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

一个夏日的傍晚，约珥赤着脚站在草坪的一角修剪树篱。拉马洛坦的小路上散发着田园的气息，修剪过的草坪，施过肥的花坛，还有在洒水器下吸饱水的松软的泥土。在前院后院的小花园里，有许多洒水器在转动。这时是五点一刻。偶尔有某个邻居下班回家，停放汽车，不慌不忙地从车里走出来，伸伸胳膊，在踏上铺石的花园小径之前放松领带。

透过小路对面各家花园的门能听见电视播音员播报新闻的声音。邻居们坐在各家的花园草坪上，看着屋内放在起居室里的电视。稍加留神，约珥就能听清播音员说的话；但是他的思想在开小差。他不时地停下手中的剪子，看着三个小女孩和一条她们唤作“铁肋”的德国牧羊犬在人行道上玩耍。狗的名字可能是照几年前播放的一部电视连续剧中那个坐轮椅的侦探的名字取的，在不同城市的旅馆房间里，约珥碰巧独自看过那部剧。有一次他看的一集是译成葡萄牙语的，但他仍能看懂其中的情节；情节很简单。

鸟儿在四周的树梢上啁啾，沿着墙蹦蹦跳跳，欣喜若狂似的从一个花园飞到另一个花园。尽管约珥明白鸟儿飞来飞去并不是因为欢乐，而是因为别的原因。拉马洛坦下面高速公路上的车辆川流不息，发出的噪声听起来就像大海的叹息。在他背后，他的母亲身穿一件宽松的便服，躺在软摇椅上读晚报。几年前，有一次她告诉他，在他三岁的时候，她如何把他放在吱吱作响的童车里，整个埋藏在匆匆扔成一堆的包裹下面，如何推着他从布加勒斯特逃到瓦尔纳港，跑了几百英里，走的多是偏僻的小道。这些在他的记忆中已经荡然无存了，但是他对船内黑暗的舱房还有一丝模糊的印象。舱内充塞着一层层搭起的铁床架子，床架上挤满了男男女女；他们呻吟，随地吐痰，也许呕吐在彼此的身上，甚至吐到他的身上。他还记得一个模糊的情景：就在这趟可怕的旅行途中，他母亲尖叫着跟同路的一个胡子拉碴的光头男人打架，抓挠撕咬直打到头破血流。他对父亲没有一点印象，只是从母亲的旧相册里的两张墨水画像上知道了他的长相；他知道，或者已经猜想到，父亲不是犹太人，而是一个信基督教的罗马尼亚人，他甚至在德国人到来之前就已经走出了他和他母亲的生活。在他的想象中，父亲长得像船上打他母亲的那个光头的邋遢男人。

他正在慢慢地、精确地修剪树篱。在树篱的另一边，他的邻居，住在这幢半独立式房子另一半的一对美国兄妹，正坐在白色的庭院椅子上喝冰镇咖啡。自从他们搬来后的几个星期里，弗蒙特兄妹曾几次邀请他下午带着女眷们来喝一杯冰镇咖啡，或者晚上九点新闻节目之后来看喜剧录像。约珥说，我们很乐意来。但是这期间他并没有接受他们的邀请。弗蒙特气色很好，面色红润，身体强壮，有着一个农夫的粗鲁举止；他看起来就像是高级雪茄广告中的健康富有的荷兰人。他快活、嗓门大，嗓门大也许是因为他耳朵不好使。他的妹妹至少比他小十岁，名叫安玛丽还是罗丝玛丽，约珥记不清了。一个娇小妩媚的女人，有着孩子般的满是笑意的蓝眼睛，大胆耸起的尖尖的乳房。她看见约珥越过树篱打量她的身体，高兴地说：“嘿！”她的哥哥也重复了同样的音节，比她晚半秒钟，但没那么高兴。约珥向他们道一声下午好，那女人走到树篱边，她的乳头在她轻薄的棉罩衫里斜瞟着他。她走近他的时候，喜滋滋地拦截住盯着她看的目光；她用英语小声快速地又说了一句：“日子不好过，嗯？”她又放大嗓门，用希伯来语问，她回头能否借用他的剪刀，那样她也可以修剪他们家那边的女贞树篱。约珥说：“为什么不呢？”略微犹豫了一下，他提出他自己来剪。“当心，”她笑着说，“我会说可以的。”

