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30年前，当我开始写作《与狼共度》一书时，原本打算让狼扮演一个相当次要的角色。我最初的计划是写一部有关另一种完全不同的野兽的讽刺作品。他们是人类中特有的变种，即所谓官僚，在我们的事务中，他们已经成为无所不在、刚愎自用的独裁者。我也曾想，让我们这个时代的“新大祭司”——科学家们——出出洋相可能会很有趣，他们现在自认是真理的唯一合法守护者和阐释者。
怀着这种恶意，我有意要揭露我们未来世界的这些新的统治者，或者更确切地说，让他们在书中暴露自己。但不知怎么的，我发现自己对他们的官僚政治和科学闹剧渐渐失去了兴趣，反而越来越专注于我最初选定的次要角色——狼。
《与狼共度》受到某些人的非议。因为我的惯例是从不允许事实干扰真相，也因为我相信，在帮助我们了解自己的生活方面，幽默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所以许多自拟自封的“专家”嘲笑这本书。由一些一心视狼为仇敌的人——包括那些以杀戮为乐的人——组成的庞大网络，竟然声称这是一部完全虚构的作品。另一些人则对这本书不屑一顾，声称它不会得到官方的承认，因为它的作者并非一位真正的科学家，甚至连博士学位都没有。在大多数情况下，我懒得理会这种如影随形、喋喋不休的狂吠声。不过话说回来，也许现在是发起豺狼追击行动的一个好时机——这才是一只真正的狼应该做的。
作为一名生物学者，我曾在基瓦廷南部领地和曼尼托巴（Manitoba）北部的亚北极（subarctic）地区度过了两个夏天和一个冬天，在那里研究狼和北美驯鹿（caribou），《与狼共度》就是在此研究基础上完成的。自1948年以来的大部分时间里，我受雇于加拿大联邦政府，我所做的一份关于狼的研究报告，已经被我的雇主存档。至于我的资历：我拥有六个荣誉博士学位，这意味着至少有六所大学在学术方面认可我和我的工作。
基于这些荣誉，我很高兴自己赢得了“塞克斯博士”（Dr. Sextus，第六个博士）的称号。但更让我高兴的是，我注意到，我所描述的狼的行为的几乎每一个方面，后来都被那些把我的研究称为“想象力杰作”的科学家重新发现了。真有想象力！
不幸的是，我的主要论点——狼不会对其他物种构成威胁，既不会对人类构成威胁，也不会是人类的真正竞争对手——仍未被广泛接受。
直到大约400年前，狼还是北美洲仅次于人类的最成功和分布最广的哺乳动物。有大量的证据表明，世界各地的狼与猎人之间远未达到敌对的状态，反而享受着某种接近共生的关系，即一方的存在有利于另一方的存在。但在欧洲人和亚洲人为了成为农民或牧民而开始放弃自己的狩猎遗产之后，他们就失去了与狼的这种古老共鸣，并成了它不共戴天的敌人。真正的狼最终被所谓文明人从他们的集体认知中彻底铲除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精心设计的形象，它充满邪恶的方方面面都会激起几乎病态的恐惧和仇恨。欧洲人把这种认知带到了美洲，并立即用高额的赏金和丰厚的回报刺激它生长。在毒药、陷阱、圈套和枪支（以及由先进技术提供的新武器，包括直升机和破片手榴弹）等的武装下，我们现代人发动了一场与狼的殊死之战。
在欧洲人入侵的初期，有24个狼的亚种栖息在北美洲，其中的7种现在已经灭绝，其余的大部分濒临灭绝。在加拿大中南部的所有地区、墨西哥以及美国阿拉斯加（Alaska）以南的几乎所有地区，狼实际上已经被消灭了。然而，直到不久以前，估计仍有2万只狼与众多的驼鹿（moose）、鹿（deer）、北美驯鹿和麋鹿（elk）共同生活在森林和北极苔原上。现在，飞机、雪地摩托车和全地形车辆的使用，使得层出不穷的娱乐杀手和资源开拓者得以进入这些相对难以进入的地区，该地区范围内的“大型猎物”存量已经减少到了濒危的地步。这激起了猎人、旅行用品商、导游、旅馆老板和其他经济利益相关方对狼的愤怒和颠倒是非的大声疾呼：“狼群正在消灭猎物——我们的猎物！狼群必须消失！”
