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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界普遍认为，礼仪起源于鬼神信仰。在西周时期，我国古代礼仪已基本成形。据专家的研究，在殷周时就出现了“德”的观念和与之配合的“礼”的规范。此后，春秋时期的孔子，成了礼仪的集大成者。而孟子又对孔子所倡导的礼的核心“仁”进一步发挥，提出“仁政”“仁义”见解。这就形成了后来归纳出的“孔孟之道”的说法。到了宋明两朝，传统礼仪与伦理道德说教相融合，使礼仪与礼教混杂难分，维护当时封建秩序的目的也更为明显，对人们的观念和行为的约束也更为严苛。
显而易见，以上见解对我们认识传统礼仪的产生、定形极富意义。但问题在于，这种见解的依据，是已经见诸文字的各类史料，而这种史料，包括至今还在发挥着重要作用的《论语》《孟子》《礼记》等，它们的基础又是什么呢？或者说，是什么样的社会现状、什么样的人类活动，才使得先贤们有了如此丰富的见解和总结呢？
关于中国文学史的多个版本在介绍文学艺术起源时有一个共同观点：文学艺术起源于劳动。例如《淮南子·道应训》说：“今夫举大木者，前呼‘邪许’，后亦应之，此举重劝力歌也。”它证明了诗歌的产生与劳动的关系。由此我想，礼仪的源头，恐怕也还在先民们的生活实践之中。
为了追本溯源，我们不妨介绍一种远古时期的社会现象。《孟子·滕文公上》记载，古时的人们对父母亲的去世，起初是并不安葬的，只将尸体放到野外的某个山沟里就算完事了。但过了些时日，当逝者的后辈再经过那个山沟时，看到有狐狸在啃食其父母亲的尸体，有苍蝇、蚊子在叮咬其父母亲的尸体。此时，逝者后辈的额头立刻冒出了冷汗，眼睛只向别处看，不敢再看其父母亲的尸体。逝者的后辈并不是因为有人责怪他们才流汗，而是他们内心不忍，情不自禁地直冒冷汗。于是他们赶忙回家去，拿上竹篓、锄头，把父母亲的尸体埋了起来。这种埋法，就是“葬”礼的开始。尽管它还很不完备，但毕竟有了可贵的基础，形成了初步的程序和规矩。
杨荣国先生在他的《中国古代思想史》一书中论及周朝时“孝”的思想的产生时，也介绍了一种很实际的例证。书中说：武丁的儿子孝己，对父母亲很孝顺。只因他母亲早死，他父亲误听他后母的话，将他放逐而死了。后来虽然有许多人哀悼他，但卜辞之中，只有兄己、父己之名，却并无“孝己”之名，故《世本》和《史记》中均未记载其名其事。国学大师王国维研究，兄己、父己，其实就是孝己。他为什么被称作孝己，正是因孝顺父母而得名。
上述两例证明，“礼”和文学艺术一样，也源于生活。“礼”之始，程序、规矩只是雏形，后经不断地总结、丰富，直到大家觉得较为完备、没有缺漏时，它就成为一种正式的礼仪。这种礼仪一旦定形，它自然也就规范着其时及其后的人们的观念与行为。正因为此，世间也才有了“礼出于俗，礼化为俗”的说法。
至此，实际上我们已经触及了礼仪的部分内涵。当然，如果要科学地、较为系统地评说礼仪内涵，还须借助古今群贤的有价值的见解。
在历史典籍中，就“礼仪”二字而论，涉及“礼”的篇什比比皆是，而谈“仪”者则相对较少。因为，在古人心中，礼就包含了仪，仪也离不开礼，故而也就常谈礼而少谈仪。那么，“礼”究竟是什么呢？虽然，它的字面意思只表祭祀——古“禮”一字中，左边部分表示恭敬的态度，右边部分表示祭祀的器物（多指盛酒器具和装载其他祭品的用具），但所包含的实际内容，却十分丰富。
《中国礼仪大词典》中，对“礼”的定义是：“礼指特定民族、人群或国家基于客观历史传统而形成的，以确定、维护社会等级制度为核心内容的价值观念、道德规范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典章制度、行为方式。”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简明古汉语字典》介绍，“礼”的义项有祭祀、尊敬、礼节、礼物、制度、行为规范等。《辞海》当中对“礼”的解释，也大致相同。
综合诸家阐释以及《论语》《孟子》，特别是《礼记》当中的阐说或介绍，我们对于“礼”的内涵，可以归纳出以下几项：
