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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我得进到这房子里面去。然而眼下门却紧锁着。我所能做的就是去想象：一个人从房子旁边停靠着的驳船下来，走近房前询问斯宾诺莎是否在家（帕乌金格拉赫特是一条开阔的运河，然而不久之后，运河被填埋，变成了一条街道，阿姆斯特丹和威尼斯的许多运河都有着相似的遭遇），房子的主人兼画家、热情的梵·德·斯派克（Van der Spijk）会打开门，亲切地将客人带到他的画室，让客人稍等片刻，随后他会告知他的房客斯宾诺莎，他的访客已经抵达。
斯宾诺莎的房间在三层，他会从那螺旋式的、紧密缠绕在一起的、看起来有些可怖的荷兰式楼梯上下来。他会穿着他那身虽然称不上新，但也绝称不上破旧的，得体的菲达戈尔式装束，他将这身衣服打理得十分完好，白色立领、黑色马裤、黑色皮质背心，黑色的驼毛夹克服服帖帖，很衬他的肩线，脚上那富有光泽的黑色皮靴上搭着硕大的银色带扣，也许是为了便于在楼梯上站立，他手里还拿着一根木质手杖。斯宾诺莎酷爱黑色皮靴。他那张五官和谐、胡茬清理得干干净净的脸，和那双闪着光的黑色大眼睛在他的容貌中显得格外突出；他的头发，以及那修长的眉毛也都是黑色的；他有着橄榄色的皮肤，中等身材，体态轻盈。
你可以看见这样一幅图景：来访者受到了礼数十足，甚至可以称得上殷勤的接待，然而这接待也是十分直率的，来访者可以直入手头要处理的事。这位颇具雅量的老师喜欢在他的工作时间谈论光学、政治和宗教作为娱乐；茶水倒在一旁，梵·德·斯派克则继续作画，大多数时候，他都很安静，且显得彬彬有礼；他那热情洋溢的七个孩子则在房子后面玩耍；梵·德·斯派克夫人在做针线活，帮工则在厨房里忙碌。
斯宾诺莎会抽着他的烟斗，当问题抛出、答案浮出水面、日光渐渐黯淡时，烟的气味与松脂的香气相互缠绕在一起。斯宾诺莎接待过无数的来访者：从梵·德·斯派克的邻居、亲属，到求知好学的男学生、生性敏感的年轻女性，从戈特弗里德·莱布尼茨、克里斯蒂安·惠更斯，到当时刚成立不久的英国皇家学会的主席亨利·奥尔登伯格，从他写信的语气来看，他对普通百姓最宽容，对同辈人最没有耐心。显然，容忍那些谦逊却略显愚笨的人对他而言并不是难事，但其他人就未必了。
我同样可以想象斯宾诺莎葬礼上的送行队伍：在1677年2月25日，又一个灰暗无光的天气里，梵·德·斯派克一家和“大约有六节车厢那么多的富有声名的人”跟随于斯宾诺莎简陋的棺材之后，在去往新教堂这仅仅几分钟的路上缓慢前行。循着他们可能走过的路，我返回到新教堂，我知道斯宾诺莎的坟墓就在教堂的后院，我就这样从他生前的居所走到了他死后的居所。
好几扇大门环绕着教堂后院，大敞着。然而这里并没有之前提及的坟墓，只有灌木丛、杂草、苔藓和掩映在高大树木之下的泥泞小路。我发现坟墓的位置与我想象的差不多，在院子的后面，位于教堂后面，在南面和东面，一块平地有一块垂直立着的墓碑，饱经风吹雨打，没有任何装饰。除了标明墓的主人是谁，铭文上还刻了CAUTE的字样，在拉丁语中意为“当心”。联想到斯宾诺莎的遗体如今并不在墓中一事，这一则警示显得令人恐惧无比：在葬礼过后，他的遗体被安置在教堂中，不知何时，他的遗体被人偷走了，而人们至今不知道偷走遗体的人是谁。斯宾诺莎告诉我们，每个人都有权思考自己感兴趣的话题，说出自己思考的内容，然而这并非一件短期内就能做到的事，至少目前不行。当心，小心你所说的（以及你所写的），否则，连你的遗骨都将不再属于你。
