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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传统礼仪也可称为古代礼仪。它起始于远古先民们的鬼神信仰，衰落于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王朝。这种衰落，只是因时代变化而淘汰了那些过时了的陈腐内容，至于那些仍然可以发挥积极作用的内容，则被融入了现代礼仪当中，变成了“古为今用”的新的教化材料。
学界普遍认为，我国传统礼仪的演变过程在不同阶段有不同的重点内容，也有不同的代表性人物。这些不同，也就提供了各个阶段的历史评价依据。
传统礼仪的初创时期始于原始社会之初，止于五帝时代。据考证，我国原始社会时，人们在实际生活中已经有了一定的礼仪规范，宗教礼仪、婚姻礼仪等已现初步形态，而敬天祭神礼仪则为其主体。比如，距今约一万八千年前的北京周口店的山顶洞人，就有了礼的观念和体现这种观念的具体行为。他们缝制衣服，既遮羞，又防止风吹雨淋和烈日暴晒；族中有人死亡，他们会举行一定的悼念活动，具备了初步的交际礼仪。
到了新石器时代（这个时期的标志，是原始人由打制石器进化到了磨制石器。史学界将打制石器时代称为旧石器时代，将磨制石器时代称为新石器时代），人与人之间的交往礼仪又有所发展。据考证，在陕西西安东郊的半坡遗址中，就发现当时的人们在日常交往中已经注意到尊卑之序、男女之别了。在同一家庭中，家庭成员按照男女、长幼席地而坐：男子靠左边坐，女子靠右边坐（右为尊，这体现了母系社会的特点）；长者坐上边，幼者坐下边。他们还会划分不同区域，让成年男女在各自的区域内举行活动。
到了五帝时期，礼仪规范的严密性进一步加强。此时的著名人物，当属神农氏、黄帝和尧、舜二帝。神农氏又称烈山氏、厉山氏，一般认为他就是炎帝；黄帝姓公孙，名轩辕，号有熊氏，被称为中华民族的始祖。《商君书·画策》记载：“神农之世，男耕而食，妇织而衣；刑政不用而治，甲兵不起而王。神农既没，以强胜弱，以众暴寡，故黄帝作为君臣上下之义、义子兄弟之礼、夫妇妃匹之合，内行刀锯，外用甲兵。故时变也。”很显然，神农之时，世道因礼仪而和谐宁静。黄帝之时，匡正礼仪，君臣父子兄弟夫妇各有其称，并配之以法规，故世道大变。到了尧舜之时，民间交往礼仪得到了进一步发展，拜、揖、拱手等礼仪已广泛运用于社交活动中。尧因称帝前封为唐侯，故世称“唐尧”。他见诸子不贤，便选定二十岁时即以孝闻名的舜（舜的孝行，元代郭守正，也有人认为是郭守敬所编的《二十四孝》中有介绍，并排为第一）为接班人。尧死后，舜继帝位，因早年常在虞（今河南虞城北）活动，故世称“虞舜”。虞舜主政时，曾命伯夷主礼，制订礼、乐教化人民。
通过这一阶段的初创，就为第二阶段的走向成熟奠定了一定的基础。这一时期的许多实例也充分证明，礼仪从来就没有离开过早期人类的交往活动。
传统礼仪的成熟时期大约始于公元前的 21 世纪，止于公元前 771 年，即夏、商、周三代。这个时期，最重要的事件是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较全面地专门记载礼的书籍——《周礼》，最重要的人物是周武王的弟弟周公（即周公旦）。
夏、商、周三代，都是奴隶主阶级统治天下。为了维护种族式国家的统治阶级的利益，奴隶主们相继补充、修订了比较完备的礼仪制度，内容涉及政治、宗教、婚姻、家庭等诸多方面，基本奠定了中华民族传统礼仪的基础。
商代时，相继出现了“上帝”“德”“礼”“孝”的思想。统治阶级利用这些思想，配之以相关的规范，既维护族人团结，又以此引导族外人照样学样，不至于心怀怨怒，继而反抗。
到了周代，因为周公的出现，使这一时期成了中国传统礼仪极为重要的发展期。周公是西周初年奴隶主阶级的出色政治家，姓姬名旦。他先是帮助周武王灭了殷商，武王死后他又全力辅佐周成王稳坐天下。他精心制礼作乐，建立了周朝完整的典章制度。据说《周礼》一书，即为周公所作。前文已论及的“吉礼”“嘉礼”等五大类礼仪，《周礼》当中都有明确记载，既周全又浩繁。
