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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成功的君主，不能只是上马打天下，还必须能下马而治天下；不能只是勤于政务，还必须在史书中留下自己的浓墨重彩，让时代打上他的烙印。
朱棣靠武力夺取了政权，但他显然很清楚，用暴力来维持统治既不可能，也没必要。让后世史学家们不得不佩服的是，在很短的时间内，朱棣就顺利完成了由反叛者到捍卫者的转变。
永乐元年（1403）三月初一，大明京师南京的孔庙之中，朱棣头戴皇冠，身着龙袍，表情严肃，向着孔子像四鞠躬。随后，他又来到了国子监，向祭酒（掌管教育及考试的官员）胡俨赠送了多部儒家经典，并饶有趣味地聆听了学者的讲经。
朱棣想用这种方式，向天下读书人传递一个明确的信号：朕也是重视文化的。
任何人都摆脱不了走向死亡的宿命，但图书却可以永存于世间。经济基础可以使一个国家壮大，军事设施可以使一个国家强大，但唯有文化底蕴才能使一个国家伟大。当然，曹操和李煜这样的天才诗人，关汉卿和汤显祖这样的剧作家，罗贯中和吴承恩这样的小说家，肯定是多少年也出不了一个的。朱棣并没有什么文学才华，但他同样渴望在历史上留下一些记录，让历史因他而不同。
朱棣想修一部鸿篇巨制，能够让后世子孙反复提及，永远记得。按照常规，皇帝修典应该在统治末年，但朱棣可是不走寻常路的杰出君主，他刚当上皇帝没满一年就决定修典了。当然，朱棣是不会亲自去做这种事的，身边有得力助手嘛。
他觉得，以解缙的聪明睿智，一定可以充分领会自己的深刻意图；以解缙在读书人中的巨大影响力，一定可以组织一支非常出色的编纂团队，圆满完成自己交付的光荣任务。
朱棣还特意叮嘱道：“尔等其如朕意，凡书契以来，经史子集，百家之书，至于天文、地志、阴阳、医卜、僧道、技艺之言，备辑为一书，毋厌浩繁。”
说得多诚恳啊！
解缙领到任务之后，自然是不敢怠慢。凭着自己内阁首辅的组织才华，他很快组织了一支多达一百四十七人的编纂队伍。解缙给这些人分派了任务，组织了经、史、子、集几大部门，分头整理资料、抄录成册。自己则担任总裁，统领全局。
解缙告诉大家，你们做的工作，与那些亲身参与靖难的武将们同样伟大：武将们凭借手中的刀枪赢得历史尊重，你们则依靠手中的纸笔拼得历史地位。好好干吧，不能计较个人得失。
要说这些人真是辛苦，一年三百六十五天连轴转，中秋和春节全不休息，全身心扑在工作上，就是希望给皇帝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
当时早已经有了印刷术，但朱棣和解缙达成了共识：这样一部高规格的经典，怎么能用雕版，必须一行一行地抄出来！
永乐二年（1404）十一月，忙活了近一年半的解缙，终于交出了自己的劳动成果。当他命人把这几百册抄好的书卷呈到奉天殿时，朱棣相当高兴，将丛书命名为《文献大成》，并吩咐在礼部衙门举办庆功宴，好好慰劳这些劳苦功高的学者。
看着解大才子日益增多的白发、日益明显的皱纹和日益不利落的脚步（这年他不过才三十六岁），朱棣深知他的辛苦，于是令户部拿出专款，对编辑团队进行重赏。
领到赏银的解缙，还没过上几天清闲的生活，就被人叫到皇宫去了。
解缙一看朱棣铁青着脸，就知道自己有大麻烦了。
“朕不是一再说，让你修的是百家之书，可你收录的，怎么全是儒家经典？朕的话，你到底听进去了几何？”
朱棣越说越气，把目录册扔到了地上。解缙跪在地上，大气都不敢出。心想：当朝皇帝和汉武大帝同样雄才大略，但思路却完全不一样啊。
汉武帝重用大儒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而朱棣却对解缙只收编儒家经典非常不满，清晰地展现了一种海纳百川的大气魄。
朱棣并没有撤掉这位首席大学士的总裁职位，也算给足了他面子。却给他安排了一位顾问。解缙一听这个人的名字就知道大事不好：此人哪里是顾问，明显是监工嘛。
这位先生正是我们的老朋友姚广孝，江湖人称道衍大师。
所谓“一起扛过枪，一起同过窗，一起造过反，一起受过伤”，感情自然就不一样了。
姚广孝参与到编纂工作之中后，心高气傲的解缙也不敢造次了，大事小事都要向这个顾问请示。顾得上的要问，顾不上的也要问。姚广孝也不跟他假客气，把自己感兴趣的五行异术、奇门遁甲一类的书籍，通通录了进去。
朱棣还安排了王景等五人担任总裁，另外二十人担任副总裁，组成了一个无比豪华的编委会。而从事具体工作的人员，进一步增加到二千一百六十九人，这些人不限于翰林院的知识分子，还包括了著名的僧人、道士、画家和乐师，等等，把三教九流的精英都召集在了一起。
永乐五年（1407）十一月，在众多编纂人员的辛苦努力下，中国历史上一部规模空前的百科全书，终于宣告完成。
它有一万一千零九十五册，二万二千八百七十七卷，约三亿七千万字。相比之下，目前市面上大部分图书不超过二十万字，也就是说，《永乐大典》相当于一千八百五十册当下常规图书的规模。一个喜欢读书的人即使什么事都不做，三天看一本，全部看完都得十五年的时间。
可惜，当初解缙对这份工作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对朱棣的严格要求估计不准，自己的仕途从此也就产生了不小的变数。
朱棣把全中国这么多精英召集在一起，一干就是好几年，只是为了修一本书。在有些人看来，皇帝此举真是兴师动众，既浪费笔墨与纸张，又糟蹋粮食和蔬菜。但正所谓“燕雀安知鸿鹄之志”，他们理解不了朱棣的深刻用意，是因为自己的境界与“段位”跟永乐皇帝差得太远。
乱世用重典，盛世好修书。朱棣此举无疑向全中国表明：别看我刚刚登基，国家形势好得很，读书人更应该放心！但有明一代知识分子对朱棣修书并不看好，夹枪带棒地讽刺他转移视线，更有孙承泽在《春明梦余录》中，将他与另一位修《太平御览》的宋太宗相提并论：
陆文裕深曰：宋太宗平列国所得裸将之士最多，无地以处之，于是设六馆修三大部书，命宋白等总之。三大部者，《册府元龟》、《太平御览》、《文苑英华》也。《御览》外又修《广记》五百卷。永乐靖难后，修《永乐大典》亦此意。余按，宋太宗诏诸儒编集故事一千卷，曰《太平总类》；文章一千卷，曰《文苑英华》；小说五百卷，曰《太平广记》；医方一千卷，曰《神药普救》。总赐名曰《大平御览》。若《册府元龟》一千卷，乃真宗编集也。文裕所考或未确乎？至靖难之举，不平之气遍于海宇，文皇借文墨以销垒块，此实系当日本意也。
赵光义的庙号同样是太宗，因有谋害哥哥赵匡胤的嫌疑，长期为读书人所不齿，就算修再多的书，也摆脱不了为自己转移视线的质疑。那么，朱棣又是如何做出回应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