斯宾诺莎在他的通信中用过“当心”一词，这个词印刷在玫瑰图案的下方。在他人生的最后十年里，他所写的东西可以真正称得上见不到光了：他为《神学政治论》列了一系列虚构的出版商，以及错误的出版地（汉堡），作者的那一页则是空白的。即使是这样，即使这本书是用拉丁文而非荷兰文撰写的，荷兰当局还是在1674年颁布了对此书的禁令。不出所料，梵蒂冈在其危险书目上也将这本书列入其中；教会则认为这本书不遗余力地攻击了现下组织良好的宗教与政治权力架构。在这之后，斯宾诺莎的一切出版活动都受到了限制，这并不令人惊奇。直到斯宾诺莎去世的那天，他最后一些手稿仍躺在他书桌的抽屉里。然而，梵·德·斯派克知道该怎么做，他用驳船将整张书桌运到了斯宾诺莎在阿姆斯特丹真正的出版商约翰·里厄沃茨那里；斯宾诺莎遗留下来的手稿合集，包括修订了大半的《伦理学》、《希伯来语法》、未完成的第二版《政治论》以及《知性改进论》，在同一年的晚些时候匿名出版。当我们将荷兰描绘成一个对知识分子有着无上包容的天堂时，我们也要在心底记住，荷兰的确担得起这样的名头，但这种包容也是有限度的。
在斯宾诺莎生前的大部分时间里，荷兰都属于共和国政体，而在斯宾诺莎的青壮年时期，掌权的是詹·德威特（Jan De Witt）大主教。德威特野心勃勃且专制独裁，但他的确很开明。虽然我们并不清楚他对斯宾诺莎的了解有多少，但他的确知道斯宾诺莎其人，而且可能在《神学政治论》刚开始引发一系列流言蜚语时，他帮助斯宾诺莎平息了那些极为保守的加尔文主义政治家的怒火。从1670年开始，德威特就有了这本书。传说，他确实在政治和宗教事务上寻求过这位哲学家的意见，而斯宾诺莎也因德威特对他的尊敬而感到高兴。即使这些传闻可能并不属实，但毋庸置疑的是，德威特的确对斯宾诺莎的政治思想感兴趣，至少他对斯宾诺莎的宗教主张表示认同。斯宾诺莎理所当然地觉得德威特的存在保护了他。
在1672年荷兰黄金年代中短暂的黑暗时刻，斯宾诺莎相对的安全感突然被打破了。在这个政治动荡的时代，在一个突如其来的事件中，德威特和他的兄弟因为被错误地怀疑在与法国持续的战争中是荷兰的卖国贼，而被一个暴徒暗杀。在去往绞刑场的途中，袭击者用棍子将德威特兄弟二人敲晕，并用匕首将二人割喉，因此，当他们到达绞刑场时，已经没有绞死二人的必要了。接着，他们把尸体上的衣服扒下，像肉铺那样，把二人的尸体头朝下悬挂着，开始分尸。这些残肢被当作纪念品卖出，其中最令人不适的娱乐是：他们的残肢或是被人生吃，或是被烹饪后吃掉。所有的这一切都发生在我现在所在位置的不远处——准确来说，就在斯宾诺莎居所附近的拐角处，毫无疑问，这可能也是对斯宾诺莎而言最黑暗的时刻了。这次袭击吓坏了当时的许多思想家和政治家，尽管身在安全的巴黎，但莱布尼茨和向来镇定的惠更斯都恐惧不已。然而斯宾诺莎不为所动。这一野蛮的行径揭露出人类本性最令人感到羞耻、最糟糕的一面，并且令斯宾诺莎震惊的是，原来维持他所竭力营造出来的安宁是如此艰难。他准备了一块写着“终极野蛮人”（ultimate barbarians）的告示牌，打算把它挂在遗骸附近，幸好梵·德·斯派克靠谱的智慧在此次事件里占了上风，他仅仅是简单地给房门上了锁，然后把钥匙保管了起来。如此一来，斯宾诺莎就无法离开这座房子，也不会被无法逃避的死亡所威胁。据说，那是斯宾诺莎唯一一次在旁人面前大哭，别人从来没有看见他像这样因为无法控制的情绪而痛苦。曾经知识分子的避风港就此迎来终结。
