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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5年3月19日（光绪元年二月十二日），山海关内大江南北正是万物萌动、春燕啄泥时节，而关外的东北仍是冻土未化、春寒料峭，一片寒萧景象。在奉天海城掌驾寺村的一个赌点里，却是烟雾缭绕、人声鼎沸，赢钱的狂叫声和输钱的骂娘声搅混在一起。赌徒们一个个猩红着眼睛，撸着袖子，死命地盯着自己投押的赌注。随着一声“开庄”，一个穿开花棉袄的汉子狂叫起来“哈哈，俺赢了，俺赢了”。其他赌徒正暗自沮丧与气恼，忽听“嘶嘶”之声，抬头一看，原来那汉子的棉袄袖子已糟，经不起他这一番抡臂踢腿的折腾，脱落了下来。众人不禁哄堂大笑。恰在此时，一个黑瘦的孩子跑进来告诉那汉子，家里又生了一个小弟弟。那人喜不自禁，以为是儿子给自己带来了好运，一溜烟跑回家里去了。
这个新生儿就是后来叱咤风云、曾任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的张作霖。当然张作霖是后用之名，这时叫做张霖，乳名老疙瘩。那个赌徒是其父张有财。张作霖出生之年正是光绪帝登基元年。
张氏一系远祖李姓，世居河北大城，后其祖上过继姑家改姓张。清道光年间，河北灾害频仍，广大人民无以聊生，不得不冒险向山海关外逃荒移民。关外的东北地区是满清皇族的发祥地，以前历朝都颁有禁封敕令。道光初年，朝廷对关外驰禁，大量山东、河北等地的农民闯关移民以求生存，于是形成连绵不断的“闯关东”浪潮。张作霖的祖上就是在这一时期迁居海城的。经过张家几代人白手起家的辛勤劳作，到张作霖祖父张发持家时，日子虽不殷实却也可勉强度日。张发有四个儿子，第三个儿子张有财就是张作霖的父亲。张发给儿子取名有财就是希望他能继承祖业，发家致富。岂料张有财不务正业，终日游手好闲。时他已娶妻邵氏，生一女儿，合家上下指望着他糊口。但张有财嫌弃务农，想选择一条“不费力又快捷”的生财之道，便相中了赌博这一行业。张有财嗜赌成性，还设赌场抽红。然而事与愿违，张有财常常输得一名不文，负债累累，全家生活毫无保障。生活的艰辛和折磨使他的结发之妻和女儿相继过世。后张有财继娶王氏，有三子，长子张泰，次子张孚，幼子张霖。后来张有财在三个儿子名前分别加个“作”字，老疙瘩更名张作霖，字雨亭。
张有财虽又成家，却仍未能立业，所谓“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他不顾家人饥寒饱暖，终日嗜赌如命。但因张有财性情暴虐，常与村人争吵打架，村人对他或避或辱，无人理睬。张有财深感在村中已无立锥之地，遂几次搬迁，后在栾家铺子定居。经过这一番三挪四移，本来穷困不堪的张家真正是家徒四壁了。迁居后张有财仍恶习不改，赌博成性，欺凌乡里。后因与村中无赖王小二结仇，一天深夜被王小二袭击，一命呜呼。王小二逃之夭夭，张家无力报官，案件遂不了了之。王氏靠邻里凑钱草草埋葬了张有财。此时张作霖年仅十四岁。后海城西部地区发水灾，张有财的棺木被水冲到下游叶家铺子河畔搁浅。家里无力搬运，此地又是无主之地，于是顺势埋在那里。张作霖做了大元帅后，就有一种说法流传开来，认为张有财的墓地是“龙穴”，保佑张作霖能够发迹。