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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健林先是再夺福布斯中国富豪榜首富之位，个人财富从2014年的132亿美元猛增至300亿美元，将马云（218亿美元）、马化腾（176亿美元）远抛在身后；随后这位新晋亚洲首富在万达年会上演唱的摇滚视频“风靡全球”，点阅量超过11亿次（截至2016年1月25日），获网友力挺“上春晚”。“国民公公”有钱任性买买买，更是夺人眼球。2012年，斥资31亿美元并购美国第二大院线AMC；2013年，3.2亿英镑并购英国圣汐游艇公司，7亿英镑投资伦敦核心区建超五星级酒店；2014年，甩出2.65亿欧元收购西班牙大厦；2015年，花费8000万英镑买下伦敦一座2万平方英尺的豪宅，以950万英镑刷新英国购房印花税纪录；以不超过35亿美元现金收购美国传奇影业，再次进军好莱坞；2016年，在印度投资100亿美元造产业新城……在产生“枪打出头鸟”谚语的国度，王健林竟然如此公开高调！相比之下，昔日的亚洲首富李嘉诚就显得愈发谨小慎微，但鉴于其“风向标”特征，再悄无声息地“归去来”都将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先是撤资内地，大有买下英国之势，如今又悄然回归，斥资60亿元人民币先后购买位于上海新天地、陆家嘴商圈的两座地标写字楼。尽管“超人”又回来了，但实际上旗下公司注册地已全部外迁。综观今昨两位亚洲首富投资脉络，其共同点是境外投资，资本外流。
一般而言，资本在全球流动是正常的。就资本特性而言，首先，资本如水，无孔不入。正是资本的这种特性，才最大限度地展现市场经济优化配置效用，以最节省的材料、最快的速度生产出最有用的产品，再以最便捷的方式送到最需要的消费者手中。其次，“金钱永不眠”，资本逐利性必然导致其流向投资洼地，占领利润高地。正如《资本论》所说：“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得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资本流动成为创造利润的一个指定动作，谁不流动，谁便死亡，这是资本逻辑。再次，资本无国界。全球化在理论上拆掉了阻碍资本流淌的屏障，科技发展为资本快速流动提供了技术支撑，按个键便能轻轻松松跨越国界。由此来看，资本出走是必然的，无关乎“爱国主义”“商业情怀”，正如李嘉诚所言，“我身本无乡，心安是归处”。
从世界经济来看，资本加速流动是后危机时代开启，全球经济进入洗牌期的重要表现。1. 本轮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在各国量化宽松政策的主导下，货币“洪水”泛滥肆虐，转化成资本的货币必然要在全球寻找可附着之物。中国2015年末M2余额竟高达139.23万亿元，20年间增长了28倍。2. 世界各国以邻为壑，最终遭遇“货币危机”，在汇率乱局中，国家间的利差是国际资本流动的主要原因。一边是美联储加息25个基点，另一边是人民币近期大幅贬值，美元竟然还是“安全岛”，于是套利资金撤离潮涌，就连普通老百姓也开始琢磨“出海”渠道，寻求资产的保值、增值。根据国际金融协会统计，2015年新兴市场资金外流达到创世纪的7320亿美元，其中中国占到92%之多。3. 经济洗牌期同时也是兼并重组的高峰期，“闻腥而动”的资本岂能放过大好时机？
就中国而言，资本出走既有上述共性，又有其特殊性。一方面是在去产能背景下，国内普遍缺乏投资的地方。黄金深套“中国大妈”；股市让奥迪变成“奥利奥”；房市分化加剧，更何况还有房产税这把达摩克利斯之剑悬在头上；增长主战场——服务业还存有各种行政垄断与管制。然而，根据福布斯发布的《2015中国高净值阶层财富白皮书》数据，中国的高净值人群以每年超过10万人的数量递增，截至2015年底，中国的高净值人群数量将达到112万人，人均可投资资产达到3116万元。显然，狭小的投资空间与强大的投资能力不匹配，只能产生挤出效应。另一方面是通过移民、投资等方式对企业原始积累进行“漂白”。在一个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经济体中，多数富豪获得财富的“红与黑”逻辑大同小异——在商品市场“套利”淘得第一桶金后，进入要素市场“套利”，而所谓要素最重要的有两个：一是土地，二是资金。富豪榜上的中国富豪，多数曾在这两个要素市场左右逢源。“别让李嘉诚们跑了”一语就直白道出对富人及财富的“仇恨”，出于对财富和人身安全的深切焦虑，资本出走寻求避风港在所难免。从此角度看，中国式资本出走又是异样的。
资本异常出走的危害不言而喻，资本大进大出将扰动金融市场稳定。“欧债危机”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资本出走，终结了通常意义上的制造业，因此造成大量失业，失业者不但失去了继续缴费的能力，同时变成了需要福利制度庇护的对象，因此包括养老保险在内的欧洲福利制度的困境，不单是人口老龄化造成的，而且与失业剧增相关。如何处理大规模资本外流、本币疲软以及庞大的债务负担是有关全球经济的一个重大问题。最直接的方法就是资本管制，如央行增加人民币在香港的借贷成本，让外资行缴纳存款准备金等。但资本管制非防止资本外流良药，如果市场认为未来有更大强度的资本管制，反而会引发更多的资本外流。鉴于汇率高低取决于国力与实体经济冷暖，同时汇率也是国家信用的反映，因此，解决资本外逃还是要回到经济本源中，而非面上的政策手段。事实上，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巨大，经济增长前景放缓，承接产业转移的三大利器——税收优惠政策、土地零出让费、环保无所谓——逐渐淡去，才是资本出走的真正原因，一如外资撤离中国，把工厂投放在越南、印度等东南亚劳动力成本相对较低的国家。而中国也已经度过了当年吸引外资、担当“世界工厂”的阶段，毋须对过去恋恋不舍，而是应将目光投向更远的前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