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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药学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在中医治疗疾病的历史长河中，由于各地医学发展（包括名医名家）的差异、地理环境不同形成疾病种类的多寡，生活习惯和文化特色影响族群的体质等，逐渐形成了反映学术见解和临床技能的学术流派。在中医各家学说中影响较大的有伤寒、河间、易水、温病、汇通学派等，以地域性区分的则有孟河、吴门、新安、海派、岭南等学术流派，而临床各专科又形成了内科的伤寒、脾胃派，妇、儿、骨科和肿瘤、针灸等流派。岭南医学流派在20世纪进入成熟与上升阶段亦促进其学术分支岭南中医肿瘤学术流派的发展与繁荣。
岭南地处我国最南端，包括广东、海南及广西，其称谓始于唐贞观时“十道”之一，因位于大庾岭、骑田岭、都庞岭、萌渚岭、越城岭5条山岭以南，故得其名。五岭形成的天然屏障，阻挡了由蒙古南下的寒冷而干燥的西北或东北季风，加之南濒海洋，使岭南形成了不同于中原的独特地理环境和自然气候。《素问·异法方宜论》曰：“南方者，天地所长养，阳之所盛处也。其地下，水土弱，雾露之所聚也。”岭南地区天气炎热，年平均气温较高，高温时间长，四季不明显。俗称“四时常花，三冬无雪”，正是岭南气候特点的概括。春夏多雨，天热地湿，人处湿热之气交织中，岭南特有的气候环境，对当地人体质形成、疾病发生与转归均有着较大的影响。
岭南医学流派源于中原医学，其发展过程可分为萌芽时期、发展时期、成熟时期、繁荣时期。岭南医学萌芽于远古岭南人类的生产、生活、文化活动之中。岭南古人类活动约始于旧石器时代，广东韶关市曲江县出土的“马坝人”为早、中期智人，距今12.9万年；“柳江人”“灵山人”“封开人”“峒山岩人”等属新石器时代的晚期智人，已能人工取火，距今5万年左右。岭南先民应用当地丰富的动植物资源作为食物，并用以治病。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现了一批有确切史料记载的医家，主要有支法存、仰道人、葛洪、鲍姑等。支法存擅长治疗热带寄生虫病，著《申苏方》；葛洪著《肘后备急方》，为中医第一本急诊专著；宋代释继洪的《岭南卫生方》中提出了岭南独特的地理环境特点及疾病特征，是研究岭南地区传染病的重要文献。在历代岭南中医药文献及医家中，清代文献及医家占最高比例，明清是岭南医学大发展时期。近代岭南医学随着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结构变化，出现了不同科属、别具一格的岭南医家学术流派，按学科分类有生草药类、内科综合类、伤寒金匮类、温病瘟疫类、骨伤科类、妇科学类、儿科学类，针灸学科类、眼科类等。内科综合类的是一批学识较为全面的医家，如刘渊、谢完卿、黄岩、何梦瑶、郭治等，他们的著作都是侧重于内科的综合性医著。伤寒金匮类经方医家有著名的“四大金刚”——陈伯坛、黎庇留、谭彤晖、易巨荪，他们注重弘扬《伤寒论》《金匮要略》的经方学说，如广东中医对鼠疫的治疗，运用《金匮要略》中的升麻鳖甲汤为主，临床多有拓展。温病瘟疫类的名家医著众多，潘名熊、陈任枚、刘赤选、郭梅峰等受叶、薛、吴、王四大温病学家影响颇深，临证注重结合岭南地区特点。近代岭南重要的针灸医家有周仲房、曾天治、卢觉愚，学术成就较大者当推卢觉愚，20世纪30年代就将针灸经穴与神经系统做出比较精确对比，直接从西文医著中翻译资料，为当时中国医界第一人。岭南历代名医辈出，逐渐形成独具风格的岭南医学。当代中医药学者在总结岭南地区应用中医药的特色时，逐渐开始用“岭南医学”来做概括，自20世纪90年代邓铁涛和靳士英在广东医史分会成立大会上作了《略谈岭南医学之特点》的报告以后，“岭南医学”一词正式受到各方面学者的关注和认可。此后，在广州先后召开了两届岭南医学研讨会，参会的有两广、海南、港澳等地，以及新加坡的医家、学者，极大地推动了岭南医学的发展。
