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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我祖母莫厄特位于安大略省奥克维尔（Oakville, Ontario）家中的盥洗室，到位于基瓦廷中部贫瘠土地上一个狼窝的尽头，这在时间上是一段漫漫长路，在空间上更是一场绵延的跨越，我并无意从头到尾重走一遍。然而，任何故事一定得有一个开头；准确地说，我在狼群中“侨居”逗留的故事就是从我祖母的盥洗室开始的。
直到五岁的时候，我还没有表现出任何足以指明我的未来的迹象——大多数有天赋的孩子在这个年龄之前，就已被前程之光辉煌照耀。也许是因为我的愚钝让父母感到失望，他们把我带到奥克维尔，扔给祖父母照管，然后自己度假去了。
尽管奥克维尔庄园——又被称为“绿色篱笆”（Greenhedges）——是一座风格独特、幽静古朴的建筑，但我在那里却完全没有归属感。住在绿色篱笆的堂兄比我大几岁，他已经找到了他的“职业”——在军人的战场上，他集结了一群冲锋陷阵的士兵，组成了一支令人生畏的军队，凭借这支军队，他一心一意准备成为第二个威灵顿（Wellington）。我举止粗俗，没有能力扮演拿破仑（Napoleon），这使他非常恼怒，所以他拒绝与我发生任何接触，除非是在最正式的场合。
祖母是有威尔士血统的贵族小姐，她一直无法原谅她的丈夫，因为他曾是一个五金零售商。她虽然容忍了我，但也让我感到害怕。大多数人都惧怕她，包括祖父——长期以来，他总是靠装聋作哑来平息事端。他像佛陀一样泰然自若、处乱不惊，一天又一天地消磨时间。他常常安坐在一张很棒的皮椅上，看起来对回旋在绿色篱笆走廊里的疾风暴雨浑然不觉。然而我知道一个事实，即使有人在离他坐的地方三层楼开外的房间里悄声说出“威士忌”这个词，他也能听得见。
由于绿色篱笆没有我的灵魂伴侣，我开始到处转悠，毅然决然地避免在任何事情上花费精力，即使是有深远意义的事；有鉴于此，当时如果有人有意识地看到这一点，并就我的未来蓝图给我一番非常明确的点拨，那该有多好啊。
一个炎热的夏日，我漫无目的地在当地的一条小溪边闲逛，突然间发现了一处水洼。在只有绿色浮渣覆盖的水洼底部，三条鲶鱼（catfish）躺在那里喘着粗气。它们让我兴趣顿生。
我用一根棍子把它们拨上岸，期待着它们死去；但它们的想法显然与我不同。每次我确信它们已经完全死了的时候，它们又会张开又宽又丑的大嘴，再吸一口气。它们倔强地拒绝接受自己的命运，这一情景深深地打动了我。我找到一个锡罐，把它们和一些浮渣一起装进去，然后带回了家。
我莫名其妙地喜欢上了它们，并希望能更多地了解它们。但问题是，当我们熟识之后，把它们安置在哪儿却成了一个大问题。绿色篱笆里没有洗衣盆；浴缸倒是有一个，但塞子不合适，放进去的水没几分钟就漏光了。到了该睡觉的时候，我仍然没有解决这个难题。我觉得即使这些鲶鱼表现出非比寻常的坚强，也很难在一只锡罐里熬过整整一晚，于是我不得不在祖母的老式马桶里为它们找了个临时藏身之地。
那时我还太小，无法理解因年迈而带来的裙裾里的特殊难题。正是这些难题之一直接导致了当晚凌晨时分我祖母和鲶鱼之间戏剧性的相遇。
这对祖母、对我、对那三条鲶鱼来说，都是一次惨痛的经历。祖母此后不管什么鱼，一概不吃；要是夜里需要活动活动，也总是随身带着一只雪亮雪亮的手电筒。这件事对鲶鱼的影响，我可不敢那么肯定——当祖母歇斯底里的狂风暴雨刚刚平息了一点点，我那冷血的堂兄就无情地冲洗了马桶。至于这件事给我带来的影响，那就是它使我从内心与动物王国里那些个头较小的生灵产生了一种持久的亲近感。总而言之，鲶鱼一事成为我事业开始的标志，正是它促使我成为一名博物学爱好者，后来又成为一名生物学家。我正是由此出发，踏上通向狼窝的道路的。
