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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很高兴本书中文版的面世。2018年初版的英文版已得到广泛阅读和引用。基于中国在本书分析中的中心位置，作者们希望本书在中国也能引起讨论。
金砖国家俱乐部（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自2010年12月起还有南非）是2006年作为主权国家的一个多边组织建立的，当时这些国家的相对能力和重要性都在上升中。尽管有其他著述比较了各成员国家的国内状况，本书独一无二的焦点是金砖国家在全球谈判中的 集体 存在。
金砖集团的成功使观察家们感到吃惊。自1990年冷战终结以来，还没有团结一致的非西方强国集团能够挑战美国或七国集团（G7）成熟资本主义民主国家的霸权。金砖国家为全球金融治理中的新兴经济体提供了一个统一的声音。它们也在新兴大国中率先运用了“集体金融治略”（collective financial statecraft），即一个主权国家集团协调地运用它们对金融市场、制度和行为体的影响力以支持其更大的对外政策目标。尽管它们的规模、力量能力、国内政治体制和所处地理区域有很大不同，金砖国家是以相对团结一致的联盟而行动的。
金砖国家俱乐部于2008年开始发挥作用，当时全球金融危机自美国发端正扩大到整个世界。直到那时之前，美国一直试图保持其在自由国际秩序中的主导地位，在这一秩序中，各新兴大国安身于多边经济机制中如布雷顿森林机构和国际市场。
当全球金融危机表明美国既非无所不能也非保证国际经济秩序的可靠管家时，金砖国家开始质疑布雷顿森林秩序正在“丧失正当性和有效性”。
全球金融危机导致金砖国家寻求久已拖延的治理改革，以及反映它们作为经济强国和债权人地位的高桌席位。它们寻求把权力再分配给一些新机构，比如从G7到更有包容性的G20，以提升其在主要全球规则制定者中的地位。本书表明，看到美国的弱点和西方的相对衰落后，金砖国家尤其是中国从2015年起也开始试验平行的国际金融机构，诸如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NDB）和中国发起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在全都经历了这一过程后，金砖国家在现行国际秩序中坚持一种“温和修正主义”的战略。这一战略将降低既有大国反冲的成本，保持其民主和政权的多样联盟不受影响。同时，所有金砖经济体都在增长，中国尤其快速，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已于2014年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2013年即已成为最大贸易国。
尽管有折中的国内政治原因支持金砖国家集团在本书所勾画的五国中实施的项目，导致这一集团成功兴起的两个条件在2017年后仍然有效。首先，有利于这些新兴大国的相对物质能力转移在继续。到2019年，金砖国家以购买力平价计算的GDP总和达到全球经济总量的33%，而G7国家只占到29.7%。 [1] 其次，金砖国家俱乐部的发起者、五国中始终最愿意为金砖国家峰会及其相关会议提供组织成本的国家，即俄罗斯，仍是这一集团热情的促进者，并为他国提供了集体物品。虽然如此，还是存在两条理由，令人怀疑金砖国家未来是否仍将像它们在2008年至21世纪第二个十年中期之间这么活跃并具有集体影响。
第一个重要变化是五国中的四国已有新的领导人，这在中国、印度和巴西对金砖国家集团内的一致性影响最大。习近平主席聚焦于着重基础设施建设的“一带一路”倡议，作为对全球南方的标志性展开。在印度，高调民族主义和印度教的人民党在2014年取代了由世俗和中左的国大党领导的联盟，而莫迪总理对中国与巴基斯坦日益紧密的关系有所批评。在巴西，2016年年中对中左翼罗塞夫总统的弹劾导致了2018年1月右翼民族主义者博索纳罗宣誓就任总统，他的政府并不把金砖合作放在优先位置上。而南非新领导人拉马福萨总统像金砖国家内的前任们一样，代表了非洲人国民大会，仍热心于深化与其他金砖国家尤其是中国的关系。
第二个转变是俄罗斯、巴西和南非，尤其是前两国，从全球金融危机中很快恢复过来后，经历了数年增速放缓到负增长。实际上，中国经济占全球总量的19.3%，印度占8%，其他三国加起来只占6.1%。除非这三国能恢复经济增长，否则它们成为中国和印度这两个巨人的经济政治伙伴的愿望将大打折扣。