此外还有一种说法也甚为流行，村头子牙河边有两棵老槐树，清光绪年间，忠亲王与太平军激战于此，太平军数十人围住亲王，以箭射之，亲王借老槐树庇护，安然无恙。张作霖之能高官得做，是有家乡老神树的保佑。这两种说法有异曲同工之妙。当然这是一部分人的附会，但这些有意无意的附会或渲染，正说明张作霖官位之显赫。试想如果张作霖始终是一介草民，这些附会就成为无源之水。当然历史不可假设，事实是张作霖飞黄腾达了，官至殊位，一部分人出于为名者讳和趋奉的心理，编造出种种说法掩盖大元帅年幼家贫无力葬父的事实和附会他发迹而为其脸面上贴金吧。
张作霖生长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自幼就跟随父亲出入赌场，耳濡目染，渐渐谙熟了赌场中的门道，小小年纪便已是赌场老手，人称“老油子”。村人对之侧目，并讽谑曰“有其父必有其子”，这样说并非虚妄，张作霖的赌博成癖、泼皮无赖性比其父张有财大有“青出于蓝胜于蓝”的意味。王氏虽极疼爱这个老疙瘩，然怕他步其父后尘，也为了维持生计、补贴家用，便让他在赵家庙趸卖包子。一天细雨霏霏，下得人心烦意乱，张作霖的一篮包子未售出几个。正烦闷无聊时，忽见几个老太太玩纸牌赌钱，立时勾起了张作霖的赌瘾，心中仿若有千百条虫在爬，奇痒难忍，不由自主地伸手去摸牌。几个老太太对他那点寒酸家当了如指掌，不肯与他玩。张作霖强词夺理地以包子做抵押，强行加入。结果他一人大输，恼羞成怒，抓起桌子上的钱转身就跑，并大喊“钱被大风刮走了”。阴雨连绵，哪里来得大风？几个老妪焉能追得上一个少年气盛的后生，被气得七窍生烟，叉着腰跺着小脚将张作霖臭骂了一顿。张作霖却不以为意，在不远处向老太太做鬼脸，还嬉皮笑脸地说“下次你们别跟我玩了”。纯粹一个地痞无赖。更有甚者，他将邻家的猪赶下水，然后扮做见义勇为者下水救猪，让邻里人感激得将张家欠下的债务一笔勾销不说，还忙不迭得送礼感谢呢！
张作霖的母亲王氏是一个极贤淑温厚的妇人，张有财死后，独自抚养几个孩子，真是举日维艰、度日如年。万般无奈之下，王氏带着孩子回到广宁县赵家庙二道沟子屯娘家暂住。当时民生凋敝，张作霖外祖父家与张家景况彼此彼此，相差无几。又逢张作霖的大哥张作泰患痨病，这真应了“屋漏偏逢连阴雨”的谚语，本来就在温饱边缘挣扎的家里委实拿不出一个铜板治病，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病魔一点点地吞噬了张作泰未满二十岁年轻的生命。“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刚刚丧夫又痛失爱子的王氏痛断肝肠，在漫漫黑夜里默默垂泪，一面怨命运对自己的不公，一面因未给张作泰治疗而受着良心的谴责。白日里王氏还要咬紧牙关，勤劳苦作，抚育膝下的几个幼子。张作霖此时正是“半大小子，吃穷老子”的年龄，如狼似虎，饭量奇大，王氏那些针线钱对他的需求来说简直是杯水车薪。张作霖因时常过着饥饱难料的生活，成年后身材矮小，这算得一个相关原因吧！
