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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村和我原本想与被害人的家属、朋友接触一番，了解一下相关情况，但是由于他们在精神上遭受了巨大的打击，加上附近来了很多媒体，作为本案的协助人员，我们很难与他们直接取得联系，只好在调查本部等消息了。

现在，我们唯一有可能见到的人就只剩下座间剑介尸体的发现者了。在森下刑警的带领下，我们起程去拜访那位发现者。

“明明现在的少年犯罪减少了，却有很多人误以为最近的年轻人很可怕，真是让人无奈呀。”

森下一边开车，一边嘟囔着。这位船曳的属下里最年轻却干劲十足的大男孩儿可能是想替年轻人说句公道话吧。

“火村老师，以前是不是更不太平？”

他向坐在后排的专家寻求认同。

“森下说得没错，除了战后的动乱年代，在1961年，未成年人的犯罪率达到了峰值。从1980年起，未成年人犯罪率大幅下降。恶性犯罪比例也没有上升，性犯罪也戏剧性地减少了。所以，不是当今的犯罪发生率增加了，而是因为现在的媒体比以前发达，导致很多负面新闻迅速被扩散了。”

“是呀。”

“不过，杀人动机难以理解的杀人案件可能有所增加，但是无论在什么年代都会有这种情况，社会骚动的方式会随着时代变迁而有所不同。”

“比如坂亦清音的案子，他觉得别人看起来很快乐就去滥杀无辜，这真是让人难以理解呀！”

“这是哪个年代都会有的事情。”

火村重复了刚才的话。

“网民们在继续搜索‘阿波罗’的照片和名字。很多人就少年犯罪法是否正确、实名报道的方式等问题在进行热烈的讨论呢。”

对于这个现象，本来想听听犯罪社会学者的看法，不过车很快就抵达了目的地。

发现座间尸体的人名叫安纳守之。他的家是一栋被矮栅栏围绕的带院子的独栋小楼，二楼的阳台上晾满了男人的衣服。

我们来到院子门口，门旁边的狗窝里，有一条大白狗慢吞吞地探出了脑袋。它穿着带有水珠花纹的深蓝色衣服。听到门铃声，房主出来开门。狗狗见到主人开心地摇起了尾巴，样子十分可爱。

“电视和报纸真让人受不了。”

安纳郁闷地说道。可能是因为媒体得知他在散步时发现尸体后，都纷纷闻讯赶来采访他了吧。

“里边请。”

白狗的主人身材矮小，面相稍稍显老，给人以沉稳的感觉，年纪看起来有五十岁上下。他好像是一个人生活，虽然森下说了不用客气，他还是张罗着给我们沏了茶。听说他是超市老板，却很少去店里，平时都是他侄子夫妻二人在帮忙打理。

我们分坐在对一个人生活来说感觉过大的餐桌旁，开始交谈。

安纳首先厌倦地说道：“这事儿闹得太大了，刚才我往店里打电话，听说好多媒体过来买东西，现在都快需要特别订货了。不过，这可不是什么值得高兴的事情。”

据说好多人拿着有线对讲机来找过他，但截至目前，他只接受过一次电视台采访。

“接受记者采访时，我只说了在警察调查取证时说给警察听的那部分内容，因为记者只要录到我的声音就满足了，其实本来也没什么可讲的。”

据他所说，他和往常一样带着爱犬出去散步，出门时是早上6点多，和一位正在打扫的邻居打了个招呼后，便往西边走去。那个公园也不过就是他平时散步的路线之一。他在游戏器械后面发现了横躺着的少年，就慌忙地去公共电话亭报了警，当时是6点18分。少年的咽喉部有一处大大的伤口，衬衫上布满血迹，很明显已经气绝身亡。不过，发现尸体后，他还是惊慌失措地摇晃了少年的肩膀，想让他醒过来。除此之外，再无多余之举。他觉得自己有义务留在现场向警察说明事情的经过，于是再次返回公园，等候警察的到来。

“从安纳先生发现尸体到再返回公园的这段时间，其他人有没有可能来过现场？”森下如是问道。

身材矮小的男人摇摇头：“不知道，从公用电话亭的位置看不到公园，如果当时看到了可疑人员，我会告诉警察的。”

我觉得森下的提问没什么意义。

可能是火村在场的原因吧，这位年轻的刑警貌似有些逞强。

“刚才我在安纳先生的店里也买了东西呢。”森下说，“然后顺便问了下店长，据说两名死者以前常来店里。店长对尾木的评价是‘常来买零食，感觉这孩子挺不错’，而对座间君的印象是‘他常来店里站着看杂志，偶尔会买口香糖’。安纳先生，您认识这两个人吗？”

