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永远选择最省力的路径。
Always seek
the easiest path.
“我要凌晨4点起床处理图片，有没有搞错？！”金·詹金斯（Kim Jenkins）想成就一番真正重要的事。但是，她总是感到压力巨大。一方面，她所在的机构正在经历一次大规模扩张。几年来，客户增加了一倍，然而他们还是靠着与过去几乎一样多的员工和资金在经营。随着机构的扩张，所有事情都变得更复杂了——新出台且难以解读的内部政策，用来掌控合规性的繁杂的新系统——工作流程变得很烦琐，现在他们所有的项目和程序都要耗费更多精力和时间。“好心办坏事”的人只多不少。工作不再像过去那样容易，它复杂得令人抓狂、复杂得毫无必要。因此，完成工作就需要付出非常艰巨的努力了。詹金斯有一种“自虐”的倾向。她说：“我认为，如果我没有付出极大的努力，没有牺牲掉我所有的时间，那我就是极度的自私。”
后来有一天，她突然醒悟。她发现，这一切本该可以更容易。意识到这一点之后，她说：“我明白这一切压力是怎么来的了，一层又一层不必要的复杂性在叠加。此刻我已经看清了这种复杂性持续扩张的过程，我被这种复杂性压得喘不过气来。”她认为是时候做出一些改变了。面对一项难以完成的任务时，她会自问：“有没有更容易的办法？”
很快，试验这种方法的机会就来了。一位老师打电话给她，问她能否让她的摄像团队去录制一整个学期的课程。如果是在过去，她会全力以赴，让她的团队工作四个月，并设法超额完成任务：添加音乐、片头和片尾以及制作图表。这一次，她想知道能否用更容易的办法来达到想要的结果。在与老师简短的交谈之后，她得知这些视频是单独为一名学生准备的，这名学生由于需要接受体育训练而不能每节课都到场。此次课程录制不要求多高的水准，只需要帮这名学生避免落下课程即可。所以詹金斯想：“就让他们请另外一名学生用智能手机来录制那些课程行不行呢？”“那位老师对这个解决方案很满意。”詹金斯说。就这样，她只花了两三分钟的时间去谋划这件事，就避免了她的摄影团队数月的工作量。
很多时候，我们牺牲了时间、体力和脑力，并且确信这种牺牲是必要的。 问题就在于，现代生活的复杂性使人们用一种错误的二分法把事情粗暴地分为“重要且艰难的”和“容易且琐碎的”。大多数人奉它为铁律：容易的事情都不重要，艰难的事情才重要。
一些日常用语更是深刻反映出我们这种偏见。想想这些耐人寻味的英文词组吧：当我们完成某些重要事项，会说付出了“血汗与泪水”（blood sweat and tears）；当我们描述重要的成就时，会说这些成就是我们“辛苦赢得的”（hard-earned），而我们本来可以只说“赢得”（earned）；当我们描述日常工作时，我们喜欢说经过了“一天的辛勤工作”（a hard day’s work），而实际上“一天的工作”（a day’s work）就足够清楚地表达我们的意思了。 1 还有一些常用语更是泄露了我们对“容易”的怀疑。当我们说到“易得之财”时，是在暗示这笔钱财是通过非法手段或者可疑的手段得来的。当我们试图否定他人观点时，我们会说“你说得倒容易”以示批评。我们似乎未经挣扎就默认了这些说法：“这件事做起来并不容易，但为之努力是值得的”，或者“虽然这真的很难实现，但我们应该努力”，这种默许令我感到惊奇。我们好像都自觉接受了这样的观点：正确的方式必然是更难的方式。
从我的生活经验来看，几乎没人质疑这一点。如果你挑战这些看似“铁律”般的偏见，可能会发现它并不容易被撼动。有些重要而有价值的事情，是否可以变得更容易？我们甚至根本没有停下来想过这个问题。“完成重要事项必须付出极大的努力”会不会是一个错误的假设，对我们造成了阻碍？相反，会不会有这样一种可能性： 某件事令人感觉困难，只是因为我们尚未找到更容易的解决方法？
我们的大脑会本能地抵制它认为困难的东西，而接受它认为容易的东西。这种偏见有时被称为“认知放松原则”（cognitive ease principle，由心理学家丹尼尔·卡尼曼