周代的礼仪规范，所体现的思想观念是改造过的殷人的“德”“礼”“孝”的思想。按杨荣国先生的见解，周人对殷人“德”治的办法很感兴趣，认为讲“德”治，可以使被奴役者悦服。同样，在礼的观念方面，周人也是有继承、有发展的。周人认为使被奴役的人民固守他们的工作而不逾越，这才叫作“礼”，才是礼治的完成。所以，杨先生总结周人之“礼”时说：“周人把‘礼’从仪式中区别开来，可知周人的‘礼’的规范作用，较之殷人的，是更一步的具体化了。”（语见杨荣国《中国古代思想史》）
周人对殷人提出的“孝”的思想不仅有了新的发挥，而且能使之具体化。比如，周代规定，凡不孝不友，做不到“子孝父慈，弟敬兄爱”的，便不能参与政事，不能成为政府中的一员。这比起殷人只倡导孝道但缺少具体措施来说，显然是大进了一步。
总而言之，由于《周礼》的出现，人们对礼仪的理解与遵奉，有了新的高度和较全面、较实用的标准。这也说明，至此，我国的传统礼仪步入了成熟期，它的影响力将一直持续下去。
传统礼仪的革新时期即春秋战国时期，起于公元前 771 年（周平王东迁洛邑，今洛阳），止于公元前 221 年（秦王朝建立）。
春秋战国时期，周王室衰微，诸侯国你争我夺，征伐不断，百姓苦不堪言。这种局面，倒也帮了“士人”之忙，他们苦心探究，提出各种学说，形成了“百家争鸣”的盛况。其中，孔子、孟子、荀子等思想巨人对“礼”进行了深入研究，提出了新的见解，对传统礼仪予以革新，使礼仪理论有了新的发展。
孔子，名丘，字仲尼，生于公元前 551 年，死于公元前 479 年。孔子是中国儒家学派的创始人，是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也是世界名人。他删《诗》《书》，定《礼》《乐》，修《春秋》，为我国历史文化典籍的整理和保存做出了重要贡献。比如他编订的《仪礼》，详细记录了战国以前贵族生活的各种礼节仪式，为后世保存了丰富的史料。《仪礼》《周礼》和后来孔门弟子编著的《礼记》（《礼记》为西汉时戴德、戴圣所撰写的文献。戴德为叔，戴圣为侄。戴德之《礼记》俗称大戴《礼记》，今不多用。戴圣之《礼记》俗称小戴《礼记》，今多用），后世合称“三礼”。
就礼仪而言，孔子因“对政治的变乱看不下去”（杨荣国先生之语），便全力主张复兴周礼。当然，孔子所谓的复兴周礼，并不是原样照搬，而是注入了新的内容。
孔子注入的新内容，最主要的就是“仁”的思想。“仁”的概念，起源于商代。春秋时代，“仁”的观念被普遍作为人的道德规范。孔子为了用“仁”的观念规范“礼”的内容，他提炼、综合众论，并加入自己的见解，对“仁”的内涵进行了多方面的阐说。
孔子心目中的“仁”，除了包含“孝”“忠”“恕”之外，还包含“礼”“智”“勇”“恭”“宽”“信”等。但其中心，则是两个，一是“孝悌”，二是“克己复礼”。杨荣国先生认为，这两个中心，目的是从纵、横两面维护宗族关系，维护宗族统治。张岂之先生则认为，孔子的“仁”学就是“人学”。因为孔子认为“仁”就是“爱人”。而且，还有“爱国”的精神。因此，“孔子是中国古代把爱人、爱国思想相结合的倡导者和奠基者”。（语见张岂之主编的《中国思想史》）
孟子是战国时期儒家学派的代表性人物，名轲，字子舆。他在儒家学派中的地位仅次于孔子，故在封建社会里被尊为“亚圣”。
孟子生于公元前约 389 年（另说 372 年），死于公元前约 305 年（另说 289 年），迟于孔子一百年左右，故他以孔子的继承人自居。他发展孔子“仁”的思想，提出“仁政”“仁义”学说，主张“以仁德服人”。在道德修养方面，孟子提出“闻过则喜”“事亲为大，守身为大”“舍生取义”，养“浩然之气”，怀“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和“是非之心”等，其积极意义至今都不过时。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孟子发展了古已有之的“民本”思想，提出“民贵君轻”的观点，具有长久的史鉴意义。他所说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对过往历史的高度概括，堪为经典名言。为了做到真正的“贵民”，他具体分析说：“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孟子·滕文公上》）就是说：老百姓的生活规律是，有固定的产业就有坚定的道德观念，没有固定的产业就没有坚定的道德观念。如果没有坚定的道德观念，就会为非作歹，违法乱纪，无所不为了。基于这种见解，孟子认为：治理天下，一定要使老百姓们“饱食暖衣”“逸居而有教”。他还进一步明确提出教的内容：“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就是教育老百姓懂得人伦规范：父子间要有骨肉亲情，君臣间要有忠义之道，夫妻间要有内外区别，长幼间要有尊卑次序，朋友间要有诚信。很明显，孟子这种将百姓的生存条件与道德礼仪教育结合起来的“民本”思想，更具有实践意义。
