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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岱翰教授从事肿瘤临床研究三十余载，攻读中医各家学说，认为肿瘤的辨证施治规范形成始于《伤寒杂病论》，如《五脏风寒积聚病脉证并治第十一》曰：“积者，脏病也，终不移；聚者，腑病也，发作有时，辗转痛移。”《呕吐哕下利病脉证治第十七》曰：“朝食暮吐，暮食朝吐，宿谷不化，名曰胃反，脉紧而涩，其病难治。”《伤寒杂病论》是论伤寒而辨杂病，言杂病以明伤寒，开拓了中医辨证论治规范，因此中医肿瘤学的辨证施治也遵循《伤寒杂病论》的法度。在临证时，须灵活变通，治病既不离法，又不为法所拘；且辨证须与辨病结合，辨明病属寒热虚实，病在何脏何腑，属何经脉，而灵活运用六经的辨证方法。如腹腔肿瘤，不论原发或继发的，出现“腹大满不通”“腹胀满”伴呕吐，腹痛，纳谷不下，属胃（肠）燥热津伤而致的痞满燥实证；或“无表里证”，仅为“大难，身微热”，并有“目中不了了，睛不和”的真阴耗竭，目失所养症候。虽前者多为体质壮实者，后者多为年老体虚者，但理化检查均有肠鸣音亢进，腹部B超检查均提示不完全性肠梗殂，病位同在阳明者，均可用大承气汤急下存阴，通腑祛邪，荡涤积滞。再如痰证有湿痰、燥痰、热痰、寒痰、风痰、老痰、痰瘀等，同为肺癌患者，见咳喘、痰涎壅盛、胸胁硬满而痛、大便滞下或稀溏、舌暗淡、苔白厚腻、脉弦滑，属“寒实结胸”者，用三物白散方治疗；若见咳嗽、发热、痰黄黏稠，舌红或暗，苔黄腻，脉滑数，属痰热壅盛，或热结血瘀者，用千金苇茎汤；若肺癌合并有胸水，“喘不得卧”者，用葶苈大枣泻肺汤。因此，深刻领会仲景的六经辨证精神，而不拘泥于表面上属某经某证，是周岱翰教授对《伤寒杂病论》“思病之源，思过半矣”的独到体会。
放射治疗肿瘤组织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照射到一部分正常组织而产生一系列毒副反应，周岱翰教授称之为“放射病”，具有热象偏重，化燥伤阴的病理特点，按照中医理论、病理病机、临床特点而把放射线的中医药属性辨为“火邪”“热毒”，属“温病”范畴。清代名医高锦庭亦曾将温病学说引进到外科领域，在《疡医心得集》中提到：“盖以疡科之证，在上者俱属风温风热，风性上行故也；在下者俱属湿火湿热，水性下趋故也；在中者俱属气郁火郁，气火俱发于中也。”根据“火邪”“热毒”易耗伤津液的特点，若能存得一分津液，便有一分生机，故养阴保津法在肿瘤放射病治疗中贯穿始终。如对放射性皮炎的治疗，宜辛凉宣肺、苦甘养阴，用牛蒡解肌汤加减，外涂碧玉散。放射性口咽炎，宜清热凉血、清心育阴，用清营汤加减。由于口腔溃疡，影响进食，可用五汁饮频频呷吸。放射性肺炎，宜清热养阴、宣肺理气，用沙参麦门冬汤加减，热盛加用竹叶石膏汤。放射性食管炎，宜滋养胃阴，清热保津，用《时病论》的清热保津法。放射性胃炎，宜苦甘化阴，燥湿醒胃，用冬地三黄汤合薛氏五叶芦根汤化裁。放射性肠炎，宜清肠解毒、凉血导滞，用白头翁汤合黄连白芍汤方加减。放射性膀胱炎，宜清泄瘀毒、滋阴利水，用茵陈蒿汤合猪苓汤加减。放射性脑脊髓炎，宜滋肾填精、通络祛瘀，用左归饮合补阳还五汤加减。临床上，还须根据夹痰、夹瘀、气虚、阳虚的情况，综合辨证，以求“阴平阳秘”。
癌症各种治疗手段如手术、放疗、化疗实施，除耗气伤血外，还导致脾胃不和，出现呃逆、呕吐、饮食不下，造成患者形神俱损，大肉尽脱，身体柴瘦。周岱翰教授遵从“脾旺不受邪”学说，认为“养正积自除”是治病根本，临证遣方用药，皆不忘顾护胃气，于疾病之初健脾养胃，能维护正气；至中晚期，虚象已露，甚则虚衰不支，此时健脾养胃，有利于带瘤生存。若投方必以大剂苦寒峻烈霸道之药以期祛邪逐瘤，则有伤脾败胃之虞，结果适得其反，只能收到事倍功半的效果。
顾护胃气，专注饮食调摄，因此在药物辨治的同时，当重视饮食调养。周岱翰教授所著的《癌症的中医饮食调养》一书，便是从营养学和中医营养治疗学的角度，探讨癌症的饮食宜忌，强调饮食营养对于癌瘤调治的重要意义。其核心内容，强调的是辨证配膳。癌症初起，多呈热证、实证；病至晚期，则每每出现气血两虚。术后患者，亦为气血两虚；放疗患者，多见气阴两虚，或阴虚火旺；化疗之中，多为脾胃不和，脾肾两虚。根据食物性味，结合病证的寒热虚实，选用相应的食物，达到辨证配膳的目的。
中医肿瘤学产生于经验医学时代，在殷墟甲骨文上已有“瘤”的病名，宋代以后有了嵒（癌）字，指肿块硬实如山岩，溃破翻花难收口，能烂及五脏的恶疮毒瘤。周岱翰教授立足中医自身的学术优势，感受近代科学发展和中西医学渗透交融，提出中医肿瘤学的学术内涵源于《黄帝内经》《难经》《神农本草经》《伤寒杂病论》，历代各家学说和临床经验奠定了以脏腑经络学说为核心的认病辨证施治原则，其学科内容涉及病因、病机、诊法、治则、认病、辨证、方药、食疗、治未病、康复与抗复发。中医肿瘤学对现代医学与高科技结合的“辨病”之长兼收并蓄，又充分发挥自身的“辨证”优势，形成有鲜明中医特色又涵盖肿瘤相关学科知识的独特的学术体系。
孕育中医肿瘤学的中医药学蕴涵着丰富的哲理，由于中医理论是在自然科学尚不发达的时代逐步形成，在学科分化、症候诊断、疗效评定等的深入精细量化标准上存在不足。从原发性肝癌的临床评价看到，中医药对中晚期肝癌有较好的疗效，可以减轻痛苦、带瘤生存。但是，中医肿瘤学科未能建立适合自身学术优势的疗效标准，套用WHO实体瘤标准评定则变为“无效”，周岱翰教授强调中医药现代化关键在于继承发扬、变通创新，使中医药向定量化、规范化、标准化过渡。如在肝癌研究中，建立“肝郁”“肝火”“肝虚”等症候模型揭示“证”的实质，逐渐走向客观化的定量检测，并与肝脏储备功能程度衔接，对肝癌舌象通过舌诊仪、比色板、图像摄影、病理学、酶学、细胞学、血液流变学等把舌苔、舌质、舌下静脉的变化客观地反映出来；在临床研究中引进循证医学，制定符合中医认病辨证论治诊疗体系的“量体裁衣”的客观疗效评价方案；身体力行，组织全国有关专家，酝酿和编写中医肿瘤疗效标准讨论稿。这些探索和实践，必将促进中医肿瘤学的学科建设和学术发展。
（林丽珠；原文载于《中国肿瘤》2000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