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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旧历新年，就是永乐元年（1403），这个庞大的帝国，从此才真正进入了永乐时代。
大年初一，是万家团圆、欢度佳节的日子。可很多人，还得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只为领一份微薄的薪水。但有一个人，一枚铜钱也领不到，却一大早就开始工作了。
他就是我们的男主角朱棣。按照惯例，每年春节都要举行大朝仪。朱棣登基后的第一个新年，当然只能在奉天殿度过了。而被他折腾来的六部尚书和其他高官，也完全没有怨言：能在这一天上朝是自己的荣幸，岂是普通人可比？
朱棣头戴乌纱善翼冠，身着赭黄圆领龙袍，走进父皇使用了三十年的奉天殿，在龙椅上坐定。随着太监马云熟练的指挥，文武百官和各国使臣整齐跪倒，山呼万岁。这场面何其壮观，这仪式何等庄严，这气氛何等热烈！遗憾的是，当时没有摄像机，拍不下如此盛景。
这一年，他不过四十四岁，正是体力精力最为旺盛的时期，未来还有无限可能。“永乐”这个年号，绝对不能白叫！
就在这一天，就在这里，礼部尚书李至刚的一番陈词，更让朱棣非常开心，很快准奏。
李尚书是这么说的：“自古帝国或者以布衣平定天下，或者由外藩入承大统，而于肇迹之地皆有开崇。切见北平布政司实皇上承运兴王之地，宜遵太祖高皇帝中都之制，立为京都。”
显然，这不就是朱棣自己的想法吗？但是，作为一国之君，如果只考虑自己的利益，岂不是让人不服？由臣子主动提出，效果会好很多。
于是，朱棣正式下旨，改北平为北京。到了二月，又改北平府为顺天府，设北京留守行后军都督府、北京行部和国子监。这么一来，就恢复了朱元璋废除的两京制，给大明王朝重新建立了副中心。
北京“顺天府”与京师“应天府”相呼应，隐然有平起平坐的架势。但从城市规模来说，顺天府还差得太远，洪武二十六年（1393），京师人口高达一百一十九万，北平只有三十余万，完全不是一个级别的。
提高“龙兴之地”的地位，是历朝皇帝的常规操作。东汉建立之后，刘秀将家乡南阳定为南都，地位仅次于东西二京。武周时期，武则天将故园并州（太原）升为北都。洪武二年，朱元璋将凤阳定为中都。
传统社会对“京”与“都”的区别极为严格，在隋唐两代，长安独享“京师”荣耀，洛阳在大多数时间里，只能被称为“东都”。但此次朱棣赐给北京的荣耀，似乎有点太多，大有“两京并重”的架势。
不久，朱棣就将北平布政司改为北直隶，同时迁直隶、浙江等地的上万富户到北京。如此一来，南方上层社会的生活习惯及休闲方式，就不可避免地影响到这个一度“胡风深重”的城市。北京也逐步发展成了南方富裕阶层最为青睐的北方大都会，直到今天依旧如此。
过往很多朝代，为什么要采取两京甚至多京制呢？
中国土地辽阔，历史悠久，人口众多。对历代当权者来说，在经济发展相对落后、交通及通信条件相当有限的前提下，如何捍卫和巩固一个庞大的国家，管理如此众多的臣民百姓，是关系到政权长治久安甚至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
鉴于单一都城的管控弊端，两京制和多京制便应运而生。一来，可以给国家设置一个或几个副中心，分担京师的部分管控职能，就近处理突发事件。二来，如果京师陷落，也能有个“备胎”，能东山再起。三来，陪都可以带动周边发展，避免国家资源过于集中于京师，激化区域之间的矛盾。
严格来说，两京只是通俗叫法。天无二日，国无二主，在特别强调上下尊卑的年代，官方不会设定两个平起平坐的都城，肯定是一大一小，一主一辅。
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长安和洛阳是建都的首选。通常来说，以关中为根据地的政权，总是要选择定都长安。他们要么明确将洛阳定为东都（隋、唐），要么将后者定位为控制东方的重要都会（秦、西汉）；而从关东崛起的势力，则喜欢定都洛阳，而以长安为西京（东汉、曹魏），或是控制关陇的区域中心（西晋、北魏）。两座名城互为表里，堪称古都双子星。两者的地位出现过几次互换，总体上来说，长安的地位当然更加重要一些。
西周定都镐京，灭商之后不久，武王姬发就去世了，成王姬诵继位，周公姬旦监国。此时，周政权已经从关中的一个部落发展为天下共主，为了控制东方，由召公姬奭和周公主持，在伊洛河畔营建洛邑，作为王国的副中心。
周平王继位后，正式迁都洛邑。
