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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1年，夏洛蒂·勃朗特到达位于罗黑德的一所女校。那年她15岁。
对于初次的印象，夏洛蒂的同学这样回忆道：“她看上去像个小老太太，近视得总像在找什么东西，脑袋转来转去地要找到那件东西似的。她非常害羞、紧张不安，说话带有严重的爱尔兰口音。她拿到一本书的时候，就会把头凑上去，直到鼻子都差点碰上书了，要是告诉她抬起头来，她就会把书也举起来，还是凑到鼻子跟前，以至于我们不可能忍住不笑出来。”
而另一位同学则记得，第一次见到夏洛蒂时，所有人都在玩儿，夏洛蒂却独自站在教室窗边，望着外边的雪景哭泣。同学说，夏洛蒂是在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流着泪想家”。
夏洛蒂出生在英国北部一个寒冷、潮湿、荒凉的乡村。父亲是穷牧师，母亲早早去世，留下了六个孩子，一直贫病交加。两个姐姐相继因病去世，夏洛蒂成了家里的大姐，照顾两个妹妹和一个弟弟。由于早期艰苦的生活，夏洛蒂营养不良，以至于身材非常矮小。
在这所学校，同学们以为她很无知，因为她没学过语法，地理也几乎没学过。但是她们很快发现，这个小女孩的阅读能力很强，她知道的事情超出了所有同学接触的范围，“她熟悉我们要记牢的大多数不太长的诗歌片段，还会告诉我们作者是谁，选自哪本诗集，有时还会背诵一两页”。
这些都来自她的家庭教育，尤其是夏洛蒂和弟弟妹妹们的文学共同体。年幼的他们常常一起阅读，一起讨论，一起写戏剧、写诗歌、写小说，甚至一起编杂志。
同学们发现，夏洛蒂习惯写印刷体。夏洛蒂说，这是她和弟弟妹妹们编杂志的时候学会的，他们每个月要出版一本杂志。尽管除了她们自己，没有人阅读过这些杂志。
夏洛蒂不喜欢玩，总是安静地站着或坐着，有时手里捧一本书。她非常关心政治，喜欢画画，而且画得很好。虽然不善交际，但是她善良，因此很受同学欢迎。她还有一个绝招，就是晚上给大家讲故事。她讲的故事常常把同学们吓得魂不附体，一位同学甚至被吓出了心悸的症状。
她讲故事的才能，最终在小说《简·爱》中展露无遗。寄出手稿时，她担心得不到严肃的评价——毕竟，夏洛蒂作为文学爱好者和诗人骚塞通信时，骚塞曾回信说，文学不是妇女的事业，也不应该是妇女的事业——勃朗特三姐妹都为自己取了一个男性化的笔名。
署名柯勒·贝尔的《简·爱》很快在英国文坛引起轰动。当时，夏洛蒂31岁。随后，妹妹艾米莉·勃朗特的《呼啸山庄》和安妮·勃朗特的《艾格尼丝·格雷》也相继出版。人们很好奇，柯勒·贝尔是谁？甚至有人怀疑，这三部著作都出自一人之手。直到夏洛蒂和妹妹下定决心，到达伦敦——这座繁华的都市，文化的中心，人们才知道，《简·爱》的作者是一位来自乡村的女性。
在小说出版之前，由于生活所迫，三姐妹都做过家庭女教师。这份繁重、屈辱的工作，让她们非常痛苦。她们希望可以共同创办一所学校，这样姐妹们就能够生活在一起，共同维系她们的文学共同体，但是，学校无人报名，唯一来访的是税务机关。