谁会听这样的指控呢？政府会。就算不是全部，大多数省级和州级的渔猎部门都不过是娱乐杀手游说团体的“特洛伊木马”（Trojan horses）。这个游说团体组织得非常好，资金也非常充足。其成员给各国政府不断施压，以便保护猎物不受“天敌”的侵害。这样，娱乐杀手就可以继续为他们的武器找到足够多的活靶子。
多数专家的独立意见书（有别于政府狩猎部门雇用的枪手生物学家的意见书）认为，狼在维持其他猎物种群的长期健康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它们并不会对人类构成威胁，仅造成家畜的些微损失，大部分狼群甚至不会住在靠近人类居住区或农业企业的地方。这就是事情的真相。
我们已经给狼判了死刑，不是因为它是什么，而是因为我们故意和错误地认为它是什么——一个被妖魔化的野蛮、无情的杀手——实际上，我们自己才是，狼只不过是我们的替罪羊。
随着1993年的临近，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娱乐杀手们正在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统一行动，以最终解决“狼的问题”。该物种最后的避难所——北部的森林、山脉和苔原——将被这场“瘟疫”彻底清除。1993年，在美国阿拉斯加，加拿大育空地区（Yukon Territory）和阿尔伯塔省（Alberta）北部，唯唯诺诺的渔猎部门按计划同时从空中和地面对狼开展了一场终极屠杀。这场屠杀得到了狩猎联盟的支持，也得到了那些让野生动物流血而从中获利的人的支持。
极有可能，致力于“增加”大型猎物靶子供给的政府“狩猎管理者”、自私自利的政客和自封的保护组织的邪恶阴谋将会得逞。现在，只有对这个阴谋集团进行最坚决和誓不罢休的抵抗，才能阻止人类对地球上的生命犯下又一次重大暴行——灭绝狼。
法利·莫厄特于霍普港
1993
从我祖母莫厄特位于安大略省奥克维尔（Oakville, Ontario）家中的盥洗室，到位于基瓦廷中部贫瘠土地上一个狼窝的尽头，这在时间上是一段漫漫长路，在空间上更是一场绵延的跨越，我并无意从头到尾重走一遍。然而，任何故事一定得有一个开头；准确地说，我在狼群中“侨居”逗留的故事就是从我祖母的盥洗室开始的。
直到五岁的时候，我还没有表现出任何足以指明我的未来的迹象——大多数有天赋的孩子在这个年龄之前，就已被前程之光辉煌照耀。也许是因为我的愚钝让父母感到失望，他们把我带到奥克维尔，扔给祖父母照管，然后自己度假去了。
尽管奥克维尔庄园——又被称为“绿色篱笆”（Greenhedges）——是一座风格独特、幽静古朴的建筑，但我在那里却完全没有归属感。住在绿色篱笆的堂兄比我大几岁，他已经找到了他的“职业”——在军人的战场上，他集结了一群冲锋陷阵的士兵，组成了一支令人生畏的军队，凭借这支军队，他一心一意准备成为第二个威灵顿（Wellington）。我举止粗俗，没有能力扮演拿破仑（Napoleon），这使他非常恼怒，所以他拒绝与我发生任何接触，除非是在最正式的场合。
祖母是有威尔士血统的贵族小姐，她一直无法原谅她的丈夫，因为他曾是一个五金零售商。她虽然容忍了我，但也让我感到害怕。大多数人都惧怕她，包括祖父——长期以来，他总是靠装聋作哑来平息事端。他像佛陀一样泰然自若、处乱不惊，一天又一天地消磨时间。他常常安坐在一张很棒的皮椅上，看起来对回旋在绿色篱笆走廊里的疾风暴雨浑然不觉。然而我知道一个事实，即使有人在离他坐的地方三层楼开外的房间里悄声说出“威士忌”这个词，他也能听得见。
由于绿色篱笆没有我的灵魂伴侣，我开始到处转悠，毅然决然地避免在任何事情上花费精力，即使是有深远意义的事；有鉴于此，当时如果有人有意识地看到这一点，并就我的未来蓝图给我一番非常明确的点拨，那该有多好啊。
一个炎热的夏日，我漫无目的地在当地的一条小溪边闲逛，突然间发现了一处水洼。在只有绿色浮渣覆盖的水洼底部，三条鲶鱼（catfish）躺在那里喘着粗气。它们让我兴趣顿生。