然而，即使在这些变化之下，本书所强调的金融治略和金融力量的重要性依然有效。美国在货币和金融秩序中的结构性支配地位还在继续。美元仍是世界主要储备和交易货币；美国政府在传统国际金融机构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内继续掌控最高份额；美国还支配着全球金融网络。 [2] 在唐纳德·特朗普总统治下，美国继续运用其金融网络性权力把额外或扩大了的各种制裁强加于俄罗斯、伊朗、朝鲜和委内瑞拉，即便有违与它关系密切的盟友的意愿。
作为回应，金砖国家继续参与集体金融治略，它们都反感对其自主性和国家主权的侵害。对美国针对其目标运用支配性金融权力的回应，是它们集体金融治略背后的驱动力。这一关切大大超过了金砖国家对于布雷顿森林机构中的配额及其他治理改革的要求。当霸主国倒转优先顺序，从提供集体物品转向把金融和市场机制当作武器，转向胁迫和惩罚反对者的时候，这些目标国竭力限制其易受攻击性，寻求对冲机制保卫自己独立行动的自主性和范围。
简言之，最初导致四个（然后五个）金砖国家相互合作的许多动力并未改变。每一国都寻求更大的国际角色，俄罗斯、印度、巴西和南非都欣赏在一个有中国在内的专属集团中作为成员的声望，而当下，美国仍保持着金融和货币霸权。在不同程度上，五国都对美国持续的支配地位不满。最后，尽管潜在能力的转变方向表明了美国能力的逐步衰退，但当前没有哪个金砖国家希望看到美元或美国货币领导地位的戏剧性滑落，那将扰乱全球货币和金融秩序，它们也都将深受其害。长期而言，它们偏好未来美元和美国受到约束，而它们则有更大的自由纵横捭阖。
当一个衰落中的霸权国家和一个崛起中的新兴大国各种能力逐渐接近时，全球国家间体系中的某些结构性规则就起作用了。尽管竞争性的大国政治限于偶然的合作和大国战争的两端内，这一动力学主要是在相对获益或相对损失域中运作，其中涉及地位争斗、关系权力以及力量平衡的转变。当大国竞争成为国家政策的驱动力时，它很可能以两种重要方式塑造对外政策。
首先，由两个大国主导的大国竞争使敌友之分更为鲜明，推动他方在国内和国际的政治、安全和经济领域中选边站队。自2017年来，在唐纳德·特朗普总统任内这些趋势又加剧了，特朗普政府质疑国际秩序的各个方面，指责中国违反规则，他依然拥抱了被认为坚持“美国优先”的民族主义和保护主义措施。特朗普政府宣布，吸收潜在对手如中国和俄罗斯进入一个开放和大体上自由的国际秩序失败了。2017年12月，特朗普政府公布了新的《国家安全战略》，宣布美国重新进入了一个大国竞争时代，其中中俄“想塑造一个与美国价值观和利益对立的世界”。
美国在苏联解体后第一次重新聚焦其战略优先顺序，2018年又公布了一个新的《国家防务战略》，它宣称“对美国繁荣和安全的中心挑战……是由于‘修正主义’大国而重新出现的长期战略竞争”。
2019年，国家情报总监评估声称中俄的“联手超过1950年代中期以来的任何时候”。
中国也拥抱了雄心勃勃的大国战略。这一新战略最初是建立在“平等大国”的前提下，然后是更为雄心勃勃的倡议——包括《中国制造2025》计划以支持自主创新，使中国在高附加值部门能够自足，建立“自主、可控、安全和有效”的供应链。目标还包括到2035年实现军事现代化以及到2049年建成一流的军队。正如本书所讨论的，中国防御性地寻求确立可供选择的手段以挫败美国最锋利的剑，即美国的经济制裁和采取行动将对手关闭于以美元计价的金融体系之外。像俄罗斯一样，中国也运用经济手段阻挠不希望看到的国际行动，引导合作，比如获取对地区贸易伙伴的杠杆。然而到目前为止，中国还是比过去的崛起大国更“不愿冒险”和“不那么好战”。 [4]
美中对峙（以及美俄紧张）的升温已将其他国家置于尴尬的境地，它们想跟双方都保持良好关系。一个显著的案例是，特朗普政府发动了一场全球性战役阻挠电信巨头华为建设5G网络，威胁不跟与中国技术企业有来往的政府分享情报。到目前为止，只有四个与美国关系密切的盟国决定明确禁止，并从其移动网络中移除该公司的产品。2018年，加拿大接受美国的要求，在温哥华逮捕了一位华为高管，她被指控违反了美国对伊朗的金融制裁。美国的盟国，同时也是俄罗斯天然气出口的大主顾德国，也发现自己困于其中，其他欧洲盟国亦然，它们竭力维护伊朗核协议。金砖国家中，巴西支持美国对委内瑞拉的经济制裁，而作为委内瑞拉重要债权人的中俄都表示反对。
其次，大国竞争加强了民族主义和保护主义联盟，提升了国家安全问题相对于经济和提高福祉议程的突出地位。甚至在大流行病全球暴发之前，安全和贸易关切就已日益混在一起，进一步加强了保护主义。在这种条件下，两用技术和制造业供应链更可能被认为是易受攻击的关联而非提高市场效率的机制。当国内政治驱动地缘政治竞争时，它可以产生如安全困境那样的负反馈环，提高冲突的可能性。 [5] 比如，当前中国就是一个初始联盟的目标，该联盟包括华盛顿政治和经济鹰派、军事工业家们以及煤钢等试图使美国经济与中国脱钩的产业。对制造业进口的限制和民族主义在中国的升温加剧了与美国、欧洲、日本和韩国的贸易紧张状态。美国的一个抵消因素是曾经支持保护主义的生产商们（如汽车产业），现在并非在中间产品上依赖中国，而在于后者是世界上最大的消费市场。