张作霖这样一个市井无赖，也并非大字不识、一介草莽。他幼时还曾受过几个月的启蒙教育，写的一笔“龙”字还蛮有风格呢！当时尚无学校，适龄儿童一般入私塾接受启蒙教育，需要一笔不小的费用。张家贫寒，生活尚不保，又哪有余力供张作霖读书呢？所以他至十二岁还未识得斗大一字。有一次张作霖闲极无聊，遂走进村中私塾贴窗聆听，又抠破窗棂纸偷窥，见私塾先生杨景镇摇头晃脑讲得起劲，感觉很新鲜，也很想读书。一连几日都去偷听，后被杨景镇发现，问明情况同意他免费来读。杨景镇何以如此热心、如此有爱心呢？其实不然，当时人们生活困苦，食不果腹，没有余力供孩子读书，村中幼童求学甚少，杨先生徒有满腹经纶，无处兜售。杨见张作霖如此，误以为他是好学之徒，对这样的学生求之不得，所以才破例允他免费入学。张作霖生性聪颖，未及多日，学业大有长进，深得老师欢心。可是假以时日，张作霖的顽劣根性就暴露无遗。他不愿受管束，常常欺凌弱小同学。老师用戒尺教训他，他却一把夺过戒尺折为两截，狠狠向地下一掷，忿忿地表示不再读书了，张作霖的学习生涯就此夭折。及至日后他纵横捭阖于政坛，时常出丑，才深感读书的重要，后悔不迭，这也使得张作霖对文人重视有加。他还曾请杨景镇为子女张学良、张学铭、张冠英等启蒙，父子两代同事一师，留下一段佳话。
“无恒产则无恒心。”张作霖早年因家世贫寒无以为生，又无土地经营，只得终日游荡乡里，成为地道的“无产者”。这成为张作霖日后投身绿林及闯荡政界的决定因素，因其无恒产，他的小农求稳求安定的意识便很淡薄，与其挨饿受穷，不如起来拼搏一回，或许有意想不到的结果；再加上张作霖少时养成的胆大心细、孤注一掷的性格和幼年浪荡的种种经历都为他日后的发迹埋下因子。
晚清的东北尤其是辽河下游地区强盗横行，土匪流窜，是地道的“土匪窝”。造成如是情况，一方面因东北是满清统治者的“龙兴之地”，多年的封禁政策使此地的经济大大落后于关内，富饶广阔的黑土地急待开垦。19世纪初，虽然中原不少移民闯关开发辽河下游，但从整个地理区域来看，被开发的地区宛如点缀在草原中迎风飘摆的小花一般星星落落，广袤的大地仍是一望无垠的密密苇塘。这一充满野性的自然环境，为土匪的滋生提供了温床。更重要的因素是这一地区常年兵戎相见。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日军疯狂进犯辽南，辽河下游满目疮痍，哀鸿遍野；1900年沙俄侵略者为吞并东北实现其“黄俄罗斯计划”，将魔爪伸向东三省，昏聩的清廷把东北视为鞭长莫及的边陲地区，束手旁观，任人宰割。1904年日俄两国为争夺在中国的权益，在东北境内枪弹相接。1905年沙俄战败，借地赔偿，将东三省南截划归日本的势力范围。常年的兵戈之争辅以大小官僚的横征暴敛、鱼肉百姓，广大人民生存无着。这之中，有不堪忍受者杀官造反；有亡命之徒铤而走险；有不肖之徒啸聚而起，趁机劫掠民财；有散兵游勇流窜各地，危害四方，使得辽河地区土匪蜂涌。
当时东北人民把土匪通称为胡子，胡匪又分马、步两种。在林区半林区地带，山高林密，马匹难以驰骋，胡匪多以徒步为主，作案后易靠山林躲避追捕；而在冲积平原和草原地区“马贼”居多，能充分发挥骑马抢劫聚之快、走之急、来去飘忽、难觅踪影的优势。张作霖青少年时期曾学过兽医，经常给马匪医马，结交了不少“绿林豪杰”，对他影响甚大。从自己闯荡多年的经历及胡匪身上，张作霖渐渐懂得“有枪就是草头王”的道理。就拿他的婚事来说吧，当他还是乡间一浪荡子时，向赵家提亲，女方母亲、舅父皆激烈反对二人婚事。及至张作霖投毅军升任哨长，白马红缨回乡后，女方家的态度竟发生一百八十度转变，对他殷勤备至，惟恐张作霖悔婚变卦！女方前倨后恭，全是一个哨长官衔带来的。