我对自然界生物研究的醉心痴迷迅速升级，进而达到了生死难舍的地步。我发现，甚至这项研究让我接触到的那些人也很迷人。
我的第一位导师是苏格兰人，正当中年的他靠送冰块挣钱谋生，但实际上他是一位狂热的哺乳动物业余研究者。他在年纪很小时染上了疥癣，或者麻风病，或者其他诸如此类的婴儿疾病，因此头发掉光了，再也没有长出新发——以下事实可能与这一悲剧有关：当我认识他的时候，他致力于囊地鼠（pocket gophers）夏季脱毛与早期自恋关系的研究已长达15年。他与囊地鼠建立了亲密无间的关系，仅凭借咝咝的口哨声就能引诱它们从地下隐居地出来，乖乖地让他检查它们背上的鼠毛。
在我后来接触到的专业生物学家中，也没有任何一位让我对生物研究领域的兴趣有过丝毫的减弱。18岁的时候，我花了一个夏天陪同另一位哺乳动物学家做田野调查。他已进入古稀之年，学衔应有尽有，由于对鼩鼱（shrews）子宫瘢痕的透彻研究，他在科学界获得了非常卓越的地位。这个人是美国一所著名大学里受人尊敬的教授，所掌握的关于鼩鼱子宫的知识比任何人都要多。更为动人的是，谈起他的事业，他总是那么真切、那么热情洋溢。有一个晚上，他用了一个小时，滔滔不绝地谈论雌性小鼩鼱的种种性变态，让一群形形色色的听众如醉如痴，其中包括一位皮货商、一位克里族印第安人（Cree Indian）主妇和一位英国圣公会传教士。（皮货商误解了他话语的主旨；传教士由于已习惯了多年来枯燥乏味、一本正经的经文，所以立即予以批驳。）我在他身边度过了那个夜晚，早在我厌倦对那个夜晚的冥思苦想之前，死亡就会降临到我头上。
作为一名博物学爱好者，我的童年生活自由自在，令人向往；但长大成人以后，当我发现我的业余爱好必须变成我的职业时，我的心又开始封闭起来。对于一个对博物学的各个阶段和方方面面都有浓厚兴趣的学习者来说，快乐的日子已到尽头；而且我不得不承认，如果我要成为一名成功的生物学家，就必须走专业化的道路，这真令人不快！所以，在大学接受学术培训时，我发现自己很难下决心去选定一个主攻方向。
曾经有段时间，我心里反复琢磨是否要效仿我的一个朋友。他专门从事动物的排泄物研究——粪石学（scatology）研究，后来成为美国生物调查局的高级粪石学家。尽管我觉得这个研究主题有点意思，但它并没有激起我的热情，因为我不希望它成为我的毕生事业。而且，这一领域早已人满为患。
我的个人志向是到动物的栖息地中去研究活生生的动物。作为一个拘泥于字面意义的人，我从表面上理解了“生物学”这个词——我认为它的意思是“研究生命的学科”；而我的许多同龄伙伴倾向于尽可能远离活物，选择将自己关在无菌实验室中，以无生命的——通常是死亡已久的——动物材料作为他们的研究对象。这种自相矛盾的现象令我非常困惑。事实上，在我上大学的时候，用动物——即使是已经死去的动物来进行研究，已经不再流行了。刚跨入生物学家行列的新人们全神贯注地从事统计和分析研究，生命的原材料已沦为给计算机器提供营养的饲料。
我无法适应新的潮流，这给我的职业前景带来了不利影响。当我的同学们已经在各种常人难以理解的专业领域有所建树时——其中大部分是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发明创造的，其理论是，如果你是某一特定领域里的唯一专家，那你就不必害怕竞争——我还是无法把我的兴趣从一般转向特殊。随着毕业的临近，我发现我的大多数同窗都有了优秀的研究成果，而我在生物学领域似乎一无所长，无可奉献。因此，在所难免地，我最终不得不为政府工作。