岭南中医肿瘤学术流派深受古代中医药学理论、流派及其代表人物的影响。秉承《黄帝内经》“因人、因地、因时”制宜的“三因制宜”理论，岭南地区炎热多湿易致山岚瘴气，瘴气即指热带山林中的湿热蒸郁致人疾病的因素，简称“瘴”，如“瘴疠”“毒瘴”“瘴雨蛮烟”。早在东汉时期已有岭南人服用薏苡仁防治瘴病的记载，现代岭南中医也应用薏苡仁药食结合防治肿瘤；葛洪定居罗浮山，其所著《肘后备急方》记载“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运用青蒿治疗瘴疟为后世医家对青蒿和瘴疟的研究积累丰富的经验，亦有岭南医家探索青蒿治疗癌性发热及肿瘤。清代何梦瑶《医碥》被誉为岭南医学的重要文献，记载“酒客多噎嗝，好热酒者尤多，以热伤津液，咽管干涩，食不得入也”。此处的“膈证”为噎嗝，与现代医学的“食管癌”相似，说明其已认识到长期饮酒或食用温度高的食物可引起“食管癌”，由此可知当时岭南医家对食管癌、胃癌已有一定的认识。
20世纪60年代，肿瘤的发病率逐渐升高，现代岭南医家防治肿瘤已处于临床实践中。
张景述为广州中医学院教授，其治疗头颈部肿瘤多采取清热解毒、软坚散结法合健脾扶正法联合治疗，积累了较多经验。张氏认为肿瘤经放化疗后虽正气大伤，但癌瘤尚未抑制，遵“急则治其标”原则，宜先用攻毒散结法抑制肿瘤发展。其观察鼻咽癌患者放化疗后多出现津液干枯、吞咽困难、咽喉肿痛等邪毒弥漫、热伤阴液之象，治以清热解毒、化痰散结为法，药用清热解毒之连翘、金银花、黄连、漏芦、土茯苓、山豆根等清热解毒，昆布、海藻之咸寒软坚散结；鼻咽癌放化疗后出现鼻塞不通、涕中带血、颈部肿痛、偏头痛、贫血消瘦、食欲不振等癌瘤转移、正气亏损者，治以解毒散结、化痰软坚，佐以培补正气，处方如三生饮加减：生南星、生半夏、生川乌、山慈姑、漏芦、山豆根、金银花、昆布、海藻、甘草、当归、六神丸。待病邪祛除大半则应转为“扶正”以固其本，处方大剂量归脾汤重用黄芪以培补正气、增强机体抗病力，攻补兼施，期能根治 [1] 。张氏在辨证内治的同时，重视外治法的使用，外敷神功膏（川乌、黄柏研粉，凡士林调制）促进鼻咽癌颈部淋巴结肿块消退、疱疹结痂脱落；外敷肉瘿粉（黄柏、昆布等分研末）促进甲状腺肿物的消减 [2] ；外敷癌散（囟砂、红升丹等）消减胸部肿瘤病灶 [3] ，内外法并举常获良效。张氏认为肉瘿（甲状腺瘤）多由气郁及湿痰凝结而成，应用肉瘤粉（黄柏、昆布）、六神丸治疗甲状腺瘤、鼻咽癌等，疗效卓著。
赵思兢为广东省名老中医，从事医疗、教学、科研工作50余载，致力于中药研究，以具有清热解毒、化痰散结作用的中药为主自创抗癌基本方：七叶一枝花30g、白芍30g、大蓟根30g、炮南星6g、酥制水半夏6g、盐蛇5g、川蜈蚣5g、全蝎5g、甘草10g。并对不同癌瘤辨病施药：鼻咽癌中早期在放疗基础上加强清热解毒，即基本方合五味消毒饮加夏枯草20g、猫抓草10g；肺癌加强宣肺，即基本方加紫菀30g、款冬花15g，血痰可酌加白鹤灵芝鲜叶、海底柏、云南白药等；肝癌用基本方加鲜石猪肝（山马甲）或鳖甲煎丸；肠癌和肠系膜淋巴瘤在基本方基础上加小凤尾30g、白花蛇舌草30g；肾盂移行细胞乳头状瘤加强渗湿，基本方加小凤尾30g、猪苓30g、茯苓30g、荔枝核20g、泽泻20g、芒果核2个；慢性粒细胞性白血病，基本方合血府逐瘀汤加青黛10g [4] 。
亚临床期或缓解期肿瘤以健脾补中为法，方以六君子汤为主治疗某些恶性肿瘤，初步探索辨证与辨病方法，并有治疗原发性肝癌延长生存期的个案报道。刘仕昌为全国著名温病学家，曾发表治疗原发性肝癌验案。他认为肝癌致病多为肝郁气滞血瘀，正常气血化为瘀毒，伤正为甚，治宜攻补兼施、梳理气血，而常用三棱、莪术、土鳖虫、斑蝥之品。但此类药物多散气破血、易耗正气，疗效欠佳，故其临床常重用片仔癀散结化瘀、退黄解毒，辅以西洋参补气益津，再以柴胡、白芍、枳壳、丹参等疏肝理气之剂调治，疗效较满意 [5] 。