胡匪头子那种耀武扬威、吆五喝六的生活刺激了张作霖蠢蠢欲动的野心。当然，更直接刺激他的还是物质利益。当时东北民间流传着一首歌谣：“当胡子，不发愁，进了租界住高楼；吃大菜，住妓馆，花钱好似江水流。枪就别在腰后头，真比神仙还自由。”这充分反映了大多数人投奔绿林不过是混碗饭吃，自由自在地保证生活的心迹。张作霖当然为这些利益诱惑所动，更为那种虚荣的生活所惑，按捺不住争权夺利之心，遂起而行动。但直接促使张作霖投身绿林的还是赌博引起的。张作霖为了炫耀，时时言语中吹嘘与土匪关系不错。有时他赌钱大输，囊空如洗，常常耍赖不给钱，并借土匪头子威名压服对方。后被人告官，诬他与其兄张作孚私通匪首，被捕人狱。在狱中，张作霖咬紧牙关拒不承认，终被保释出狱。出狱后，张作霖深感羞辱与气愤，遂决定铤而走险。1897年春，他先投广宁土匪董大虎的匪团。不久退出，遂纠合二十多个绿林兄弟自己拉起队伍。但因其根基浅，又无自己固定的势力范围，遂不得不去投靠程敬芳帮派。在此匪帮中，张作霖的主要职务是看守绑架来的“肉票”。土匪黑话将绑来的人质称为“秧子”，他们被圈禁在“秧子房”中，由“揽把”管理。张作霖在入帮后就被派来做“揽把”。在看管过程中，张作霖要不断用各种酷刑拷打被绑人员，以使其惨情传入家人耳中而尽快送来赎金。后张作霖感到这种做法实在不当，尤其对绑架女人质不满，遂脱离程匪帮，回到赵家庙。
1900年，在岳父赵占元和乡绅李龙石的帮助下，张作霖建立了一支“保险队”活动在赵家庙一带。“保险队”，又叫“大团”或联庄会，是下层士绅、富户为保护自己的财产而豢养的地方乡兵性质的组织。当时土匪横行，俄国侵略者也时而打家劫舍、骚扰地方。士绅、富户遂招募来一些土匪，划分“保险区”，保护居民免受其他匪股、散兵游勇的劫掠。张作霖见保险队相当于地方性乡兵，十分稳定，又便于日后结伙壮大力量，于是拉帮组建。张作霖建立保险队并非出于高尚的目的，不过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受雇于他人罢了。但他建立的队伍，纪律严明，对抗土匪应付自如，确实起到了保境安民的作用。为时不长，张作霖声名鹊起，十里八村无人不晓，把他看成救命菩萨。
当然张作霖的发迹并非一帆风顺，在绿林道上混迹的人，每个人发家都伴随着一段险象环生的历史，把命陪上的也屡见不鲜。张作霖也不例外。他初出道时，在赵家庙西北，还有一个势力不小的金寿山大团。金寿山原是北洋新军的一个哨官，因不愿忍受军纪束缚，回家啸聚一些地痞流氓组成大团。后他还与俄军勾搭成奸。俄国人见张作霖势力日益壮大，想拉拢他为己所用，遂派金前去做说客。金寿山面见张作霖之日正值张作霖娶二夫人卢氏的吉日。张作霖瞧不起媚骨的金寿山，当面予以严词拒绝，毫不留情。金寿山碰了一鼻子灰，丢了面子，心里十分窝火。恰在此时，张作霖受中安堡百姓之邀，将保险队移驻中安堡镇，这无异于在金寿山心脏扎了一刀。中安堡镇本是金的势力范围，人民不堪其暴，才请张作霖加以保护。如此一来，金寿山的收人大大减少。旧仇新恨一并涌来，金寿山暗自咬牙：张作霖真他妈的活腻歪了，敢在太岁头上动土，非给他点颜色看看不可。金寿山恨不得一口吞掉张作霖，但碍于实力又不敢强攻。后他派人混进张作霖的队伍卧底，摸清其防御部署，于1901年2月18日阴历除夕之夜率部偷袭张作霖。张作霖疏忽大意，毫无防范，仓促间被打得丢盔弃甲，四散奔逃。时张妻赵氏身怀有孕，长女冠英年幼力弱，行动迟缓，张作霖的心腹汤玉麟、孙福山各负一人终得突围而出。