冬季的一天，我接到加拿大自治领野生动物管理局（Dominion Wildlife Service）的录用通知，薪水优厚，每月120美元，并要我“志愿”立即到渥太华（Ottawa）去报到。命运已经注定了。
我服从了这一近乎霸道的命令，尽管闷闷不乐，但也几乎没有一丝叛逆的情绪。因为如果说我在大学里学到了什么的话，那就是科学的等级制度要求下属对上级即使做不到卑躬屈膝，也要表现出高度的服从。
两天之后，我来到了狂风肆虐、阴霾沉沉的加拿大首都，好不容易才找到野生动物管理局所在的那座破破烂烂的迷宫。在那里，我见到了首席哺乳动物学家——事实上我们早就认识了，在学校那些无忧无虑的日子里，他曾是我的好朋友。但是，今非昔比，他已经发生质变，成为一个大名鼎鼎的科学家，浑身上下散发出职业的威严，而我所能做的就是克制自己，不向他深深鞠躬。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我遭遇的一系列事儿叫作“任职培训”——在我看来，这个培训的目的就是让我陷入一种无可救药的抑郁状态。总而言之，我前往一个个阴森幽暗、散发着福尔马林气味、像窝点一样的小房间，拜访了一大批表情庄重的官僚。在那些小房间里，他们花费大量的时间，没完没了地汇编枯燥的数据，或者编写毫无意义的备忘录。总之，这些老爷们做的任何一件事都无法唤起我对新工作的热情。在这段时间里，我实际上学到的唯一一件事就是，与渥太华的官僚等级制度相比，科学上的等级制度堪称“毫无束缚的和睦共处准则”。
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让我懂得了这一点。当终于被证明适合接受检阅后，我随着队列进了副部长的办公室，在那里我忘乎所以，竟然直接称呼他为“长官”。我当时的陪同人员脸色煞白、浑身发抖，立刻把我带离现场，鬼鬼祟祟地躲进男卫生间。他首先跪下来，从每个小隔间的门下仔细查看了一遍，在确保只有我们两个人，不会被别人偷听到之后，他才以一种痛苦的语调低声解释说，对副部长的称呼不可如此随便，最好称呼“首长”；如若不然，用他在布尔战争中的头衔“上校”称呼也行，否则将饱尝放逐充军之苦。
军衔是必不可少的。所有文件上的签字要么是“上尉甲”，要么是“中尉乙”——如果它们来自下级；如果它们来自上级的指令，那么签字则是“上校甲”和“准将乙”。那些没有机会获得准军衔的工作人员，只好屈尊接受权宜之下发明的合适的军衔：如果他们是资深人士，就授予野战军衔，资历浅的就授予副官军衔。当然，并不是每个人都毕恭毕敬，一本正经把这件事当回事。我曾遇到一个在渔业部门工作的新雇员，他在呈送给上司的一份文件上简约地签上了“J. 史密斯，代理一等兵”，别具一格。一周后，这位鲁莽愚勇的年轻人就踏上了前往埃尔斯米尔岛（Ellesmere Island）最北端的旅程，他将住进一间拱形圆顶的冰屋（igloo），在那里度过他的充军流亡生活，顺便研究八棘多刺鱼
（nine-spined stickleback）的生活现状。
那些简朴的办公室，无一青睐轻率的举止，这是我在参加关于我第一个任务的一次部署会议时发现的。
会议桌上放着一份关于这项任务所需材料的初步清单，周围是许多严肃的面孔。这是一份令人望而生畏的文件，一式五份——这是官方的规定，标题格外醒目：
狼的课题必需品
我已经被这次会议的庄严气氛弄得心烦意乱，当与会者开始审议这份可怕文件中所列出的第12个细目时，我头脑发昏，完全不知所措：