梁剑波为广东省名老中医，善治疑难疴疾，对于消化道肿瘤的治疗具有独到见解。其遵《素问·平人气象论》“人无胃气曰逆，逆者死”，重视补土扶正，常使危重患者带病延年。梁氏认为食管癌为津伤血燥、瘀热留于食道而成，辨证为瘀血凝痰、交阻食道者，治以活血祛瘀、化痰散结，以自拟消瘀解毒饮治之，辅以牛乳韭汁丹参饮活血滋阴；辨证为痰瘀凝结、气津亏虚者，治以扶正育阴、化痰散结，治以自拟育阴解毒饮治之 [6] 。常用单味药有生鹅血、韭菜汁、田七、生地、天花粉、黄芪，具有开通食道、化瘀消肿的作用。梁氏将胃癌分为邪毒蕴结、瘀血内阻证，治以扶正解毒、活血化瘀，自拟化瘀扶正汤治之；痰瘀内凝、蕴结成癥证，治以化瘀消积、逐瘀养津，自拟逐瘀养阴汤治之。胃癌常用单味中药有香附、山楂、蜣螂、仙鹤草等。治疗肺癌主张益气养阴，常用单味药有麦冬、五味子、生地、阿胶、党参等；认为肝癌多由肝炎迁延不愈、肝失调达致瘀血内停所致，辨证气血瘀滞、胁下癥积者，治宜疏肝理气、化瘀软坚，自拟行瘀除癥汤治之；辨证火毒内盛，热扰心营者，治宜泻火解毒、凉血清营，自拟清火漏芦汤治之。常用于治疗肝癌的单味中药有三棱、莪术、当归、赤芍、桃仁、丹参、香附、郁金、八月札、泽泻、葫芦茶、土茵陈等。梁氏认为鼻咽癌病机为邪热犯肺、肝郁痰凝，治以宣肺化痰、疏肝理气，自拟白花丹汤、黄虎汤辨证治疗，常用单味药有甘草、山慈姑、茯苓、太子参、石上柏、白花蛇舌草等 [7] 。梁氏在医疗实践中应用多种药对组合，亦注重应用民间单方验方，辨证辨病相结合而每获良效。
陈效莲 [8] 副主任医师早年由西学中，对中西医治疗研究颇深。陈氏认为肿瘤患者常表现为局部属实整体属虚且病情多由邪实向正虚转化，因此须正确处理局部与整体的关系，早期力求“除邪务尽”以达到“邪去正安”，中晚期以治病留人，提高生存质量及延长生存期为目的；正确处理标本缓急的关系；用药应简练精当，防止过于温燥或滋腻，禁用麝香等辛香走窜者以防远处转移。陈氏认为化疗伤气，治以健脾益气以固本，创制升血调元汤具有较好升白效果 [9] ；放疗伤阴，治以增液汤合参苓白术散加减 [10] ；鼻咽癌易复发，应养阴健脾、祛痰散结防癌变，在前方基础上加大剂量生南星并配合自拟鼻炎清毒颗粒，取得良效。陈氏辨治肝癌分为痰热郁结型、肝盛脾虚型及肝肾阴虚型，治疗基本以活血化瘀、消癥散结、清热解毒、健脾利水、行气除湿为主 [11] ，获得确切疗效。陈氏将鼻咽癌放化疗后证型分为肺胃阴伤型、血瘀型及脾虚湿困型，认为血瘀型预后较差 [12] ，常大剂量运用生天南星60~90g，药用时须与其他药物同煎2小时以上，未发现肝肾毒副作用，经观察可显著减少鼻咽癌复发率且延长生存期，证实安全有效。陈氏用刺河豚皮治疗肿瘤癌痛尤其是肝癌并肝腹水的患者，可显著缓解癌痛，部分消退腹水，取得一定疗效 [13] 。陈氏等对广东高发的鼻咽癌患者进行舌象观察，分析了112例初诊鼻咽癌患者的舌象，发现舌质以红舌为主，尤以舌尖边红居多，放疗前无青紫舌的患者经放射治疗约40%出现青紫舌，而青紫舌的出现预后较差。并以清热解毒、化痰散结立法，自拟鼻咽清毒颗粒（野菊花、苍耳子、重楼、两面针、夏枯草等），作为鼻咽癌的常规治疗用药，预防复发。
历代岭南医家对肿瘤病因病机、辨证论治探索逐步深入。20世纪60年代末，周岱翰教授对抗癌中草药的研究和临床实践，开启岭南中医肿瘤学术流派的系统研究，此后经过50年的发展逐步成熟。周岱翰受益于广东省第一批名老中医周子容、关济民的学术影响，他们皆是广州中医学院教授。周岱翰教授行医多年，家学渊深，父、叔都是较有名望的中医，早年学医于广州吕楚白等名医，毕业于广州光汉中医学校。他熟读医典，钻研朱丹溪、李东垣、雷少逸的著作，对治疗内、妇、儿科等病均有心得，尤对治疗脾胃、肝肾疾病深有研究。关老一生致力于中医药教育与临床治疗研究，曾主编或审编高等中医药院校教材《神农本草经讲义》《中药学讲义》《方剂学讲义》《中医方药学》等。精于内、儿、妇科杂病的治疗，谙熟仲景方药，在经方、古方运用上造诣颇深，在临床医疗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此时，周岱翰教授发表《常用抗肿瘤中草药》系列论文，在大学成立肿瘤研究组并逐渐扩大为研究室，组成科研团队。