我用一根棍子把它们拨上岸，期待着它们死去；但它们的想法显然与我不同。每次我确信它们已经完全死了的时候，它们又会张开又宽又丑的大嘴，再吸一口气。它们倔强地拒绝接受自己的命运，这一情景深深地打动了我。我找到一个锡罐，把它们和一些浮渣一起装进去，然后带回了家。
我莫名其妙地喜欢上了它们，并希望能更多地了解它们。但问题是，当我们熟识之后，把它们安置在哪儿却成了一个大问题。绿色篱笆里没有洗衣盆；浴缸倒是有一个，但塞子不合适，放进去的水没几分钟就漏光了。到了该睡觉的时候，我仍然没有解决这个难题。我觉得即使这些鲶鱼表现出非比寻常的坚强，也很难在一只锡罐里熬过整整一晚，于是我不得不在祖母的老式马桶里为它们找了个临时藏身之地。
那时我还太小，无法理解因年迈而带来的裙裾里的特殊难题。正是这些难题之一直接导致了当晚凌晨时分我祖母和鲶鱼之间戏剧性的相遇。
这对祖母、对我、对那三条鲶鱼来说，都是一次惨痛的经历。祖母此后不管什么鱼，一概不吃；要是夜里需要活动活动，也总是随身带着一只雪亮雪亮的手电筒。这件事对鲶鱼的影响，我可不敢那么肯定——当祖母歇斯底里的狂风暴雨刚刚平息了一点点，我那冷血的堂兄就无情地冲洗了马桶。至于这件事给我带来的影响，那就是它使我从内心与动物王国里那些个头较小的生灵产生了一种持久的亲近感。总而言之，鲶鱼一事成为我事业开始的标志，正是它促使我成为一名博物学爱好者，后来又成为一名生物学家。我正是由此出发，踏上通向狼窝的道路的。
我对自然界生物研究的醉心痴迷迅速升级，进而达到了生死难舍的地步。我发现，甚至这项研究让我接触到的那些人也很迷人。
我的第一位导师是苏格兰人，正当中年的他靠送冰块挣钱谋生，但实际上他是一位狂热的哺乳动物业余研究者。他在年纪很小时染上了疥癣，或者麻风病，或者其他诸如此类的婴儿疾病，因此头发掉光了，再也没有长出新发——以下事实可能与这一悲剧有关：当我认识他的时候，他致力于囊地鼠（pocket gophers）夏季脱毛与早期自恋关系的研究已长达15年。他与囊地鼠建立了亲密无间的关系，仅凭借咝咝的口哨声就能引诱它们从地下隐居地出来，乖乖地让他检查它们背上的鼠毛。
在我后来接触到的专业生物学家中，也没有任何一位让我对生物研究领域的兴趣有过丝毫的减弱。18岁的时候，我花了一个夏天陪同另一位哺乳动物学家做田野调查。他已进入古稀之年，学衔应有尽有，由于对鼩鼱（shrews）子宫瘢痕的透彻研究，他在科学界获得了非常卓越的地位。这个人是美国一所著名大学里受人尊敬的教授，所掌握的关于鼩鼱子宫的知识比任何人都要多。更为动人的是，谈起他的事业，他总是那么真切、那么热情洋溢。有一个晚上，他用了一个小时，滔滔不绝地谈论雌性小鼩鼱的种种性变态，让一群形形色色的听众如醉如痴，其中包括一位皮货商、一位克里族印第安人（Cree Indian）主妇和一位英国圣公会传教士。（皮货商误解了他话语的主旨；传教士由于已习惯了多年来枯燥乏味、一本正经的经文，所以立即予以批驳。）我在他身边度过了那个夜晚，早在我厌倦对那个夜晚的冥思苦想之前，死亡就会降临到我头上。
作为一名博物学爱好者，我的童年生活自由自在，令人向往；但长大成人以后，当我发现我的业余爱好必须变成我的职业时，我的心又开始封闭起来。对于一个对博物学的各个阶段和方方面面都有浓厚兴趣的学习者来说，快乐的日子已到尽头；而且我不得不承认，如果我要成为一名成功的生物学家，就必须走专业化的道路，这真令人不快！所以，在大学接受学术培训时，我发现自己很难下决心去选定一个主攻方向。
曾经有段时间，我心里反复琢磨是否要效仿我的一个朋友。他专门从事动物的排泄物研究——粪石学（scatology）研究，后来成为美国生物调查局的高级粪石学家。尽管我觉得这个研究主题有点意思，但它并没有激起我的热情，因为我不希望它成为我的毕生事业。而且，这一领域早已人满为患。