提出）或“最省力原则”（principle of least effort）。我们天生倾向于选择阻力最小的方法来实现我们想要的目标。这个原则起作用的例子很常见。我们倾向于在街角那家价格偏贵的便利店买东西，因为这比开车去物价低廉的商场更容易。我们倾向于把盘子扔在水槽而不是洗碗机里，因为可以少做一个步骤。我们倾向于允许十几岁的孩子在吃饭时发短信，因为强行禁用手机更容易引发争吵。我们在网上查询某个问题时，会倾向于采纳最先看到的那条搜索结果，哪怕这条搜索结果的可信度最低，因为这是获得答案的更容易的方法。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从进化的角度来看，这种对省力的偏好是有益的——在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它对我们的生存和发展都至关重要。试想一下，如果人类偏爱阻力最大的路径会怎样？假设我们的祖先会发自本能地探究获取食物最难的方式是什么、为家庭提供庇护最难的方法是什么、在部族中维系关系最难的方式是什么，那他们是不可能成功活下来的！作为一个物种，我们的生存得益于对最省力路径的先天偏好。
如果我们能不去与“寻找最省力路径”的天生本能做对抗，而是拥抱甚至利用它，使它成为我们的优势；如果我们能不纠结于“应该怎样对付这个真正困难但又至关重要的事情”，而是直接把问题倒过来问“这个至关重要的事情是否可以变得容易呢”，结果会有什么不同？
在我职业生涯的一个关键时刻，一家知名科技公司的客户让我做三场关于领导力的演讲。他们告诉我，如果一切顺利，他们准备在下一年或未来几年继续聘用我。这正是我所需要的职业突破。我很了解他们的需求，而且我有准备好的内容，他们也已经确认过了。
第一场演讲的前一天下午，我打算对演讲稿做最后的润色。它看起来已经很好了，但我担心它不够完美。我决定推翻一切，重新开始。很快，我被一个新的想法所吸引，我确信这个想法会令他们惊叹。最终，我熬夜重写了我的整个演讲稿，做好了新的幻灯片、新的讲义。当然，所有这些新的内容都是未经测试的。
第二天早上开车到那家公司的路上，我感到疲惫不堪，我的脑海中模糊一片。当我到达的时候，我已经筋疲力尽。演讲一开始，我就心头一沉。我的开场白毫无亮点，我对幻灯片也不熟悉，不得不频繁地回头去看屏幕，有一张开头部分的幻灯片也没能传达我想表达的观点。总之，我失败了。离开的时候，我感到胸中郁结。我本来已经得到这个绝佳的机会了，却把它搞丢了。这家公司取消了另外两场演讲，当然，也没有与我续约。这是我职业生涯中最丢脸的失败，永远都是。这段经历几乎把我搞垮，而我最后还没得到想要的结果。
我开始反思一切怎么会变得如此糟糕，答案是显而易见的。抓住这次演讲的机会对我来说非常重要，所以我想得太多了，设计得过分了，努力过头了。结果，我“反胜为败”。 我得到的教训是，努力过头会让我更难得到我想要的结果。我开始意识到，在人生中每一次失败的背后，我几乎都犯了同样的错误。我很少由于不够努力而失败，我失败都是因为我努力过头了。
我们一直都习惯于相信这样的假设：要实现超出预期的成绩，必须付出超出预期的努力。结果，我们让事情变得比实际情况更难了。一定有更好的办法。
德国数学家卡尔·雅各比（Carl Jacobi）以擅长解决棘手问题而闻名，他发现解决问题最简单的方法之一就是“Man muss immer umkehren”，翻译过来就是“倒置，永远倒置”。 2
倒置是指把假设或者方法翻转过来，反向解决问题，思考“如果相反的情况是对的会怎样”。只从一个角度看问题会使你忽视其他显而易见的视角，倒置可以帮助你发现这些视角。倒置可以使我们思维中的错误凸显，打开我们的思路，让我们以新的方式做事情。假设“所有重要的事情都需要我们付出巨大的努力”是看待问题的一种方式。事实上，对很多成就非凡的人来说，这是唯一的方式。他们已经学会如何解决问题，哪怕是在疲惫不堪或备受压力的状态下，他们也善于通过强力推进来完成任务。倒置思考指的是从相反的角度看待问题，它意味着这样发问：“也许这事儿很简单呢？”也意味着学会在专注、清醒和冷静的状态下解决问题，更意味着善于付出更少的努力就能完成任务。