除了大国竞争外，金砖国家还受到第二种大逻辑的冲击，这个逻辑是根据不同原则运作、诱导不同行动的。这就是多极兴起的逻辑。本书解释了全球力量的扩散如何导致了多极的兴起和对无限制的美国首要地位的反感，特别是华盛顿不时威胁实施金融制裁以摧毁对手的经济。这些发展并不自动地弹回而有利于中国或其他竞争对手。对金砖国家俱乐部，以及对别的首要俱乐部如G7和G20的挑战，是在这些权力转移中管理多边和制度化的合作。重要的是，多极逻辑至少产生着三种相反的倾向，能够缓解大国竞争，并在这里所描述的大多具有韧性和制度化的国际秩序中创造合作机会。
首先，本书表明了中国及其他金砖国家在很大程度上试图影响和适应现有国际制度，而非推翻现行治理秩序和经济秩序。作为世界前两大经济体之一和主要贸易国，中国自然希望成为有影响的规则制定者之一，而不满任何阻挠它上升到领导地位的企图，尤其是有证据表明它在很多领域都是负责任的利益相关方。当它在西方主导的组织中被挡住去路时，中国愿意并有能力认捐平行机构，诸如亚投行。像其他大国（尤其美国）一样，当中国试图在现行规则之外运作时会惹恼别人，但当它促进相互获益的合作性努力时，尤其是在多边情境下，会取得更大的成功。它的金砖国家伙伴和亚洲的地区玩家都想知道中国是否会做得更多以提供全球公共产品，以及如果它建立起清晰的地区领导力时是否会致力于公开而稳定的秩序。
其次，与大国竞争下的环境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多极的兴起刺激了其他主要玩家（包括美国的盟友和伙伴），两面下注并在那些安排有损它们别的利益时，扛住不被迫进入严格的制衡机制而反对与之竞争的大国。例如，美国的盟国在经由与美结盟获得军事安全，以及继续与中俄或其他反美国家（如伊朗）的商业往来而获得经济利益之间，面临各种利弊权衡。因而2019年，欧盟给中国贴的标签是“一个追求技术领导地位的经济竞争者和一个推展可供选择的治理模式的体系性对手”。
这一发现比美国各委员会发布的多份报告、情报简报和智库评估更为有限和克制。
多数美国盟国继续寻求与中国交往，而非与这一重要伙伴脱钩。
第三，多极世界中的行动者可能在具有波动伙伴和联盟的多个棋局上运作。例如，日本复活了TPP，为未来某位美国总统重新加入打开大门。与此同时，东京支持美国和欧盟对俄罗斯的次级制裁，但在执行上仍两面下注，并对克里姆林宫采取主动行动以推进其自身利益。同样，德国重视中国作为主要贸易伙伴的价值，并通过绕过不满的北约盟国和伙伴直接进口俄天然气而确保其部分能源需求。最引人注目的是，即使特朗普政府对中国发起贸易战，多数美国公司仍致力于同中国做生意，因为它是世界上最好的消费市场之一。
这些相互抵消的逻辑是如何影响金砖国家的？大国竞争的第一逻辑缩小了像金砖国家集团那样的外交和经济俱乐部的空间。然而，很多东西有赖于金砖国家的国内政治情境。有支持性的政治，如中国这一重要案例中，拥抱金砖国家是其持续成功绝对必要的条件，也有巴西那样从左翼领导人转变为右翼民族主义者，比如特朗普的支持者博索纳罗总统——这削弱了金砖国家集团的突出地位和团结一致。相比之下，多边主义和多极兴起这个第二逻辑会潜在地扩大金砖国家的机会范围以纵横捭阖。无须说，这一结果假定中俄寻求的是缓解而非加剧大国竞争。
再往前，金砖国家集团将不得不在以下两者之间折冲，一是大国竞争，涉及两大金砖国家反对当下的霸权国，另一则是丧失金砖国家黏合剂的风险，甚至由于多边主义在兴起中的多极国际舞台上紧绷而碎片化。正如本书所表明的，中国的经济支配地位推动了金砖国家合作。中国的经济力量比其他四国加起来还要大，其战略和偏好可能对金砖国家集团的未来存在和国际关系产生特大影响。
在各国面临大国竞争的多极格局中，金融治略已成为一个有效的工具。自本书英文版出版后，中国的经济能力依然在增强，其领导层继续努力应对金融治理挑战，有时候单独但很多时候是在金砖国家框架内进行。
中国最近的金融治略最突出的特征是随“一带一路”倡议而来的。至2020年，“一带一路”倡议纳入了中亚、南亚、东南亚和欧洲的70多个国家。
“一带一路”支持了中国的大战略。一方面，投资的推进有助于解决该国的国内经济问题。
[6]
另一方面，“一带一路”可以在国外推广可供选择的观念和规范，并建立一个议价联盟以重塑全球治理。
[7]
它在中国的互联互通超越亚洲之际也扩大了中国经济治略的选项。然而，世界对“一带一路”的评价并不一致。世界银行关于“一带一路”的报告概括了某些关切，称“一带一路”基础设施投资经常未能支持接受国的政策优先顺序，导致这些国家在贸易（30%）和外国直接投资（70%）中表现不佳。
[8]
除此之外，随扩张性“一带一路”投资而来的外债积累已成为接受国金融和政治风险的主要来源。
[9]