小说的出版，尤其是《简·爱》的风行，原本可以改善勃朗特姐妹的经济条件，可惜厄运连连降临，1848年，艾米莉·勃朗特病逝，又过了一年，轮到了安妮·勃朗特，她们去世时分别是30岁和29岁。1855年，夏洛蒂难产去世，当时也不过39岁。
为夏洛蒂写传记的小说家盖斯凯尔夫人说，她见到夏洛蒂时，已经是她人生的后半段了。她描写道，夏洛蒂通常的表情是安静、聪慧地聆听，但是有时候，在某个兴致勃勃或者义愤填膺的场合，夏洛蒂的眼睛里会放出光，好像一盏精神的明灯被点亮，闪耀出光芒。她的双眼和表情如此有力量，以至于压倒了她所有的身体缺陷，比如斜嘴巴和大鼻子。盖斯凯尔夫人说：“她的手脚是我见过的最小的手脚，她的一只手放在我的手里，就像是一只鸟儿轻轻地触碰了我的掌心。”
这就是《简·爱》的作者，夏洛蒂·勃朗特。
一百多年过去了，《简·爱》已成为经典，一代又一代的读者仍在阅读它，它一再被改编为电影、电视剧，使得人们对其中的情节、台词耳熟能详。文学批评家们不断地提出新的解读，1979年，女性主义批评的奠基之作《阁楼上的疯女人》出版，这一书名就来自《简·爱》中的情节。而近年来，印裔批评家斯皮瓦克又从后殖民主义的角度重新分析了《简·爱》。
这就是一部作品的杰出所在，它超越了自己的时代，又包含了如此丰富的角度，因此，在不同的年代，不同的人们，都有可能读到不同的内容。
那么，我们今天阅读《简·爱》，又会读到什么呢？
对我而言，再次阅读《简·爱》，印象最深的并不是那些经典的桥段，比如简和罗彻斯特的爱情；令我触目惊心的，反而是作者对贫穷的深刻描写，以及对平等、尊严的渴求。
一开始，我们就知道，简·爱是个孤儿，她住在舅妈家，常常被表哥欺负。人们时时提醒简，是舅妈在养活她，如果舅妈把她撵出去，她就只好进贫民窟了。这种寄人篱下的感觉，让幼年的她经常自觉矮人一等。
十岁时，简·爱被舅妈送去一所慈善学校。在这所学校里，她和其他学生一样，日常忍受着寒冷、饥饿，喝烧煳的粥，受老师的责罚。受苦不是最痛苦的，简的自尊心很强，非常敏感，当她看到女学生海伦·伯恩丝在众人面前被老师责打、罚站时，她惊讶于海伦的忍耐和宽容，她想：“换作是我，八成会希望地球裂开来，把我吞进去。”
当然，后来她也受罚了。学校的创办人布拉克赫先生当着众人的面说她撒谎，又罚她在凳子上站半个小时。这种耻辱的感觉，让简几乎无法呼吸。
在这种处境中，简对别人的善意、温暖也同样敏感。罚站的时候，海伦·伯恩丝对她笑了一笑，她觉得那就像天使的反光一样。罚站结束后，老师谭波小姐为了安慰简，招待她和海伦吃了一顿茶点，那真是学校经历中最美好的时刻之一。谭波小姐和海伦·伯恩丝谈论着简从来没有听过的事物：古老的民族和古老的时代，遥远的国家，她们看过的书籍。温暖的情感和渊博的知识，不知道哪一样更吸引简，她心里想，她们看的书真多啊！她们让她惊奇，也让她尊敬。
当简到达棘园，成为那里的家庭教师，她第一时间感觉到，费尔法克司太太给了她平等的对待。当她得知费尔法克司太太是管家而不是女主人之后，简想：“我跟她之间的平等地位是真实的，并不是她纡尊降贵的结果。这样反倒好，我的处境更自由了。”
她对平等是如此敏感、如此渴求，所以当贵族太太小姐们聚集在棘园时，对她来说，就成了最难熬的场景之一。贵族小姐们当着简的面议论自己的家庭教师，贬低她们的道德、能力，她们的态度轻辱傲慢，而简·爱待在房间的阴影里，就像消失了一样。不需要太多描写，读者已经能够体会到贵族社会中那令人愤怒的不平等了。也不需要怀疑，这就是作者、家庭女教师夏洛蒂·勃朗特亲身的体会。