卫生纸，政府标准：12卷。
财政部的代表提出一切从简的建议，即只要田野调查队（这支队伍就我一人）尽量节俭克制，该项物资的数量还可以减少。听到这里，我忍不住发出压抑的咯咯咯的笑声，陷入一阵抽搐。尽管我几乎立刻控制住了自己，但为时已晚。两位资历最深的人士——都是少校——站起身来，冷若冰霜地点了点头，一言不发地离开了会议室。
渥太华的严酷考验已经接近尾声，但是高潮还在后头。在一个早春的上午，我被叫到一位高级官员的办公室。他是我的顶头上司，负责在我道别辞行、进入旷野之前，与我进行最后一次面谈。
我的上司坐在一张巨大而笨重的办公桌后面，满是灰尘的办公桌上杂乱地堆放着一些发黄的土拨鼠（groundhog）头骨（自1897年进入这个部门以来，他一直在研究土拨鼠的蛀牙率）。在他的背后，挂着一幅肖像，那是一位已经永别的哺乳动物学家：他皱着眉头，满脸胡须，居高临下，恶狠狠地瞪着我。福尔马林的气味扑鼻而来，就像殡仪馆的后厅散发出的恶臭气息。
我的上司在正式给我下达指令之前，一直沉默着。与此同时，他盛气凌人地摆弄着他的那些土拨鼠头骨。这一场合弥漫着一种庄严肃穆的气氛，仿佛我的上司正要向一名即将接受委托，出发去刺杀一位国家元首的特工下达作战指示。
“如你所知，莫厄特中尉，”终于，我的上司开口说话了，“狼（Canis lupus）惹出的麻烦已经成为国家重点关注的一个问题。仅在过去的一年里，我部就收到了来自众议院议员的不少于37份的文件，所有这些文件都表达了其选民的深切关注：我们究竟应该对狼做点什么？大部分的投诉来自各种各样的垂钓和狩猎俱乐部，它们都是一些热心公益、公正无私的团体。与此同时，工商业界的人士——特别是一些知名品牌弹药的制造商——也大施影响和压力，支持大自治领（Great Dominion）选民的这些合法的不满——他们抱怨狼群正在杀死所有的鹿；随着越来越多同胞的加入，狩猎活动越来越多，但带回来的鹿获却越来越少。
“你可能已经听说了，针对这一情况，我的前任向部长做出了解释。他的论点是，鹿更少了，是因为猎人的数量增加了，他们与鹿的数量之比大约为五比一。部长满怀诚意，在众议院宣读了这一荒谬的结论，但立即被议员们发出的‘骗子！’‘狼的情人！’的咆哮声轰赶下台。
“三天以后，我的前任退役了，开始了他的平民生活，而新部长发表了一篇新闻声明：‘矿产资源部决心尽其所能，以遏制成群结队的狼对鹿群的屠杀。我部将动用全部资源，立刻对这一重大问题进行全面调查。我有幸成为政府的一员，请人民放心，政府将不遗余力地争取结束这一无法容忍的局面。’”
就在这个关键时刻，我的上司抓住一个特别结实的土拨鼠头盖骨，开始有节奏地、咔嗒咔嗒地开合着它的上下颚，似乎是为了强调他的结束语：
“你，莫厄特中尉，已被选中去完成这项伟大的任务！你现在别无选择，要做的就是立即出发，进入旷野，并以一种无愧于本部伟大传统的方式完成这项工作。狼，莫厄特中尉，现在是你要处理的问题了！”
不知怎么的，我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不由自主地举起右手，漂亮地敬了个礼，然后逃离了他的办公室。
我也逃出了渥太华……就在同一天晚上，我登上了加拿大空军的运输机。我的第一站是丘吉尔港（Churchill），它坐落在哈德逊湾（Hudson Bay）的西海岸；接下去更远的下一站就是亚北极贫瘠荒芜的大地，在这杳无人烟的荒原上的某个地方隐藏着我的终极目标——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