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探三星堆

农民燕道诚的偶然一掘，竟然由此开启了三星堆古蜀文明探索的先声，这是令人始料不及的。事实上，中国考古史上许多震惊天下的大发现，最初的机缘大都有些偶然因素，三星堆遗址的发现也不例外。

燕氏在月亮湾掘到玉石器，此事在当时即引起了一些有心人和学者的注意。正在广汉传教的一位叫董笃宜的英国牧师，在农家院落偶然听到乡人关于燕家玉器的闲谈，当即留了心。虽然他不是一个考古学者，对古蜀历史也没有什么研究，但他确认这批器物很有科学价值。于是，他找到平时过从甚密的当地驻军陶宗伯旅长，希望“做必要的宣传，尽快寻回散失器物，以便把它们保存下来”。陶旅长尽管对文物所知不多，但对此事仍十分支持，几天后，即派遣属下从燕氏家中借得5件玉石器交给董笃宜。董笃宜拿到器物，匆匆赶往成都，请华西协和大学的美籍教授、地质学家戴谦和（Daniel Sheets Dye）鉴定。

这年6月间，戴谦和、董笃宜与华西协和大学的一位摄影师赶赴广汉，对月亮湾出土遗物的地点进行了初步考察。大概是这次考察使燕道诚和陶旅长都意识到了对出土玉石器进行研究的重要性，他们将那5件玉石器赠送给华西协和大学博物馆保存，后来燕氏又将“最大之石璧一枚，琬圭一柄赠予华西协和大学博物馆，陶氏亦将所获全赠该馆，以便保存”。

1932年秋，成都著名的金石鉴赏家龚熙台也从燕道诚处购得4件玉器，激赏不已，专门写了《古玉考》一文在成都东方美术专科学校校刊创刊号发表，文中称这些玉石器“价值连城”。此论一出，立时在成都激起轩然大波。一些古董商随即蜂拥而至月亮湾寻珍探宝，有些不法商贾为了牟利甚而不惜制造赝品出售，致使“广汉玉器”一时鱼龙混杂、真赝莫辨。

就在古董商们于广汉争相搜取玉石器之时，一位对三星堆文化的早期认识与保护起到关键作用的人物出现了，他就是华西协和大学博物馆馆长、美籍教授葛维汉（David C. Graham）。1933年秋，葛维汉最早提出了在广汉玉石器出土地点进行调查和发掘的构想。关于此事，后来记载略有出入。

郑德坤《四川古代文化史》一书记载，葛维汉“以广汉遗物颇有考古价值，乃函询董君发现详情，复亲至其地考察，并商得县长罗雨苍氏及省政府教育厅之同意，从事科学化之发掘，旋因他事牵延未果”。

但《中国考古文物之美》丛书之三《商代蜀人秘宝·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一书则云：“1934年3月1日，葛维汉、林名均等抵达广汉，但广汉地方长官罗雨苍已抢先一步雇人开始挖掘了。葛维汉向他说明非科学发掘的危害及由此将产生不可挽回的损失，罗雨苍遂命令停工，并达成协议邀请葛维汉主持发掘事宜，但发掘权及出土文物尽归罗氏。”这一说事实上是根据葛维汉本人在《汉州发掘简报》中的记述而来的，比较准确。

这次发掘由罗雨苍县长出面主持，葛维汉负责指导发掘，华西协和大学博物馆馆员林名均协助田野工作。因其时治安十分混乱，“邻近匪风甚炽”，发掘只进行了十天即匆匆结束，但仍有较为丰富的收获，不仅发现了一些精致的玉石器，还出土了许多石器残块和破碎陶片，所获各种玉、石、陶器共计600多件，其中的玉石器与燕道诚五年前车水淘沟时偶然发现的那些形制基本一致。罗雨苍县长颇识大局，认为这些器物富有科学价值，遂决定把它们赠送给华西协和大学博物馆。

可以说，这是四川近现代考古史上第一次较为正式的科学考古发掘，也是学者、专家对三星堆予以关注的开始。尽管此次发掘未能触及遗址内的“祭祀坑”，但其意义和影响不可低估。

