原因是政党体系的薄弱。在整个第三共和国时期，从来没有任何一个单独的政党在国民议会占多数或者接近占多数。每届政府为了延长自己的寿命不得不依靠至少两个政党的支持，通常是五六个，而这些政党的利益和目标各不相同。除了社会党之外，没有任何政党是要求其成员遵守某种党的纪律的真正的全国性组织。实际上，除了在一九〇五年实现统一的社会党和一九〇一年成立的中间党派激进社会党之外，这一时期甚至没有一个政治派别自称为“党”。作为替代，他们选择了诸如“联盟”“同盟”“联合会”之类的名称。党派的名称毫无意义。所有保守党派也都自称共和派、民主派或自由派，甚至自称为左派。而那些对经济和社会事务持保守观点的中间党派不仅经常自称为激进派和共和派，而且还自称为社会主义者。它们组织松散，除了一个派别之外在农村几乎没有基础，它们的意识形态即使有也很不明确，组织纪律根本不存在。作为讲求实际的个体，法国的选民常常想知道这些政党究竟有些什么主张，而且对它们一律持怀疑态度，甚至包括自己投票支持的政党。
要想了解二十世纪前十五年法国政治生活的状况，尤其是要想了解两次大战之间第三共和国开始面对它所无力应付的某些问题的那个短暂时期法国政治生活的状况，我们就必须对一个政党的特性进行研究。在第三共和国的最后四十年里，这个政党一直掌握着政权，只有几年除外。
这就是重要的中左党派、号称激进派的激进社会党。它决不激进，而且肯定不是社会主义政党。法国历史学家通常认为它“不是一个政党，而是一种意识形态”。在那些年的政治生活中，它比任何其他党派更能代表走中间道路的稳健的中小城市资产阶级和富裕的农民，这些人形成了第三共和国的屏障。
如其被人称呼的那样，“激进社会党人”以大革命时期的雅各宾派和甘必大的继承人自居。他们反对教权主义，反对军国主义，反对波旁王朝，反对波拿巴主义。他们支持德雷福斯，主张开办世俗的公立学校，维护财产权，维护个人和普通民众（只要他不是工人）的权利。而激进社会党的追随者深受个人主义的影响，这使他们不信任国王、军人独裁者和将军，不信任巨额财富和上层社会的特权，不信任社会主义，也不信任巴黎强大的中央集权政府——即使他们自己控制着这个政府。拥有广大读者的激进党哲学家“阿兰” [94] 说，议员的作用“应当是代表普通弱势民众反对强者、富人和权贵永无休止的阴谋活动”。
激进社会党由全国范围内各个地方和 省份 [95] 的许多号称激进派的委员会于一九〇一年联合创建，它的实力来自外省那些在很大程度上独立自主的基层组织。每个基层组织差不多全都由当地一些自封的共和派“知名人士”——医生、律师、新闻记者、教授和中小学教师、店主以及富裕的农民——组成，其中有些是共济会地方分会的会员。这些人都是当地具有社会影响的公民，这使他们有权——因为他们不是选出来的——参加向国民议会推举议员候选人的会议并且为候选人竞选。他们并不努力发展大批党员，因为这将危及他们对地方党组织的严密控制。尽管党员人数不多，激进社会党却得到大量的选票，这主要得感谢法国的选举制度。法国的选举制度规定，在每个 专区 [96] 的选举中，如果没有候选人在第一轮投票中获得绝对多数，就将进行第二轮投票。在第二轮投票中只须获得相对多数即可当选。而许多小型的自由派左翼政党的追随者通常会在第二轮投票中把他们的选票投给激进社会党，以阻止保守派的候选人当选。一九〇六年，激进社会党在国民议会赢得的席位超过了二百五十个，作为最大的独立政党在法国崭露头角。但是，由于受到独立自主的地方基层组织的支配，激进社会党本身缺乏凝聚力，几乎没有党的纪律，正是这种特性使它在制定国家政策时困难重重。激进社会党议员内心保持着狭隘的观念，因此，虽然宪法另有规定，他们仍然认为自己的首要职责是在国民议会中首先代表地方的利益，国家利益则置于其后。这正是农民和 小资产阶级 所需要的。在一个农业仍占支配地位的国家里，由于深深地植根于广大农村，激进社会党成为第三共和国大多数联合政府的核心党派，并且提供关键的部长人选，即使在那些右派或左派的过渡性临时政府中也是如此。激进社会党的长处和弱点反映了法国自身的长处和弱点。