荀子，名况，字卿，生卒之年不详，是战国末期的著名思想家。荀子关于“礼”的思想，总体来说并没有脱离先前儒家礼治思想的基本立场，但他又有新的观点，那就是“礼法并重”。所以杨荣国先生认为荀子的思想是“礼表法里”的思想。
具体而言，荀子也像他的先辈孔子、孟子一样，十分看重“礼”的作用。他认为“人无礼则不生，事无礼则不成，国无礼则不宁”，所以极力主张“隆礼”。对于“礼”的具体内容，他特别强调各色人等各得其位，这就有了“法”的内涵。他甚至明确提出，“礼”是法的原则和基础。
就讲“礼”来看，荀子与其前辈最重要的不同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他反对孔、孟维护的世袭制度，主张社会成员的等级地位可以以“礼义”之准绳变动；另一方面是他肯定人的正当欲望，认为人类的欲望应当给予适当的、合量的满足。这种见解，无疑是合情合理的，符合实际的。试想，如果人类正当的物质性欲望和精神性欲望得不到符合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满足，那人类又怎么能够继续生存和发展？
总而论之，荀子是儒法兼有的过渡式人物。他的“礼法”思想，比孔子、孟子有了明显进步。孔子、孟子、荀子等人的礼仪主张，构建了我国传统礼仪的总体框架，扩充并改进了多方面的礼仪内容，实现了传统礼仪的一次富有深远影响的飞跃。
传统礼仪的转型时期始于公元前 221 年秦王朝建立，止于公元 1796 年清王朝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大统。秦王朝的建立，标志着中国封建制度的确立。在这种大背景下，传统礼仪随之转型，成为封建主义化的礼仪。
封建主义化的礼仪，经历了一个漫长的、不断强化的过程。这个强化过程，有两次高潮，一次是西汉时期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一次是“宋明理学”的兴起与蔓延。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倡导者是董仲舒。他生于公元前 179 年，死于公元前 104 年，是西汉时期的儒学大师。他总结秦王朝由盛至衰、短期而亡的教训，希望汉朝统治者“德”“法”兼用以安天下。他所谓的“德”就是封建的仁义道德。因此，他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把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定为教化人民、维护统治的主流思想。
为了推行封建礼仪观，董仲舒根据他对人伦关系的理解和对人性属性的划分（他认为人性分为三等，即“圣人之性”“斗筲之性”“中民之性”。“圣人之性”是善的，“斗筲之性”是恶的，“中民之性”则既非至善，也非至恶，只能通过教化使其改恶向善），将先前的儒家礼仪概括为“三纲五常”（“纲”本指网上的总绳，泛指事物的主要部分；“常”指规律、准则）。“三纲”指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指仁、义、礼、智、信。董仲舒认为“三纲五常”上合天道，下合人伦，不可变更。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的建议，遂使儒家礼教成为封建社会的主流礼规。它的影响，至今尚有。
宋、明两代，传统礼仪的内容又有了新的发展。换言之，转型后的封建礼仪，由于“理学”的一再推波助澜，从内容扩展、规范细化两方面来说，又迎来了一个新高潮。