此后经长期的发展，学术内容涉及中医肿瘤基础理论、四诊、病因病机、实验研究、临床研究、中药制剂、中药及复方抗癌机理、姑息治疗、疗效评价、流派传承等研究，逐步形成具有中医药学特色与优势、岭南医学人文特点、以“带瘤生存”为治疗新理念的中医肿瘤学术流派，是当代中医学术流派在岭南地区发展的新成果。针对本地域“湿热”“瘴毒”“脾虚”等因素，利用南药及饮食疗法，经过半个世纪的临床实践、理论升华，开创并使其成为成熟的具有岭南地域特色的学术流派。
元代释继洪《岭南卫生方》谓：“岭南既号炎方，而又濒海，地卑而土薄。炎方土薄，故阳燠之气常泄；濒海地卑，故阴湿之气常盛。”故岭南医家重视“湿”“热”病因，因持续时间更长，所处纬度更低，与其他地域的显著区别在于“湿邪”“热邪”在时间上、程度上不同。岭南地域气候影响人群体质，炎热而耗气，潮湿则碍脾，逐渐形成岭南人脾多虚弱、病多痰湿的体质特点。岭南人群的体质可概括为“阳浮阴闭，元气不固”，主要包括“上焦多浮热”“中焦多湿蕴”“下元多寒湿”，对现代岭南中医肿瘤学病因、治则影响深远。周岱翰教授提出恶性肿瘤病机特点为“毒发五脏，毒根深茂藏”。“毒发五脏”即是指内脏病变在局部的表现；“毒根深茂藏”意为病灶由里及表，隐蔽而广泛。他认为可以把包括导致生长癌瘤的毒邪和癌瘤长成后产生机体危害的内毒称为“癌毒”，“癌毒”偏于热性，常具备与痰、瘀、湿等病理产物互生互助的特点。根据岭南气候环境状况、六淫致病特征、岭南族群的体质偏胜，恶性肿瘤的病机特点，确立论治本区癌瘤从“湿热、瘀毒”立论的策略，从理论到临床，传承创新，构建与充实岭南中医肿瘤学术流派流派的理论体系，其学术内涵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
岭南医家重视吸收黄河、长江流域的优秀文化和外来海洋文化，善于继承中医药宝库和相关学术流派的理论成果和临床经验。肿瘤辨证论治规范的形成肇始于《伤寒杂病论》，其六经辨证、八法纲目是肿瘤临证绳墨，指出“观其脉证，知犯何逆，随症治之” [14] 。强调领会六经辨证精神，遵“思病之源，思过半矣”之旨，注意肿瘤关键病机的思辨 [15] 。广义的辨证在《伤寒杂病论》中有辨病、辨证和辨症三层含义 [16] 。第一层辨病，《金匮要略》各篇皆冠以“某某病脉证并治”来论治，即是先认病后辨证，证（症）是由病所派生的，只讲证不认病，有如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如肺癌和上呼吸道感染皆可见咳嗽，肺癌咳嗽属毒发内脏，上感咳嗽则是外感风邪。古代中医仅凭丰富的临床经验辨治，现代中医可以吸取自然科学的技术成果，结合微观诊断丰富宏观认病辨证，如病理活检为腺癌多属痰湿，鳞癌多属热毒，低分化或未分化癌、肉瘤等多属湿毒，恶性度越高，则毒邪越深，正气愈虚。肿瘤患者可能是合并不同疾病的内科患者，同时又出现不同程度的精神紧张、心态焦躁、情绪忧虑等精神或心理疾病，然后才是癌病患者，辨病首先要把患者从精神和内科层面中分辨出来。第二层辨证是辨某肿瘤在某阶段表现的症候群，如肺癌咳嗽痰多、气短疲乏、脘闷纳呆，苔白腻，脉濡或滑者属脾虚痰湿，在相对的时间段治疗着重益气除痰。第三层辨症是辨症状，为患者就诊时的临床症状，包括发热、疼痛、胃纳、大小便等，辨症状有利于缓解不适，改善生活质量，提高依从性。论治亦分三层次，第一层次是针对既往未病时，注重体质因素，重视未病状态，《金匮要略》“夫治未病者，见肝之病，知肝传脾，当先实脾”，做到未病先防；第二层次是针对现病论治，根据患者体质、病种和分期、病因病机及症状，分型论治，制定治则治法，指导选方用药；第三层次是预测后病发展，预防复发，正邪变化决定发病与转归，关注已病防变，重视通过四诊合参判定疾病顺逆，强调有胃气则生，避免过度治疗，体现“瘥而防复”，形成特色鲜明的中医肿瘤预后观，具有实时、动态和整体评估的优势。
