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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百姓苦；亡，百姓苦。传统社会生产力低下，无数老百姓都是靠天吃饭，家无余钱，经不起社会动荡，最害怕战乱折腾。
中国历史上周期性的改朝换代，都会对国计民生造成极大破坏，无数家庭妻离子散，无数城池变成瓦砾，无数财富化为灰烬。而从元至正十一年（1351）刘福通举义到洪武四年（1371）明军平定四川，元末明初的大规模战乱持续了二十年，涉及全国大部分区域，给社会经济和人民生活带来的伤害，当然是肉眼可见的。
朱棣的靖难，与李渊起兵代隋相似，不过后者只是隋世祖杨广的亲表兄，两人有同一个外公，但不同姓；而朱棣则是朱允炆的亲叔叔。朱棣占领南京之后，当然没有更改国号的必要，只是革除了建文的帝位，将自己视为明朝第二任皇帝。
无论是持续时间、波及区域还是破坏程度等等，靖难相比于明朝开国战争都要温和得多。朱棣之所以要冒险直取南京，也是不希望冲突范围持续扩大，给国家和百姓带来更多不幸。
大明王朝的缔造者本人，正是贫民出身。朱元璋当了皇帝之后，也非常重视农民利益，他曾告诫中书省官员：
天下一家，民犹一体，有不得其所者，当思所以安养之。昔吾在民间，目击其苦。鳏寡孤独饥寒困踣之徒，常自厌生，恨不即死。吾乱离遇此，心常恻然。故躬提师旅，誓清四海，以同吾一家之安。今代天理物已十余年，若天下之民有流离失所者，非惟昧朕之初志，于代天之工，亦不能尽。其令天下郡县，访穷民无告者，月给以衣食，无依者，给以屋舍。
在这一点上，朱棣与朱元璋的看法基本上没多大差别。既然传统中国社会是农业社会，主要产业是农业，主要社会成员是农民，就必须减轻民众负担，让他们生命有安全，生存有保证，生活有奔头，甚至可以让一些农家孩子有机会读书，通过科举获得社会地位。“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
朱棣一上台，就陆续向各地派出军事将领，承担起“整肃兵备，安抚人民”的职责。都指挥使何清被派往浙江都司苏州卫，都督佥事赵清被派往凤阳中都留守司，前军左都督李增枝被派往湖广荆州，江阴侯吴高被派往河南、陕西。
同时，朱棣还派出前工部尚书严震直、致仕户部尚书王纯、应天府尹薛正言等人，分别前往北平、山东、山西和陕西等布政司巡视民情，责令他们调查“何弊当革，何利当兴，速具奏来”。能得到这样的表现机会，这些大臣岂敢怠慢？
直隶和浙江两布政司的人口，超过了全国三分之一。永乐元年（1403），朱棣又派一批监察御史和给事中到这两地抚军安民，强调与民生息。“一夫不许擅差，一毫不许擅科。”“有故违者具实奏报，以法治之。”这些辞令显然不乏夸张和作秀成分，但对抚慰老百姓来说，却是相当有效的，对于稳定京畿核心区域，保证国家税收的正常收缴，也起到了正面的作用。
这一年，直隶苏州府的钱塘江、吴淞江和娄江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沙土壅塞，不仅影响农田灌溉，连百姓的饮水也成了大问题。朱棣得知奏报，派出正二品的户部尚书夏原吉，第一时间赶往直隶各郡治水，果然高官一到，很多事情都能畅行无阻。
《明太宗实录》中，有多处朱棣与民生息、缓民之困的记录。
（三月）乙巳，上谓兵部尚书刘俊曰：“朕即位之初，首诏内外诸不急之务，一切停止，毋妄劳人敛财，庶少息兵民。今闻诸司尚有不体朕意，横虐吾军民者，其申谕中外，自今军执常役，民安常业，官守常职，虽事之警急不可已者，亦须奏准，然后行之，违者加罪。”
（四月）丁巳……山东兖州府通判江澄言：“今率沂州等州县民丁三千余人修治鲁府，东作方殷，乞暂停工，令归耕种，俟农隙就役。”从之。