在当时的英国社会，家庭女教师是一个庞大的社会群体，她们的地位很微妙，比用人高，又比贵族低。她们处在流动的状态中，有微小的可能实现阶层上升——比如借助婚姻，但更大的可能却是下坠。
简·爱就经历了这样一种不稳定的状态，她几乎要伴随婚姻实现阶层的上升，却得知罗彻斯特已有婚姻，在打击之下，她连夜出走。因为没有带钱，她在村庄之间流浪，再次尝尽饥饿与寒冷。
“饥渴苍白而赤裸地找上我。”小说里写道。她在面包店流连，想找工作换吃的，却被面包店老板娘嫌弃；她敲有钱人家的门，想去做用人，被拒绝了；她想求助牧师，牧师不在家；最终，她放弃了尊严，在农夫那里讨到了一片面包，从一个小女孩那里乞讨将要成为猪食的冷粥。
作者用了一章来描写这段流浪生活，她没有轻易地放过简，让她贫穷无依，虐了一个够。最终，简在一个雨夜长途跋涉，来到了一座山中小屋，她从窗户看进去，明亮、温暖的房间里，有一个年长的女佣，两位文雅、有教养的年轻女性，正在学习德语。这让人联想到在学校时谭波小姐和海伦交谈的场景，讨论知识的女性吸引了简。也许是直觉，也许是有意为之，简觉得，她有可能会在这里得救，只要她能见到那两位年轻的女性。最后读者会发现，她们的确是简的同类，两位贫穷、善良的家庭女教师。
批评家特里·伊格尔顿曾写道：“勃朗特姐妹是转型期人物，她们以作家身份出现于18—19世纪之交，此时伟大的浪漫主义时代已接近尾声，而英国工业资本主义时代即将开始，在工业革命初期，并不单纯是关乎纺织厂、乡村圈地运动、饥荒和阶级斗争的问题，而是关乎一种全新感受方式的形成，这种感受方式正适合初步走向全面城市化的英国社会。人们需要学习新的规训和感觉习惯，新的时间节奏和空间组织，新的压抑、顺从和自我形塑的形式。一种全新的人类主体性模式正在形成，他们就像夏洛蒂·勃朗特小说中发生自我分裂的主人公一样，既志向满满又挫折不断，既孤立无着又聪明自立。”
夏洛蒂·勃朗特努力表现的，不仅是工业革命初期的全新人类，也是一个新旧交替中的女性成长史。简·爱是一个孤女，她没有来由，从原有的社会秩序中分解出来，独自在不同的社会阶层之间流浪，时而温顺，时而叛逆，有时妥协，有时勇敢地斗争，应对着一个又一个困境。当她在荒原居中辨认出自己的同类，终于获得了难得的宁静与幸福，只是，这个小小的环境是短暂的，不稳定的，风雨飘摇的，她仍要在漂泊中苦苦确认自己的位置。
当简应圣约翰的邀请，成为乡村女子学校的老师，教穷人的女孩缝纫、阅读、计算，她说：“这些衣着鄙俗的小农家女跟那些出身高贵的世族后裔一样，都是血肉之躯。因此，本质上的卓越、优雅、聪颖、善心这些珍宝也可能存在她们心中，就跟那些出身最高贵的人一样。”
这时她对平等的渴求，已经足够赋予他人，因此当她得到叔叔的遗产后，她把这些分成四份，平分给了自己的表亲，也就顺理成章了。
在对简·爱的解读中，通常人们会看到，作为一个女性，她从传统社会中走出，变得独立、强大——这几乎已是今天的常识，而简·爱在成长中逐渐产生的朴素的平等主义，与作者同时代出现的劳工运动、平等思想，却往往被忽视了。