我又看了看斯宾诺莎的墓，随后想起笛卡尔为自己的墓碑准备的铭文：“他将自己隐藏得很好，也生活得很好。” 12 这两位同年代的人离世的时间不过差了27年（笛卡尔于1650年去世）。他们两个人都在荷兰这片土地上度过了大半生的时光，斯宾诺莎是因为出生在这里，笛卡尔则是出于自己的选择。笛卡尔在职业生涯的早期，就意识到他的主张与天主教教会以及他自小长大的法国的政体相冲突，于是他悄无声息地离开了法国，来到了荷兰。然而二人都不得不东躲西藏地过日子，并且，或许是因为这一缘故，笛卡尔转变了自己的思想。我们需要详细说明其中的缘由：在1633年，也就是斯宾诺莎出生一年之后，伽利略被罗马宗教裁判所审问，并被软禁了起来。也就是在同一年，笛卡尔延迟了他《论人》（ Treatise of Man ）一书的出版，即便如此，他依然需要对他在人类本质这一观点受到的猛烈攻击做出回应。到1642年，或许是为了作为一种先发制人的手段阻止那些在不久的将来会出现的攻击，笛卡尔试图假设一个与他早年的思想截然不同的理论：在易于腐烂的肉体之外，永生的灵魂可以独立存在。如果这就是他的意图，那么这个策略最终奏效了，尽管这一策略在他生前收效甚微。随后，笛卡尔动身前往瑞典去指导无礼至极的克里斯汀女王，在斯德哥尔摩的第一年冬天，在去为女王上课的途中，笛卡尔去世了，享年54岁。我们必须感谢生活在不同的时代，即使在今天，一想到这些来之不易的自由所受到的威胁，我们就会不寒而栗。也许谨言慎行依然是默认的秩序。
当我离开教堂后院时，我的思绪转到了坟墓位置具有的奇特意义上：为什么有着犹太血统的斯宾诺莎要葬在这个颇有影响力的新教教堂旁边？这一问题的答案就像与斯宾诺莎有关的所有其他事一样，是极为复杂的。他之所以被葬在这里，或许是因为他被他的犹太人同胞放逐了，而他被默认为基督徒，毫无疑问，他不能葬在奥德凯尔克的犹太公墓。然而他也并非完全意义上的葬于此地，或许是因为他从未成为过一个完全的基督徒，无论是新教徒，还是天主教徒。在许多人眼中，他是一个无神论者，这是多么恰当啊：斯宾诺莎的上帝既非基督式的，又非犹太式的；斯宾诺莎的上帝无处不在，你无法与之对话，若你对他祈祷，他也不会回应；他存在于宇宙中每一颗细小的颗粒中，无始无终。斯宾诺莎既是被安葬了，又没有切实地回归于尘土；他虽是犹太人，但被放逐；说他是葡萄牙人，但又不确切；说他是荷兰人，但并不典型。斯宾诺莎并不属于任何地方，因此他无处不在。
回到戴斯因德斯酒店时，守门人十分欣喜地看到我毫发无伤地归来。我一刻也无法抑制住自己的兴奋，告诉他我去寻找了斯宾诺莎，并找到了他的居所。那个坚毅的荷兰人惊住了，在完全的困惑中，他停下了脚步，片刻之后，他问：“你是说……那位哲学家？”好吧，他确实知道斯宾诺莎是谁，无论如何，荷兰毕竟是世界上教育最发达的地方之一。然而他并不知道，斯宾诺莎在海牙走完了他生命中的最后一程，他在这里完成了他最重要的著作，在这里与世长辞，然后被安葬于此。并且，在某种意义上，为了颂扬他的成就，就在12个街区之外，他有一座房子、一尊雕像和一座坟墓。然而平心而论，人们对这些都一无所知。“在这些年里，没有谁时常提起他”，友好的守门人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