人的命运实是吉凶难测，不知何处是风雨，何处有彩虹。张作霖遭此一劫，元气大伤，无奈之下，只得投奔早年打过交道的巨匪冯麟阁。冯麟阁又名冯德麟、冯玉祺，字阁忱，是辽西巨匪之一。当时他和杜立三、洪辅臣三足鼎立于辽西。而张作霖要去冯处，必须经过八角台。八角台即现在的台安县，是辽河西岸的交通要塞。时八角台商会头目张子云见张作霖借道，情知硬顶不住，只好用怀柔政策，想用好言好语把他打发走就算了。张子云亲自率人将张作霖迎进镇来，礼仪隆重，这哪里是败亡之徒借道，分明是凯旋将军班师。相见之下，张子云暗道：还以为张作霖是个面目狰狞、举止野蛮之徒，不想却是这般文雅儒气、彬彬有礼。张子云心中顿生爱慕之情，遂留张作霖在八角台立脚。张作霖正愁无处容身，此来正中他的下怀。时八角台保险队队长张景惠胸无大志，头脑简单。而张作霖经多见广，办事有方，张景惠遂推张作霖为头目，自己甘居次职。张作霖心里喜不自胜，嘴上却坚持不受，还真真假假虚虚实实地演绎了一场让贤别走之剧，掩人耳目。后经众人强留力荐，张作霖才算答应。张作霖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八角台就成为他日后发迹的基地。
张作霖这一“塞翁失马”事件之后，在八角台扎下根基，使用各种手段壮大自己力量。张作霖对这一套仿佛无师自通，非常懂得如何收买人心。张作相来投奔时，他马上与张作相、张景惠结拜为兄弟。作相行三，景惠为大，张作霖开口闭口称张景惠为“我大哥”，称张作相为“我三弟”。张作霖还结交各地名士、豪强富户，从他们那里得钱得利，用来招兵买马，很快就成为辽西一带声名远播的巨匪。然而树大招风，张作霖的迅速崛起使得绿林同人们既忌妒又愤恨，想灭他者大有人在。台安一带有名的土匪项昭子就是其一。此人残暴成性，作恶多端。他勾结曾与张作霖结仇的金寿山等人合击八角台。由于张作霖事先作了周密部署，使得项昭子的计划失败。1902年4月，张作霖再施巧计，一举击毙项昭子。项昭子是“陪了自己又折兵”，实在划不来。而对张作霖来说，这一役是至关重要的，是运气转折的一役。从此以后，张作霖声威日渐壮大，又收拢不少散兵游勇，很快脱颖而出成为辽西一带无可匹敌的巨匪。
张作霖这一段真是春风得意，论势力他可算得上辽西一带声威赫赫的人物，提起来无人不知；看家庭，他这时已有一儿一女，可谓儿女双全。若论养家糊口的目的早已达到，若论拥有自己的势力也已然不少，张作霖似乎该满足了。可是，张作霖不是凡夫俗子，他还有更长远的“志向”，不是那些山大王能望其项背的。
人的欲望是无极限的。张作霖虽然成为名噪一时的绿林匪首，但他并不甘心只是一只领队的草鸡，而终想成为出头的彩凤。张作霖曾与汤玉麟煮酒论英雄，酒后吐真言，表示当今之世，满洲无主，他们不应安居一方，而应将小股流匪合并一起，形成强大势力，而后称霸满洲。汤玉麟直言不讳“吾意亦然”。
张作霖热中权势，有很强的政治野心，这与他的成长背景有关。他从小生长于贫寒动荡的家庭环境中，生活毫无保证，任人嘲弄与欺凌，他穷怕了，受够了。物极必反，张作霖不甘现状，必另图他谋，以期改头换面，成为人上人，可以趾高气扬地对别人发号施令。而更重要的深层因素是中国传统思想对张作霖挥之不去的影响。他虽未受过正规教育，但终究是在传统社会的文化氛围中成长起来的，影响不可避免地渗入骨髓。张作霖以为做土匪终究不是长久之计，这一职业很不稳定，无发展前途，且名声不好，不仅这一代，以后几代都要受牵连。只有做官，才是正途，才能扬名立业，光宗耀祖，为儿孙积德；加之个人天性热中政治，几个因素组成的合力必然将张作霖引到受招抚这一轨道上来。