有两种方法可以帮助我们完成所有真正重要的事情：第一，获得超人的能力，这样我们就可以完成所有难到无与伦比却重要的工作。第二，把难到无与伦比却重要的工作变得更容易。一旦我们把问题倒置过来，那些看起来难以应对的日常事务也变得更容易了。比如，有一天我在整理我的办公室，当我扫视房间时，我看到一台最近替换掉的旧打印机，它已经在我办公室的地板上放了几个星期，很占地方。每次看到它在那里，我都很苦恼。但是，每次看到它，我都会想到处理它所需要的所有步骤：第一步，做出将它保留还是丢弃的决定；第二步，计算更换彩色墨水的成本；第三步，找到一个可以丢弃它的地方。每一次，这些步骤所涉及的工作都烦琐到足以令我的脑海中出现这样的抱怨：“太麻烦了！”所以，很快，我就心甘情愿地让它继续待在地板上了。
然而这一次，我问自己：也许这事儿很简单呢？我假设的完成任务的必要步骤会不会都不是必要的步骤呢？我抬起头，碰巧看见窗外有一名建筑工人经过。我走出去，问他是否愿意免费带走那台打印机。他说可以，然后这台打印机就被带走了。我在提出倒置问题后不到两分钟，麻烦就解决了。
当我们感到无力应对时，可能并不是由于问题本身十分复杂，而是我们在头脑中把问题复杂化了。问自己这样一个问题：“也许这事儿很简单呢？”这是一种倒置思考的方法，看起来容易得有些不可思议，但也正是因为它容易，才如此有用。
废奴主义者威廉·威尔伯福斯（William Wilberforce）心怀伟大的坚定信念，从事着一项艰苦卓绝而又重要的工作。作为19世纪初的英国议会议员，他为反对奴隶制、争取道义而斗争。他对他那一代人发起号召，想通过全面立法来打击奴隶贸易，从而结束这种野蛮和不人道的制度。 3 然而，尽管付出了所有努力，倾注了所有热情，他却未能在法律层面取得丝毫进展。他的对立方很强大，一些有权有势的政党极力维持现状，一些人保持中立，无暇顾及废奴事业，还有一些人虽然关心这件事，但提供不了足够的帮助。推进废奴主义的阻力太大，奴隶制背后的利益关系盘根错节，干扰因素太多了。
后来，他的一位同是废奴主义者的同伴詹姆斯·斯蒂芬（James Stephen）想到一个主意。他没有继续正面攻击这个制度，而是采取了一个更迂回的方法。
1805年，斯蒂芬写了一篇文章，题为“乔装的战争，还是中立国国旗的欺诈？”（War in Disguise or the Frauds of the Neutral Flags）。他在文中反对交战国在船只上使用中立国国旗。当时法国和英国处于交战状态，法国货船悬挂着中立国美国的国旗航行，利用海商法来保护他们不被敌人扣押。当时，大部分前往西印度群岛的贩奴船也悬挂美国国旗。根据当时的法律，这样他们就不会被英国海军拦截。斯蒂芬看到，如果英国修改法律，取消这种保护，就没有奴隶贩子敢让自己的船只去航行了。失去中立国国旗的保护，大多数英国奴隶贸易都会消失。斯蒂芬担心，如果提到奴隶贸易，他的观点可能会被驳回，因此他把文章内容集中在战争问题上。这篇看起来毫无争议的论述很快就发表了，基本上没有遭到反对。
事实上，这篇看似无关紧要、存心不露锋芒的文章是一个“特洛伊木马”。从1807年1月开始，受斯蒂芬的启发，英国枢密院颁布了一系列针对拿破仑的战争措施，并取得了预期的效果。 4 随着当时英国内部的奴隶贸易逐渐被削弱，枢密院的这项举措很容易就带给奴隶贸易致命的一击。仅仅两个月后，1807年3月25日，随着《废除奴隶贸易法案》（ The Abolition of the Slave Trade Act ）的通过，奴隶贸易被正式宣布为非法贸易。 5
不可否认的是，有些目标对我们而言是几乎无法实现的，是难以企及的。但是，一旦我们找到一种间接的方法，这些目标的实现就可以变得不那么困难了。
美国西南航空公司在面对不同危机时也做过类似的事情。自从成立以来，西南航空公司的商业模式一直依赖于保持低成本和使飞机在降落后迅速周转，这两个目标与传统的机票打印系统并不相容。当时，旅客已经习惯了一种行业惯例，那就是在办理登机手续时拿到一张打印好的机票。不过，局限于当时的技术条件，这套系统为所有乘客打印纸质机票的成本很高，而且在登机口打印机票也很费时间，所以高管们不得不商讨，是否要花费200万美元打造一套现代票务系统。