经过这次发掘，所谓的“汉州遗址”开始引起学者们的重视。1934年，曾经第一个到月亮湾考察遗物出土地点的戴谦和撰写了《四川古代玉器》一文，发表在《华西边疆研究学会会志》第四卷上，对这些玉石器的年代和性质作了初步研究。不久后，葛维汉参照瑞典考古学家安特生在河南渑池仰韶村、辽宁锦西沙锅屯发掘的出土文物报告，以及中国著名考古学家李济在河南安阳殷墟主持发掘的出土文物报告，整理出《汉州发掘简报》，发表在《华西边疆研究学会会志》第六卷上。这也是历史上第一份有关广汉古蜀文化遗址的考古发掘报告。1942年，曾协助葛维汉田野考古工作的林名均撰写并发表《广汉古代遗物之发现及其发掘》一文，对发掘工作进行了全面报道。随着这一系列文章的发表，“广汉文化”和“广汉玉器”更是名扬天下。

这其中，葛维汉整理的《汉州发掘简报》最值得称道。这有两层含义，其一，由他主持的发掘，是第一次由专家、学者介入对三星堆遗址的科学发掘；其二，这份发掘简报是第一份关于古蜀文化遗址的考古发掘报告。尽管葛维汉本人并非考古学家，他在报告中的论述也不尽准确，但作为一个在中国工作的外国学者，抱着对中国文明的热烈向往之心，为“广汉文化”（即后来的“三星堆文化”）的发现与研究，自觉地担负起了“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重任。

在《汉州发掘简报》中，葛维汉着重写道：

这次发现的器物，至少对研究古代东方文化和历史学者们提供了三种情况。第一，随葬器物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古代的葬俗、社会和宗教习俗；第二，玉、石器以及器物上的纹饰，颇能引起考古学家的兴趣；第三，出土的大量陶片，为研究四川古代陶器提供了重要资料。

我们已经指出，那个令人瞩目的发现是在一个挖掘七英尺长、三英尺深的墓坑出土的，而且几乎所有的墓葬大小大致如此。玉刀、玉凿、玉剑、方玉以及玉璧等礼品，周代时均系死者的随葬品，玉珠也为死者的随葬物。如果我们假设它是古墓这个结论正确的话，我们认为在四川古墓中发现的器物，大约为公元前1000年的时期。

墓坑里发现的器物有绿松石、绿石或粗糙的穿孔玉珠。从玉珠的两端进行钻孔，接近玉珠半心处的孔径较小。另外还有80多件小青玉片，因为考虑到它们一般作为装饰品粘牢在木制或皮制品上，没有串联或缝入的孔洞，这些玉刀、玉剑、玉凿等显然是祭祀用的。周代实行祭祀天地大典时，方玉象征地，玉璧代表天。

广汉文化与华北和中原地区已知的新、旧石器时代文化之间的联系与传播很清楚地看到证据。广汉的非汉族人民受华北和中原地区的早期文化影响颇深，或者是四川的汉人或汉文化比前人所定的时期还要早些。

目前的这些资料，也只能停留在暂时假设阶段，待将来找到更多的考古证据，以及广汉收藏品极为详细的第一手资料与中国其他地区的早期收藏品比较后，再来改变或确定结论。我们考虑广汉文化下限系周代初期，大约公元前1100年；但是更多的证据可以把它提前一个时期，其上限为金石并用时代。我们这次在四川广汉县遗址发现的玉器、随葬物和陶器系年代很早的标本。

葛维汉的这份《汉州发掘简报》除了介绍发掘经过和出土器物的各种形态，还提出了一些分析和看法，比如认为发掘的这个遗址是个墓坑，出土的器物大都为随葬物品；同时对“广汉文化”的时代提出了下限系周代初期，上限为金石并用时代的看法。在当时发掘并未全面，器物也不丰富，同时未引进碳14测定等科学手段的前提下，无疑还是很有见地的。当然，其不可避免地也有一些局限性，比如郑德坤在当时就对“墓葬说”提出了商榷，“窃疑广汉土坑应为晚周祭山埋玉遗址”。但无论如何，这种讨论在当时却倡导了一种很好的学术风气。