结果是，2019年4月召开的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峰会对“一带一路”的债务可持续性表达了关切。这是日本政府在2019年6月G20大阪峰会上提出“高质量基础设施投资原则”建议的背景。
中国领导人同意了这些原则，并清楚地表明他们愿意把“一带一路”转化为支持高质量基础设施投资，并符合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
正如本书中讨论的，亚投行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代表了国际关系学者所称的“外部选项”，中国及金砖国家据此为崛起大国在全球制度秩序中发挥领导作用打开机会之窗。亚投行自2016年正式开张后，其成员已扩大到102个国家和地区，截至2020年4月已批准了对数十个国家和地区68个项目的资金支持。
迄今为止，亚投行与其他多边开发银行密切合作，签订了无数谅解备忘录，与亚洲开发银行和世界银行共同融资和合作。亚投行从三大全球评级机构（标准普尔、惠誉和穆迪）获得了3A评级。围绕COVID-19的全球卫生紧急状态也激发了亚投行将其使命扩大到公共卫生基础设施，它于2020年4月宣布了一笔新的50亿美元的资金投入。
相比之下，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并未在最初五个金砖国家基础上扩大成员，而是把可持续基础设施开发继续放在新开发银行资助项目的中心位置。
尽管如此，新开发银行也在中国的银行间债券市场上发行了三年期的“抗击新冠病毒债券”。
中国和金砖国家集团也通过在现有全球金融机构内合作促进改革而追求“内部选项”。当2019年格奥尔基耶娃被提名出任新的IMF总裁时，金砖国家没有发表任何联合声明，尽管她将是出任这一要职的第一个东欧国家公民。中国的声明只是强调了它的观点，即IMF应“提高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
当世行和IMF开始面临COVID-19挑战时，中国通过向救助基金捐资支持了它们的努力，中国领导人呼吁在G20框架下采取行动，令人想起它对全球金融危机的反应。
尽管它不是巴黎俱乐部的成员，中国加入了G20的暂停还债计划，停止本金和利息偿还至少到2020年。此外，中国允诺为IMF的灾难遏制和救助信托基金捐资，这一信托基金是在2020年4月中通过的，为25个受影响最大的低收入国家提供约5亿美元的即时债务救助。
在上面讨论的美元支配地位和反对美国强使金融力量这一领域，中国已取得稳步进展。自从2016年10月人民币纳入IMF特别提款权篮子以来，人民币国际化继续有所进展。人民币以储备货币形式作为价值储存的使用仍处于低位，2019年第四季度时低于2%，对美元的汇率波动影响了人民币的广泛使用。
比较起来，正如本书表明的，中国13万亿美元的债券市场为世界第二大，是一个比现有大国的市场更为有利的选项，也比大多数其他新兴债务市场要稳定。像俄罗斯一样——自2018年以来它把外汇储备中美元的比重几乎削减了一半，把美国国债从1 000亿美元减少到100亿美元——中国鉴于美元资产易受美国行动的影响，日益将其所持的美元资产多样化。2019年6月它们占中国外汇储备总额的58%——从2005年的79%降了下来——也低于国际平均的美元储备占62%的水平。
[10]
与此同时，中国的货币权威继续扩大着对别国的吸引，在贸易中使用本国货币，给人民币离岸金融中心提供便利。中国不仅与欧洲国家合作，允许它们进入合格的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配额和货币互换，而且中国还通过增加其所持欧元和欧洲国家发行的主权债券，对它们的支持给以互惠酬报。
[11]
中国的人民币国际化努力也支持了国内经济改革。尽管主要是象征性的，人民币纳入特别提款权篮子帮助中国采取更多步骤进行金融改革。
[12]
中国人民银行（PBOC）的改革者们表达其政策论述时，在“一带一路”背景下促进由市场驱动的人民币国际化和使人民币成为一种顶尖全球货币这一雄心变得更为容易了。
也许更为重要的是，鉴于中国将需要一个开放的资本账户和法律体系以成为储备货币，它已经在建设其他工具以更具有自主性并抵御美国最为锋利的治外金融之剑。因此，北京对开发诸如数字货币、区块链技术和中国的平行国际支付系统表现出了兴趣。在建立数字货币研究所六年后，中国人民银行于2020年4月为其数字货币引入了一个引航项目，在主要央行中是首家。中国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金融技术（金融科技）体系的领袖，由阿里巴巴子公司蚂蚁金服的阿里支付和腾讯的微信支付主导。2019年10月，中国政府宣布也将努力聚焦区块链技术。根据中国央行的研究，一个政府数字支付系统将有助于打击洗钱、赌博和恐怖主义融资，还不包括提高金融系统的交易效率。显然向数字货币过渡将会减少各国受金融制裁的影响，降低对美元清算系统的依赖。 [13]