几年前，在一次家族旅行中，我见到了一位表姐。在我的众多表姐里面，她和我年龄最相近，曾经一起玩耍，我一直记得，她个子很高，常见她在中学的篮球场上奔跑。多年过去，表姐早已定居在一座油田城市，儿子上了大学，遗传她的基因，居然有一米九之高。
家族旅行，总是很多人一起，七嘴八舌，但在去餐厅的路上，表姐和我并排走着，好像想说点什么。她步子很大，我们很快把所有人都抛在了后面。然后，她问我：“你记不记得你曾经借给我一本书？”
“什么书？”
“《简·爱》。”
“啊……是吗？”我是真的不记得了，我只记得那是一个文化贫瘠、书总也不够读的青春时代，每天放学后，我都徘徊在新华书店和邮政报刊亭，等待着新书、新杂志的到来。而这些年，是图像时代覆盖了文字时代，我已经不确定印象里的情节、对话是出自小说，还是出自屡次改编的影视剧。由此，我也一直不确定自己是否读过《简·爱》，直到这时。
表姐说：“当时你还问了我一个问题，你还记得吗？”
不用说，我什么都不记得了。
“你问我，这个世界上真的有心灵感应吗？”
马路宽阔干净，两边都是柳树，柳叶上有抹不去的沙尘。那是一个人工建成的城市，所有人都是移民，地底的石油让城市有足够的底气，依照想象在戈壁滩上建起这座城市。但对话中的我，却恨不得钻进柳树下，钻进渐渐干涸的油田——原来我曾经问过如此矫情、令人尴尬的问题。
表姐继续说：“那本书我看了好多遍，现在都还留着。我就想，天哪，那时候你才上初中，怎么会问这样的问题……”
说到这里，餐厅到了，表姐回头招呼大家。对话结束了，但它一直留在我的心里，每次想起，就有点汗颜，也有点好奇。“心灵感应”，到底我为什么提出这样的问题？
再读《简·爱》，我终于明白了，那个奇怪的问题就来自小说。那是小说的尾声，简和罗彻斯特实现了一次超现实的沟通，他们各居一地，却能够听见对方的呼唤，这次隔空的呼唤，促成了简和罗彻斯特的重逢。
在哥特罗曼史里，这不算特别奇怪的情节，但是对于少年的我而言，这个情节成了最大的疑问。仔细回想，与其说它使我震撼于爱情的神秘与强大，倒不如说，它冲击了唯物主义教育中长大的我。“这个世界上真的有心灵感应吗？”
当时阅读的文学经典，我并非全都忘记了，印象更深，也更喜爱的是简·奥斯汀的《傲慢与偏见》，它更接近中国传统美学，雍容、含蓄、幽默、世事洞明（像《红楼梦》）。而《简·爱》的情感是如此澎湃、强烈，人物总是自相矛盾，简时而柔顺，时而叛逆，令人困惑，而书中的宗教情绪又是如此浓重，总而言之，它很陌生，它令我将信将疑。
与灵异事件同样难以理解的，是简的两段爱情。一段是罗彻斯特，在那个天神一般的出场中，简看到了罗彻斯特，“中等身材，颇为宽阔的肩膀。他面容黝黑、五官严肃，忧郁的额头，他的眼睛和紧蹙的眉头流露出愤怒与挫败感”。他并不英俊，也不年轻，不温柔，不像言情小说中的经典男主角，而且，所谓的“男子气概”和贵族地位使他很霸道，简也经常称他为“我的主人”，这样的恋爱关系，实在不理想。
男二号圣约翰，从外表来看，倒是一个合适的恋爱对象，“他很年轻，也许介于二十八到三十之间，又高又瘦。他的脸很引人注目，很有希腊风格，轮廓简洁，笔直的古典鼻梁，雅典风格的嘴巴与下颌。……他的眼睛又大又蓝，有褐色的睫毛；额头很高，色泽有如象牙，披着一绺绺不经意滑落的淡色鬈发”。可惜，这位美男子是一位严厉、苛刻的传教士，决心把生命奉献给宗教事业。他观察了简几个月，看到她慷慨无私、柔顺忍耐，他认为，这些美德表明了简是他的理想伴侣，他们可以共同为宗教献身。而婚姻，就是把简变成他的一部分，他的宗教理想的一部分。简非常尊敬圣约翰，圣约翰的容貌、德行都很有吸引力，但是她预见到，作为他的妻子，将会受到身体和心灵的双重禁锢。