宋明理学，又被称作“新儒家”或“新儒学”，它的著名代表人物有周敦颐、程颢、程颐、朱熹、陆九渊、王守仁等人。
周敦颐是宋明理学思想体系的奠基人，而朱熹，则是影响最大的理学大师。朱熹字元晦，另字仲晦，号晦庵，南宋时人,1130 年至 1200 年在世。他发展北宋理学名家程颢、程颐两兄弟的“天理”理论，提出了不少新的见解。朱熹认为，世间万物莫不体现天理，人伦纲常也体现着天理，所以他说：“夫天下之事，莫不有理。为君臣者有君臣之理，为父子者有父子之理，为夫妇、为兄弟、为朋友，以至于出入起居，应事接物之际，亦莫不各有理焉。”（《朱子大全》卷十四）他的这种理论，为封建礼仪增添了重重的一笔。
“理学”至于明代，王守仁又添浓浓一笔。王守仁，字伯安，后因结庐于会稽山阳明洞，自号“阳明子”，故学界习惯称他为“王阳明”。王阳明是明代理学派中最有影响的人物。他的理学，世人称之为“心学”。这与宋代朱熹有很大的不同。他的“心学”核心是“心外无理”“心外无物”“良知即是天理”“天理即是良知”，因此，人人都须自觉地“致良知”。
在宋明理学的影响下，封建礼仪既向家庭扩展，出现了许许多多的家庭礼仪成果，如《朱子家礼》等，又趋于细化，如专门教育蒙童（刚入学启蒙的小孩）的《三字经》，里面有大量的道德规范教育，该书为宋代末年出现；又如《弟子规》《改良女儿经》等多讲礼仪规范的专门性启蒙读物，或针对小儿，或针对女性，虽然成书均在清代初、中期，但受宋明理学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
传统礼仪的衰微、融化时期起于 1796 年，止于 1911 年的辛亥革命。由于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传统礼仪受到了一定的干扰；另一方面，自鸦片战争开始，西方文化涌进国门，传统礼仪受到了冲击。在这种形势下，传统礼仪中的有些内容，自然而然地就被世人抛弃了，这就导致传统礼仪不再那么盛行了。但是，积淀了几千年的传统礼仪，毕竟还有许多有价值的内容。执掌天下者和庙堂外的有识之士，将这些有价值的内容融入新的、带有民主科学色彩的礼仪之中，使它们继续发挥其积极作用。
更为重要的是，广大民众在自己的生活实践中感受到，传统礼仪中的不少内容，对他们是有用的、有益的，从而乐意持续地奉行它。这样，也就保证了传统礼仪中有价值的内容的自然融入。正是这种融入，使得其后逐步成熟的现代礼仪更加丰厚，也更能为人们所理解和接受。
纵观中国的传统礼仪，可以发现它的诸多特点。这些特点有的依然体现在现代礼仪之中；有的虽然在外在形式上大有变化，但它还能从新的形式中捕捉到传统礼仪某种特点的影子。因此，明了传统礼仪的特点，对更好地理解、奉行现代礼仪，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全面分析传统礼仪的特点，那或许能另成专著。因此，这里只能简要而论。依我看来，传统礼仪的特点，主要有以下五点。
这不是我的发明，而是学界的共同看法。“规”指的是规矩、标准；“范”本指“模子”，后通指“榜样”。合起来说，就是标准的榜样。传统礼仪所体现的规范性，就是某种礼仪一旦成形，所有的人就必须遵守，不能更改，不能逾越。不遵守，就是失礼。正是这个原因，孔夫子才对鲁国大夫季氏严厉斥责说：“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论语·八佾第三》）按照礼的规定，天子可用“八佾”乐舞（一行八人为一佾，八佾就是六十四人），诸侯可用“六佾”（四十八人）之舞，大夫只能用“四佾”（三十二人）之舞。季氏只是大夫，可他用“八佾”之舞，大失了礼仪，所以孔子觉得不可容忍。
这种实例，历史上还有很多很多。比如封建时代的“丁忧”之规（官员无论职位高低，凡遇父母去世，必须按礼回家守孝三年），为官者都必须遵守。除非皇上“夺情”，不批准当事者回乡守孝外，谁若违犯，则是轻者被人责骂，重者或可丢官为民。这就表明，传统礼仪的规范性，是不可随意逾越的“红线”。
这种限定，除了交际场合的限定，还有事项、对象的限定。通俗地说，可以叫作“不当其事，不遵其礼”。孔夫子遇到穿丧服的人，即使这个人是个少年，也一定会站起来。经过他们身边时，一定会小步快走以示恭敬。（见《论语·子罕第九》）这就是一种交际场合的限定。
