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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对肿瘤的命名根据肿瘤病位、病因、预后等深入认识后确定，看似简单，实则复杂。周岱翰教授指出，中医肿瘤学源远流长，历代文献对肿瘤命名记载甚多，如《黄帝内经》之“息贲”“肠覃”“伏梁”，《诸病源候论》之“噎膈”“石痈”“石疽”，《外科正宗》之“失荣”“筋瘤”“乳岩”等，多以病灶形状、质地及患者的症状、体征、病因等命名。借鉴现代肿瘤学病因、病位、病理及诊疗等的进展，可发现古命名存在不足，往往涵盖一大类部位、症状相近的疾病，而非单一疾病，不利于临床诊治。此外，中医命名与“藏象”密切相关，而学界对“藏象”内涵的思考、讨论又对肿瘤命名提出新的问题。
周岱翰教授主编的《中医肿瘤学》 ［1］ 采用了肿瘤的西医病名，并在临床中革新性地对部分肿瘤更名，如肺癌病、肝癌病、胃癌病等，囊括了西医疾病定义和中医诸多文献的内涵。如肺癌病，包括了西医肺癌研究和中医关于肺积、息贲、劳嗽、痰饮、肺痿等病名的相关记载。这在学界虽有争议，但能体现脏腑定位的精确性，促进中医肿瘤诊疗的标准化，更能吸收现代医学的进展以促进中西医结合发展。这种命名虽尚需不断完善，但体现了周岱翰教授对中医藏象学说的深入认识与革新应用，以及对现代肿瘤学成就的借鉴。
历代医家从内因、外因、不内外因阐释了肿瘤病因。如《诸病源候论》曰：“积聚由阴阳不和，脏腑虚弱，受于风邪，搏于脏腑之气所为也。”强调内因致病；《黄帝内经》曰：“四时八风客于经脉之中，为瘤病也。”强调外因致病。周岱翰教授认为，肿瘤有别于外感病与内伤杂病，有独特的发病规律，在“三因学说”基础上，可借鉴现代肿瘤病因学，重视因虚致病、“癌毒”致病及“伏气”致癌论。病毒致癌，烟草及食物、环境致癌物，抑癌基因及癌基因的失衡与活化等，皆属于“癌毒”“伏气”范畴。
周岱翰教授根据中医文献，结合现代肿瘤研究成果，高度概括恶性肿瘤四大类病机：虚、瘀、痰、毒。历代医家对因虚致瘤的论述甚多，《活法机要》曰：“壮人无积，虚人则有之。”《医宗必读》曰：“积之成者，正气不足，而后邪气距之。”瘀、痰、毒则与肿瘤的发生发展直接相关。《中藏经》曰：“夫痈疽疮毒之所作也，皆五脏六腑蓄毒不流则生矣。”强调“癌毒蕴结”病机，“毒发五脏”；《丹溪心法》曰：“凡人上中下有块者多是痰”，强调“痰凝湿聚”病机。肿瘤疾病症状繁杂，常见变症的症、舌、脉常矛盾，符合“怪病多由痰作祟”。恶性肿瘤为顽疾，因虚致实，正虚与邪实同处一脏腑，早期以邪实为主，中期正气渐衰而邪气不减，晚期邪气愈盛、正气愈衰，易发生脏腑五行生克乘侮传变 ［2］ 。
肿瘤的主要治法有清热解毒法、活血祛瘀法、除痰散结法、以毒攻毒法、扶正培本法、外治抗毒法等 ［3］ ，治则主要有早治防变，扶正祛邪，因时、因地、因人制宜，治病求本，正治与反治，同病异治与异病同治等。周岱翰教授尤重视治则中的前三者：早治防变强调未病先防、已病防变。扶正祛邪注重正邪的动态变化及其对生存期的影响，衡量肿瘤负荷与脏器功能以制定治疗策略。因人制宜是指临床治疗用药时根据患者的年龄、性别、体质、生活习惯等调整，如考虑患者经济状况，制定可行、可持续的治疗策略；根据患者心理状态，对忽视病情者多加提醒，对过分紧张焦虑者多加劝慰，甚至适当隐瞒病情严重性，建立治病信心。
