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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岱翰教授认为，中医学虽没有“癌症”“恶性肿瘤”之病名，但对癌瘤认识源远流长。早在殷墟甲骨文字就记载有“瘤”的病名，宋代《卫济宝书》第一次使用“癌”字，谓“癌疾初发，却无头绪，只是肉热痛……”。对于癌瘤的认识，由于时代的局限，多仅停留在肿块硬实如山岩，溃破翻花难收口，能烂及五脏的恶疮毒瘤等表象上，未能认识到癌瘤为全身性疾病的局部表现。因此，对于癌瘤的辨治，也多为有方无法，或有法无方，始终未能形成完整的学术体系。周岱翰教授在多年的临床实践中，潜心研究各家学说，认为肿瘤的辨证施治规范形成始于《伤寒杂病论》。例如《五脏风寒积聚病脉证并治第十一》曰：“积者，脏病也，终不移；聚者，腑病也，发作有时，辗转痛移。”而仲景创立的六经辨证理论体系和方法，不仅为外感热病而设，同样也适用于内伤杂病。《伤寒杂病论》开拓了中医辨证论治规范，朱丹溪誉为“实万世医门之规矩准绳也”。周岱翰教授观点鲜明提出其六经、八法是现代中医肿瘤治疗的绳墨。中医肿瘤学的辨证施治也遵循《伤寒杂病论》的法度。肿瘤的辨治，同样须根据各种临床症候，辨明病属寒热虚实，病在何脏何腑，属何经脉，而灵活运用六经的辨证方法。治病既不离法，又不为法所拘，且辨证须与辨病结合。他平素喜用经方，如泻心汤证的心下痞，是由于脾胃升降失常，脾气当升不升，胃气当降不降，气机痞塞于中而致，故化疗、放疗患者，出现脾热或胃寒脾热的寒热错杂呕吐证，常用半夏泻心汤治疗而获效。但若属脾阳虚出现腹胀满者，则须用厚朴生姜半夏甘草人参汤。食道癌所致胃虚痰阻，“心下痞硬，噫气不除者”，用旋复代赭汤。
周岱翰教授学术思想活跃，很重视对中医古籍和历代名医家的学术思想、临床经验的学习和整理，但尊古而不泥于古，他认为对一些疾病病因病机的认识，不能长期停留在前人认识上，应在前人认识的基础上结合当代的因素有所发挥和发展。他首倡放射反应和放射损害属“火邪”“热毒”论，辨证当归属温病范畴，并把温病的辨证理论体系应用到“放射病”的辨治上，积极发展与补充了温病学说。提出养阴保津、祛邪消瘤乃“放射病”的治疗关键，所谓“存得一分津液，便有一分生机”，故养阴保津法在肿瘤放射病治疗中贯穿始终。在具体运用上，根据病情不同，而分别用甘寒生津法、咸寒甘润法、酸甘化阴法、苦甘合化法等，依据病位的不同可分为滋养肺胃、增液润肠、滋补肾阴等。
周岱翰教授临床实践认病辨证，一丝不苟，善于“从痰论治”“以毒攻毒”治疗肿瘤。所谓“顽痰生百病”，周岱翰教授认为肿瘤亦与“痰滞作祟”有关，痰饮是多数癌症的致病因素，癌瘤形成发展后又可形成内痰与外痰，除痰散结就成为癌症论治的常法；痰邪又常夹杂六淫、瘀毒为患，形成风痰、寒痰、热痰、燥痰、老痰、痰核、痰癖、窠囊等，则须辨别孰轻孰重，这是痰饮论治的变法。中医古籍里提到的“毒”，现代可理解为导致生长癌瘤的毒邪和癌瘤长成后产生危害的机体的内毒，周岱翰教授根据药物的性味归经特点，发掘流传于民间的常用解毒消肿中药，结合不同癌瘤的病理特点和脏腑辨证，拟定出抗癌解毒十法，并常选用一些在体内及或体外均有一定程度的直接或间接抑、杀肿瘤细胞的作用的清热解毒类中药，如七叶一枝花、半枝莲、白花蛇舌草等。
恶性肿瘤是一种全身性疾病，晚期癌症患者由于肿瘤消耗，肿瘤毒素造成机体的营养障碍是引起死亡的主要原因。晚期癌症的治疗是当前抗癌研究的重点和难点之一，周岱翰教授认为，晚期癌瘤生活质量一般较低，临床表现可见肿瘤本身的广泛扩散，以及并发症、继发症、后遗症等。治疗上由于不适宜手术、放射、化学治疗，绝大部分患者求助于中医。由于癌瘤在“病”与“症”上的特殊，因而周岱翰教授更加强调“认病”与“辨证”的相结合，重视辨证论治和整体观念，目的在于改善症状，提高生活质量，延长生存期，可获得较长时间的带瘤生存。祖国医学认为，肾为先天之本，脾为后天之本。肾主骨生髓，髓海足则精血盛，髓海虚则精血竭；脾为后天生化之源，脾主身之肌肉、四肢，脾气健旺，生化有源。肌肉强健有力，脾气虚弱，气血生化无权；肌肉失养，则消瘦，大肉尽脱。脾主运化，赖于肾阳之温煦，肾精须赖脾血的滋养，故消瘦、贫血，皆由脾肾亏虚所致。所以晚期癌瘤总的来说是“正虚邪盛，本虚标实”，正虚，以脾肾两脏的亏虚为主。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周岱翰教授开展了对健脾补肾方剂的研究，近几年开展的多项临床研究，如“金水宝对晚期癌症患者免疫功能的影响”“人参注射液对脾虚患者的综合作用”“补肾活血药改善骨髓造血功能”等等，均说明此类药物有调整T细胞亚群功能、提高NK细胞活性、改善巨噬细胞的吞噬功能、提高淋巴细胞转化率、增加体重、改善贫血、改善临床症状等多种作用。周岱翰教授指出，在晚期癌症中，正邪不两立，常常祛邪忌伤正，故手术及放、化疗皆无法进行，患者亦无法承受峻猛有毒中药，而扶正恐养邪，致邪毒得势嚣张。晚期患者正虚邪盛，正邪交错，在机体一派虚象中邪毒肆虐侵凌而导致一系列的并发症和兼症，皆有瘀毒之郁积，此乃“独处藏奸”。在补虚的常法中应注意到邪毒聚结之点而于虚中求实，是为变法。他在长期的医疗实践中，形成了重健脾补肾寓攻于补，治晚期癌瘤虚中求实的治疗特色，为晚期癌瘤的治疗开拓了一条新路。
