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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暂时要告一段落了；京城，已经被自己控制了；皇位，已经掌握在自己手中了；年号，已经被自己更改了。
那么，朱棣还担心什么呢？
答案是：担心自己变成第二个朱允炆。
西方人懂得，Every coin has two sides。中国人知道，凡事有利也有弊。正是朱元璋的分封藩王政策，让朱棣能在军队系统中积攒超高威信，能够支配他和宁王的十万大军，夺取原本不属于自己的皇位。可现在，难保不出现新的觊觎者，想拷贝他的成功模式。
朱允炆削藩肯定是没错的，错的是削的方式，充分暴露了一个政治小白的目光短浅、急功近利和欺软怕硬。
正是这一举措，令二十多个藩王人人自危；正是这一举措，让很多人一夜之间从王爷变成囚犯；正是这一举措，使新任皇帝树敌太多，失分不少；正是这一举措，逼得四皇叔朱棣不得不起兵靖难，反而一步登天。
如今，朱棣占领了南京城，坐上了皇帝宝座，放出了关在牢里的周王朱橚和齐王朱榑等人。消息传来，朱元璋的后代们无不欢欣鼓舞。
藩王们的好日子来了，是真的吗？
建文四年（1402）九月，朱棣致书给辽王朱植，言辞真切：
贤弟以辽地荒远，经涉海洋，馈运为难，固请改国荆州，且以广宁重镇，就留三护卫于彼，以益边防。欲于荆州别给一卫，备使令，……勉从所请。
原来，有眼色的朱植以退为进，主动要求迁徙封荆州，还把三护卫缩减为一卫。朱棣“勉为其难”地答应了。
与此同时，原本镇守宣府的谷王朱橞、镇守大宁的宁王朱权，也分别改封长沙和南昌。原本封在开原的韩王朱松和沈阳的沈王朱模，还没来得及之国，就被朱棣分别改封平凉和潞州。
朱棣把这几位亲王从东北边疆调走，是不想管理这片土地、放弃这片大好河山吗？恰恰相反，他想把控制权牢牢抓在自己手中，此外还有更加长远的打算。
其中最为尴尬的，非老十七朱权莫属。他手里还有朱棣亲笔开出的空头支票，上面的条件是天底下最有诱惑力的：“事成之后，中分天下，裂土而置，均称天子！”
朱权当然也不是那种没有眼色的笨蛋，“中分天下”之类的客气话，他从来不愿也不敢当真。但是，怎么也得重重赏赐，让全天下人知道宁王的贡献有多突出、作用有多明显吧！
想不到的是，朱棣喜欢严格要求。这一点上，他还真像老爹朱元璋。
在朱棣的威逼之下，朱权不得不交出了兵权。他非常诚恳地提出，自己不想回生态环境糟糕的北方吃沙子喝西北风了，想在江南繁华地带挑个好地方，了此残生（其实这一年他只有二十五岁，正是一个男人精力最充沛之时，风花雪月的生活还能享受很长时间）。这要求不过分吧，但是……
朱权提出去苏州，朱棣很痛快地拒绝了：“好兄弟，这是京畿之内啊！”
朱权没办法，又提出去杭州。上有天堂，下有苏杭，都是最有文艺气质的浪漫城市，老十七还真会挑地方。
朱棣很真诚地回答道：“咱们父皇本来想封五弟在那儿也未成。建文无道，把他二弟封到杭州。结果，皇位没了！你接着挑吧，千万别客气！”
朱权非常失望，都不敢叫皇兄了：“万岁，您说我能去哪儿？”
“贤弟啊，除了这两个地方，全国各地任你挑！”
说一个否一个，朱权还挑个什么劲儿啊：“全凭万岁做主！”
“南昌很不错嘛……”
朱权心灰意冷，不得不接受安排，举家迁到了南昌。
南昌原名龙兴、洪都，与朱家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
元至正二十三年（1363），朱棣和朱权共同的父亲，大明开国皇帝朱元璋，在洪都郊外的鄱阳湖打败了最大的竞争对手陈友谅，从此奠定了统一天下的基础，得以登上皇帝宝座。为了纪念这座城市，朱元璋将洪都改名为南昌，这是他亲自改过的、以方位命名的三大都会中的第一个。
南昌是一座有着光荣传统的城市，见证了朱家王朝那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南昌地处江南，气候环境是大宁那种半荒漠地区无法相提并论的；南昌还是江西布政司所在地，再不济也算个二线城市。
当然和苏杭两城相比，南昌就差得太远了。为了倡导勤俭节约，朱棣就让十七弟把江西布政司府衙改成王府，凑合着住吧！
这一年，朱权还处于花样年华，但政治生命已经被判了死刑。他的后半辈子，几乎就只能在南昌，混吃等死了。即便终日锦衣玉食、花天酒地，也不过是个高级囚徒而已。心高气傲的朱权，对皇上的安排很不服气，但他可没有朱棣的胆量与能力，不敢把四哥做的事情再重演一遍，只有把仇恨深深地埋藏在心底。
对于朝廷的不满，朱权当然也不敢讲给孩子们听。但他那忧郁的眼神和无奈的举止，已经说明了一切问题。
一百多年之后，朱权的后代果然向朱棣的后代叫板了，四代宁王朱宸濠想要夺取武宗朱厚照的江山。当然，此人没有成功，同时还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一个叫王阳明的读书人，模仿刘伯温在鄱阳湖里火烧战船，把朱宸濠连人带船一锅端，并一举奠定了自己在大明文官中的军神地位。
朱棣“大义灭亲”，拿靖难时的合伙人朱权开刀，不仅一举处置了那张空头支票，也给诸王敲响了警钟：谁要是有非分之想，下场只会比宁王更加糟糕。
永乐元年（1403），朱棣还颁布命令，要求各王府“非得朝命，不许擅役一军一民及敛一钱一物，不听从者有罚”。藩王们随心所欲花钱、大手大脚浪费的日子，从此一去不复返了。
就在这一年，还出了一个小花絮。
朱棣的亲侄子、秦王朱尚炳奉诏从西安去南京，路过潼关时恰好是晚上，关城紧闭。秦王马上让手下去叫门。
第二天一早，太阳从地平线上悄然升起，朱尚炳的脑袋也从马车里黯然露出。一行人居然在城外露宿了一宿，关城愣是没有叫开。
城上的小兵非但不开门，还一本正经地提醒：“指挥使大人说了，按朝廷规矩，关城重地，夜间不得开门！”当时，镇守潼关的是指挥使姚镇。朱尚炳岂能咽下这口气？到了南京，自然是添油加醋地向皇帝兼四叔告状，但朱棣只是轻描淡写地安慰了一番。
如果朱尚炳知道后来发生的事情，估计自杀的心都有了。
过了不久，姚镇也去了南京，也见到了朱棣。当皇上问起潼关那些事时，姚镇镇定自若的回答让朱棣非常开心，直夸“将军真是我大明的‘锁钥之臣’！”还重赏了不少财物。
姚镇是这么说的：“潼关，国家重地也，臣止知陛下，非知秦王。”平心而论，这话难免有拍马屁之嫌，但却是朱棣希望的态度。
事情传开之后，那些曾经不可一世的藩王，做事也不能不权衡一下利弊得失，再不能随心所欲了，要不然还得继续出丑。
当然，朱棣的眼睛不能总盯在那几十个弟弟或侄儿身上，国家大事还得一件件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