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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读传家，是中国农业社会的光荣传统。耕作保证了中国人最基本的物质需要，而读书则为炎黄子孙提供了高尚的精神追求。对个人而言，读书固然可以净化心灵、陶冶情操；对其家人来说，读书则可以光耀门楣，甚至改变一个家族的命运；对一个国家来讲，领导者的知识储备与眼光见识，往往决定了这个政权的走向与命运。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书籍是人类文明传承最好的载体，唯有爱书之人方能真切领悟。朱棣对读书人有着敬畏之心。
登基之后，朱棣不光创设了内阁制度，还迅速恢复和发展了科举制度。
有人说，科举是中国的“第五大发明”，可以改变无数普通人的命运，甚至改变社会阶层组成和流动。从这一意义上来说，它比那器物上的四大发明，可能更加伟大。科举让所有的参加者，不分民族、种族、家庭门第、社会背景，不分相貌差别、身材高低……都要经过同一种程序的选拔，都要接受同一种标准的考验，而且，也必须按照同一种规则来判定胜负、决定高下。
中国的科举制度，始于隋世祖大业元年（605）。杨广鉴于关陇门阀势力的强大，希望能在平民之中选拔优秀人才，充实到国家管理队伍之中。唐朝建立之后，也继承了这种制度。由于当时民间教育不发达，真正能在科举之中脱颖而出的寒门之后非常稀少，很多人也根本就不愿让孩子读书，反正读了也白读。能够中试者，多为世家子弟。
到了文化教育相当发达的北宋，朝政昌明，门第限制也被打破，科举兴盛一时，形成了一套完善的人才选拔机制。科举考试与今天的高考、考研一样，有明确的时间规定，三年才能有一回（唐朝每年都有）。有宋一代，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成为美谈，世家大族对官场的影响力明显减弱。
元朝也曾经一度实行过科举，考试办法基本上照搬宋朝，但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和南人分开录取，类似今天的按户籍参加高考。这对人口数量占绝对优势的汉人和南人来说，当然很不公平，但有总比没有好。刘基就属于极少数幸运的汉人进士。
朱元璋建政之后，立即责令恢复科举，基本上沿用宋制，并在洪武三年（1370）八月进行了首次乡试。永乐朝的多数官员，均是在洪武、建文期间通过科举进入官员序列的。
尽管这个竞争规则本身也有不少问题，但拥有规则，显然要好于无序竞争。而规则本身，也可以不断完善。
科举考试的竞争极为残酷，能从中脱颖而出者，除了需要长年的埋头苦读之外，也需要或多或少的运气。但是，科举至少给上百万读书人，提供了不用参与造反就能改变自身命运的机会。有人甚至大胆设想，如果黄巢和洪秀全能中个秀才，他们就不会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闹事了。
考卷面前人人平等，就算是六部尚书的儿子，也没有优先录取的特权。当然，这些高干子弟可能会通过捐官进入仕途，但只能在外围部门做一些闲职，而且还往往会被人看不起。这和隋、唐时代相比，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明代的科举只有进士科一门，规定子、卯、午、酉年秋季，在各地省城进行乡试，有秀才资历的人方能参加。考试于八月初九开始，每三天一场，共有三场。初场考经义两道及《四书》义一道，二场考论一道，三场考策一道。乡试的优胜者被称为举人，拥有参加次年二月在京城进行会试的资格。
朱棣占领南京的壬午年，本来是举行乡试的年份，但让靖难给耽误了。朱棣被迫在永乐元年，下令各地举行乡试，接着于永乐二年，在南京举行会试和殿试。同时，朝廷下令，继续维持丑、辰、未、戌年会试的传统，也就是说，永乐三年，再进行一轮乡试。大明的考生算是有福了。
永乐二年的会试，注定要在历史上留下重重的一笔。按照传统，一般会试只录取二百来人，但这一次，朱棣一口气录取了四百七十二人，显然，他是充分考虑到靖难之役对人才的破坏作用。朱棣还下令，挑选其中最出色的二十八人，直接进入翰林院读书，重点培养。这些人于是有了个很厉害的称谓——二十八宿。
内阁学士的地位越来越高，非翰林不能入内阁，而要想进入翰林院，自然要在会试和殿试中取得优异成绩，得到主考官员的垂青。
科举最大的优点和诱人之处，就是选拔制度的公正。更让人称道的是，科举固然对考生资格有种种限制，却没有对年龄的要求。范进中举的故事，总是会受到我们的嘲笑，但这毕竟是虚构的故事。在十六世纪初期，有个叫张璁的读书人，却用自己的经历，创造了一个不小的奇迹，也为科举的公正增加了一个注脚。
弘治十二年（1499），二十六岁的张璁首次参加会试，从此屡败屡战，或者叫屡战屡败也行，反正他一直考到了正德十五年（1520）。
此时，张璁已经到了抱孙子的年龄，坐在考场上，周围大都是比他小十几岁二十几岁的年轻人。可这一次，他偏偏还考中了，可以留在京城，在礼部打杂。
没有后台，没有路子，没有人脉，而且年龄一大把，谁会要他？答案是：规则要他。
各位如果知道张璁七年之后的岗位，恐怕就不淡定了。五十四岁时，他居然登上了大明首辅的高位，真正做到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张璁的事例虽然极端了一点，但足以证明，真正有才华的读书人，在大明被埋没的可能性，恐怕远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大。
万历年间的首辅张居正，嘉靖时期的首辅严嵩，都出身于标准的下层家庭，但他俩位极人臣，而且是大明首辅中名气最大的两个。
没有科举制度，没有这种制度的（相对）公正性，两个送不起礼的寒门子弟，恐怕连个秀才都当不上吧？
至于被后世严重诟病的八股取士，也并非一无是处。一定程度上来说，这种标准化的写作格式，可以避免因主考官的好恶而形成的印象分差异，体现出考试的公正性。一个连八股文都写不好、连乡试都过不了关的人，很难算得上人才。这样的人，如果愣要说自己聪明过人，那不是骗子又能是什么呢？如果偏要让考得差的人升得高，那才是可耻、可笑、可恶的事情。
朱棣并不像父亲一样看低读书人，他需要很多饱读诗书却不拘泥于书本的才子来为他分忧、帮他治国。当然，鉴于朱棣刚刚上台，政权并不稳固，因此还需要很多赳赳武夫来为他撑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