政党体系的弱点由于国民议会行使自身职能的方式而益发明显。自从麦克马洪危机以来，国民议会坚持要使共和国总统成为名义上的国家元首，而由它亲自管理政府，既没有监督也没有制约。国民议会，特别是由普选产生的众议院，既是行政部门又是立法机关。内阁只不过是它的并无实权的执行机构，其存在完全被反复无常、瞬息万变的议会多数所支配。但是，包括六百一十五名众议员的国民议会的机构过于庞大，根本无法行使政府的职能。在英国，被议会下院赶下台的内阁可以在新的大选中求助于选民。在法国，这只有宪法上的可能性，但在实践中难以做到。除了在四年一次新的国民议会选举时，选民无权对处理国事发表意见。到了那时，连续五六届政府造成的混乱极其严重，区分不同党派的界线又相当模糊，因此，选民不可能做出经过深思熟虑的判断。
在如此动荡的政局中，共和国怎么能持续行使其职责，它的短命政府又怎么能处理一个强大而文明的大国的事务？三个因素拯救了第三共和国，并且帮助法国在某种程度上保持了稳定。这三个因素是：国民气质、内阁部长的连续性（尽管内阁连续倒台）和常设 行政机构 [97] ——几个世纪以来，所有革命剧变和政权更替几乎没有使其发生任何变化——的平稳运行。
如果政治是由思想和利益——正是这两种东西在政治上分裂了法国——构成的，那它同样是被人的气质塑造成型。这种气质深藏于一个民族中。在法国，它具有保持稳定的效用。很难给这种气质下定义，不过，一位法国历史学家曾经试图这样做。 [98] 他相信，在现时法国人生活表层下面的深处，存在着“某些情感，某些信念，它们几乎出于天性，也许极其不合乎逻辑，但是，它们肯定与公民的生活观念、人的本性以及社会的目标有关”。他坚持认为，这种气质是帮助法国在人为造成的政治混乱中保持某种稳定局面的力量源泉。
第二个因素是内阁部长的稳定性，它使内阁的不稳定得到一定程度的补偿。政府几乎随着季节的变化上台下台，不过，同样的部长却在一届又一届政府中继续任职。这成了一种听音乐抢座位的游戏。当音乐声随着内阁的倒台戛然而止时，部长们争先恐后以保住职位，他们中的一些人总能抢到一个职位——通常抢到的正是他们先前占据的职位。例如任期最长的部长之一亨利·克耶，在一九二〇至一九四〇年这二十年，他曾三次担任农业部副部长，接着又——及时向前跳了一小步——十一次担任农业部长，更不必说当他不管共和国的农业时还占据过另外六个内阁职位。泰奥菲勒·德尔卡塞从一八九八年到一九〇五年在六届不同的政府中掌管外交部，从而保证了处理对外关系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将于一九一四年拯救法国的协约国当时正在缔造中。
阿里斯蒂德·白里安
阿里斯蒂德·白里安在担任内阁职务方面领先于其他所有人，一九〇六至一九三二年间，他在二十五届内阁里出现。在其漫长的政治生涯中，他担任过十一次总理、十七次外交部长（在七届政府中作为总理兼任）以及其他各种不同的内阁职务。作为一位内阁部长，他以非凡的生存能力在其掌管的部门保证了工作的长期连续性。在一九〇六至一九一一年担任五届政府的宗教部长（他还担任其中两届政府的总理）期间，他能够恰如其分地实施政教分离法。在一九二五至一九三二年担任十四届政府的外交部长（他还担任其中四届政府的总理）期间，他保证了法国在处理外交关系方面的稳定性，使欧洲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享受了一段难得的和平安宁的时光。
