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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芙瑞娅死的那天是二月十六日，耶路撒冷下着倾盆大雨。早晨八点半，她正在自己的小屋里，端着咖啡杯坐在临窗的书桌前，突然断电了。大约两年前，约珥从隔壁邻居家为她买来了这间屋子，附加在他们在塔尔比耶的公寓边上。他们在厨房的后墙上打了一个洞，安了一扇厚重的棕色的门。在工作和睡觉的时候，伊芙瑞娅总是锁着门。以前连接这间小屋和邻居家起居室的旧门已经用砖堵死了，抹上灰泥，涂了两层白灰，但是在伊芙瑞娅床后的墙上还能看出它的轮廓。她决定把她的新屋布置得简朴一些，像修道院一样。她把这间屋叫作书房。除了那个狭窄的钢制床架，屋里还放着她的衣橱和一把又深又重的扶手椅。那椅子是她父亲的遗物。他出生在北方的默图拉城，一辈子都在那里度过。伊芙瑞娅也是生于斯长于斯。

她在扶手椅和床之间摆放了一盏锻铁的落地灯。在与厨房相邻的墙上挂了一张英国约克郡的地图。地板是光秃秃的。屋里还有一张金属书桌，两把金属椅子和几个金属书架。书桌上方挂着几张九或十世纪毁圮的罗马大教堂的黑白小照片。桌上立着一只相框，相片里的人是她已故的父亲，谢尔帖尔·卢布林，一个身着英国警察制服的粗壮汉子，蓄着一撮海象胡子。就是在这间屋子里，她决定排除家务事的干扰，专心用功，最终完成她的英国文学硕士学位论文。她选择的论文题目是《阁楼上的耻辱：勃朗特姐妹作品中的性、爱情和金钱》。每天早晨，妮塔去上学后，伊芙瑞娅在留声机上放一张柔曼的爵士乐或拉格泰姆的唱片，戴上无框的方形眼镜——这使她看起来像老一辈严厉的家庭医生，拧亮台灯，面前放一杯咖啡，埋头看书做笔记。手中的笔是她从小就用惯的，每写十个字左右就要在墨水盒里蘸一下。她是个身材苗条、温文尔雅的女人，皮肤薄软如纸，明亮的眼眸上长着长长的睫毛。瀑布般的金发披散在肩上，尽管此时已灰白了一半。她平日里几乎总是穿着一身白色的便衣便裤。她不化妆，除了结婚戒指不佩戴任何饰物。出于某种原因，她把结婚戒指戴在右手的小指上。不论春夏秋冬，她那孩子般的手指总是冰凉的，约珥喜欢这些冰凉的手指触摸他的光脊梁。他也喜欢把它们握在他那宽大、难看的手中，就好像在温暖冻僵的小鸟儿。即使隔着三间屋子，透过三重紧闭的门，他有时想象他的耳朵也能听见她翻动纸页的沙沙声。时不时地，她站起身，在窗前伫立片刻，从窗口望出去，只能看见荒废的后花园和一面用耶路撒冷石料砌成的高墙。甚至在晚上，她也会关上门坐在桌前，把上午写出来的东西画掉重写，翻阅各种各样的字典，确定一个世纪或更早以前的一个英文单词的含义。约珥多半不在家。他在家的时候，晚上一家人常常聚在厨房里，夏天喝加了冰块的茶，冬天喝一杯可可，然后分手，回到各自的卧室去睡觉。她和他，以及妮塔有一个默契：除非绝对必要，任何人不许进她的屋子。这里，远离厨房，在他们家的东边延伸部分里，是她的领地。永远由那扇厚重的棕色的房门守卫着。

放着宽大的双人床、五斗橱和一对一模一样的镜子的卧室转由妮塔使用，她在四面墙壁上粘贴她喜爱的希伯来语诗人的照片：阿尔特曼、丽娅·戈尔德伯格、斯坦因伯格和艾米尔·吉尔伯阿。那双人床曾是她父母的，现在她在两边的床头柜上摆放了花瓶，花瓶里插着干蓟花，那是夏末她从麻风病院旁边的斜坡空地上采来的。她不玩乐器，但书架上珍藏着她爱读的活页乐谱。

约珥住进了女儿那间窗户对着“德国移民地” 和谗言丘的婴儿房。他并不费心去改变屋里的任何东西。反正大多数日子他都在外旅行。偶尔在家过夜的时候，十多只大大小小的玩具娃娃看着他睡觉。屋里还有一张彩色的大招贴画，画上一只熟睡的小猫挨着一条阿尔萨斯狗，狗的脸上露出一副可靠的中年银行家的表情。唯一的改变是，约珥从女儿屋里的一角挪去了八块地砖，把他的保险柜嵌在水泥地里。保险柜里藏着两支不同型号的手枪、一叠首都和地方城镇的详细地图、六本护照和五本驾驶执照、一本发黄的英语小册子《曼谷之夜》、一只装着各种常备药品的小箱子、两套假发、几件旅行用的洗漱剃须用具、几顶帽子、一把折叠伞和一件雨衣、两副假胡子、不同旅馆和机构的信笺与信封、一只袖珍计算器、一只小闹钟、飞机和火车时刻表、记录电话号码的笔记本——电话号码的最后三位数都是颠倒着的。