在肿瘤临床对温病学术内涵的外延应用是亟待发掘的重要领域，温病研究温邪引起的急性外感热病，由于外邪的胜复，常能化火，即“五气过极，均能化火”。热邪传变，透营入血，耗气伤阴，又与癌症的发展转归雷同，温邪具阳热属性，根据“温者清之”，则清热解毒法贯穿于卫气营血病证传变的全过程。热毒是恶性肿瘤的主要病因病理之一，治疗肿瘤的中草药以清热解毒药比例最大，药理实验和临床验证表明大多数清热解毒药有较强的抗癌活性，如半枝莲、野百合、喜树、白英、龙葵、石上柏、山豆根、鸦胆子、穿心莲、三尖杉、长春花、白花蛇舌草、肿节风、金银花、青黛等，从喜树、山豆根、穿心莲、三尖杉、长春花等提取生物碱或半合成的新制剂，可供静脉注射、动脉灌注或介入性治疗。而在肿瘤辨证论治中，如热邪炽盛，耗液伤阴，清热解毒药常与养阴生津药合用；如热盛迫血妄行，则常与凉血止血药并用；如体质虚弱者，则可配合健脾益气药。温病的治则自始至终贯穿“清热”“养阴”，伤阴的程度和阴亏的恢复影响疾病的预后。针对有“广东癌”之称的鼻咽癌放射治疗副作用，依据中医理论从病因、病机、症状等辨识，本流派首倡放射反应和放射损害属性为火邪、热毒 [17] ，而火邪、热毒属于阳邪，具有温热性质的特点，且邪热从外感受，起病急、变化快，归属温病学范畴，初宜清热养胃，继则滋阴补肾，可以有效地治疗放射治疗的副反应，减轻症状。此外，对化学药物治疗后的消化系统损伤、骨髓抑制症状而出现的脾肾阴虚，亦可按温病学伤阴论治，注意存津救液、保护元神，治疗首推养阴清热。养阴清热法在放射治疗和化学药物治疗中的作用，不仅具有减轻放化疗的副作用，还有增效减毒、祛邪抑瘤的作用 [17] 。
岭南人的体质特点与其他地区域不同，与中原人的壮实高大相比，岭南人多体形瘦小，不任攻伐，故岭南医学的治则、治法注重务实、中和。推崇《医宗必读·积聚》“初中末三期”论治：“初者，病邪初起，正气尚强，邪气尚浅，则任受攻；中者，受病渐久，邪气较深，正气较弱，任受且攻且补；末者，病魔经久，邪气侵凌，正气消残，则任受补。”倡导“带瘤生存”，更新治癌观念。古代医家亦认识到许多疾病是不可治愈的，认识到常人“法于阴阳，和于术数，食饮有节，起居有常，不妄作劳，故能形与神俱，而尽终其天年，度百岁乃去”。是为“年寿”，儒道推崇“颐养天年”就是度过正常的年寿。清代名医高秉钧《疡科心得集》中更为确切地说：“大方中有四绝证，风、痨、臌、膈是也。疡科中亦有四绝证，谓失荣、舌疳、乳岩、肾岩翻花是也。”失荣与现代医学称的颈部淋巴转移癌或恶性淋巴瘤类似，舌疳类似于舌癌，乳岩为乳腺癌，肾岩翻花为阴茎癌。对不可根治的恶性肿瘤，该如何治疗？《疡科心得集》谓：“细论之，发于脏者为内因，……，如失营、舌疳、乳岩之类，治之得法，止可带疾终天而已。”这是中医带瘤生存理论的雏形。
针对不同分期的肿瘤，带瘤生存的治疗策略不同，对可能根治的早中期癌瘤，通过手术、放疗、化疗等根治性的措施，配合中医药祛邪消瘤辅助治疗，能最低限度的降低患者治疗过程中的并发症及副作用，保证患者生活质量；对于中晚期肿瘤或基础疾病较多，不适宜行根治手术的患者，则可选择带瘤生存的治疗策略，特别是对中晚期的肝癌、肺癌等患者，通过中医辨证治疗配合化疗或介入治疗实现带瘤生存。化疗或介入治疗只是中医“祛邪”中的步骤之一，中医药治疗能够较好地提高患者对化疗或介入治疗的耐受能力，减轻放化疗所造成的胃肠道等反应。中晚期癌瘤正邪交错，在机体一派虚象中邪毒肆虐而导致一系列的并发症和兼症，临床表现为虚实夹杂，虚者表现可为肺脾肾亏虚，实者可表现为“痰”“瘀”“毒”郁积，故晚期癌瘤重在寓攻于补，虚中求实，治疗予扶正培本或祛邪消瘤，以期达到“治病留人”的目的。