打造现代票务系统似乎势在必行。管理层认为，如果公司不这样做，就有破产的风险。但对于一家低成本运营的航空公司来说，200万美元的额外花销是对利润的一个巨大冲击，尤其是当这笔花销用在了那些除了迎合行业习惯以外没有实际用途的事情上时。
西南航空公司联合创始人赫布·凯莱赫（Herb Kelleher）坚称，必须找到更好的办法。“我们召开了一个管理层会议，试图弄清楚该怎么做，”他回忆说，“当时有人高声问道，‘我们真的需要在乎美国联合航空公司对机票的看法吗？我们自己对机票的界定难道不是更重要吗’，我们都本能地回答说，‘对，我们只在乎我们认为票是什么样子’。然后那位经理说：‘那我们不如干脆打印一张纸，将我们的机票定义成这种简单的形式。’”
他们就是这样做的。西南航空公司决定推行一种用普通纸张打印的、从毫无装饰的自动售票机上获取的“机票”，而不是浪费时间和资源打造一个昂贵的票务系统。他们只是对这个昂贵票务系统的复杂特点与功能的必要性提出质疑，就揭示出一个简单得多、便宜得多、更易执行的方案。
摆脱那些让问题看起来很难的假设，你会惊讶地发现，简单易行的方案会层出不穷。
市场营销作家塞思·高汀（Seth Godin）曾经说过这样的话：“如果你感觉把一项业务推上坡非常困难，尤其是在刚起步的时候，那么不如试着问一句，为什么不去开启一项新业务，一项你可以推着下坡的业务？” 6
领英的联合创始人之一里德·霍夫曼说过：“我逐渐了解到，商业战略的一部分作用是解决最简单、最容易且最具价值的问题。实际上，制定战略的过程本身在某种意义上就是解决最简单的问题。” 有些人认为，想要取得非凡的成功，就必须做一些困难和复杂的事情。恰恰相反，我们可以寻找价值高并且简单易行的机会。
《赫芬顿邮报》的联合创始人阿里安娜·赫芬顿曾经相信，做任何有价值的事情都需要付出超出常人的努力。 7 但她后来又说，停止过度劳累的工作之后，她才获得了真正的成功。“我们有一种集体错觉，以为劳累过度和精力耗竭是获取成功必须的代价。”她说。当然，通往成功的艰难道路是存在的，克服重重困难之后获得成功的例子也是存在的。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把巨石推上陡峭的山坡，这是英雄主义，英雄主义总是造就伟大的故事。但这样的故事也制造了一种错觉，令人认为把巨石推上山坡是通往成功的唯一方式。之所以说是错觉，是因为，每当有一个人通过英勇付出而获取成功时，也有更多的人选择采取更简单的策略。 当我们放弃了对复杂的执念，即使微小的努力也能推进重要的事情。
历史上最成功的投资人之一沃伦·巴菲特曾经把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的投资风格形容为“怎么省事怎么来”。 8 他们并不期待投资那些需要付出巨大努力才能盈利的公司，而是一直在寻找那些“不用费脑子”的投资对象——业务上简单易行而且具有长期竞争优势的企业。用他的话来说：“我并不指望跳过7英尺的栏杆，我四处寻找1英尺的栏杆，让我可以一步迈过。”
当一个策略非常复杂，以至于推行起来的每一步都像把巨石推上山坡那样艰难时（如图1-1所示），你就应该暂停了。倒置思考，问自己：“实现这个目标最简单的方法是什么？”当我们去除了复杂的干扰项，即使最微小的努力也可以将重要事项向前推进。如图1-2所示，如果将微小的努力看成一个球体，那么这个球体的动量就会随着重力的增大而增大，这些微小的努力在执行层面上就变得非常轻松了。当我们把“更容易的道路是更劣势的道路”这种偏见搁置一旁，障碍就消失了。随着这些障碍的消失，我们就能找到自己的轻松状态了。
图1-1 复杂的策略事倍功半
图1-2 轻松的策略事半功倍
1．面对一项难以完成的任务时，自问：“有没有更容易的办法？”
2．如果将事情简单化，就不太可能出错。
3．摆脱那些让问题看起来很难的假设，简单易行的方案会层出不穷。
4．放弃对复杂的执念，即使微小的努力也能推进重要的事情。
5．一旦找到简洁的方法，就可能破解无法达成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