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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药源远流长，远古人类流传“神农尝百草”，殷墟甲骨文上已有“瘤”字的病名记载，数千年中医治疗癌瘤的经验分散抄录在浩如烟海的史书古籍、家传口述于江湖草药郎中。半个多世纪以来，政府着力保护和发展中医药，发掘和验证中医治癌特技、民间消瘤秘方，带动抗癌中药的基础与临床研究，由于中医“食医同源”的观点使不少“食物中药”在日常生活中应用于抗肿瘤治疗的全过程，中医药的广泛参与形成了特有的中国抗癌治疗模式。
中医治疗癌瘤有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经验，其学术精华分散记载于古医经、内外妇儿杂病各科医著和民间验方中。临床诊疗规范成形于汉代《伤寒杂病论》，学术发展于金元四大家及明代外科学家，学科特色成熟于清代。中医肿瘤学科涵盖中医肿瘤病因学、发病学、肿瘤早期诊断与预后评估、临床治疗学、肿瘤康复治疗、抗癌中药新制剂、中药抗癌机理研究、中医治则研究、中医古籍与肿瘤医案整理等内容，中医药担负着针对肿瘤本病、癌瘤急症或兼症的治疗，以及肿瘤手术、放化疗后的增效减毒治疗，晚期癌症的扶正培本治疗等。
从目前中医治疗癌瘤的临床应用状况看，大多数患者选用中西医结合或中医药为主的治疗。有遵循个体化的辨证论治模式，多见于广大农村或基层医疗单位的中医师，针对病者的症状辨证拟方，煎药内服，方法简便，费用低廉，易被患者接受；有结合现代疗法的中医药治疗，多在具备中等技术力量以上的医院，患者常在医院获得临床或病理确诊，医生能针对手术后体虚的患者进行康复治疗，对放射线或化学药物治疗的患者进行减毒增效治疗；有针对晚期癌症采用中医药治疗，特别是基层医院的住院或非住院患者，此时病者瘤体较大或已转移，体质虚衰，现代医学的抗癌或减瘤措施已难以开展，治疗目的主要通过中医中药减轻患者症状、改善生活质量、延长带瘤生存时间；有针对癌瘤本病的一、二类新药开发，或配合放、化疗的三、四类辅助治疗药物的研究，多在医学院校、治疗中心、国家新药研究临床基地中开展，其临床设计合理、药理药效明确、药物质量可控、研究结果可信，但相对而言，资金投入较大，开发药物较少，总体上受益患者人数亦较少。
肿瘤治疗的主导思想已从20世纪的“寻找和破坏”迈进新世纪的“靶向和控制”。而受到固有治疗模式的影响，很多医生在临床中不同程度地采用不规范的过度治疗。肿瘤的过度治疗是指对患者进行了没有必要、超常规、无效益的治疗。如晚期癌症患者已有转移扩散，但无危及生命的肿瘤急症或并发症，则手术可能有害无益；有的肿瘤患者曾有化疗适应证，而经多次化疗后仍然无法控制，且出现身体虚弱，骨髓及多脏器功能损害，此时化疗将事与愿违，加重病情；某些放射线非敏感肿瘤且有多处转移，而强行放射治疗则会增加痛苦，危害患者；对于原发灶恶性度较低、自然生存期较长的癌瘤，过度治疗可能危害性尚不甚严重；而在原发癌恶性度高、自然生存期短的肺癌、肝癌、胰腺癌，危害的严重性尤为突出，是过度治疗的重灾区。由于反复无益的治疗加重内脏损害，降低患者生活质量，缩短生存时间，国内资料统计提示过度和不合理治疗造成约15%的晚期癌症患者加速死亡。过度治疗忽略“以人为本”而重视“以瘤为本”，可叹患者不懂医学知识，即使增加痛苦仍寄希望于身体康复而强行忍受，造成“化疗不止，死而后已”。中医学认为，肿瘤的根本是“毒发五脏”，且“有诸内必形诸外”，即肿瘤是全身性疾病的局部表现。《黄帝内经》谓“治病必求于本”，要求既看到瘤块，更要看生长肿瘤的人。避免肿瘤过度治疗就是要“以人为本”，开展合理、有度、规范的治疗。