对付金砖国家所认为的美国滥用金融和货币火力的其他金融安排已表明了进一步的发展。中国人民银行于2015年10月启动了中国的支付系统，即跨境银行间支付系统（CIPS），以填平中国国家高级支付系统与环球同业银行金融电讯协会（SWIFT）系统之间的鸿沟。到2019年中，有89个国家的数百家银行加入，2018年CIPS处理了26万亿元（3.77万亿美元）的支付。
CIPS的主要用户是暴露于美国金融制裁的国家如俄罗斯和土耳其，以及在“一带一路”框架下接受中国基础设施投资的非洲国家。在2019年金砖国家峰会期间，五个金砖国家支持了一个计划以建立一个“反制裁国际支付系统”，并讨论了在该集团内开发一种秘密支付货币的选项。
[14]
与此有关，金砖国家的“共同社会目标”驱动它们投资建立一个信用评级机构。 [15] 自2020年3月以来，为应对新冠疫情，中俄还在建立一个联盟——与古巴、伊朗、尼加拉瓜、朝鲜、叙利亚和委内瑞拉一起——以寻求美国放松金融制裁，为此而共同致信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
到2020年，中国毫无疑问是一个大国，世界前两大经济体之一，这已经没有任何疑问了。它的崛起改变了由美国和现行大国领导建立的秩序。美国鼓励所有金砖国家融入世界经济，尤其是支持邓小平极为成功地为中国制定的“改革开放”战略。作为这一过程的一部分，中俄加入（或再加入）了布雷顿森林秩序。当这些新兴大国崛起后，现行大国经常抵制领导作用分享。尽管中国和其他金砖国家从未想要抛弃全球治理秩序，中国仍声称有自己的规则制定权力，作为崛起中的大国这是自然的，并借助外部选项获得地区和全球影响力。
竞争性大国政治的回归使现有的中国和金砖国家模式复杂化了，但并未使它不可行。再往前走，中国不需要依赖金砖集团，但金砖集团对北京的国际战略仍有作用。中国继续表明在它认为重要的问题上有金融治略的领导作用，但像历史上的其他大国一样，有时候它的行为也好像它有权力重写或重新解释全球规范和规则，以相对于他国更有利。
本书的末章论述了金砖国家集团若能回到最初的原则，该集团未来的成功将更有可能。最初使金砖国家走到一起的原因在于它们是世界上最大的、增长迅速的经济体，意欲在塑造国际关系中发挥更大作用。从吉姆·奥尼尔（当时是高盛的首席经济学家）到劳伦斯·萨默斯的杰出精英人士，承认金砖国家政府应成为顶尖国际政策制定者中的组成部分。然而，甚至在2020年初全球疫情暴发之前，多数金砖国家经济体都在经历增速放缓，若非经济停滞的话。确保它们持续的国际影响力要求金砖国家在利用了易得的增长来源后提高生产率，避开中等收入陷阱。这一研究支持了社会科学家们的发现，即如果它们未能调整其制度水平以适应每一个阶段的发展，各国在每一个发展水平上都存在风险，跌入一个低增长均衡。对制度水平持续改进的需要不仅适用于中低收入国家，也适用于顶尖的经济体如中国和美国。 [16]
就金砖国家在完成困难的国内改革任务时显示领导作用的程度而言，它也抬升了其声望、可信度和影响力。世界面临紧迫的多种全球性挑战——从传染病到气候变化到贫困及核扩散，如果大国的领导人能抵制过分的单边主义和重商主义，表明在增强多边机构方面的领导作用，这些问题就能获得最佳的解决办法，这些多边机构实际上有助于建设一个更可持续的未来。鉴于未来充满了各种风险和不确定性，本书的作者们为邓小平在面对需要“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时实行的路径点赞。如果它们决定坚毅前行，金砖国家和中国是大有前途的。
2020年4月
[1] 除非专门说明，经济增长数据来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世界经济展望》（ World Economic Outlook， Washington，D.C.：IMF，October，2019）。
[2] 然而，美国已不再是净债权大国。现在美国是最大的债务国，而今日最大的债权国，根据所拥有的外国净资产（净国际投资地位即NIIP），是日本、德国和中国。关于各国的国际货币和金融力量的不同面向，见Leslie Elliott Armijo，Daniel C. Tirone and Hyoung-kyu Chey，“The Monetary and Financial Powers of States：Theory，Dataset，and Observations on the Trajectory of American Dominance，” New Political Economy 25，no. 2（2020），174-194。