傍晚柔和的天光，透着蜂蜜一般的色彩，把一抹奇异的金光投射在头顶上几片从大海向群山飘去的半透明的云朵上。海上吹起了一阵轻柔的和风，风中夹带着咸盐的气味和一丝淡淡的忧郁，约珥没有拒绝它们。微风在具有装饰作用的、硕果累累的绿树的枝叶中沙沙作响，抚摩着得到精心保护的草坪，把隔壁花园洒水器上的小水珠吹溅到他袒露的胸脯上。

约珥没有剪完他这一边的树篱，也没有履行诺言到隔壁去修剪树篱的另一边。他把剪刀放在草坪的边上，去散会儿步，沿着小路一直走到加了栅栏的圆形树丛挡住去路的地方。他在那里站了几分钟，注视着密集的树叶，徒劳地试图破译树丛深处他猜想他能辨别出来的一种无声的运动，直到他的眼睛又痛起来。然后他转身走回家。这是一个温柔的夜晚，从别人家的窗户里他听见一个女人说：“那又怎么样，明天又是新的一天。”约珥心里琢磨着这句话，但是挑不出什么毛病来。各家花园的门口都挂着一个时髦、有时甚至是浮华的信箱；一些停放好的汽车的引擎仍在散发着余热和一股淡淡的氧化的汽油味，甚至连用预制水泥方砖铺地的人行道也散发出一股温暖，他的光脚板踩上去挺舒服。每一块方砖上都印有标记，图案是在“拉马干沙弗斯坦股份有限公司”字样两侧各画一支箭。

六点多，阿维盖尔和妮塔开车从理发店回来了。阿维盖尔尽管正在居丧，但在他看来很健康，像个苹果：她那圆圆的脸庞和健壮的身躯使人想起家业兴旺的斯拉夫农妇。她的长相和伊芙瑞娅的完全不同，有时他会记不起自己跟这个女人是什么关系。他的女儿剪了男孩式的短发，头发竖着像刺猬一样，好像公然藐视他。她没有问他的看法，他这次也决定不提这事。待她们都进了家门之后，约珥走向阿维盖尔草率停放的汽车，把它发动起来，倒退着开出汽车道，在路的尽头掉转方向，又倒退着开进汽车道，这样汽车就正好停在车棚中央，对着马路，随时可以开走。他在家门口站了几分钟，好像等着看看还有谁来。他轻轻地为自己吹了一段老乐曲，他想不起这段曲子确切的出处，但他隐约记得它是出自一个著名的歌舞片；他转身进门想要去问，可是记起来伊芙瑞娅不在家，所以我们才都在这里。因为有一阵子他不清楚他究竟在这个陌生的地方干什么。

现在是七点，该喝杯白兰地了。明天，他提醒自己，又是新的一天。这就够了。

他走进家门，悠闲地冲了个澡；同时他的岳母和母亲在做晚饭；妮塔在自己的屋里读书，没有和她们一起干活。透过关着的房门，她回答说过会她自己一个人吃。

到七点半，夜幕开始降临。将近八点，他到外面躺在软摇椅上，手里拿着半导体收音机、一本书和迄今为止用了几个星期的新眼镜。他选了一副滑稽的圆镜片黑框眼镜，它使他看上去像一个上了年纪的法国神父。当天空中还闪烁着奇特的光影——白昼消失时留下的最后的余晖——的时候，残酷的红月亮猛然从圆形树丛那边升起。在月亮对面，丝柏树和瓦屋顶的后面，天空辉映着特拉维夫市的灯光。约珥突然觉得他应该起身到那儿去，马上去，把女儿接回家。可是她在她的屋里；她床头的灯光透过窗户照到花园里，在草坪上投下了一片阴影。约珥注视了几分钟，徒劳地试图给阴影下个定义；也许是因为那不是一个几何图形。