自从做了这些变动之后，厨房便成了他们一家人聚会的地方。他们在那里举行最高级会议。尤其是周末。伊芙瑞娅按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耶路撒冷的风格，用素雅的色调装饰起居室。起居室主要作为他们的电视室。约珥在家时，他们三个人有时于晚上九点集中在起居室看新闻，偶尔也看一出在阿姆切尔剧院演出的英国系列剧。

只有祖母和外祖母来访的时候——她们总是一起来，起居室才充分发挥出应有的功用。斟在高玻璃杯中的柠檬茶与水果被用托盘一起端进来。大家分享两位祖母带来的糕点。每隔几周，伊芙瑞娅和约珥就请两位母亲吃一顿饭。约珥做的菜是凉拌沙拉，刀功细腻，品种丰富，料多味足，是很久以前他年轻时在基布兹学会的拿手菜。他们聊新闻和别的事。两位老祖母最喜欢的话题是文学和艺术。从来不提家务事。

伊芙瑞娅的母亲阿维盖尔和约珥的母亲丽莎，都是身板儿笔直、体态优雅的女人，梳着相同的类似日本插花的发式。这些年来，她们两人越来越像，至少乍一看很像。丽莎戴着精巧的耳环，脖子上挂一条精美的银项链，脸上化了淡妆。阿维盖尔喜欢围一条富有青春朝气的丝巾，这丝巾就像水泥路边盛开的鲜花，给她灰色的套装增添了活力。她在胸前别了一枚小小的象牙胸针，形似倒置的长颈瓶。再一看，就会发现阿维盖尔有发胖的趋势，她的身上带有斯拉夫人健康红润的第一特征，而丽莎看起来像是要干瘪衰竭下去。她们已经一起生活了六年，住在位于热哈维亚坡拉达克街丽莎的两居室公寓里。丽莎是军人救护协会分会的积极分子，阿维盖尔在贫困儿童委员会做志愿工作。

很少有其他客人来访。由于健康原因，妮塔没有要好的女性朋友。课余时间她去市立图书馆，或者躺在床上看书。她常常躺着读到半夜。她偶尔和母亲一起出去看电影、看戏。祖母和外祖母带她去国民大会堂或基督教青年会听音乐会。有时她独自到麻风病院边上的空地上采蓟花。有时她去参加音乐晚会或文学讨论会。伊芙瑞娅很少出门，迟交的论文占去了她大部分的时间。约珥请了一个清洁工，每周来一次，足以保证房子永远干净整洁。伊芙瑞娅每周驾车出去两次，采购生活必需品。他们不买太多的衣服。约珥没有把旅行赠品带回家的习惯，但他从不忘记生日，或者三月一日他们的结婚纪念日。他有一副好眼光，总是在巴黎、纽约或斯德哥尔摩选购价格合理、质量上乘的毛衣，为女儿买一件雅致的衬衫，给妻子买一条白裤子，给岳母和母亲买一条围巾或一条腰带或者一块包头的方巾。

有时在午饭后，伊芙瑞娅的熟人会顺便来喝杯咖啡，静静地聊一会儿。有时他们的邻居，伊塔玛·维特金，来“寻找生命的痕迹”或者“看看我的杂物间”。他会待上一会儿，跟伊芙瑞娅聊聊英国托管时期的生活。这个家里已经好几年没有人高声说话了。父亲、母亲和女儿都刻意小心，互不打扰。他们说话时都彬彬有礼。他们知道他们各自的界线。周末在厨房聚会时，他们谈一些共同感兴趣的与己无关的事情，比如太空中存在智能生物的理论，或者能否做到既不丧失科技带来的福分又保护生态平衡。他们对这些话题津津乐道，但也从不打断对方的话。有时他们开一个简短的会，讨论实际的问题，比如说买一双新冬鞋，请人修洗碗机，不同的供热装置的相对费用，是否买一个新式的药箱替换浴室里的旧医药箱。他们很少谈音乐，因为各自的兴趣爱好不同。政治、妮塔的健康状况、伊芙瑞娅的论文和约珥的工作，他们向来不提。

尽管约珥经常出差，但回家前他总是尽可能想办法通知家人。除了“在国外”，他从不细说什么。只有周末，一家人才一起吃饭，平时他们各吃各的，吃饭时间自定。住在塔尔比耶这栋小公寓楼里的邻居们听信了各种传言，以为约珥在和外国人做生意，难怪总见他拎着手提箱，大夏天挎着冬天穿的外套，大清早坐出租车往来于机场。他的岳母和母亲相信，或者假装相信他是去为政府购买军火。她们很少问这样的问题：你在哪里得的感冒？或者，你去哪里了，晒得这么黑？因为她们深知，他的答案是随口编出来的，比如“在欧洲”或者“太阳晒的”。

伊芙瑞娅知道。她对细节不感兴趣。

妮塔怎么想、怎么猜，别人无从知道。

家里有三套音响设备，一套在伊芙瑞娅的书房，一套在约珥的婴儿房里，还有一套放在妮塔的双人床床头上。所以家里的房门几乎总是关着的，而出于长期不变的体谅，不同类型的音乐都以最低音量播放，免得打扰别人。

只有在起居室，有时能听到奇特的混声。但是起居室里空无一人，几年来这屋子一直很整洁，空空荡荡的。只有两个老太太来做客时，他们从不同的房间走出来聚在一起，起居室才有了生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