当时的盛京将军是增祺。增祺，字瑞堂，满洲镶白旗人。1894年署黑龙江将军，1897年任福州将军兼署闽浙总督。1899年任盛京将军。满洲是皇族发迹之地，让增祺管理可以确保其无异心，保证满清的根基地安稳。但东北地区的胡匪之多之乱却也让这位将军大伤脑筋。增祺见武力剿伐胡匪收效甚微，遂改变初衷，饬令地方官员对绿林实行招抚政策。张作霖对官府早已情有独钟，如今有脱胎换骨、进入仕途的契机，自然大喜过望。可是谁来做牵线搭桥的“月下佬”呢，总不好自己去投怀送抱吧？张作霖深知那样会得不到官府信任，自己从开始就处于被动地位。正在他愁眉不展时，天公作美，为他送来了“红娘”。她就是盛京将军增祺的如夫人。1899年增祺调任盛京将军，时隔一年，即1900年庚子事起，八国联军进占北京，清掌政者慈禧老佛爷出逃。俄国乘机进占奉天，增祺狼狈西逃义县，将眷属送回京城。1901年《辛丑条约》签定，天下暂告太平。增祺回任，准备接回家眷，中途须经过张作霖管辖的地盘。这给了张作霖千载难逢的好机遇。他抓住机会，紧锣密鼓地导演了一场“好戏”。张作霖命手下人扮做土匪劫掠增祺眷属，而他自己则扮做见义勇为者救下增太太，并对她好生安慰招待。张作霖对夫人陈述自己迫不得已落草为寇，误人歧途，现空怀报国之志，却无报效之门的处境，请夫人在增祺将军面前替自己美言举荐。几日中张作霖把增氏照顾得无微不至，并派人亲自护送她及随从平安回奉。此举让增夫人感激涕零，回奉后时常在增祺耳旁吹枕边风。这一招果然奏效，不久增祺令新民知府增韫收编张作霖。上支下派，增韫觉得这是一个讨好将军增祺的机会，很快于1902年将张作霖收编，任为帮带，归总巡李洪亮、朴玉管辖，统率五个哨。翌年被正式任为管带，驻扎新民府。他的结义兄弟张景惠、张作相、汤玉麟等人也都捞到相应的官职。张作霖从臭名远扬、令人不寒而栗的胡匪头子摇身一变而为堂堂的大清官军。张作霖欣喜若狂，他知道其政治命运转机的时候到了。穿上官服那天，张作霖在屋内坐卧不安，坐，怕弄皱官衣；立，怕失去官大人的威仪。张作霖就在屋内坐下起来，起来坐下，反复难宁，心里在感激着不知祖上哪辈人积的功德保佑了自己。
张作霖受招成为他在政坛上的摸爬滚打和官场上进行权力角逐的起始点。他对上司极尽阿谀奉承之能事，但又做得恰到好处，不露痕迹，深得上级欢心。然而张作霖也并不是光凭伶牙俐齿就一路发迹的，他是以众人的血作为进身之阶的。
1907年东北建制改省。原盛京将军增祺因“丁忧”回籍而去职（旧时遭父母之丧称为“丁忧”。清代制度规定，官吏丁忧须离职守丧），时盛京将军为赵尔巽。赵尔巽(1844~1927)，奉天铁岭人，字次珊。清同治进士，授翰林院编修。1902年护理山西巡抚，次年任湖南巡抚。1905年出任盛京将军，在东北设立督练公所，训练新军。1907年4月20日，清廷下诏改盛京将军为东三省总督，赵尔巽奉调任四川总督，徐世昌成为清廷任命的东三省总督兼管三省将军事务。徐世昌(1855~1939)，直隶天津人。字卜五，号菊人。1895年袁世凯小站练兵，兼管营务处，成为袁世凯的主要策士。1907年任东北三省第一任总督、钦差大臣兼管三省将军事务。1911年任内阁协理大臣。武昌起义时，力主起用袁世凯，助袁窃取总统职位。后退居乡里，被袁封为“嵩山四友”之一。1918年10月，总统冯国璋下台，由安福系举荐为总统。