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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代河间人刘完素（约1120—1200），后世又称他为刘河间。刘完素的主要学术思想是“火热论”，强调火热在致病中的重要性。刘完素把火热病证扩大到50多种。他一方面强调“六气（风寒暑湿燥火）皆从火化”，外感病各证多与火热有关；另一方面还强调“五志过极皆为热甚”，即情志过度也可以形成火热邪气等。刘完素对火热病的治疗以清热通利为主，善用寒凉药物，故后世称之为“寒凉派”，对后世温热病的治疗有很大影响。
金代人张从正（字子和）（约1156—1228），主张用汗、吐、下三法以攻邪。由于他大力倡导攻邪，所以被称为“攻邪派”。例如，他认为邪去则正安，所以在攻邪与扶正的关系上，以攻为主；在补与泻的关系上，以泻为主。虽然张从正提出一经致病，即可攻邪，邪去病止，不可妄用补药，但他也并不主张绝对化，对于体质虚弱的人，还是要设法滋补的。
金代人李杲（字东垣）（1180—1251），在脏腑辨证中，尤其强调脾胃对人体生命活动的重要作用，以及脾胃受损对其他脏腑的影响，从而提出了“脾胃论”的学术主张。治疗上，李杲善用温补脾胃之法，后世称之为“补土派”。李杲在其著作《脾胃论》里，着重阐明了脾胃的生理功能，其学术思想的中心是“内伤脾胃，百病由生”，指出饮食不节、劳逸过度和精神刺激都是内伤脾胃的原因。
元代人朱震亨（约1281—1358），家居于丹溪，所以后世称之为朱丹溪。朱丹溪的主要学术思想是相火论和“阳常有余，阴常不足”论。其中，相火之“常”是生理，所以“人非此火不能有生”；相火之“变”是病理，所以“相火妄动，煎熬真阴”。朱丹溪提倡滋阴降火，善用滋阴降火之剂，所以后世称之为“滋阴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