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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十六日晚十点半，他乘出租车回到欧罗巴饭店，感到又失望又疲惫。他打算到酒吧去待一会，喝一杯奎宁杜松子酒，在回房间之前静心分析一下这次会面。他是为了那位突尼斯工程师才来赫尔辛基的，这天晚上早些时候他在火车站的饭馆里会见了他。在他看来这是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拿着不值钱的小玩意漫天要价。临别时他交付了样品，尽是些过时的货色。在谈话中，这个人极力暗示，下次，如果还有下次的话，他要带来名副其实的阿拉丁的藏宝洞。那正是约珥渴望已久的东西。

但是那个人要求得到的回报不是金钱上的。约珥谨慎地提到“奖金”这个词，想试探一下，看他是否贪财，可是白费力气。在这个问题上，唯独这一点，那个突尼斯人毫不含糊：他不需要钱。他要的好处与金钱无关。说心里话，他不敢肯定能给他钱。没有上级的授权是绝对不行的。即使有消息透露这个突尼斯人真的掌握着头等货色也不行，而对这一点约珥还相当怀疑。因此他暂时告别了突尼斯工程师，答应第二天再联系，安排以后的接触。

这天晚上他打算早早上床睡觉。他感到困倦，两眼沉重，甚至有点疼。他屡次想起街上那个坐轮椅的瘸子：他看起来面熟。与其说熟悉，不如说是不完全陌生。总觉着与他应该想起来的什么事情有关。

可是他就是想不起来。

接待员在酒吧门口追上了他。“对不起，先生，席勒太太在几个小时里找了您好几次。她给哈特先生留了紧急口信：请他一回饭店就马上跟他的兄弟联系。”

约珥谢了他。他打消了去酒吧的念头。他仍穿着大衣，转身出门走上雪封的街道。街上行人稀少，晚上到了这个时候连汽车也不多了。他径直往前走，回头扫了一眼，只见雪地上一汪汪黄色的灯光。他决定向右拐，然后又改了主意向左拐，在松软的雪地里深一脚浅一脚地走了两个街区，才找到了他要找的东西：公用电话亭。他再次环顾四周，一个人影都没有。灯光下的雪就像得了皮肤病，青一道紫一道的。他给以色列的办公室打了个对方付费的电话。他的兄弟，是他们一律称为“老板”的那个人，遇到紧急情况就跟他联系。此时以色列已是将近午夜。老板的一个助手指示他立即返回，他没再说什么，约珥也不多问。凌晨一点他坐上赫尔辛基飞往维也纳的飞机，又在维也纳等了七个小时准备飞往以色列。早晨，维也纳工作站的人来到机场，在候机室里陪他喝了一杯咖啡。他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或许他知道，但奉命保守秘密。他们先聊了一些工作上的事，后来又谈论经济。

当天晚上，在本·古里安机场，老板亲自来迎接他。他直截了当地告诉他，前一天伊芙瑞娅意外触电身亡。他准确、简明扼要地回答了约珥的两个问题。他从约珥手里接过小提箱，领着他穿过一道边门来到汽车前，宣布他要亲自开车送约珥去耶路撒冷。除了说几句关于那个突尼斯工程师的事之外，他们一路上沉默不语。雨从前一天开始就没停过，只是渐渐地化为迷蒙的细雨。透着迎面而来的车灯，雨好像不是从天上落下来的，而是从地上升腾起来的。在通往耶路撒冷的那道蜿蜒的斜坡脚下，一辆翻倒的货车躺在路边，轮子还在转动，这又让他想起了赫尔辛基的那个瘸子。他的心里仍带着那挥之不去的烦恼，觉着有什么地方不对劲，不合理，不正常。到底是什么，他又说不出来。车驶向卡斯托山时，他从公文包里掏出一个小巧的电动剃须刀，在黑暗中摸索着刮胡子。他向来如此，他不愿意胡子拉碴地出现在家门口。

次日上午十点，两支送葬的队伍出发了。伊芙瑞娅葬在桑合德里亚，邻居则被送到另一个墓地。伊芙瑞娅的哥哥，纳克狄蒙·卢布林，来自默图拉的结实矮胖的农夫，咕咕噜噜地念诵悼念祷文，结结巴巴，好容易对付着读那些陌生的阿拉姆语。然后他和他的四个儿子轮流搀扶着头昏眼花的阿维盖尔。

约珥和母亲并肩离开了墓地。他们彼此靠得很近，但没有接触；只有一次，在穿过入口处时，他们被挤到一处，两把黑伞在风中纠结在一起。突然他想起来他把《达洛卫夫人》丢在赫尔辛基饭店的房间里了，妻子给他买的羊毛围巾也落在维也纳的候机休息室里了。这些东西丢了就算了，可是他怎么从来就没注意到，自从岳母和母亲住在一起后，她们变得越来越相像了呢？从今以后他是否也会开始像他的女儿呢？他的眼睛刺痛起来。他想起来他答应那个突尼斯工程师今天给他打电话，他没有履行诺言，他也不可能履行诺言。尽管他觉得这个诺言和那个瘸子有关系，但他又看不出到底是什么关系。为此，他忧心忡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