第一，它是一种典章制度。它着眼于国家大局，往往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因而被视为“国之基”“君之大柄”。比如《周礼》侧重言说古代的政治宗法制度就是一个明证。
作为典章制度的“礼”，主要功能在于保持社会全局的稳定与安宁，维护天子之国及诸侯分封国的宗族式统治，以避免“礼崩乐坏”，根基动摇。
第二，它是做人处事的一种道德规范。孔子提出“不知礼，无以立也。”（《论语·尧曰第二十》）《礼记》也评说道：“凡人之所以为人者，礼义也。”可见，礼仪的道德规范作用，实在不可轻视。按照先贤们的说法，不追求道德修养，不奉行礼仪规范，人就不可能安身立命，也就不能称其为人了。提到这个高度，应该是到达极致了吧。
作为道德规范的“礼”，其主要功能在于促进世人提高道德修养，成为“君子”，以“修身”作基础，进而能够“齐家治国平天下”。抛开个人功利目的来说，这种道德规范的修养，无疑具有跨越时空的积极意义。孔子早就说过：“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论语·泰伯第八》）意思是：恭敬而不符合礼的规定就会烦扰不安，谨慎而不符合礼的规定就会胆怯退缩，勇敢而不符合礼的规定就会违法作乱，直率而不符合礼的规定就会尖刻伤人。老夫子这几句充满哲理的告诫，即使在今天，不也使我们受益无穷吗？
第三，它是全社会都应该遵守的一种行为准则。为了保持正常的人际交往，维护良好的人际关系，孔子既是对弟子也是对世人提出了基本的行为准则，这就是有名的“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第十二》）孔子据此特意告诫他的弟子们说：这就是修行仁德的具体方法。如果说孔子的提法还有些笼统的话，那么《礼记》中的许多提法就非常明确、非常具体了。比如《礼记·曲礼上》中，对人们日常的行为举止的规范，几乎达到了不厌其详的地步。像“上于东阶，则先右足。上于西阶，则先左足。”（意思是凡与客人走台阶，若走东台阶，就先迈右脚。若走西台阶，则先迈左脚）之类，实在就太过琐碎了，稍不留神，岂不举步无“礼”了吗？
很显然，作为行为准则的“礼”，它的基本功能是按照社会通行的规矩来约束自身，使每个人能够安分守己，不讨嫌，不添乱，从而既利于与人的和谐相处，又利于保持全社会的安宁平静。如此，每个人的生存环境就会日益改善。
第四，它是根据各种不同的实际内容而安排的趋于程式化的仪式。这种仪式，在特定环境或特定事项中是不可或缺的。因为，“礼”离开了仪式，它的内容便难以表现，无法让“礼”的承受者感知、理解、接受；另外一种情况是，“礼”的对象虽然已经离世，无法感知“礼”的内容，但通过相应的仪式，“礼”的对象的关系人（亲属、朋友、同事等）却可感知、理解“礼”的内容，得到安慰或鼓舞。这就是民间所说的“给活人看”。
第五，它是表示和好、感谢、慰问、恭敬等情绪的礼品。“礼”的这种内涵，民间称为“送礼”。它的一般做法是在某方家中有了婚丧嫁娶之事时，特意奉送礼物或礼金，以表示特有的关切。
“送礼”之举，意在表“情”，所以一般都是互有来往的，老百姓把它叫作“送人情份子”。因为大家都明白一条古训：“礼尚往来：往而不来，非礼也；来而不往，亦非礼也。”（《礼记·曲礼上》）。正因为如此，礼物或礼金的相送，大致遵奉对等的原则。至亲之间，则根据个人经济情况自行决定，并无一定之规。至于送礼物，有些则是有特殊讲究的。这在其后章节中会有专门介绍，此处不赘述。
通过不同方式传输“礼”的信息，它的功能虽因对象、事项不同而有所差异，但拉近关系、联络感情、平安相处这一主线，却是十分清楚的。因此，它在人与人的交往中所发挥的积极作用不可轻视。
前面介绍了礼仪的五项基本内涵后，对于礼的本质，我们应该有一个大概的认知了。但是，如何科学评价礼仪或者叫作“礼”的本质，却不简单。