“认识。在卖场工作的人会超乎想象地去仔细观察店里的客人。只不过在公园见到那孩子的时候，并不知道他是谁。因为死者的脸已经变得不像他本人了。”

“关于这两个人，您有留下什么印象吗？”

“没有。”他立即回答道，“无论哪个都只不过是众多的顾客之一，没有和他们说过话。”

“没有听说过有关他俩的传闻吗，比如是什么样的孩子之类的？”

“没有什么机会听说。如果我有和他们同龄的或者是在同一所学校上学的孩子，就另当别论了。”

此时，安纳瞥了一眼火村，似乎听到介绍说他是个犯罪社会学家因而比较在意。仿佛正在等待这个时机似的，副教授问道：“今天早上出去散步的时候，您知道尾木紫苑遇害这件事吗？”

“知道。”

“是昨天晚上知道的吗？”

“不是，是从晨报上看到的。昨天晚上有巡逻车在四处巡逻，我觉得好像出了什么事吧，不过当时我喝醉了，回到家后已经很疲倦了。”

据说昨夜他和四名学生时代的好友一起在阿倍野喝酒，要回去的时候已经很晚了，就和同路的三个人同乘一辆出租车。安纳到家时已经是凌晨12点半，虽然听到了警车的警报声，却澡也没洗就立刻睡去。有早起习惯的他5点半醒来看晨报时，才知道发生了杀人事件，然后就和往常一样出去遛狗散步了。

“您就不怕遇上持刀杀人犯吗？”

“不怕，因为报上说被杀的是一名走夜路的女孩儿，凶手不会袭击像我这种遛狗的人吧？万一发生了，我的狗也会扑上去咬他的。”

“原来如此。”

见火村表示理解，安纳放心地品了一小口茶。放下茶杯后，他变得健谈起来。

“有人认为少年犯罪率并没有增长，手段也没有恶化。那么实际情况又是如何呢？东京那边不是发生了恶性案件了吗？而且有人还担心凶手逃窜到了大阪来呢。”

火村就像刚才回答森下那般陈述了自己的意见，安纳听后半信半疑。

“统计上是这样的吗？不过实际的感觉却并不太平，少年犯罪法也被修改了吧。”

2000年11月修改了部分法律，十四五岁的少年也被列为受刑事处罚的对象之一，严惩少年犯罪的趋势节节上升。对此，却没听过火村发表他的见解。

“未成年人改过自新的可能性较高，犯罪后如果加以严惩并非良策，这一点我能够理解。但是如果纵容他们，就会让一些年轻的家伙得意忘形。如果不严加惩戒的话，他们不会懂得这世上的道理。”

我们不是来和他辩论的，火村没有上钩，只是含糊地点点头。安纳以为火村对他的说法表示赞同，继续说道：“连那名逃亡中的马路杀手的名字和照片都不公开就进行通缉，真是很荒唐。为了让一个杀人犯获得重生，就使善良的市民们处于危险的境地，简直不合逻辑。虽然少年犯罪法有相关规定，但这法律本身就有问题。”

他看起来稍显兴奋，对少年犯罪这类事情，看来平时就有些自己的成见。

“不能公布受通缉少年的姓名、照片，这种法规是没有的。只有满足以下两种情况的，才享受不被公开其身份的权利：一是受家庭法院审判的少年，或是因少年时期的犯罪行为而被家庭法院提起诉讼的人。”

“什么？”安纳一脸惊讶，好像此前从来没听说过似的。不过，其实我对法律也不太了解。原来如此，难怪刚才火村问船曳是否公布了凶手的照片。

“如果这样的话那应该及早公布，做事情不是应该有个先后顺序吗？还要被老师教，真是让人无奈。”

安纳叹道。火村并没有回应。

“这么随便就把人给杀了，真是太可怕了，而且才十七岁，这是怎么啦？”

最后只剩下安纳一个人在说话。

我看着沉默不语的火村的侧脸，暗忖他走上犯罪社会学研究这条道路、加入犯罪搜查的行列中、做“临床性”研究，究竟是出于什么目的呢？我想，是他自己有过想要杀人的念头吧。我们是在二十岁的时候相识的，他和我念的是同一所大学。在大学时代，我曾听他说起他有过想杀人的念头，但不清楚那是什么时候的事情，总之是在十几岁的时候有过这样的想法。也就是说，他是一名少年犯罪未遂者，虽然我并不清楚他是仅仅有杀意，还是精心策划过杀人计划，抑或是下决心要实施犯罪却中途停止了。

穿着宠物服饰的大白狗目送我们离开了安纳家。 c0oetFg/orDB7SzKkOuCLaFxl7gnrJqLZIergoaUytSKntPo6ufbXJCxNPWN+Z/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