1997年周岱翰著《肿瘤治验集要》一书中就提出“带瘤生存”的概念，这对当时一统天下的西医肿瘤疗效评价标准是一次革命性的冲击，首次较全面地为带瘤生存下了定义：在治疗的漫长过程中，当邪正对峙、邪难压正的情况下，可以出现带瘤生存的特殊阶段。此时治疗的目的在于通过辨证论治改善症状，提高生存质量，延长生存时间，这是中医治疗肿瘤的特点和优势所在。带瘤生存观念体现整个抗肿瘤过程中的一种务实态度，中晚期癌症患者即使出现大量胸水、腹水或骨转移、肝转移等情况，如能及时进行全身有效的抗肿瘤综合治疗，大部分患者仍可获得较长期生存。当前，临床中能获早期诊断的恶性肿瘤仍占少数，大多数癌患者发现时已属中晚期，治疗上更符合中医带瘤生存的观点。本流派强调中医药应当早期且全程参与肿瘤的治疗，而不仅是晚期患者的“最后选择”。提高中医药的治疗参与率有助于提高中晚期癌症的临床疗效，从观念上摈弃肿瘤的过度治疗，使无法治愈的肿瘤患者保持良好的生活质量而带瘤生存。带瘤生存不是被动等待肿瘤进展，而是针对瘤体和人体的标本状况主动的精准治疗，是中医天人合一的观念在肿瘤学中的具体体现。强调人是一个整体，人与环境是一个整体，体现了人瘤共存的“和谐”思想，提倡因人制宜的个体化治疗，是在中医特有的理论基础上形成的疾病观与治疗观，促进了肿瘤的合理化和人性化治疗，形成具有中医特色的恶性肿瘤综合治疗的中国模式 [18] 。
癌症是慢性消耗性疾病，当前多数患者未能早期就诊，确诊时多数属中晚期，正气已虚，针对肿瘤的中西医祛邪消瘤的措施（包括手术、放化疗等）往往进一步削弱正气（伤“胃气”）。脾肾亏损，损及先后天之本，肾主骨生髓，脾为气血生化之源，论治肿瘤，必须时时顾护胃气，主张土健以灌四旁，重视食物补中，与祛邪疗法合用，有事半功倍的效果。
本流派善用南药，如以阳春砂、广陈皮、化橘红、何首乌、广藿香、巴戟天、广佛手、高良姜、广金钱草、溪黄草等论治肿瘤；重视岭南饮食文化，体现为当地民众日常生活中广泛自发应用中草药的花、果、根来煲凉茶和“老火汤”，日常生活药膳化随处可见。入药的花类品种达30余种，常用的有菊花、葛根花、鸡蛋花、鸡冠花、水翁花、龙船花、金银花、木棉花等 [19] 。
岭南民间亦有许多治疗经验，如猫爪草煲瘦肉或兔肉用于瘰疬痰核、疔疮肿毒、恶性淋巴瘤等。葵树子又称蒲葵子，有活血化瘀、软坚散结的功效，取葵树子100～200 g熬猪骨（3～4小时）常服可治疗鼻咽癌；以葵树子煲猪骨或兔肉，亦可治甲状腺癌、阴茎或睾丸癌。田七散瘀生津，消肿定痛，活血补血，强壮补虚，可用于术后患者。青蒿清透虚热，凉血除蒸，解暑、截疟，用于阴虚发热，湿热黄疸及肝癌发热者。救必应清热解毒、利湿止痛，用于胃癌痞满疼痛。民间有效的抗肿瘤食疗验方也常用于食管癌、肺癌、肝癌等常见肿瘤，如土茯苓煲乌龟，善治肝癌腹水及腹部肿瘤周身浮肿；五指毛桃有健脾补肺、行气利湿、舒筋活络的作用，煲鸡可用于癌症补虚康复；其他如马齿苋粥治肠癌下血等，诸多食疗方简便有效。受本土悠久的食疗文化和药膳经验的启发，周岱翰教授20世纪80年代开始分期在香港《明报》刊登肿瘤食疗方。1988年，出版国内第1本肿瘤食疗专书《癌症的中医饮食调养》。2003年出版首部中医肿瘤食疗专著《中医肿瘤食疗学》，是书熔理、法、方、药、食于一炉，立论成书乃基于中医脏腑学说，药物和食物的四气五味，参考现代肿瘤营养学的研究成果，结合作者的临床经验而处方施膳，具有浓郁的岭南中医药文化特色。
岭南地区有宽阔的海岸线和通商港口，“西学东渐”舶来医学亦较早进入本地。岭南医家对西洋医学相对包容，中西汇通，务实求进。岭南中医肿瘤学术流派作为岭南医学的重要分支，对本地区癌瘤防治取得较好疗效，在民众中享有较好的信誉。在发展岭南中医肿瘤学术流派理论体系中，周岱翰教授倡导继承发扬，衷中参西，为学术流派的发展注入新的动力，研发国内第一个治疗肺癌中成药鹤蟾片，获得1986年全国中医药重大科技成果（部级）乙等奖。中医肿瘤临床与现代科研互融互促，确立研究方向以岭南地区多发的肺癌、原发性肝癌等攸关民生的重大疾病和重点病种入手，针对岭南地区肺癌脾虚痰湿病机，提出了“益气除痰法（方）治疗非小细胞肺癌”“保肝抑瘤治疗原发性肝癌”等一系列经过临床实践检验的治则治法；主持国家“十·五”攻关课题“益气除痰法提高Ⅲ、Ⅳ期非小细胞肺癌中位生存期的治疗方案研究”显示了中医药在生存期、生存质量，以及体力状况、体重、免疫功能、成本一效果等方面，均有较好的临床受益；以原发性支气管肺癌脾虚痰湿型为研究突破点，通过构建脾虚痰湿型肺癌肿瘤相关消减cDNA文库及基因表达谱分析表明，该证型在基因表达及分布特征等方面具有相对特异性，从分子水平进一步深入探索肺癌证本质，乃至分子分型研究；针对制约临床疗效的肿瘤细胞的耐药问题，开展“益气除痰方”调控Akt PH结构域而逆转肺癌耐药的功能及机制研究。