1920年在奉系支持下执掌北京政权。1922年奉系在第一次直奉战争中败北，徐遂被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赶下台。此后迁居天津。此时正是徐世昌势力扩展之初。他到任后，改变前两任将军招抚胡匪的政策，开始大规模剿匪。因兵力不足，徐世昌不得不由关内抽调亲信兵弁，驻扎东三省。他打着保境安民、肃清匪患的幌子，实际上加强了自家手中的军政控制能力，为日后的角逐做下铺垫。不过徐世昌的剿匪亦卓有成效，不少小股匪帮或亡或降，局面大有改观。但对一些尾大不掉的巨匪并无多大震撼。徐世昌想搬倒一大匪团，起“杀一儆百”之功，其目标便选中辽西巨匪杜立三，严令新民府尽快剿杀。杜立三，原名杜国义，乳名立子，排行第三，土匪世家出身。他勇猛剽悍，兵强马壮，自称“马上皇帝”，活动在辽阳、新民、海城分界“三不管”的三界沟一带。张作霖早年与杜立三有过冲突，后因人从中调解，结为“金兰至交”。徐世昌令新民府剿灭杜立三是他早已盘算好的计策：张作霖若剿灭杜立三，可祛除一大心腹之患，又可乘机向朝廷表功；张作霖若抗命不从，可以用旧情不忘、藕断丝连之罪名处罚他，削弱他的势力，可谓一箭双雕。张作霖接令后，颇踌躇了一番，毕竟他是绿林出身，十分重视结义情分，杜立三也算是自己的结义兄弟，又怎能忘恩负义去下毒手？可他转念一想：不毒不恨非丈夫，要成就事业焉能念及儿女情长？功名的利诱马上压倒了张作霖心中仅存的一点情分。但他深知要剿灭杜帮并非轻而易举之事，硬碰硬只会损兵折将，所以必须智擒。于是他请义父黑山秀才杜泮林帮忙。杜泮林是杜立三的同宗叔父，杜立三对他非常尊敬。张作霖用甜言蜜语和一副仁慈心肠使杜泮林入了圈套，杜泮林欣然执笔写信招杜立三前来受抚。杜立三见信深信不疑，前来拜会张作霖，进入张布置下的天罗地网，一下就被击毙。张作霖因剿灭匪首杜立三有功被授予蓝翎都司衔，赏银五千两。不久又被提升为奉天省巡防营前路统领。
此后，辛亥革命给了张作霖在奉天政治舞台上展露头角的机会，革命党人的鲜血为张作霖换取了高官厚禄。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武昌首义的枪声震撼了大江南北，长城内外。革命如火如荼地展开，各省纷纷宣布独立，大有“振臂一呼，赢粮影从”的趋势。奉省革命党人张榕和驻省新军协统蓝天蔚、奉天谘议局议长吴景濂等人欢呼雀跃，厉兵秣马，准备响应起义。张榕(1884~1912)，辽宁抚顺人。原名焕榕，字荫华，号辽鹤。1903年入北京译学馆学习俄文，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后，弃学回乡，与丁开璋等人在兴京（今辽宁新宾）、海华一带组织关东独立自卫军，谋划抵御外辱、挽回主权。1905年参与吴樾等人在北京前门车站暗杀清廷出国考察宪政的五大臣。后在日本加入同盟会，不久回国。1911年武昌起义后，曾组织东三省保安会，任副会长。不久保安会改为联合急进会，任会长，逼东三省都督赵尔巽反正，并积极运动庄河、辽阳、凤城等地民军、军警，准备发动武装起义。1912年被张作霖杀害。蓝天蔚(1878~1921)，资产阶级革命者。字秀豪，湖北黄陂人。毕业于湖北武备学堂、日本士官学校。1903年与纽永键、秦毓鎏在东京发起组织拒俄义勇队，被推为队长。1904年加入同盟会。1910年归国，任陆军第二十一混成旅统领，驻奉天。