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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婚早已不是如今婚姻中的必经程序，也不具备法律效力。但在民国及以前，订婚是男女婚娶的一个必要程序，“结婚是人生的终身大事，订婚是终身大事的决定”，其重要的地位几乎超越了结婚仪式。
订婚，又称定婚、婚约，是定亲的演变，是早年的重要婚俗。定亲的时代，有的是指腹为婚，有的是孩提时期的娃娃亲，当然毫无爱情可言，两个互不相识的年轻男女由着家长们做主，对于爱的憧憬无疑是极其模糊的。而民国时期的订婚则经历了父母做主，父母为主兼与当事人议定和，以及事人做主征得父母同意这三个阶段。
父母做主时期，儿女的婚事完全由父母包办，不必与当事人商议，甚至结婚当天当事人双方才第一次见面。“五四运动”后，新式婚礼趋于简朴，淘汰了许多陋习，但订婚仪式却更加重要了。这一时期的订婚，仍是通过媒人介绍、父母做主，但在订婚前也会听取当事人的意见，虽然意见不统一时，最终多是孩子屈从于父母。进入20世纪30年代，大城市里的男女青年大都接受了中学以上的教育，更受西方男女平等、婚姻自主观念的影响，开始出现自由恋爱、私订终身的现象。他们多是确立关系后，再征得父母同意。在前两阶段的订婚仪式上，并没有男女当事人在场；而进入第三阶段后，他们则成为订婚仪式上的主角，甚至搞得比结婚仪式还要热闹。
清吴桭臣《宁古塔纪略》中有“订婚时，父牵子同媒往拜妇之父母，次日，女之父亦同媒答拜”；清谭嗣同《湖南不缠足会嫁娶章程》则称“订婚之时，以媒妁婚书为凭，或略仿古礼奠雁之意，随意备礼物数色”。由此可知，订婚仪式上当有如下程序：订立婚书、交换礼物、确定媒人等。但订婚仪式也没有一个标准的定例，具体到各个订婚仪式也不尽相同。比较常见的就是，双方家长聚合在一起，以座谈的形式商议儿女的婚事。先在订婚证书上用印，以示郑重和作为凭证；然后双方互换礼物；最后议定以双方熟悉的亲友充任证婚人，明确介绍人。仪式结束后，大家坐下来，一起共享茶点，分吃喜果子。到了民国后期，多由吃茶点改为设宴席、吃喜酒。
进入20世纪30年代后，订婚虽已彻底公开，然而也有个门当户对之说。富商巨贾、达官贵人的订婚对象一定不会是贫穷人家，他们专找某女校的高才生做太太；而小户人家的女子倘被公子哥儿看上了，也要引起社会群相惊异，会有攀龙附凤之议。
即使是父母做主，在订婚前也要征求令郎令爱的意见。于是，就要安排一次男女双方相互“看人”的场景，多在亲戚朋友的喜宴、寿宴上。男女双方各自修饰一番，借着吃喜酒的名义来到目的地，亲属中有知道内情的人，特意挑选两个斜对方向的位置让他们坐定。在旁边人提示下，各自锁定了目标，偷眼瞄着对方，偶然有四目相对之时，急忙低下头来。然而，也有许多兰心蕙质的男女，并不需要父母劳神费心，两下里早已因着某一个机缘而开始“幸会”了。更有一些摩登男女，自行发生了恋爱，随着感情日渐升温，进入订婚程序，始行告知父母。而父母为了使亲朋好友一体周知，也得强拉两个现成媒人出来。这两人本来就是有名无实，碍于礼节郑重，甘为一对新人做起傀儡。
男女双方订婚、结婚、离婚甚至同居、解除同居等均需登报声明，可谓民国时期的一种风潮、时尚，其中尤以订婚启事数量最多。订婚启事的作用，除了新人秀恩爱外，也让双方亲友有目共赏，更是婚约的文字凭证，免致悔约。订婚启事内容多是：“×××、×××订婚启事：我俩承×××与×××二先生介绍，并得双方家长同意，敬于×月×日在×地订婚，特此启事。”
订婚后，男女两家的感情更进一层，就像亲戚一样相互走动。逢年过节，照例男方要准备礼品送至女家，女家也会给男家还礼。从订婚到结婚的时间，长则一年，短的也有两三个月的。订婚后，举行婚礼也就被提上日程，男女双方谈好了陪嫁，择定了良辰吉日，发出请柬，邀约亲朋好友，共襄盛举，共欢同乐。
但也有一些激进男女提出废除订婚制。他们认为，两性恋爱的目的当然是结婚。恋爱是结婚的起点，结婚是恋爱的结果，这条路本该平直，用不着订婚这个过桥。订婚其实是恋爱至结婚的一个障碍，订婚就像是预约订货，订婚证书就像是预约券、订货单。有了预约券、订货单，到期即可取货。然而，两性恋爱的结合并不是商业买卖。素行买卖婚姻的中国，婚约等于女子的卖身契，更是对女性的侮辱和压迫，是男女不平等的产物，理当废除。于是，民国的订婚习俗就在一阵阵废除的声浪中时断时续地沿袭至新中国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