很多时候，你的身份也决定着你的礼仪，这叫作“心中有礼”，或者叫作“内省”。宋明理学盛行以后，这种限定性体现得更为普遍。比如女性的“妇德”要求，那是不容许“人前一个样，人后一个样”的。
至于事项的限定，那是自然而然的。事项要求你需按“嘉礼”行事时，你就得按“嘉礼”之规办；事项需要你按“宾礼”行事时，你就得按“宾礼”之规办。事情变了，礼仪也就变了，顺其自然才对，不能“一条巷子走到黑”。
总而言之，限定性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离开了特定的场合和事项，你充当的“角色”不同，守礼或不守礼就要灵活变通。这一方面，古人中提供的许多实例，就很好地注解了传统礼仪的这种“限定性”。
如不实践，礼仪就不成其为礼仪。正因为如此，就传统礼仪的“规矩”而言，操作性很强，极便于人们照着办。就礼仪的实践效果看，传统礼仪的大多数内容，当时的人们还是心存敬畏、努力实践的。
特别明显的是，历代先贤们在倡导礼仪的同时，也都努力地实践着礼仪，树起了言行一致的典范。制作《周礼》的周公，一生严守君臣之礼，万古流芳。日常生活中，秉持“敬人”之道，更是青史留名。《史记·鲁周公世家》载，周公曾经这样表述过自己的日常行为：“我一沐三握发，一饭三吐哺，起以待士，犹恐失天下之贤人。”是说自己常常是洗一次头发，要多次挽起来而待客，吃一次饭，常常是几次把已经入口的饭食吐出来，恭敬待客。即使这样，我还是担心失去了天下的贤德之人。这是多么了不起的守“礼”举止呀！所以后来的曹操，才在他的诗篇《短歌行》中由衷慨叹“周公吐哺，天下归心”。
孔老夫子的守礼之举，《论语》中多有记载，不必赘说。宋明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不仅自己恪守礼仪，而且一再教育自己的后辈谨遵礼仪，不辱门楣。这些事实，都证明了传统礼仪的实践性的可贵作用。
因此，礼仪是不尚空谈而尚行动的。如果像“丈二高的灯台，只照别人不照自己”，那么礼仪终将只是一纸空文。无疑，传统礼仪的实践性，至今仍然需要认真体现。
继承性也就是传承性。这个特点无须展开细说。守孝三年之礼，古已有之。现在，家中若有老人过世，依然要在办完三周年的祭祀后，葬礼才算真正完成。这种继承特点，是显而易见的。
传统礼仪之所以具有继承性，关键在于传统礼仪中的不少规矩体现了世道人心，人们是乐于接受的。一代又一代的人接受它，传播它，就把它变成了一种文化遗产，后人倍加珍视。还拿前面的“守孝三年”来说吧，它是有根有据的。古人认为，一个人呱呱坠地，在父母的呵护、养育下，经过三年，如无特殊情况，才可以脱离父母的怀抱，独立行走，这叫作“三年免于怀”。正因为如此，父母过世，为报父母之恩，必须守孝三年。道理如此明白，谁又能不接受呢？如此，这种礼仪就一直被继承到了今天，并且还会一直继续下去。
当然，在继承的过程中，有些内容，有些形式，可能会发生一定的变化。这是正常现象，不必大惊小怪。
时效性表现在两个方面。从宏观方面说，礼仪是社会生活的产物，不可能脱离特定的历史条件。因此，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礼仪中有些内容就过时了，无法再用了，它的效能也就消失了。比如周代，有诸侯朝觐天子和诸侯国之间的会盟礼仪。秦王朝建立了封建式国家后，诸侯不存在了，相关的礼仪也就不存在了。从微观方面说，联系前面的相关内容，我们可以明白，某项事情结束了，相关的礼仪也就暂时终止了，这也是礼仪时效性的表现。比如古时的“加冠礼”，一旦某人的“加冠”事情办完，对该人而言，相关礼仪也就结束。试想，如果一件事情的“礼仪”没完没了地持续下去，那还得了，那就成了“礼”妨碍了“理”，妨碍了正常生活，反而“无礼”了。
还有，不同地域，不同民族，同一事项的礼仪规矩也是有所不同的。因此，离开了这个区域或民族环境，这儿的礼仪也就自然无效了。这也是一种时效性。
总而言之，礼仪的“敬人”特质永远存在，但失效了的或者变化了的具体规范，在传统礼仪的演化过程中则屡见不鲜。这种时效性，也许正是中国礼仪的一种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