1911年武昌起义后，在奉天发动新军起义。1912年被南京临时政府任命为关外大都督。南北议和时辞职，出国游历。1915年袁世凯称帝时，在湖北宣布独立。1917年参加南方军政府。1921年与湖北都督王占元部发生冲突时，兵败在四川被俘。同年3月在重庆遇害。此时正是张蓝二人通力合作响应起义之时。革命派在东三省早有活动。1906年，赵尔巽任奉天将军时曾调陆军第三镇一部分前来东北。翌年5月徐世昌任东三省总督时，又将第三镇驻关内一部分调来，使新军势力在东北大增。这些新军中容纳了一批革命人物如孙谏生、吴禄贞等，他们在新军中播撒革命的种子。1907年同盟会辽东支部成立，成为革命党人的指挥中心，而此时新军中具有革命思想的核心人物就是蓝天蔚。蓝天蔚与张榕积极策划，拟定于11月12日在谘议局举行各界代表会议，迫使1911年调任东三省总督的赵尔巽出走，宣布东三省独立。赵尔巽闻知此讯，吓得魂不附体，未等革命党人相逼，就欲去职潜逃回京城。张作霖侦知这一情况，知道这是自己表现的大好时机，在没有调令的情况下率部队从驻地洮南星夜奔奉。赵尔巽宛如溺水之人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对张作霖的擅自行动非但未加斥责，反而委以驻奉天、铁岭一带的中路巡防营统领，总兵力在十五营以上，俨然成为奉省最大的军事首领。张作霖进城后，奉天城即刻杀气冲天，气氛空前紧张。11月12日下午，吴景濂与张榕召集会议，试图通过和平手段，使奉省脱离清廷宣告独立。会上赵尔巽表示反对，革命党人拍案而起，据理力争。赵尔巽理屈词穷，无言以对。正在这万分尴尬之时，“半路杀出个程咬金”，张作霖从暗处走出，掏出手枪威胁革命党人听从赵总督的安排。会场外布置好的其他人也均掏出手枪，枪口直指与会代表。这种土匪式的流氓行为，吓得众人目瞪口呆，纷纷散去。蓝天蔚当晚弃部入关，吴景濂亦借他故离奉。张作霖便和赵尔巽沆瀣一气，“公举”赵尔巽为国民保安会会长。该会实际上代表清廷继续行使统治权。革命党人不甘就此罢休，在张榕组织下建立了“奉天联合急进会”，与保安会分庭抗礼。赵尔巽视张榕为眼中钉，遂与张作霖密谋除掉他。张作霖遂派手下于文甲枪杀张榕及其好友宝昆、田亚斌。此后数日，张作霖指挥部下大肆捕杀革命党人和进步学生，弄得人心惶惶，寝不安枕。全城一片腥风血雨，到处悬挂着人头。正是这些鲜血和人头为张作霖换来了关外练兵大臣的头衔和赏戴花翎的“荣誉”，使他向权力顶峰迈进了一大步。
当然，不能绝对地看待一个人，对卖友求荣、利欲熏心的胡匪张作霖也一样。张作霖在做管带时，曾奉命镇压俄国操纵的蒙古民族分裂分子的叛乱，在维护祖国统一上功不可没。1908年白音大赉、牙什、陶克陶胡人等在沙俄操纵下，经常侵扰中国边疆，挑拨民族关系，煽动民族分裂，屡剿不尽，耗资巨大，成为国家大患。张作霖奉命围剿，率部穷追陶克陶胡。在沙漠中进军八百里，所到之处，冰天雪地，人烟寥落，夜晚露宿树林，饮食供给维艰。但张作霖每战身先士卒，从不惰怠，苦战余年，终于将白音击毙，生擒牙什，打败陶克陶胡，迫其逃入沙俄，边境遂告安定。徐世昌对此大加赞赏，称其为“实非寻常剿匪之功可比”。尽管张作霖剿匪并非出于自觉的民族意识，其主要目的还是希望在上司面前邀功，以图日后晋升，但这一役在客观上维护了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