近50年的临床实践显示，中医药治疗肿瘤的主要优势在于改善机体的内环境，尤其重塑肿瘤相关的微环境、带瘤生存和防治肿瘤的转移复发，该作用特点与近年来现代医学对肿瘤的治疗研究以肿瘤微环境为治疗新靶标的研究策略不谋而合，并通过“益气除痰方”促TAM凋亡的抗肿瘤免疫功能及机理研究以佐证。
随着现代科学技术和分子生物学的全面提高，人类对肿瘤的认识也不断深入。岭南中医肿瘤学术流派充分利用自身的学术优势和现代中西医学科学理论与工具，通过物理、生化、分子生物学、全基因检测等检查，更加明确地阐明肿瘤的发病原因、病理变化及病情演变规律，与时俱进探索中医药治癌特色优势的表观遗传学基础，提出辨证论治选药可作为表观遗传调控剂治疗肿瘤的新观点 [16] 。从理论到实践，岭南中医肿瘤学术流派不断充实和完善本流派的学术内涵，迎接新世纪的机遇和挑战。
自20世纪60年代末，周岱翰教授即致力于将中医药治疗肿瘤作为毕生研究的方向。自1978年，在广州中医学院筹建肿瘤研究室，1982年在附属医院开设肿瘤专科门诊，1987年创建肿瘤专科病房；2002至2009年，相继创建二、三、四肿瘤科。目前已拥有1个肿瘤教研室、4个肿瘤病区近200张床位的肿瘤中心，是华南地区集医、教、研一体的中医药肿瘤研究基地和中医肿瘤临床治疗中心。2013年成立广州中医药大学肿瘤研究所。从创建研究室、肿瘤科，直至成为区域医、教、研重要基地，其发展、壮大无不体现本流派重视科技创新、突出学术优势的成长历程。
岭南中医肿瘤学术流派的发展离不开专业人才的培养，较早开展教学与传承双轨并进的人才培养模式。在国内，首先将《中医肿瘤学》纳入全国高等院校专业培养体系。20世纪80年代，先后编写广东省中医肿瘤专科班和大学选修课教材《中医肿瘤学讲义》。1985年起在大学主讲《中医肿瘤学》选修课程。2005年在全国中医药院校率先开展中医肿瘤本科教育，创办中医肿瘤本科方向班。2014年，设立奖学金，创立“中医肿瘤卓越班”培养后备人才。2012年，主编首部全国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中医肿瘤学》。2016年，主编“十二五”普通高等教育本科国家级规划教材《中医肿瘤学》。较早培养中医肿瘤高层次专门人才，1998年招收中医肿瘤专业研究生，1996年与澳大利亚皇家墨尔本大学理工学院联合培养博士生。1999年始培养中西医结合（临床）博士后。培养中医肿瘤学师承人才，周岱翰教授为全国第三、四批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指导老师和广东省名中医师承项目指导老师。2006年获中华中医药学会首届中医药传承特别贡献奖。为广东省内外、特别是基层单位培养肿瘤专业技术骨干。本流派成功举办10余期全国中医肿瘤学高研班，培养各级肿瘤专业技术骨干200余人。
本流派专注于中医肿瘤研究半个多世纪，科研成果硕果累累，“八五”期间主持研制的《中成药鹤蟾片治疗肺癌的临床研究》课题获全国医药卫生（部级）重大科技成果乙级奖。参与主持的国家“九五”攻关项目课题“中医药对非小细胞肺癌防治及抗复发的临床及实验研究”，1998年获广东省中医局科技进步二等奖。主持国家“十五”攻关项目课题“益气除痰法提高Ⅲ、Ⅳ期非小细胞肺癌中位生存期的治疗方案研究”获中华中医药学会科技进步三等奖。承担国家科技部“十一五”支撑计划项目研究获得广州中医药大学科技进步一等奖。2009年，总结周岱翰30年治肺经验的“益气除痰法延长非小细胞肺癌中位生存期，提高生存质量的系列研究”成果先后获得了广东省科技厅科技进步二等奖，国家教育部科技进步一等奖。