蚊子开始骚扰他。他回到屋里，记着带上收音机、书和圆片黑边眼镜，觉得忘了什么东西，可又想不起来是什么。

在起居室，他仍旧光着脚，倒了一杯白兰地，坐下来和母亲、岳母一起看九点的电视新闻。也许只要使劲一掰，就可以把那食肉动物和金属底座分开，这样即使不能破解它，至少也可以让它安静下来；可是以后，他明白，他还得修理它。要修理，他也只能在爪子上钻个孔，用螺丝固定上。也许最好还是不要动它。

他站起来，走到阳台上。外面，蟋蟀已经在唧唧鸣叫，风止住了。小路的树丛里，蛙声四起，一个孩子在哭，一个女人大笑，一只口琴传播着忧伤，一间盥洗室内水哗哗地流。因为房子紧靠着盖在一起，房子和房子之间的花园很小。伊芙瑞娅有过一个梦想：等她完成了论文、妮塔从学校毕了业、约珥退休以后，他们就卖掉塔尔比耶的公寓和两位老太太在热哈维亚的公寓，在犹大山某个村庄的边上买一幢自己的房子，离耶路撒冷不太远。房子必须靠路的尽头，这很重要；这样至少有一边窗户只朝向没有人烟的树木葱茏的小山。现在，他至少已经实现了这个计划的部分内容，尽管耶路撒冷的那两套公寓租出去了，并没有卖掉。所得的收入足以支付拉马洛坦这套房子的租金，而且还有一点盈余。每月收入有他的退休金，两位老太太的救济金和他们的国民保证金，还有伊芙瑞娅的遗产——默图拉镇上的一大片田产。纳克狄蒙·卢布林和他的儿子们在那里种果树，最近又盖了一座小旅馆。他们每个月把收入的三分之一转入他的账户。一九六零年，正是在这片果树林里，他占有了她。那时他在当兵，在班长指挥课上的越野识图比赛训练中迷了路；她是农民的女儿，比他大两岁，当时正摸黑出门去关掉灌溉水龙头。他们两人都吓了一跳，彼此完全是陌生人，可他们在黑暗中还没说上十句话，两个人的身体就突然抱在一起，摸索着，在泥地里翻滚；两个人都穿着衣服，心跳气喘的，像一对瞎了眼的小狗钻入对方的身体，弄痛了对方，几乎还没开始就完事了，然后几乎一句话也没说就各自逃走了。也还是在这片果树林里，他第二次占有了她。就仿佛是鬼使神差，几个月后他又回到了默图拉，在水龙头边上躺着等了两夜，直到他们相会，再次投入彼此的怀抱，然后他向她求婚，她说：“你疯了吗？”从那以后他们经常在科亚特·施蒙纳汽车站的自助餐厅幽会，在他发现的一个废弃的白铁小屋里做爱——小屋所在地从前是移民转运安置营。六个月后，她答应了求婚并且嫁给了他。不是回报爱，而是一心一意、老老实实地决定奉献自己的全部情感，并且竭尽全力，做出更多的奉献。他们两人都富有同情心，温柔善良。做爱的时候他们不再弄痛对方，而是力求细心周到、慷慨无私。互教互学。日益亲密。不矫揉造作。然而有时候，甚至十年以后，他们还穿着衣服在耶路撒冷的旷野里躺在硬邦邦的土地上做爱，在那里他们只能看见星星和树影。那么，伴随了他一晚上的这种好像遗失了什么东西的感觉又是从何而来的呢？

新闻结束后，他再次轻轻敲响妮塔的房门。没有反应，他等了一会又试着敲了几下。在这里和在耶路撒冷一样，妮塔得到了带双人床的主卧室。她在这里挂上了她喜欢的那些诗人的照片，安置了她的乐谱和插蓟花的花瓶。是他决定这样安排的。他睡在双人床上难以入眠，而妮塔身体不好，睡在宽大的双人床上对她有好处。