目前，单纯使用现代医学疗法治疗肿瘤者不多，相当多的患者因本民族特色和文化背景而寄希望于中医药，亦确有不少患者获得较好的临床效果。值得注意的是在癌症临床或医疗市场中，有为数不少的患者受到不良媒体、医疗广告、可能还有医托的炒作，把某些保健或辅助治疗药当成主要治疗药长期服用，浪费大量金钱，贻误治疗时机，在市场经济利益驱动下，“癌症骗子”（包括经过包装的高学历者、不实医疗广告、媒体和自编报刊的误导，更有甚者还打着学会的旗号）利用法规管理的灰色地带违法推销“药物”，影响了抗癌中药的声誉，专科医生和学术团体应加强对受害群体的科普教育，政府主管部门要完善法规管理，使中医药在肿瘤临床中步入正轨地有序发展。
我国约有1万余种中药，5万种以上的中药复方。近半个世纪以来，我国医务工作者对3000余种中药和近300个中药复方进行抑瘤筛选和临床验证，发现一批疗效较确实的抗癌中药和制剂（包括单体、复方、口服液及注射液），如六神丸、犀黄丸、小金丸、平消胶囊、鹤蟾片、槐耳颗粒、参一胶囊、青黛、斑蝥、苦参、喜树、三尖杉、鸦胆子、砒霜、康莱特（薏苡仁酯）、榄香烯、爱迪注射液等。天然药物的研究一般经历药理研究、抑瘤试验、成分分析、机理探讨、临床验证的过程，近几十年来中药抗癌研究大体上未偏离以上套路。
中医学术的灵魂是中医基本理论，中药的运用离不开中医理论的指导，从四气五味、升降浮沉、脏腑归经来体现其药效（如“补气”“滋阴”“活血”“攻下”等）。抗癌中药研发的开始常常源于某一中药临床疗效的启发，当研制成抗癌药时中医理论常被忽略，临床应用时已遭遗忘，源于中药的抗癌药于是成了没有灵魂的躯壳，这些困惑引发中药现代化内涵的思考。传统中药的科学性在其疗效中反映出来，中药不同于化学提纯的西药，一个复方由多味中药的很多成分组成，各药间的单煎或合煎可出现煎液中成分和含量的不同，即使一味中药亦可能会有上百种化学成分，这是中药治疗疾病多部位、多层面、多靶点特色之所在。以鸦胆子的研发为例，古方及民间用以治疗肠癌、食管癌、宫颈癌等，现提取鸦胆子油乳化制成鸦胆子乳注射剂供静脉注射或动脉灌注，治疗消化系统癌、肺癌等。该药成分复杂，含鸦胆子碱、糖苷、有机酸、脂肪油及类似苦木素的苦味成分等，鸦胆子油、水提物、乙醇提取物皆有抗癌效果，在提取鸦胆子乳过程中摒弃的苦味质，有4个属苦木内酯类单体，具有较好的抗癌效果，也就是说现在用于临床的鸦胆子油注射剂并不完全代表中药鸦胆子的全部抗癌功效。中药煎剂费时、难咽，把多味中药提取物制成中药颗粒冲剂，服用方便，对中药现代化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但从提取物制成颗粒将去掉色素、淀粉、蛋白等，能否保持原有功效？中药饮片配伍、加热过程，各味中药可能在溶液中发生络合、水解、聚合、解离或氧化还原反应等，使分煎、合煎溶液成分和含量不尽相同。从单味中药到按君臣佐使组成有效方剂，由古至今经过无数次的“人体试验”；一碗苦茶，虽煎煮费时难饮，但疗效稳定，患者乐此不弃，使中医药能世代相传至现在。
中医肿瘤学是一门古老而又年轻的学科，其学术渊源根于2000余年前的《黄帝内经》《难经》《神农本草经》，辨证论治成形于汉代的《伤寒杂病论》，学术特点孕育于外科疮疡、内妇杂症之中，至20世纪中期在临床各科中脱颖而出，成为中医临床年轻的独立分科，在学科建设、学术内涵上亟待充实和完善。中医肿瘤学在表达、体现自身特色的同时向定量化、规范化、标准化过渡，其自身特色仍然是中医学的精髓——辨证论治和整体观念。辨证论治是把中医的理、法、方、药运用于临床的过程，通过四诊八纲辨明病因、病机、症候，定出治疗方药。