患者男性,49岁,广东汕头人,因“面色苍白、乏力2个月,腹胀、纳差半个月”于2010-11-8入院。患者于2个月前无明显诱因出现面色苍白、乏力,于当地医院就诊,查血常规示WBC 5.5×10 9 /L,Hb 103g/L,PLT 47×10 9 /L。当时未予特殊治疗,面色苍白、乏力呈进行性加重,约半个月前出现腹胀、纳差,9天前查血常规示WBC 15.7×10 9 /L,Hb 79g/L,PLT 38×10 9 /L,为进一步治疗来我院。患者起病以来无畏寒、发热、咳嗽、咳痰,无腹痛、腹泻,无血尿、黑便,体重下降4.5kg。
既往史 2个月前体检发现血糖升高,未予治疗。否认冠心病、高血压,否认肝炎、结核等传染病史,否认手术、外伤史、输血史,否认食物、药物过敏史。
个人史 30年吸烟史,每天吸烟30支,无饮酒。婚育史、家族史无特殊。
白细胞升高、贫血、血小板减少查因:急性白血病?
生命体征平稳,贫血貌,全身皮肤、黏膜未见黄染、出血点。全身浅表淋巴结未触及肿大。咽无充血,扁桃体无肿大。胸骨下段无压痛,双肺未闻及干湿性啰音,心率84次/min,肝脾肋下未触及。双下肢无水肿。
血常规示WBC 33.06×10 9 /L,Neu 1.76×10 9 /L,Hb 74g/L,PLT 35×10 9 /L;肝肾功能无异常,空腹血糖9.5mmol/L,Hb A1C 8.9%,乙肝、梅毒、HIV均阴性。胸片未见异常,腹部B超示轻度脂肪肝,余无异常。
骨髓穿刺 骨髓增生明显活跃,原幼单核细胞明显升高,占NEC的33%,外周血片见10%原始、幼稚单核细胞,考虑急性髓系白血病。骨髓流式细胞检测示HLA-DR 86.4%,CD34 35.3%,CD117 71.6%,CD13 78.3%,CD33 93.8%,MPO 40.1%。
诊断:①急性髓系白血病;②2型糖尿病。
2010-11-11给予IA方案诱导缓解治疗(IDA 10mg/d 第1~3天,Ara-C 0.1g,每天2次,第1~7天)。2010-12-17复查骨髓增生明显活跃,原幼单核细胞占NEC的22%,考虑原发病未缓解。患者在IA方案化疗期间的血象变化见图31。患者在IA方案化疗期间(2010-11-17)出现发热,考虑合并上呼吸道感染,给予克倍宁联合斯沃抗感染后热退。2010-11-25又反复出现发热,因患者处于粒细胞缺乏症(粒缺),加上存在糖尿病等高危因素,不除外合并真菌感染,加用伏立康唑抗真菌治疗后热退。
图31 化疗期间WBC和ANC的改变
A:IA方案化疗期间WBC和ANC变化;B:地西他滨联合MA方案诱导治疗期间WBC和ANC变化;C:地西他滨联合MA方案巩固治疗期间WBC和ANC变化
进一步分析和治疗 患者经过IA方案诱导治疗后复查,血象、骨髓象示未达CR(图32B)。我们对该患者又进行仔细分析如下:患者年龄偏大,49岁,病史长达2个月,2个月前血常规即显示贫血和血小板减少。患者在化疗后骨髓抑制期对G-CSF反应非常敏感(图31A),考虑该患者会不会是由MDS转化而来,带着这个疑问,我们仔细审阅初诊时的骨髓片,发现有核红细胞明显增生,占54%,极易见到奇数核、核出芽、核间桥、花瓣核等病态造血现象(图32A),病态造血细胞大大超过了该系细胞的10%,经过IA方案化疗后,这种骨髓病态造血现象无任何改善(图32B)。我们也进行了骨髓FISH检查示5q-、+8、20q-、7q-均阴性,但从患者病史、骨髓病态造血、化疗期间对G-CSF反应等特点综合判断,支持该患者为MDS转化的AML。分析流式细胞检测结果,除发现一群原幼细胞外,还有一群细胞呈红系表达(抗原表达如下:GLYA 98.8%,CD71 88.7%,CD41a 5.2%)。考虑该患者可能存在两种克隆细胞,一群为白血病细胞克隆,一群为MDS克隆,前者主要表现为原幼细胞比例增多,后者主要表现为病态造血。常规化疗对白血病细胞克隆作用明显,而对骨髓病态造血现象的改善作用不大。结合近几年去甲基化药物在MDS应用取得了很大的成功,我们考虑是否可将二者结合起来,即去甲基化药物联合传统化疗治疗由MDS转化的AML。但二者联合应用后的作用以及毒副作用如何呢?目前尚未见到相应报道。
图32 治疗期间骨髓形态学变化
A:初治;B:IA方案诱导化疗后;C:地西他滨+MA诱导化疗后
该患者于2010-12-21接受地西他滨联合MA化疗(米托蒽醌10mg,第1~3天;Ara-C 0.1g,每天2次,第1~7天;地西他滨20mg/m 2 ,第1~5天)。于2011-2-1复查骨髓增生活跃,粒系占50%,红系占30%,淋巴细胞比例形态大致正常,原幼单核细胞占3%,可见巨核细胞(图32C,见下表),考虑原发病达CR。
治疗期间血象和骨髓原幼单核细胞变化
注:患者在骨髓抑制期恢复后血小板最高升至1449×10 9 /L,给予两次血小板清除和干扰素治疗后 血小板降至正常