本流派治癌学术特色饮誉海内外。用中医疗效征服本土以外的患者，每年都有大量的外宾、华侨前来求医，使许多晚期癌症患者的病情得到缓解。1988年一位41岁台湾商人林先生确诊为舌癌（鳞癌），经过3个月的中医治疗，患者舌侧溃疡愈合，舌体肿物及肿大淋巴结消失，康复之后感恩地捐献了10万人民币成立了当时全国第一个中医肿瘤研究基金会——广东华佗肿瘤研究基金会，用于资助中医药在肿瘤治疗领域的相关研究。1997年，东南亚某国一位政要的女儿确诊为非霍奇金淋巴瘤（Ⅳ期），医生建议到美国进行骨髓移植，但风险很大。后不远万里，慕名周岱翰教授来广州求治，以中药、传统抗癌中成药控制了病情，改善了体质，最终临床治愈。20年来未再复发，该国朝野在庆幸其奇迹般康复的同时，无不赞叹中医药的疗效。
半生讲学路，弘扬岐黄术。周岱翰是较早走出国门，登上西方高等学府讲台的中医学者之一。在20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初期，到境外交流讲学十分难得。1979年，香港新华中医中药促进会与香港中文大学邀请邓铁涛、周岱翰等教授到香港作有关专题学术讲座，成为国内第一批赴港澳地区讲学的中医生。80年代后，多次被邀至中国的香港、澳门、台湾等地的大学、研究院等进行讲学。1997年，香港医院管理局主持的全港第一个中药治疗晚期肺癌的临床研究，在泰山功德会门诊部启动并取得较好的疗效。中国香港、新加坡多个学术团体，乃至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越南等国家反复多次通过各种形式邀请前往讲学及科研协作延续至今。1996年，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邀请周岱翰教授访问澳大利亚，并受聘为该校中医系博士生导师，在国际讲台上谈阴阳、讲伤寒、论气血、辨虚实，不遗余力地宣扬中医药在肿瘤治疗领域的优势和特色。本流派倾力促进粤港澳之间的学术联系与交流，在2003年召开的粤港澳肿瘤大会上，第一次让中国香港的西医和中医同坐在医管局讲台上一起讨论，为后来的各大学医学院开设中医门诊部、中医学专业，创造良好的学术氛围，对粤港澳地区的中西医结合肿瘤治疗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在走出去的同时，本流派还重视把洋专家请进来，让他们身临其境地接触中医、感受中医。2005年，一篇采用纯中医中药方法根治癌症患者的报道，引起杰弗瑞·D. 怀特博士的高度重视，杰弗瑞·D. 怀特是美国国立癌症研究所癌症补充和替代医药办公室主任，其专程访华与周岱翰教授探讨中医肿瘤学术，并与近20位治愈或带瘤生存的患者座谈。通过这次访问，怀特博士开始领略到中医药的独特魅力。这次访问意义深远，此后NCI邀请周岱翰教授及北京、上海等中医肿瘤学者访问美国，并在NCI召开中西医肿瘤协同作用研讨会，推动NCI设立中医治疗肿瘤专项基金，研究天然来源抗肿瘤药物，开启了延续至今的中美肿瘤专家的科研项目协作。本流派中医肿瘤学学术思想与经验的海外传播影响广泛，周岱翰教授创立粤港澳中医肿瘤学术大会并担任5届大会主席。多次赴美洲、澳洲、东南亚等国家讲学。至今招收的博士研究生、博士后、师带徒等60余人，其弟子在澳大利亚传承中医肿瘤学，在越南创立第一家中医肿瘤科亦声名鹊起。
欣逢盛世，国运昌盛，国泰民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国梦正在逐步实现，中华大地迎来了中医人梦寐以求的《中医药法》的实施，中医药事业发展迎来千载难逢的时代，挑战与机遇并存，经历临床磨砺并享誉海内外的岭南中医肿瘤学术流派，必将迎来学术发展灿烂的春天。
（周岱翰；原文选自2017年9月16日第五届岭南内科大会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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