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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从事实而言，斯宾诺莎对于人类心智的思想是基于他对人类发展状况的担忧而产生的，但斯宾诺莎依然与神经生物学紧密相连。斯宾诺莎的终极关注点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他试图阐明这种关系，以此来提出解放人类的现实方法：有一些方法是依赖于个人的，需要在个体的控制下进行；而有一些方法依赖于特定形式的社会与政治组织给个人提供帮助。他的这一思想来源于亚里士多德，但毫无疑问，斯宾诺莎这一思想的生物学基础更加牢固。斯宾诺莎似乎是确立了个人与集体的幸福感彼此间的联系：一方面，他确立了人类解放与国家结构的关系；另一方面，斯宾诺莎这些思想的提出远远早于约翰·穆勒。至少，考虑到斯宾诺莎思想的社会影响，我们应该对他的思想给予充分的认可 9 。
斯宾诺莎提出了一个理想化的民主国家，言论自由正是其特点之一。斯宾诺莎写道：“在这个国家中，每个人都能思考他们感兴趣的话题，人人都畅所欲言。” 10 这样的民主国家在实行政教分离的同时，慷慨解囊，用社会契约来提升公民的生活质量，同时提高政府管理以保证社会和谐。斯宾诺莎这一主张的提出比《独立宣言》和《第一修正案》早了一个多世纪，而作为自身的革命努力的一部分，斯宾诺莎也预见到了现代生物学的某些领域，这就更令人感兴趣了。
做出如此贡献的人是谁？那么，谁又能在对心智与身体的问题上进行如此思考，这一思考不仅与他所生活的时代截然不同，并且值得一提的是，在其后的三百年甚至更久的时间里，他的思想依然是先进的？是怎样的环境造就了这样的叛逆精神？若要试图回答这些问题，我们不得不提到另一个斯宾诺莎，一个藏匿于本托（Bento）、巴鲁克（Baruch）、本尼迪克特斯（Benedictus）三个截然不同的名字背后的男人；一个人可以在无畏与谨慎、强硬与随和、傲慢与谦虚、冷漠与温柔、令人尊敬与令人生厌之间完成瞬间切换的人；既如此切实地存在着，可以被人走近了解，却又散发着灵性。他从不在他的文字中流露出个人情绪，甚至从他的个人风格中，你也无从得知他的情绪。因此，只有通过无数间接材料，我们才能拼凑出斯宾诺莎其人。
在我自己都几乎注意不到的地方，我开始寻找隐藏在作品的冷淡之感背后的那个人。我仅仅是简单地想要在我的想象中与此人会面，聊上一小会儿，并请他在《伦理学》一书上为我签个名。因此，汇报我对斯宾诺莎的调查以及他一生中的故事是本书的第三个意图。
1632年，斯宾诺莎出生在阿姆斯特丹这座繁华的城市，彼时正是荷兰黄金岁月的中期。也就是在那一年，就在距离斯宾诺莎家不远的地方，26岁的伦勃朗·凡·莱因（Rembrandt van Rijn）正在创作他的成名作《杜普医生的解剖课》（ The Anatomy Lesson of Dr. Tulp ）。那时，伦勃朗的赞助人、奥兰治亲王的秘书、约翰·邓恩的朋友康斯坦丁·惠更斯刚刚成为克里斯蒂安·惠更斯（Christiaan Haygens）——日后历史上最著名的天文学家和物理学家之一——的父亲；那时哲学界的领头者笛卡尔才32岁，住在阿姆斯特丹的普林森格拉赫特河边，此时正为他即将问世于荷兰，随后走出国门的有关人类本质的新观点苦恼不已，不久之后他就要来教年轻的克里斯蒂安·惠更斯代数了。用西蒙·沙玛（Simon Schama）对这个时代、这个地方恰当的描述，斯宾诺莎是在令人尴尬的财富、知识和经济背景下诞生的 11 。
克服有害的情感，比如非理性的激情的唯一希望是用另一种由理性触发的更强的积极情感去压倒它。
斯宾诺莎的父母米格尔·斯宾诺莎（Miguel Spinoza）和汉娜·黛博拉（Hana Debora），两位重新定居在阿姆斯特丹的葡萄牙、西班牙裔犹太人，在斯宾诺莎出生之后，为他取名为本托。当他在阿姆斯特丹周围都是富裕的商人和学者的犹太人社区中长大时，他的朋友以及犹太教会里的伙计们称呼他为巴鲁克。而在他24岁被逐出犹太教会之后，他接受了他的新名字——本尼迪克特斯。斯宾诺莎舍弃了他在家乡阿姆斯特丹安适的生活，开始了他的离经叛道之路。一路上，他始终沉着冷静、深思熟虑，而这一路的最后一个停靠站就是帕乌金格拉赫特。无论是葡萄牙文名本托、希伯来文名巴鲁克，还是拉丁文名本尼迪克特斯，他们都具有相同的含义：祝福。那么，一个名字中都蕴含了什么呢？我想说，一个名字中所隐藏的内容实在太多了；从表面上看，这些文字意义相近，然而藏匿于他们之后的概念却天差地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