周岱翰教授强调治法与治则需以整体观念和辨证论治为原则，不可偏废。同时应掌握传变规律，具有动态性和灵活性，兼顾“治未病”策略。以肺癌为例，肺癌病因肺金虚致癌，癌瘤邪实加重正虚，脏腑传变易致心、肝、脾、肾多脏虚损，肺金虚是始动因素，而子病及母所致脾土虚最为关键和严重 ［4］ 。由此可见，本脏腑正虚因病程迁延日久可发生生克乘侮传变。勿失根本而又能灵活变通方为良医，反之则攻补进退失节。
《黄帝内经》以“整体观”的思想认识肿瘤，以“辨证论治”的方法治疗肿瘤。周岱翰教授将肿瘤辨证论治中整体观的指导意义形象比喻为木头长香菇，单纯摘除香菇则会反复生长，其根本应在于改变木头潮湿闷热的环境。肿瘤疾病异于其他内伤杂病，扶正可能助邪，如单纯营养支持治疗可加速肿瘤生长；祛邪可能伤正，如化疗、放疗可进一步破坏脏器功能。因此，肿瘤的治疗应依据肿瘤的属性、局部特征，结合病患整体情况，辨别在气在血、属虚属实，调整扶正祛邪治则的平衡，避免过度伐瘤而导致瘤去人亡，过度扶正导致邪长正虚，应分清虚实、邪正的轻重。
中医辨病历来有之。《南阳活人书》曰：“因名识病，因病识证，如暗得明，胸中晓然，无复疑虑，而处病不差矣。”周岱翰教授也常以《伤寒论》各篇均称“病脉证并治”为例强调辨证结合辨病才能更好施冶。肿瘤疾病有其特殊的疾病发展规律，如肿瘤局部占位，逐渐会出现局部压迫、阻塞、所在脏器功能受损、疼痛、恶病质、副癌综合征等病症，呈现气滞血瘀、痰凝湿聚、癌毒蕴结、正气虚弱等中医症候。临床上应辨病和辨证相结合，微观分析与宏观分析相结合 ［5］ ，可通过认病辨证推断病势，辨未证，治未病。
明代陈实功《外科正宗》已提及肿瘤可带病延年。周岱翰教授在20世纪80年代据此诠释和倡导中晚期肿瘤“带瘤生存”。这是理念的革新，但当时学界强调治愈率，“带瘤生存”虽广受关注，也备受质疑。直至2006年世界卫生组织（WHO）基于循证医学证据，定义恶性肿瘤为慢性病，不可治愈的肿瘤的治疗目的在于提高生活质量与延长生存时间，“带瘤生存”理念才广为接受。
周岱翰教授认为，早期癌症病患，虽有肿块，尚未转移，为正盛邪实，宜攻毒祛邪为主，力求治愈；中期癌症病患，肿瘤渐增，邪正相持，治宜攻补兼施，或攻多补少；晚期癌症病患，肿瘤多已转移，邪毒得势嚣张，正气虚衰不支，若一味攻伐，反使病情恶化，若扶正培本，兼顾脾肾，寓攻于补，常能减轻症状，维持生机，使病患长期“带瘤生存”。“带瘤生存”不仅关注肿瘤局部，更关注患者的主观感受和生活质量（如心理、社会生活、主观满意程度等）的改善，与现代医学强调生存质量及生存时间是一致的。周岱翰教授主张不同肿瘤不同分期规范的中医、中西医结合个体化治疗策略，体现了以人为本，防止过度及不合理治疗 ［6］ 。
周岱翰教授倡导中医应吸收现代医学的成果和理念，西为中用。比如现代肿瘤学的生存质量与生存时间等指标与中医带瘤生存的内涵吻合，中医的疗效评估除舌、脉、证等传统方法，可采用生存质量与生存时间等作为中医疗效客观化评价标准之一，建立中西医均认可的标准。周岱翰教授承担国家“八·五”“十·五”“十一·五”攻关课题，对肺癌开展前瞻、随机、多中心的临床研究，证明中医能够改善生存质量、延长生存时间，对中医药客观化评价进行了探索 ［8］ ，提出“实体瘤的中医疗效评定（草案）” ［1］ 。
《伤寒论》于诊断时和疗效评估中常以“自愈”“可愈”“难治”“死”等判断预后，辨析病证之顺逆进退，体现了中医预后观。中医对疾病预后的认知突出在三个方面：一是四诊合参判疾病顺逆，二是有胃气则生，三是正邪变化决定疾病发生发展与转归。现代医学通过生存时间与生存质量评估肿瘤治疗效果，并通过卡氏（KPS）评分、癌症患者生活功能指标（FLIC）、生存质量指标（QOL）等量表逐渐完善疗效评价体系，然而仍有可行性稍逊、有一定滞后性、暂无统一标准等不足。中医预后学除了鲜明的中医特色，更有即时性和前瞻性的特点，重视细节和主观感受，与西医标准相互参照则更实用。