还有另一些部长长期任职的大量实例，特别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例如，在二十届内阁中任职的阿尔贝·萨罗（与亨利·克耶的记录相同），分别在十七届内阁中任职的卡米耶·肖当、爱德华·达拉第和阿纳托尔·德·蒙齐以及在十三届内阁中任职的乔治·博内。诸如此类的激进社会党政治家都是我们将在本书的叙述达到高潮的那些章节里所要遇见的人物。
在大多数当代法国历史学家看来，这种奇特的法国现象——无论政府如何变动，掌权的人物长期不变——在避免共和国陷入过度混乱方面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99] 由于熟悉的面孔出现在一届又一届内阁中，政府的频繁更迭并没有像在其他西方民主国家可能发生的那样造成十分严重的后果，至少在第三共和国进入其最后二十年之前情况是这样的。在众议院和参议院，政府的频繁更迭被视为一种正常程序。内阁虽然倒台，部长依然留任。当一名众议员指责克列孟梭曾经把那么多届的政府赶下台时，后者答道：“我只把一届政府赶下了台，它们全都是一样的。”克列孟梭的巧妙回答有几分道理。
现在情况依然如此？至少是几位长期任职的部长的才干以及人们在实际决定政府命运的国民议会的走廊里所达成的妥协总能以某种方式使第三共和国涉险过关。但是，在艰难严酷的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这种长期受制于持续的政治危机的风雨飘摇的议会制度完全无力支撑第三共和国的时刻即将来临。当时，西方世界经济崩溃，共产党人赢得广大工人阶级的支持，法西斯主义开始在富人当中散布毒素，一个被纳粹控制的新兴的德国也在莱茵河彼岸构成了对法国的威胁。
比其他情况更能使国家保持团结并使第三共和国还能正常行使职责的也许是有助于稳定的第三个因素：在法国政府和法国人的生活中起着关键作用的常设行政机构。它由一些不同的部门组成，这些部门由固定的文职人员任职并掌管，负责实施国民议会通过的法律法规，执行政令和公务。直到第三共和国灭亡，常设行政机构从卡佩王朝 [100] 时期沿袭下来的工作态度或工作方法几乎没有发生过变化。在其冷漠但扎实的努力中，我们可以发现使法国人的生活在长达几个世纪的时间里保持持续稳定的许多秘密，尽管他们在这几个世纪经历了王位颠覆、独裁者垮台、共和国灭亡以及政权和政府的不断变换。进入二十世纪，这种官僚机构作为国家机器许多似乎已年久失修、不合时宜。实际上，如同其在古代和近代的君王统治以及拿破仑的独裁统治时期一样，常设行政机构仍然是共和国赖以生存的基础之一。
四十位国王你来我往，其中一些在巴黎、凡尔赛和枫丹白露的骄奢淫逸中消磨大量的时光；国民议会可能被废除解散或长期休会；内阁部长也许要用大部分时间打猎、钓鱼或追逐女人。常设官僚机构、高级和低级行政官员、法官、簿记员和普通办事员则要负责政府机构正常运转、征税、签订条约、征兵、记账、执法司法，并在很大程度上维持公用事业和国内秩序。可以说，在几个世纪的法国历史中，无论出现什么动乱，这种文官体制从来没有放弃过责任或停止运行——也从来没有发生过变化。自从腓力·奥古斯都国王（1180—1223）统治以来，无论什么时代，这些固定的文职人员都像中流砥柱一样屹立于乱世之中。他们具有在先前的贵族（从一开始这些文职人员就是从中产阶级中招募的）以及后来的国民议会议员和内阁部长身上不曾发现或不曾具有的公信力；他们以埋头苦干的方式勤奋工作，而且工作效率极高；他们具有强烈的公共责任感和显而易见的 团队精神 以及某种恪守职业道德的自豪感。但是，与此同时，他们令人惋惜地缺乏进取心，对发展中的社会需求反应迟钝。他们是国家的一支中坚力量。
杜米埃笔下的法国律师