林名均于1942年发表的《广汉古代遗物之发现及其发掘》一文，则记述了月亮湾发掘的一些基本情况。文中介绍，发掘时布了长12米、宽1.5米的探沟数条，发掘中把地层划分为农耕土、文化层和生土；对发掘所获石器、陶片及玉器等文物，报告将其分成三个部分，一为溪底所出，一为探沟文化层所出，一为征集品。发掘者认为其年代“以石器及陶器之原始形制观之”，“属于新石器时代末期而在殷商以前也”，“至于溪底墓中之物其时代较晚，当为周代之物，盖所发现之玉器，与周礼相称，多所吻合”。

其时，旅居东瀛的中国著名历史学家、考古学家郭沫若得知故乡发现古蜀文化遗址和遗物，欣喜不已。林名均亦主动给郭沫若去函，并寄去广汉发掘的全部照片和器物图形。1934年7月9日，郭沫若回信向林名均、葛维汉表示谢忱，同时经过认真研究，也在信中谈了他对古蜀历史及“汉州遗址”的整体看法。

你们在汉州发现的器物，如玉璧、玉璋、玉圭等，均与华北和中原地区的出土发现相似。这就证明古代西蜀曾与华北和中原有过文化接触。在殷商时代的甲骨上就发现有“蜀”的名称，当周人克商时，蜀人曾经前往相助。此外，汉州的陶器也是属于早期的类型。你们认为汉州遗址的时代大约是西周初期，这个推测可能是正确的。现在我只能说这些，如果将来四川其他地方又有新的发现，它们将展现出这个文化分布的广阔区域，并且肯定会提供更多的可靠的依据。

这是关于三星堆遗址早期考古发现的一封重要通信。郭沫若以一个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的独到眼力，提出了一些极有见地的看法和建议，如进行综合性的研究、寄希望于今后进行更多的考古发掘以揭示古蜀文化的详细面貌，以及探索古蜀与周边区域文明的交流，等等。

1946年，华西协和大学以“华西协和大学博物馆专刊之一”名义印行郑德坤的《四川古代文化史》，书中专设“广汉文化”一章，分五个部分，分别介绍了三星堆遗址的调查经过、土坑遗物、文化层遗物、购买所得遗物和对广汉文化时代的推测。

对于本次考古发掘经过，书中有以下记载：

工作地段位于燕氏宅旁之小溪及溪北之田坝中。先则沿溪开一沟，长四十尺，广五尺，深七尺，名之曰“第一坑”。此坑表面为近代之黑土层，泥土甚薄，平均不及一尺；其次即瓦砾层，平均深度约三尺，其中所含陶片甚多，且有若干石器杂于其间，其泥土多属红色；再次则为未曾翻动之粘土层，土色褐黄，且无遗物发现。

次则整理前玉器石璧出土之溪底。……为一长方形坑，长约七尺，宽三尺，深三尺；……得琰圭残块二片及破缺小石璧数件。……坑中泥土杂有绿色小玉块及绿松石石珠颇多，所获约百枚。

继又在第一坑之南北各开一沟，长宽与第一坑均相同。南坑……上二层泥土系后人堆积，近代陶瓷残片参其间；第三层深厚与第一坑文化层相同，出土陶片与石器残块亦相似；其下即未曾翻动之黄土层。北坑地层与第一坑完全相同，文化层居中，厚约三尺。

书中对所获文物作了分类研究，并考定其用途。在作年代推测分析时，已初步具备了地层层位的概念，“土坑在文化层中为闯入品，其开凿应在此居住遗址荒废之后，是文化层年代应在土坑年代之前”。在作了同其他地区的比较研究之后，郑氏认为粗灰陶“为新石器时代晚期以至历史时代初期之遗物”，细灰陶“年代应当为商周前后”。

现在看来，20世纪三四十年代可算是三星堆文化研究的开榛辟莽时期。虽然受到时代及其时社会状况的限制，葛维汉、林名均等发掘者的努力并未能得到进一步有力的佐证，但其启明奠基之功仍不可没。自此以后，月亮湾遂成为四川考古的一块圣地，成为古蜀文明的象征。 fgT7ZE0rBu9rguOGixOSWlNodHfY/CivXuWLKpptlHnIgeJameI3GjVUqvSW2T4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