我的个人志向是到动物的栖息地中去研究活生生的动物。作为一个拘泥于字面意义的人，我从表面上理解了“生物学”这个词——我认为它的意思是“研究生命的学科”；而我的许多同龄伙伴倾向于尽可能远离活物，选择将自己关在无菌实验室中，以无生命的——通常是死亡已久的——动物材料作为他们的研究对象。这种自相矛盾的现象令我非常困惑。事实上，在我上大学的时候，用动物——即使是已经死去的动物来进行研究，已经不再流行了。刚跨入生物学家行列的新人们全神贯注地从事统计和分析研究，生命的原材料已沦为给计算机器提供营养的饲料。
我无法适应新的潮流，这给我的职业前景带来了不利影响。当我的同学们已经在各种常人难以理解的专业领域有所建树时——其中大部分是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发明创造的，其理论是，如果你是某一特定领域里的唯一专家，那你就不必害怕竞争——我还是无法把我的兴趣从一般转向特殊。随着毕业的临近，我发现我的大多数同窗都有了优秀的研究成果，而我在生物学领域似乎一无所长，无可奉献。因此，在所难免地，我最终不得不为政府工作。
冬季的一天，我接到加拿大自治领野生动物管理局（Dominion Wildlife Service）的录用通知，薪水优厚，每月120美元，并要我“志愿”立即到渥太华（Ottawa）去报到。命运已经注定了。
我服从了这一近乎霸道的命令，尽管闷闷不乐，但也几乎没有一丝叛逆的情绪。因为如果说我在大学里学到了什么的话，那就是科学的等级制度要求下属对上级即使做不到卑躬屈膝，也要表现出高度的服从。
两天之后，我来到了狂风肆虐、阴霾沉沉的加拿大首都，好不容易才找到野生动物管理局所在的那座破破烂烂的迷宫。在那里，我见到了首席哺乳动物学家——事实上我们早就认识了，在学校那些无忧无虑的日子里，他曾是我的好朋友。但是，今非昔比，他已经发生质变，成为一个大名鼎鼎的科学家，浑身上下散发出职业的威严，而我所能做的就是克制自己，不向他深深鞠躬。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我遭遇的一系列事儿叫作“任职培训”——在我看来，这个培训的目的就是让我陷入一种无可救药的抑郁状态。总而言之，我前往一个个阴森幽暗、散发着福尔马林气味、像窝点一样的小房间，拜访了一大批表情庄重的官僚。在那些小房间里，他们花费大量的时间，没完没了地汇编枯燥的数据，或者编写毫无意义的备忘录。总之，这些老爷们做的任何一件事都无法唤起我对新工作的热情。在这段时间里，我实际上学到的唯一一件事就是，与渥太华的官僚等级制度相比，科学上的等级制度堪称“毫无束缚的和睦共处准则”。
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让我懂得了这一点。当终于被证明适合接受检阅后，我随着队列进了副部长的办公室，在那里我忘乎所以，竟然直接称呼他为“长官”。我当时的陪同人员脸色煞白、浑身发抖，立刻把我带离现场，鬼鬼祟祟地躲进男卫生间。他首先跪下来，从每个小隔间的门下仔细查看了一遍，在确保只有我们两个人，不会被别人偷听到之后，他才以一种痛苦的语调低声解释说，对副部长的称呼不可如此随便，最好称呼“首长”；如若不然，用他在布尔战争中的头衔“上校”称呼也行，否则将饱尝放逐充军之苦。
军衔是必不可少的。所有文件上的签字要么是“上尉甲”，要么是“中尉乙”——如果它们来自下级；如果它们来自上级的指令，那么签字则是“上校甲”和“准将乙”。那些没有机会获得准军衔的工作人员，只好屈尊接受权宜之下发明的合适的军衔：如果他们是资深人士，就授予野战军衔，资历浅的就授予副官军衔。当然，并不是每个人都毕恭毕敬，一本正经把这件事当回事。我曾遇到一个在渔业部门工作的新雇员，他在呈送给上司的一份文件上简约地签上了“J. 史密斯，代理一等兵”，别具一格。一周后，这位鲁莽愚勇的年轻人就踏上了前往埃尔斯米尔岛（Ellesmere Island）最北端的旅程，他将住进一间拱形圆顶的冰屋（igloo），在那里度过他的充军流亡生活，顺便研究八棘多刺鱼
（nine-spined stickleback）的生活现状。