肿瘤病虽是临床常见病，但以往历代均无专著，亦无专门的肿瘤科，新中国成立后才逐步从外科中分出，对其病因病机、治法的研究才渐渐深入。周岱翰教授在临床实践中立足于创新思维，对中医药治法在肿瘤科领域的应用卓有建树，但不排斥现代医学，提倡中西医结合，不断总结提高，学习和吸取现代科学和现代医学的新知识、新技术，开拓创新，并以此丰富和发展中医肿瘤的理论和治疗方法。在几十年的潜心研究和发展中，逐步形成了独特的学术思路，他还认为，随着现代经济的迅猛发展，环保设施未能及时跟上，化肥、农药、动植物生长素的大量运用，出现了空气、水源环境等污染，人们工作、生活节奏的加快，新的致病微生物的出现等等诱因，使肿瘤发病率不断增高。中医肿瘤学也要与时俱进，不断发展，走现代化之路。他依据岭南的地域、气候特点，现代经济的迅猛发展及居民视食疗养生的特点，特别提倡研究癌症食疗，提出“土健以灌四旁，论治不忘补中”的学术思想，强调辨证配膳等具有中医特色的治癌措施，独辟治癌新途径。近年来，由于生物化学、细胞生物学、分子生物学、分子免疫学等学科的飞速发展及一些新的实验技术的采用，使肿瘤的基础研究得以深入发展。现代医学正从生物医学模式向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转化。周岱翰教授指出，中医药在防治肿瘤方面的特色在于整体的调节，中草药无论在抑制或杀伤肿瘤细胞方面，还是在肿瘤的病后调理，改善症状与体征，减轻放、化疗不良反应方面，均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作用机理是多部位、多环节和多靶点的。这对于发病机理复杂，病情多变的肿瘤防治来说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中医药治癌病灶稳定率较高、生存期较长，具有带瘤生存的特点，并在抗复发转移方面具有潜在优势。单纯局部缓解率作为评定疗效的标准不能完全反映中医药的疗效，他提出将生存质量的评价指标引入到中医肿瘤学领域中，有助于解决中医疗效无法客观评定的问题。目前其承担的“十五”国家科技攻关项目《提高肺癌中位生存期的治疗方案研究》课题中，正积极探索以重视生存期和生存质量、兼顾成本效益原则，适合我国国情的综合治疗方法及其疗效评定标准，并进行系统评估的验证。
中医现代化研究内容的重点之一，就是逐步对某些中医药理论及临床疗效的机理进行现代化的诠释。周岱翰教授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便注重现代医学实验与中医肿瘤临床结合进行研究。如莲花片对原发性肝癌的治疗，清肝消癥丸治疗原发性肝癌的研究，鹤蟾片治疗支气管肺癌，中医药对非小细胞肺癌防治及抗复发的临床与实验研究，中药在肝癌介入治疗中的研究应用等。根据中医肿瘤学的发病特点，建立了多种相关证型的荷瘤动物模型，如阴虚、脾虚、血瘀、痰症、疼痛、急性炎症等的动物模型。针对肝癌恶性度高，病情发展迅猛，癌瘤易侵犯肝内静脉形成癌栓，易发生血道转移及癌瘤的多中心起源等生物学特性，且对现有的放、化疗手段均不敏感等，提倡肝癌的治疗用局部中药介入下加全身服用健脾清肝、祛瘀解毒作用的中药，并应用羟喜树碱（HCPT）作为局部肝动脉的灌注药物，临床应用取得了一定的成效。近年来，周岱翰教授十分重视利用现代基因及蛋白质组织学的方法和技术的优势，基因及蛋白质表达为指标，基因调控改变和功能修饰、蛋白质表达为特点，进行中药复方多环节多靶点调整作用研究，以及通过中草药物的体内外抑杀试验，体外反突变试验，阻断致癌剂诱变等诸方面的实验研究来阐明中草药抗癌的作用机理。他认为，应用现代医学研究阐明祖国医学在防治肿瘤中的作用原理，有力地促进了中医肿瘤学学术与临床水平的提高。周岱翰教授在长期中西医结合的临床实践中，一直积极研究和探索传统中医学的优势所在，致力于在肿瘤治疗的整体或某个环节、某个侧面充分发挥中医的优势，提高中医的临床疗效，使中医与现代医学交相辉映，不断探索中医现代化之路。
（朱华宇；原文载于《中医药学刊》2004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