近年来在国际临床医学领域迅速发展的循证医学（Evidence-based Medicine，EBM）是以证据为基础的医学，重视临床实践中个人经验与系统研究中新获得的科学证据相结合，从而使诊疗手段、方法更具有效性和安全性。中医朴素的辨证论治与循证医学有实质的相似之处。20世纪末，我国应用传统中药砒霜治疗急性早幼粒白血病（M3型），完全缓解率达93%以上，被公认为治疗M3型白血病的首选药。砒霜属剧毒类中药，重金属含量严重超标，经过循证医学提供可靠的实验和临床证据，运用恰当，砒霜成为治癌良药。整体观念认为，人体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人与自然界相统一，局部肿瘤内属于脏腑，治疗措施应因人、因时、因地而不同。当前临床上有大量的晚期癌症患者不适宜手术、放疗、化疗，或因肿瘤复发而求助于中医。中医注重扶正（整体正气）与祛邪（局部肿瘤）兼顾，认为放疗、化疗是祛邪的措施，但能伤害机体；扶正、调整阴阳可以减少肿瘤对机体的损伤，正气的盛衰决定癌的生长速度，正邪对峙和消长有助于解释部分患者长期带瘤生存并获得较好生活质量这一特殊现象。中医药抗癌研究应该遵循继承验证、发扬创新的思路，减少被动模仿西医，避免抗癌中药开发日益脱离自身理论和特有临床体系的倾向。
1979年，WHO制定实体瘤的疗效标准，以完全缓解（CR）和部分缓解（PR）为有效，对于部分未达CR、PR而仍生存的病例却未纳入有效者，显然有失公允。欧洲及美加学者于2000年制定新的实体瘤疗效评价标准（RECIST） [1] ，提出部分稳定（SD）病例的肿瘤无进展生存期（PFS）应作为有效评价，使欧洲的胃肠癌临床研究打开新的格局。中医提出的带瘤生存与PFS有相似之处，制定实体瘤中医疗效评价标准成为科学研究、公正评估、学科发展的重要举措。笔者经多年的临床总结，在《临床中医肿瘤学》 [2] 中提出“实体瘤的中医疗效评定标准（草案）”，并在临床中采用前瞻性、多中心、随机、对照的临床研究方法，对294例Ⅲ、Ⅳ期肺癌患者进行临床治疗观察，分为中药组（服用鹤蟾片、参一胶囊）99例，西药组（NVB + DDP）92例，中西药组（鹤蟾片、参一胶囊加NVB、DDP）103例，治疗后其中位生存期及1年累积生存率依次为292天，45.38%；236天，42.17%；355天，48.86%。生存质量分析以中药组较好，中西药组次之，西药组较差。针对本研究中的中药组及西药组同时用“实体瘤中医疗效评定标准”及RECIST标准进行评价 [3] ，相关分析表明，两种评价方法之间具有相关性（ P ＜0.01），提示实体瘤中医疗效评价系统比单纯瘤体缓解率的评价更能反映出中医的疗效，具有进一步研究的价值。
中医药在延缓肿瘤发展、改善生活质量、延长生存时间等方面有鲜明的特色，在某些方面具有一定的优势。中医药治疗肿瘤与当代抗癌高端技术的器官移植、分子靶向治疗等有互补作用，如肿瘤原位肝移植后再复发的中医治疗、用Iressa或Tarceva后继发严重皮疹的通络凉血治疗、防治输注Avastin后的出血倾向等，蕴含丰富的科学内涵。我们看到未来的中医抗癌研究路途崎岖，任重道远，前景光明。
（周岱翰；原文载于《新中医》2006年第38卷第6期）
［1］易俊林．评价实体瘤疗效的指导原则简介［J］．国外医学·临床放射学分册，2003，26（5）：330-332.
［2］周岱翰．临床中医肿瘤学［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3.
［3］周岱翰，林丽珠，陶志广．中医肿瘤疗效评价系统在晚期非小细胞肺癌中的应用［J］．中国肿瘤，2005，14（10）：654-6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