那些简朴的办公室，无一青睐轻率的举止，这是我在参加关于我第一个任务的一次部署会议时发现的。
会议桌上放着一份关于这项任务所需材料的初步清单，周围是许多严肃的面孔。这是一份令人望而生畏的文件，一式五份——这是官方的规定，标题格外醒目：
狼的课题必需品
我已经被这次会议的庄严气氛弄得心烦意乱，当与会者开始审议这份可怕文件中所列出的第12个细目时，我头脑发昏，完全不知所措：
卫生纸，政府标准：12卷。
财政部的代表提出一切从简的建议，即只要田野调查队（这支队伍就我一人）尽量节俭克制，该项物资的数量还可以减少。听到这里，我忍不住发出压抑的咯咯咯的笑声，陷入一阵抽搐。尽管我几乎立刻控制住了自己，但为时已晚。两位资历最深的人士——都是少校——站起身来，冷若冰霜地点了点头，一言不发地离开了会议室。
渥太华的严酷考验已经接近尾声，但是高潮还在后头。在一个早春的上午，我被叫到一位高级官员的办公室。他是我的顶头上司，负责在我道别辞行、进入旷野之前，与我进行最后一次面谈。
我的上司坐在一张巨大而笨重的办公桌后面，满是灰尘的办公桌上杂乱地堆放着一些发黄的土拨鼠（groundhog）头骨（自1897年进入这个部门以来，他一直在研究土拨鼠的蛀牙率）。在他的背后，挂着一幅肖像，那是一位已经永别的哺乳动物学家：他皱着眉头，满脸胡须，居高临下，恶狠狠地瞪着我。福尔马林的气味扑鼻而来，就像殡仪馆的后厅散发出的恶臭气息。
我的上司在正式给我下达指令之前，一直沉默着。与此同时，他盛气凌人地摆弄着他的那些土拨鼠头骨。这一场合弥漫着一种庄严肃穆的气氛，仿佛我的上司正要向一名即将接受委托，出发去刺杀一位国家元首的特工下达作战指示。
“如你所知，莫厄特中尉，”终于，我的上司开口说话了，“狼（Canis lupus）惹出的麻烦已经成为国家重点关注的一个问题。仅在过去的一年里，我部就收到了来自众议院议员的不少于37份的文件，所有这些文件都表达了其选民的深切关注：我们究竟应该对狼做点什么？大部分的投诉来自各种各样的垂钓和狩猎俱乐部，它们都是一些热心公益、公正无私的团体。与此同时，工商业界的人士——特别是一些知名品牌弹药的制造商——也大施影响和压力，支持大自治领（Great Dominion）选民的这些合法的不满——他们抱怨狼群正在杀死所有的鹿；随着越来越多同胞的加入，狩猎活动越来越多，但带回来的鹿获却越来越少。
“你可能已经听说了，针对这一情况，我的前任向部长做出了解释。他的论点是，鹿更少了，是因为猎人的数量增加了，他们与鹿的数量之比大约为五比一。部长满怀诚意，在众议院宣读了这一荒谬的结论，但立即被议员们发出的‘骗子！’‘狼的情人！’的咆哮声轰赶下台。
“三天以后，我的前任退役了，开始了他的平民生活，而新部长发表了一篇新闻声明：‘矿产资源部决心尽其所能，以遏制成群结队的狼对鹿群的屠杀。我部将动用全部资源，立刻对这一重大问题进行全面调查。我有幸成为政府的一员，请人民放心，政府将不遗余力地争取结束这一无法容忍的局面。’”
就在这个关键时刻，我的上司抓住一个特别结实的土拨鼠头盖骨，开始有节奏地、咔嗒咔嗒地开合着它的上下颚，似乎是为了强调他的结束语：
“你，莫厄特中尉，已被选中去完成这项伟大的任务！你现在别无选择，要做的就是立即出发，进入旷野，并以一种无愧于本部伟大传统的方式完成这项工作。狼，莫厄特中尉，现在是你要处理的问题了！”
不知怎么的，我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不由自主地举起右手，漂亮地敬了个礼，然后逃离了他的办公室。
我也逃出了渥太华……就在同一天晚上，我登上了加拿大空军的运输机。我的第一站是丘吉尔港（Churchill），它坐落在哈德逊湾（Hudson Bay）的西海岸；接下去更远的下一站就是亚北极贫瘠荒芜的大地，在这杳无人烟的荒原上的某个地方隐藏着我的终极目标——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