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的确认

进入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三星堆遗址迎来了大规模连续发掘时期，前后长达30余年，不曾中断，三星堆文化也从此得到确认。

20世纪80年代初，由于当地砖瓦窑业迅速发展，村民取土烧砖，导致三星堆和月亮湾一带大片文化遗址被挖掘推毁。1980年春，南兴镇一砖厂在三星堆坡地取土时，在地下挖出了石器和大量陶片。当地文化馆干部敖天照当即将此情况向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报告。之后，四川省博物馆王有鹏与广汉县文化馆人员来到三星堆考察，并做了试掘，出土了一批石器和陶器。

同年10月，四川省博物馆田野考古队经过数月的准备，对三星堆遗址开始了面积1200平方米的大规模考古发掘。这次发掘地点主要在三星堆中部东侧，田野工作一直持续到翌年5月。考古人员后来将这一发掘点编为三星堆遗址的第三发掘区。此次发掘，发现房屋遗迹18座、灰坑3个、墓葬4座，出土玉石器110多件、陶器70余件及10万余片陶片。陶器种类有豆、罐、盆、杯、碗、壶、勺、网坠等，石器种类有锛、凿、锥、矛、刀、杵等。而更重要的发现是，首次在川西平原清理出龙山时代（距今5000—4000年）至夏周时期（距今4000—3000年）的带有浓厚古蜀特色的房屋（“木骨泥墙”并带有穿斗夹壁厅堂）基址。

在发掘期间，考古人员一并对遗址进行了全面调查，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推测——“在三星堆遗址东、西、南面笔直走向的土埂是由人工叠筑而成，可能是遗址内城墙”。这一推测为后来的正式发掘所证实。

这次的发掘报告，以《广汉三星堆遗址》为题发表在1987年第2期《考古学报》上，报告中第一次明确提到了关于三星堆文化命名的问题。发掘者认为，通过这一次发掘，进一步了解了三星堆遗址古文化的基本面貌，它是“一种在四川地区分布较广的、具有鲜明特征的，有别于其他任何考古学文化的一种古文化”，并且它已经具备了夏鼐先生提出的命名一种新考古文化所必须的三个条件。

一、这种文化的特征不是“孤独的一种”，而是“一群”。如陶器中的高柄豆、小平底罐、鸟头把勺等特殊器型，往往在各遗址中伴出。

二、这种同类型的古文化遗址，在四川地区的发现已不仅是一两处，而是在成都青羊宫、羊子山、中医学院、新繁水观音，广汉月亮湾，阆中城郊，汉源背后山和麻家山等多处都曾发现过。

三、“必须有一处做过比较全面而深入的研究。”在此以前，尽管材料有限，但不少专家学者已对这类遗址做过不少研究和探索，这一次对三星堆的发掘和整理，正是对这类遗址的进一步研究，并对其时代、分布以及同其他文化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有意义的探讨。

综上，发掘者认为给这种特殊的古文化赋予一个名称的条件已经具备。因此，他们建议将这种古文化命名为“三星堆文化”。

1980年至1981年度的这次发掘，在三星堆遗址的发掘史上虽然并不是第一次，也非规模最大，更不是收获最丰富的一次，但却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因为正是这次发掘之后，“三星堆文化”的名称正式得到确认。1984年，中国著名考古学家夏鼐、苏秉琦两位先生看到这批文物标本时，对四川的考古收获给予了高度评价。苏秉琦先生高兴地说：“蜀文化的生长点就在这里。”三星堆的考古地位再次得到了深切的肯定。

继这次发掘之后，四川考古工作者紧接着在1982年、1984年至1986年连续五次对三星堆、西泉坎等地的重要遗存进行发掘。

1982年4月至12月，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又在三星堆第三个堆子的南侧进行了两次小规模的发掘（此处编为三星堆遗址第一发掘区），揭露面积159平方米。其重要收获是，发现了晚于三星堆三区第三期的商末周初的地层，出土遗物恰好与新繁水观音遗址出土的器物相衔接，同时还发现了马蹄形斜坡状的窑址。

1984年3月至5月，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又在距三星堆北面约600米的真武宫西泉坎进行发掘，面积为175平方米，出土了大量的陶器、石器。同时，发现房屋基址，并伴有大量石璧的成品、半成品及废料，从而推测此处很可能是石璧的加工作坊。另还出土了1件双手倒缚的石雕跪坐人像。这年秋天，三星堆考古工作站配合当地砖厂取土制坯，在三星堆第一个堆子北侧又进行了面积125平方米的发掘，出土了数量可观的陶器与石器。

通过这些发掘，考古人员深信，三星堆遗址是以川西平原为中心、地方特征十分突出的古文化，时代最早可达距今5000年左右的新石器时代，最晚可到距今约3000年的商末周初。同一个文化在同一地点绵延不断地发展了近2000年，实属罕见。考古人员同时坚信，三星堆遗址有古蜀文明遗留下来的宝藏，但对它们究竟藏在何处却一时深感困惑。

在经过多次的考古调查和试掘之后，令人惊喜的收获季节终于来临了。

1986年3月至6月，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三星堆考古工作站联合四川大学考古专业师生，对三星堆遗址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发掘。这次发掘揭露面积达1325平方米，是历年来发掘面积最大的一次，也是文化层堆积最厚、地层叠压关系最理想、出土遗物最丰富的一次，文化层堆积最厚处达2.5米。

发掘以当时残存的半个“三星堆”为基准，进行网状布方。共发掘出9座房屋遗址、101个灰坑，出土了10多万片陶片和500余件铜器、陶器、玉器、石器、漆器等文物。出土的陶器，有类似中原出土的陶盉、陶觚、陶豆，又有蜀地特色的小平底器、陶罐、陶瓮、陶钵、陶壶等，还有制作精美的炊具、饮具和酒器。其中10多件制作精致的鸟头把勺特别引人注目。

发掘证明，三星堆和月亮湾方圆6000平方米内出土的文物和房屋遗址的特征相同，它们应是古蜀文化遗址的两个有机部分；位于鸭子河与马牧河畔的三星堆——月亮湾古遗址，方圆约12平方公里，是长江上游成都平原上最为引人注目的大型遗址群。参与发掘的四川大学考古系教授林向后来在《巴蜀文化新论》一书中指出，厚达2.5米的三星堆三区文化层可分为16个层位，为新石器晚期——夏、商、周——秦汉的连续地层，“为研究早期蜀文化建立了科学的分期标尺”。这一地层剖面也因之成为川西平原近5000年来演绎进化的世纪标尺。中国著名的考古学家苏秉琦说：“多年来对四川的古文化一直心中无数，现在看到这许多文物，就看到巴蜀文化了。” KDa3JEB62zpoDoiuS+e+biYGiBrxguSO8x2qpVpp6zc0oMQTgUCaC0pBiq1glb7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