据此，周岱翰教授提出，临床上运用中医预后观，将中医四诊与现代医学量表等进行整合从而做出诊断，综合推断预后，明确根治或姑息的治疗目标，拟定个体化中西医结合诊治方案。
《黄帝内经》曰：“毒药攻邪，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气味和而服之，以补益精气。”周岱翰教授结合岭南中医特色，认为养生与食疗是中医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临床实践密切关联，也是肿瘤综合治疗的重要组成。合理恰当的食疗应首先遵循整体观、辨证认病原则，以达辨证施食。周岱翰教授所著《中医肿瘤食疗学》 ［9］ 系统地阐述其对中医肿瘤食疗的认识与理解，并介绍诸多肿瘤常用食疗方。
中西医结合是我国医学发展的基本方针之一。周岱翰教授认为中西医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同时应用中医和西医两种理论、方法，各扬其长，避其短，互相补充、印证，对于总体疗效不佳的恶性肿瘤尤其重要。周岱翰教授提出的中西医结合是全方位的，贯穿于病名、病因、病机、治疗策略与手段、疗效评价等各个方面。例如，提出放射治疗的中医属性为“火邪”“热毒” ［10］ ，获广泛认可。
综上，周岱翰教授通过多年的临床、科研、教学，结合中医经典理论、现代医学研究进展和岭南中医特色 ［11］ ，在肿瘤病名、病因、病机、整体诊断、辨证论治、养生食疗等方面形成了较系统的中医肿瘤理论体系，其学术思想值得后学者传承与发扬。
（王雄文，林龙，李佩华，贺凡；原文载于《广州中医药大学学报》2015年第32期）
［1］周岱翰．中医肿瘤学［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11．
［2］王雄文，周蓓，周岱翰．周岱翰教授应用温补法治疗肺癌经验介绍［J］．新中医，2009，41（6）：11．
［3］周岱翰．中药抗肿瘤研究的评析与前景［J］．新中医，2008，40（11）：1．
［4］王雄文，周岱翰．肺癌病发病的病因及藏象经络机制［J］．时珍国医国药，2009，20（10）：2641．
［5］王雄文，杨秀文，方锦鎏．深化辨证论治是中医现代化的重要途径［J］．暨南大学学报，1999，20（6）：26.
［6］周岱翰．中医肿瘤学临床研究现状与评析［J］．新中医，2006，38（6）：4．
［7］周岱翰．论中医肿瘤学的历史、现状与未来［J］．世界中医药，2007，2（1）：6．
［8］周岱翰，林丽珠，周宜强，等．中医药对提高非小细胞肺癌中位生存期的作用研究［J］．广州中医药大学学报，2005，22（4）：255．
［9］周岱翰，林丽珠．中医肿瘤食疗学［M］．贵阳：贵州科技出版社，2012．
［10］周岱翰．中医对恶性肿瘤的认识和治疗［J］．新中医，1977（2）：40．
［11］周岱翰．岭南医学论治癌瘤的特色与展望［J］．广州中医药大学学报，2012，29（1）：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