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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难是这样发生的。秋天来了又去，于是到了冬天。一只快冻僵的鸟儿落在厨房的阳台上，妮塔把它抱回自己的卧室，设法温暖它。她煮了玉米，用滴管给它喂水。将近晚上的时候，鸟儿恢复了元气，开始在屋子里振翅盘旋，发出绝望的唧唧声。妮塔打开窗户，鸟儿飞了出去。次日早晨，更多的鸟儿飞到光秃秃的树干上。也许那只鸟也在其中，谁知道呢。下暴雨那天，早上八点半停电的时候，妮塔在学校，约珥在国外。耶路撒冷笼罩在低沉的云雾中，天阴沉沉的。大概是觉得光线太暗了，伊芙瑞娅走出来，下了台阶向汽车走去，车停在公寓楼的公用地下室里。显然她是想从汽车的行李箱里拿约珥在罗马买的那把强力手电筒。走着走着，她看见自己的睡衣被风从阳台的衣架上刮下来，挂在了花园的围墙上。她走过去想把睡衣捡回来，就这样她触到了高压电线。她肯定是把电线错当成晾衣绳了，或者也许她认准了那是一根电线，但是理所当然地认为既然停电，电线也就没电了。她伸手把电线提起来，好从底下走过去，或许她失足绊倒在电线上。谁说得清呢。但是并不是真的停了电，受断电影响的只是这栋楼，高压线是带电的。因为到处是水，几乎可以肯定她当即就触电身亡，没有什么痛苦。还有一个遇难者：伊塔玛·维特金，隔壁邻居，两年前约珥就是从他那里买来那间屋子的。他六十多岁，有一辆冷藏货车，独居有几个年头了。孩子们都长大成人，搬出去住了，妻子离开了他，离开了耶路撒冷（这就是他不再用那间屋子，把它卖给约珥的原因）。可能是伊塔玛·维特金从窗户里看到出事了，就赶下楼来救助。人们发现他们躺在水洼里，两人几乎拥抱在一起。男的还活着。开始他们试图给他做人工呼吸，甚至重重地扇他的耳光。在去哈达萨医院的路上，他在急救车里咽了气。在邻居们中间流传着另一种说法；约珥对此不予理会。

邻居们觉得维特金这个人很怪。有时在傍晚时分，他钻进货车驾驶室，把脑袋和半个粗笨的身子伸到窗外，给过路的行人弹一刻钟的吉他。这是一条小街，来往的行人不多。人们往往停住脚步听他弹，两分钟后耸耸肩继续赶路。他总是在夜间工作，送奶制品到各家商店，早上七点回家。一年到头天天如此。有时透过隔墙能听见他的声音，一边弹吉他一边跟吉他说话。柔声细气的，就好像在向嫌弃他的女人求爱。他身材肥胖、肌肉松弛，平日里大多穿着一件马甲和一条松松垮垮的卡其布裤子。他看上去像生活在恐惧之中，总怕无意中做了或者说了什么不可告人的事情。饭后，他常常站在阳台上，向鸟儿投掷面包屑，好言好语地哄着它们。有时，在夏天的夜晚，他穿着灰色的马甲，坐在阳台上的柳条椅里，弹奏令人悲伤的俄罗斯乐曲。那些乐曲也许本该用三角琴而不是用吉他弹奏的。

尽管有这许多怪癖，在人们心目中他还是个好邻居。他从不参加居委会的竞选，但他主动承担了门厅和楼梯的常任值班员的工作。他甚至自己掏钱买了两盆天竺葵，摆在门厅的两侧。碰到有人跟他说话，向他打听时间，他的脸上就会洋溢出欢乐和惊喜，就像孩子得到了一件奇妙的礼物。所有这一切只是让约珥感到有点不耐烦。

他死后，三个成年的儿子带着妻子和律师回来了。这些年他们从不劳神来探望他，这次来显然是为了瓜分他房里的财物，然后把房子拾掇好卖掉。办完丧事回家后发生了口角，两个儿媳妇提高了嗓门，声音大得连邻居都听得见。尔后两三个律师赶到，有的独自前来，有的还带来一位职业财产评估员。过了四个月，约珥已经准备离开耶路撒冷，邻居家的房子还锁着门、关着百叶窗空在那里。一天夜里，妮塔仿佛听见墙那边传来了轻柔的乐音——“不是吉他声，”她说，“像是大提琴声。”早晨起床后她跟约珥说了，约珥默不作声。不管女儿跟他说什么，他总是这样。

在公寓楼的门厅里，信箱上面，居委会贴的吊唁公告已褪色发黄；约珥几次想把它撕下来，但终于没撕。公告上有一个拼写错误，上面写着：对此不幸事件，对老邻居伊芙瑞娅·拉维夫太太和埃维亚塔·维特金先生的英年早逝，居民们深感震惊，并分别向他们的家属表示慰问。“拉维夫”是约珥平常使用的姓，在租用拉马洛坦的房子时，他选择让自己姓“拉维德”，究竟为什么，他自己也说不出什么合乎逻辑的道理来。妮塔总是名叫妮塔·拉维夫，除了她小的时候，有一年他们三人一同住在伦敦，当时约珥长驻在那里，他们都姓另一个姓。他母亲名叫丽莎·拉比诺维奇。在断断续续十五年的大学学习期间，伊芙瑞娅一直用娘家的姓，姓卢布林。在不幸发生的前一天，约珥以莱昂内尔·哈特的名义登记住进了赫尔辛基的欧罗巴饭店。可是，那位爱弹吉他、因和拉维夫太太相拥死在大雨滂沱的院子里惹得谣言四起的中年邻居的名字是伊塔玛·维特金，不是公告上印的埃维亚塔·维特金。但是妮塔说她倒更喜欢埃维亚塔这个名字，再说，那又有什么区别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