一般而言，根据孔子“礼者，敬人也”和《礼记·曲礼上》中的“夫礼者，自卑而尊人”可以认为礼的本质就是“敬人”。但实际上，敬人还只是一种外化了的现象，或者说还只是一种手段。进一步探究，便可以发现敬人的目的在于和谐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因此，根据荀子的“礼者，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也”之类的言论，特别是根据始自殷、周时期的奴隶主统治阶级和历代封建统治阶级竭力宣扬“德”“礼”等思想观念、行为规范的功利目的，学界的基本认识是：我国古代礼仪的主旨，是维护利于统治集团的等级制度，认同并坚持人的等级差异。这种认识是非常正确的。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统治集团倡导礼仪虽然别有用心，但这并不能掩盖礼仪在民间流传的实际功能——优化人与人相处的关系。所以中国人民大学的金正昆教授评判说：“我国古代礼仪具有明显的两重性。一方面，它提出了礼仪的一些基本原则，制定了人际交往的行为规范，并且强调‘礼之用，和为贵’，这些都是可以为现代礼仪所借鉴的。另一方面，它并不尊重人，而在于维护封建统治制度。这些糟粕，自然必须为现代礼仪所否定。”（《社交礼仪教程》第 2 版）。毫无疑问，金先生的这种奉执“扬弃”精神的评判，是很有代表性的，也是非常中肯的。
根据“扬弃”二字的基本精神，笔者认为要真正做好扬弃工作，达到该扬者扬、该弃者弃的目的，必须在三个方面多下功夫。
其一，任何人都很难超越历史，超越宏观环境。因此我们分析评判历史人物时，必须认真审视他们所处的那个“现时代”，从而给他们以充分的理解。同理，在评判以讲仁、讲儒、讲理为终身乐事的孔子、孟子、董仲舒、朱熹等人物时，也应充分考虑他们生存时代的社会总貌，猜度他们生活的酸甜苦辣，辨析他们心中的情感大趋势。如此，对他们的言辞、作为才能有比较公允的评说。不然，可能就会“因人废言”，或“因言废人”。比如孟子为什么由孔子所提的“仁”的观念出发，大讲特讲“仁政”“仁义”之说，只要看看他所处时代的诸侯国的统治者们都在忙些什么，也就心明如镜了。他对统治者们实在是“恨铁不成钢”，希望给他们帮个忙呀！反过来看，如果诸侯国的统治者们真能施行“仁政”，对天下百姓讲“仁义”，那岂不是一件好事？可惜孟子的学说，统治者们并不感兴趣。他们感兴趣的，只是你征我伐，争夺地盘，称王称霸，雄踞天下。综上所述，如果完全认为孟子的主张一无是处，恐怕也不是公允之论。
其二，要尽可能科学、准确地理解古人谈论礼仪的言论，做到既要精当，又要留有余地。就拿前面提到的荀子的那句话来说，“等”“差”“轻重”“称”几个关键词，是否都在表示等级差异，我看倒不一定。先秦之时，词汇量较少，有些词往往包含着多种义项，如果稍有不慎，就可能以一概全，不甚精准；进一步说，生活中由于社会地位、年龄大小、财富多寡而导致的人的差异，难道真的不存在吗？如果我们联系古训中关于衣食足而知荣辱、仓廪实而知礼节的人性总结，那么我们对于荀子的说法，也许就能理解多于批判了。
其三，对于先贤们的言论，要有整体的、宏观的把握。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一个人的言论，受时代及个人认识水平的局限，不可能皆是至理名言。有时候，说不当的、有缺陷的甚至完全错误的话，也在所难免。研读先贤的言论时，常常遇到这种实例，也就有了一点感悟。我认为，评判某人的言论，只有着眼于整片森林而不是只盯着几片黄叶或一两棵枯木，才能出语中肯，令人信服。比如《论语》这部书，誉之词甚多，毁之词也不少，甚至于说起孔子，有人奉为至圣大贤，也有人认为“孔家店”里没有什么好东西。持这种观点者，大概是只记得孔子说过的“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等几句话，就愤愤不平而已。实际上，总体而言，《论语》的价值是不可否定的。故而钱文忠教授才评论说：“《论语》教给生活在现代的我们的，主要是一种人生的境界，一种人生的智慧，一种人生的态度。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非常有把握地讲，《论语》有穿越时空的永恒的价值。而不是说，《论语》是一部万宝全书，我们读了《论语》，就可以解决我们面临的一切问题。”（《钱文忠解读〈三字经〉》）笔者认为，钱教授这种立足于宏观和本质的评判之说，为我们树立了很好的榜样，值得我们认真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