两位老太太分别住在两间孩子的卧室里，两个屋子之间有一道共用的门。他给自己安排了房子背面的那间屋子，那以前是克莱默先生的书房；里面有一张斯巴达式的沙发床，一张书桌和一张永远成为过去的装甲兵学院阅兵式的照片，是七一级的，坦克排列成半圆形，天线的顶端扎着彩色小旗。屋里还有一张房东本人的照片，他身穿带有上尉领章和肩章的军服，正在和陆军总参谋长大卫·伊拉泽握手。他在书橱里找到了一些用希伯来语和英语写的有关商业管理的书、战争胜利的纪念画册、一本卡素托注释的《圣经》、一摞《知识世界》、本·古里安和摩西·达扬的回忆录、几个国家的旅游手册和整整一层的英语惊险小说。在他发现的固定衣橱里，约珥挂上他的衣服和伊芙瑞娅的一些衣服；她死后，他把她的一部分衣服捐给了耶路撒冷他们家边上的麻风病院，这些是剩下的。他把他的保险柜也放在这个屋里，没有费心去把它固定在地面上，因为现在里面几乎什么也没有了：退休的时候，他小心谨慎地把枪和其他物件归还局里，包括他自己的私人手枪。电话号码本他已经毁掉了。出于某种原因只有城镇地图和他的真实护照还锁在保险柜里。

他第三次敲门，没有得到反应。他开门进去。他的女儿躺着睡着了，打开的书盖在脸上；她瘦骨嶙峋，憔悴不堪，头发短得快贴近头皮了，她的一条腿在床边吊着，好像想站起来，瘦削的膝盖裸露着。他小心地拿开书，没有弄醒她就摘掉了她的眼镜，折好眼镜，放在床头柜上。眼镜架是透明塑料的。他轻轻地，耐心十足地抬起那条吊着的腿，把它伸直了放在床上。然后他给这虚弱、瘦骨嶙峋的身体盖上一条被单。他逗留了片刻，查看墙上那些诗人的照片：阿米尔·吉尔伯阿向他露出一丝微笑。约珥转身关了灯，准备离开这间屋子；就在这时候他听见了她在黑暗中发出的困倦的声音，她说：“看在上帝的分上，把灯关了。”尽管屋子里已没有什么灯可关，约珥也并不表示异议。他静静地拉上了门。只是在那个时候，他才想起来让他一晚上隐隐约约感到不安的是什么：当他停止修剪树篱出去散步的时候，他把园艺剪刀放在了草坪的边上。把它整夜搁在外面受露水侵蚀是不好的。他穿上凉鞋走进花园，看见满月的周围有一个淡淡的晕圈。月亮这会儿已不再是紫红色的而是银白色的。他听得见圆形树丛那边传来的蟋蟀和青蛙的合唱，还有街上从每一台电视机里同时爆发出来的令人毛骨悚然的尖叫声。于是，他注意到洒水器的沙沙声，远处大路上汽车发出的嗡嗡声，别人家的门砰的一声响。他低低地用英语对自己说着他从邻居那里听来的那句话：“日子不好过，嗯？”他没有走回家，把手插进衣兜里。因为他在兜里找到了钥匙，所以他坐进车里，开车走了。凌晨一点，他回来的时候，街上寂静无声，他的家也是黑黢黢静悄悄的。他脱了衣服躺在床上，戴上立体声耳机，直到两点半还在听一组巴洛克音乐小品连奏，读几页妻子未完成的论文。勃朗蒂三姐妹，他发现，有过两个姐姐，均死于一八二五年；她们还有一个患肺结核病、嗜酒如命的弟弟叫帕特里克·布兰韦尔。他读着读着直到睡着了。早晨，是他的母亲出去取回花园小径上的晨报，把剪刀拿进工具房放回原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