于2011-2-12给予地西他滨联合MA方案巩固治疗。在地西他滨联合MA方案巩固化疗期间,予氟哌酸、伏立康唑口服预防细菌、真菌治疗,化疗过程顺利,患者无明显不适。于化疗结束后第15天(2011-1-12)出现发热,考虑合并上呼吸道感染,给予克倍宁联合斯沃抗感染治疗。2天后体温即降至正常。第2疗程地西他滨联合MA期间患者未出现发热。在化疗期间,间断给予粒细胞集落刺激因子、成分输血等治疗(见下表)。地西他滨联合MA化疗期间的血象变化见图31B和图31C。
地西他滨联合MA化疗期间粒缺持续时间及成分输血情况
1.急性髓系白血病(MDS转化)。
2.2型糖尿病。
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MDS)是一组起源于造血干/祖细胞的恶性克隆性疾病,具有向急性髓系白血病转化的高风险,约30%的MDS可转化为急性白血病。无论是MDS还是继发于MDS的AML,对传统化疗疗效欠佳,表明这些个体具有与新发的AML不同的生物学特征,可同时存在多个具有不同染色体异常的克隆和亚克隆,而典型AML只起源于一个克隆。目前,MDS向急性白血病转化的机制尚不清楚,有学者认为克隆性核型演变可能是MDS转化成急性白血病的主要原因之一。目前的研究认为表观遗传学异常,特别是DNA过度甲基化在MDS和继发性AML的发病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这就为去甲基化药物治疗MDS或MDS转化的AML打下理论基础。
该患者为男性,49岁,病史2个月余,骨髓可见明显病态造血现象。结合其年龄较大、病史较长、骨髓形态学病态造血等表现,考虑其急性白血病为MDS转化而来。另外,该患者在化疗期间的一些临床特点也支持其为MDS转化的AML。典型AML患者化疗后即使在应用粒细胞集落刺激因子的情况下,其骨髓抑制期需持续7~10天或更长。但该患者一旦出现粒缺,即使应用很少量的G-CSF(50μg),其白细胞总数和中性粒细胞即可明显上升而脱离粒缺。此点和我们常见的急性白血病化疗后的改变不同,而与MDS的临床特点相符。患者在应用地西他滨联合MA方案达到CR后,病态造血现象消失,考虑MDS克隆可能已被清除。这时在巩固化疗后的骨髓抑制期的特点同典型的AML相似,即使每天应用G-CSF,其白细胞和ANC也无明显上升,直到骨髓抑制期解除。
该患者经应用1疗程标准的IA方案诱导缓解治疗,从外周血象和骨髓象来看,无论是原幼细胞还是骨髓病态造血现象丝毫没有改善。考虑到该患者的AML为MDS转化而来,可能存在两种克隆情况,其一为白血病细胞克隆,其二为MDS的病态造血克隆。单纯化疗药物可能对原幼细胞的杀伤能力较强,对改善病态造血效果可能不佳。针对这个特点,我们采用了去甲基化药物地西他滨联合化疗(标准剂量化疗)。另人振奋的是,1个疗程即达CR,原幼单核细胞降至3%,血象基本恢复正常,病态造血消失。
既往应用地西他滨治疗MDS 10余例,我们的经验是地西他滨虽然对骨髓抑制的程度不重,但其骨髓抑制时间很长,可达21天。在此基础上再联合应用MA联合化疗,会不会使患者的骨髓抑制程度加重及时间延长呢?有关这方面的研究尚未见报道。通过我们2个疗程的观察,发现地西他滨联合MA并不会加重骨髓抑制程度及延长骨髓抑制时间,该患者第1疗程粒缺期为6天,第2疗程粒缺期为5天,输注血小板分别为3~4个治疗单位,在第1疗程骨髓抑制期并发感染,经过经验性抗细菌治疗,感染很快得到控制。在第2疗程化疗期间未合并感染,进一步说明该方案应用非常安全,副作用与标准的化疗方案并无显著差别。
地西他滨于2006年2月被美国FDA批准用于治疗IPSS评分为中危Ⅰ以上的MDS患者,显示出很好的疗效。地西他滨用于急性白血病的治疗目前主要集中在老年患者,不能耐受强化治疗或重要脏器功能障碍者。地西他滨作为一线方案治疗急性白血病的Ⅱ期临床试验(5天方案,20mg/m 2 ,4周1疗程),55例急性白血病中42例患者既往有MDS病史,总CR率为24%。总生存期为7.7个月,30天的死亡率为7%,对于继发于MDS的AML患者,CR率和总体疗效相当,为21%。其他几个研究结果也显示地西他滨对于急性白血病疗效较好,总反应率为22%~44%。最常见的毒副作用为发热、乏力、骨髓抑制等。目前尚无去甲基化药物联合化疗药物应用在MDS或白血病的临床研究,但体外实验显示地西他滨联合阿霉素可逆转白血病K562细胞株多药耐药性。我们通过应用地西他滨联合标准化疗治疗MDS转化的AML,结果表明1疗程即达到CR,而且骨髓抑制的程度和时间与标准化疗相当。我们认为去甲基化药物联合化疗治疗MDS转化的AML疗效较好,副作用并没有叠加,可作为这类患者新的治疗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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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血液科 刘俊茹 李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