（四月）乙丑，赐书楚王祯曰：“别来，恒用思念，世子至，知安好，良以为慰。所奏府中欲修造，兄于贤弟，岂有吝惜意？但天下初定，众心未安，劳困未苏，兼旱蝗相仍，民苦寒馁，安餋休息，方在此时，故即位之初，首诏天下不急之务悉停罢。今后宫为建文所焚，东宫亦皆折毁，而未敢兴造，贤弟幸体斯意，府中宫室损坏者，姑用护卫之人随时修葺，俟民安岁丰，然后量拨军民为之，如此公私两利矣。贤弟又云欲令左护卫军屯种，以赡岁用，正合成法，且见虑远之意，宜早图之。”
（十月）辛酉，户部尚书郁新等奏：“湖广今年夏税过期数月不足，其布政司、府、州、县官皆当罪之。”上曰：“赋入有经制，人耕获或先后不齐，地里亦有远近之异，未可概论，任人长民，当使之察其难易而顺其情，虽取之亦必思有以利之，不当急责，必至乎病民，其勿问。第更与约限，令民输之。”
从中不难看出，朱棣真的是下了大功夫。他采用多种手段来减轻农民负担，约束地方官员的行为，就是想让社会底层不要动荡。
他鼓励南方百姓去北方垦荒屯田，缺乏耕牛的，按官价给之；缺农具者，宝源局
铸造给之。为了保证北京的生产，朱棣命令户部停天下中盐，专用于北京的开中。
朱棣在位期间，重大的军事、外交和工程项目不断，这一点与杨广执政年间非常相似。在很多件事上，两者隔着大约八百年实现了神同步。比如说建设陪都，兴修运河，两京巡视，大规模北征，等等。
但永乐时代，始终没有像大业年间激起那么大的民怨，更没有大规模的农民起义。这在一定程度上要得益于朱棣将爱惜民力、与民生息落到了实处，而杨广更多的只是玩嘴上功夫。
根据《明太宗实录》统计，在这二十二年里，尽管由水旱蝗灾和瘟疫等引起的饥荒高达二百七十六起，平均每年超过了十二起，每月超过一起，但由于政府措施足够得力，赈济方式有效，并没有产生灾难性后果。
虽然不排除一些官员隐瞒或淡化事实，但若让朱棣发现了，后果也是相当严重的。例如，永乐十年（1412）六月，就地方瞒报、谎报，朱棣专门敕谕户部众臣：
朕为天下主，所务安民而已。民者，国之本。一民不得其所，朕之责也。故每岁遣人巡行群邑，凡岁之丰歉，民之休戚，欲周知也。近者，河南民饥，有司不以闻，而往往有言谷丰者。若此欺罔，获罪于天。此亦朕任非其人之过，其速令河南发粟赈民，凡郡县及朝廷所遣官目击民难不言者，悉追下狱。
这里的用词已经很不客气了。永乐十六年（1418）七月，朱棣更是直斥陕西布政、按察二司：
比闻陕西所属郡县岁屡不登，民食弗给，致其流莩。尔等受任方牧，坐视不恤，又不以闻，罪将何逃！速发所在仓储赈之，稽违者必诛不宥！
一股杀气腾腾的味道跃然纸上。为防止地方官员懒政，朱棣派遣御史前往各地巡视。但这些人同样也有可能渎职。永乐九年（1411）闰十二月，明太宗就批评他们“其耳目之官所当纠举，率为身计，缄默坐视”。
在体恤民生上，朱棣拿出了真抓实干、不走过场的劲头。他显然明白“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不敢放松对各地官员的要求，也不会轻信他们的一面之词。当然，和朱元璋不一样的是，朱棣不随便杀人，更不会“剥皮实草”。在朱棣执政二十二年里被处决的中央和地方官员，肯定不及洪武时代的零头。
平心而论，朱棣恢复和发展经济的策略比较常规，或者说平庸，缺少张居正“一条鞭法”或雍正“摊丁入亩”这样创造性的大手笔。
朱棣与民生息，同时对官员也比较宽容。他并没有给自己制订铁律，不杀文官和上书言事之人。但永乐朝的官员，处境比北宋年间的同行也差不到哪里去。
朱棣并没有恢复宰相，却在政治制度上实现了创新，那是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