在杜米埃的绘画和素描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在近代社会中的生活：长相酷似乌鸦的人物身穿法官的长袍或官员的制服，满脸胡须，目光严厉而且略显自负；法官沉重的身躯匍匐在法官席上；稻草人般干瘦的低级官员身穿黑衣，手持鹅毛笔，目光呆滞地审视着厚厚的账簿。即使是在两次大战之间我被派驻巴黎的那一段时间，人们也能在法院的走廊和法庭里以及旧国民议会大厦里看到这样的人物。还有更多朴实谦恭的文职人员，待在各部办公楼不计其数的冷冷清清的办公室里。在管理国家财政事务的审计法院（Cour des Comptes）布满灰尘的斗室里，你仍然可以看到会计师用鹅毛笔在厚厚的账簿上写写画画，加减数字还要口读心算，沿用着中世纪以来一直使用而且从未改进过的记账方式。打字机和计算器发明的消息（计算机还没有发明出来）显然没有穿透这里厚厚的墙壁，他们也没有听说过复式簿记法。 [101]
处在这一官僚机构金字塔塔尖上的是历史悠久的行政法院，或者叫国务委员会。它拥有对整个行政机构的管辖权，是国家权力机构的最高管理部门，对国民议会通过的法律和政府颁布的法令做出实质性的解释，并且监督这些法律和法令按照它的解释付诸实施。它还履行法庭的职责，裁决国家、省、市镇与公民之间的争端，以此保护普通百姓的权利不受强大的公权力侵害。还有最高法院，或者叫最高上诉法院。我们已经看到，在军事法庭拒绝进行公正的审判之后，它还德雷福斯以公道。就像行政法院拥有对公法的最终解释权一样，最高法院拥有对民法的最终解释权。财政部有一个辅助部门叫财政监察署，其工作人员——财政监察员——被认为是常设官僚机构的精华，他们在这个政府部门爬上高位之后，通常会被私营工商界，尤其是金融界挖去担任要职。九十个省长代表内政部管辖着九十个省份。他们有权穿着少将军服，像正规军的将军一样地位稳固，而且通常独断专行。有一批文职人员掌管着殖民事务部门，而另一批人则控制着外交使团和领事人员。在后面这一批人当中，有菲利普·贝特洛 [102] 和亚历克西·莱热（诗人圣—琼·佩斯），多年来，无论谁担任外交部长，实际上都是由他们控制着外交部，他们遵循的是塔列朗 [103] 的传统，后者在更早的时候曾经先后为旧君主政体、大革命、拿破仑、路易十八复辟和路易—菲利普效过力。最后，还有大批经营着邮政（兼营储蓄业务）、电报和电话系统以及国有铁路的官僚机构工作人员；几十万名公立学校和大学的教师——与美国的教师不同，他们拥有全国性的组织并且享有国家的财政支持。据估计，在每二十个法国人当中，就有一个国家雇用的工作人员。
法国政府实际上有两班人马： [104] 通过法律、制定国家政策并且规定政府职责的国民议会和经常以普选出来的人民代表所不希望或不喜欢的方式实施法律、推行政策并履行职责的行政机构。于是，常设官僚机构起到了某种——其他机构起不到的——检查监督国民议会的作用，同时负责履行政府的职责，哪怕是在最混乱的时期。就连出生于法国并在那里受教育的激进的自由民主派美国历史学家阿尔贝·盖拉尔也曾感叹：“只要行政人员还在办公，法国就将继续存在！” [105]
情况的确如此，但是，第三共和国也为此付出了某种代价。常设官僚机构必定吸引思想狭隘、观念保守的人。随着在办公室里度过的时光，他们变得越发狭隘和保守。“在法国，”“阿兰”在一九〇六年写道，“所有 行政部门负责人 ［即高级行政官员］都是极端保守的人物。充分认识到这一点，也就抓住了法国政治的要害。” [106] 这些身居要职的人当然是带着与日俱增的忧虑和厌恶看待议会制政权的变化的。对第三共和国越来越强烈的敌意在这个阶层中不断蔓延、日益加深，尤其是在行政法院、财政监察署、外交部门、法院的官员以及那些大多毕业于法学院和政治学院的大学院系教师中。最后，他们中的许多人被法兰西行动极端反动的保王主义或是火十字团和卡古勒以及相关组织的法西斯主义所吸引，背叛了他们曾经宣誓效忠的第三共和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