自周公营建洛邑之后，在差不多两千年的时间里，长安和洛阳这两座城市都是大一统政权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这种做法，充分体现古人在选择都城上的“路径依赖”。直到唐末朱温经营汴京，才打破了这一依赖。
秦孝公十二年（前350），秦国都城由西边的雍城（今属陕西省宝鸡市）迁到咸阳（今陕西省西咸新区）。之后不久，咸阳就发展成“渭水贯都，以象天汉；横桥南渡，以法牵牛”的超级大都会。灭六国之后，秦国升级为秦朝，咸阳自然就成了大一统中国的首个京师。
秦朝的统治只维持了十五年就戛然而止。楚人刘邦在赢得楚汉战争之后，一度也考虑过定都洛阳，后在张良和娄敬等大臣的建议下定都关中，将咸阳改名为长安。西汉不设陪都，但作为东部的核心城市，洛阳事实上扮演着“副中心”的角色。
刘秀建立东汉之后，以洛阳为京师。因刘秀自称汉室后裔，故而注意维护长安的地位，继续以其为西京，并保持“京兆尹”名称不变。后起的曹魏政权，在两京的基础上，又增加了许昌、谯和邺，合为五京。
兴起于关中的隋王朝统一华夏之后，隋文帝在长安东南修建大兴城，作为新都，但隋世祖继位后不久即修建东京洛阳，作为国家陪都。唐朝建立之后定都大兴并改名京师，民间则习惯称之为长安城。到了唐高宗时期，又以洛阳为东都。武则天篡唐建周之后，改洛阳为神都，太原为北都，长安的京师地位不变，但后世学者多认为，洛阳才是武周真正的京师。肃宗时期，唐朝也短暂实行过五京制，以凤翔府为西京，成都府为南京。
长安与洛阳之间相距约七百里，接近京师到凤阳的两倍。隋唐时期，它们之间的区域，被后人称为“两京走廊”。出于巩固关东和出兵高句丽的需要，隋世祖、唐高宗和唐玄宗等皇帝，多次穿梭于两京之间。沿途设置了多处行宫，以便皇室休息；还设置了若干驿站，提供给行人驻足。
北宋定都汴京，打破了大一统王朝定都必选长安和洛阳的“潜规则”。北宋疆域还不如秦，起初也是两京制：东京开封府（今河南省开封市），西京河南府（今河南省洛阳市），以汴京（东京）为京师。后来因为战略需要，又增加了南京应天府（今河南省商丘市）和北京大名府（今河北省大名县）。四京的距离很近，它们所在的区域，类似于一个城市群，自然是宋朝的核心区。
至于朱元璋推翻的元朝，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大一统政权。中统元年（1260），忽必烈在上都登基。为了兼顾汉地与漠北，连通农耕区与游牧区，至元四年（1267），忽必烈决定在金中都基础上修建大都，作为全国的政治、军事和交通中心。五年之后，元廷正式迁到大都。南宋投降之后，蒙元成为第一个统一中华的少数民族政权，而大都也首次承担了大一统王朝的京师职责。但事实上，历任元朝皇帝只有一半时间住在这里。
大都与上都相隔约七百里。每年阳春三月，皇帝都要率领着浩浩荡荡的车队离开大都，前往上都“避暑”，会晤蒙古王公，商讨草原事宜，确保政权稳固。深秋九月，再从另一条路返回京师。这么短的路途，有时就能走一个多月，只因为沿途也有公务要处理。
两都之间，分布着各种宫殿城市、工艺城市、仓库城市和军事城市，还有风景秀丽的湖泊，形成了一个规模不小的“首都圈”，也为皇帝的旅程创造了一个相对理想的环境。不过，元至正十八年（1358），刘福通起义军占领上都，一把火将上都城变成了废墟。两都巡幸也就搞不下去了。
明朝设立两京，开先河者正是朱元璋。洪武元年（1368）八月，他就下诏以应天为南京，开封为北京：
朕惟建邦基以成大业，兴王之根本为先；居中夏而治四方，立国之规模最重。……朕观中原土壤，四方朝贡，道里适均，父老之言乃合朕志。然立国之规模固重，而兴王之根本不轻，其以金陵为南京，大梁为北京。朕于春秋往来巡狩。
开封与应天之间相距一千余里，远较元两都之距为远。事实上，朱元璋也只在建国的当年“巡狩”了一次，考察开封到底能不能作为大明的新京师，结果让他相当失望。
开封本就处于“四战之地”，无险可守，北宋因此亡国。而曾经无比发达的运河体系，也因黄河淤塞改道和战乱破坏，变得难以为继。
洪武十一年（1378），朱元璋废掉了开封的“北京”地位，正式改南京为京师。因此，朱棣改北平为北京，也算是一种“遵循祖制”。
但是，明朝南北二京距离大约两千多里，刷新了历代两京之间的最远距离。朱棣如果也学大元皇帝的两都巡幸，这时间成本的消耗，他真的能折腾得起吗？
这位新皇很清楚，想要政权稳固，还必须做些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