与此相比，罗彻斯特的爱情显然“人性”得多，但是，对于早已解放了的现代女性来说，这位初代“霸道总裁”谈不上多有魅力，罗彻斯特和简的爱情，就像深夜的呼唤一样，十分神秘，难以解释。
这大概就是《简·爱》给少年时代的我带来的疑问。
可是，从“平等”的角度再看简·爱和罗彻斯特的爱情，似乎就容易理解了。这好像是作者透过爱情、婚姻关系，来想象关于平等最深刻、最极致的层次。就像简·爱那段著名的宣言：
“就因为我没钱没地位，长相平凡，个子矮小，我就没有灵魂，也没有感觉吗？你想错了！我的灵魂跟你一样活跃，情感跟你一样充沛！假使上帝赐予我些许美貌和财富，我就会让你尝尝跟我分别时那份难分难舍的痛苦，就像我现在必须离开你一样。现在我不是依据习俗、传统观念在跟你谈话，更不是通过这具凡人躯体，现在是我的灵魂在对你的灵魂说话，就好像我们的灵魂都通过坟墓，平等地站在上帝脚跟前，我们原本就平等！”
当贵族罗彻斯特爱上女家庭教师简·爱，简也爱上了他，但她总有一份不安，即使灵魂平等，但他们的现实地位绝不平等，由于自己的贫穷和相貌普通，由于女性的地位低微，她总是担心自己会变成罗彻斯特的玩物。对于一个四处流浪、找寻自己生活的女性而言，婚姻固然是一份诱惑，却也是一个危险。
在《阁楼上的疯女人》中，学者桑德拉·吉尔伯特和苏珊·古芭注意到了罗彻斯特发疯的妻子贝莎。她们将她看作简的镜像，一个是自由的女性，一个是困在婚姻中的女性。由此，读者可以理解为，简对婚姻的恐惧外化为发疯的贝莎，因此婚礼中断了。这固然使简十分悲伤，但也是一个如释重负的转折。
当简再次回来时，已经发生了很多事。首先，贝莎在棘园的大火中去世，她和罗彻斯特婚姻的障碍消失了。可是，仅有这点是不够的，另外两点同样至关重要。一方面，简获得了一份遗产，她的阶层上升了；另一方面，罗彻斯特在大火中断了一只手，瞎了双眼。他们在财产、容貌和权力关系上，真的平等了。简在这段关系中，终于有了掌控的感觉。
于是，这个“初代霸道总裁爱上我”的故事，就是贫穷的女家庭教师夏洛蒂·勃朗特做的一个白日梦：在那个绝对不平等的时代，想象一种平等的关系。想象，是一种勇敢的追索，而现实总是令人痛苦的，在那个潮湿、荒凉的乡村，夏洛蒂·勃朗特试图在想象中跨越这道深深的鸿沟。
从英国北部的乡村回到中国北部的乡村。我记得有一年暑假，也许就是阅读《简·爱》的那段时间，我去表姐家里玩。夏天农村的苍蝇出奇地多，表姐在凉水中掺了花露水，细细地洒在地上。
当时，我慷慨激昂地谈起男女平等问题，和简·爱一样，我也对不平等非常敏感。表姐的声音里却有真实的困惑，她说：“可是农村里没有男孩，真的会被欺负的啊。”
我的面前似乎一下子出现了想象中的平等与现实困境之间巨大的鸿沟，我哑口无言，不知如何回答。这样的鸿沟，多少年来，始终未曾跨越。
不知道一个中国北方农村的女中学生，是如何阅读那个19世纪英国女家庭教师的故事？以什么样的心情翻看了无数遍？下一次，我想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