[3] 进一步的发展，见Cynthia Roberts，“The BRICS in the Era of Renewed Great Power Competition，” Strategic Analysis 43，no. 6 (2019)：1-18。
[4] Ketian Zhang, “Cautious Bully: Reputation, Resolve, and Beijing's Use of Coercion in the South China Sea,” International Security 44: 1 (Summer 2019): 157; Alastair Iain Johnston, “How New and Assertive Is China's New Assertivenes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37, No. 4 (Spring 2013): 7-48.
[5] Dale C. Copeland,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and War .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4; David A. Lake, “Economic openness and great power competition: Lessons for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11, no. 3 (2018): 237-270.
[6] Kevin G. Cai, “The One Belt One Road and the 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 Beijing's New Strategy of Geoeconomics and Geopolitics,”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27 no. 114 (2018): 831-847.
[7] Weifeng Zhou, and Mario Esteban, “Beyond Balancing: China's Approach towards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27 no. 112 (2018): 487-501.
[8] World Bank, Belt and Road Economics: Opportunities and Risks of Transport Corridors .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2019), https://openknowledge.worldbank.org/bitstream/handle/10986/31878/9781464813924.pdf.
[9] World Bank, Belt and Road Economics , Chapter 4.
[10] “Dethroning the Dollar,” The Economist , January 18, 2020; Cynthia Roberts, “Avoid Allowing Opponents to ‘Beat America at its Own Game’: Ensuring US Financial and Currency Power,”in Chinese Strategic Intentions: A Deep Dive into China's Worldwide Activities (SMA White Paper, 2019), chapter 23; and Orange Wang and Zhou Xin, “Coronavirus sparks US dollar dilemma for China as Federal Reserve ramps up easing,”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March 26, 2020.
[11] Ramon Pacheco Pardo, Jan Knoerich, and Yuanfang Li, “The Role of London and Frankfurt in Supporting the Internationalisation of the Chinese Renminbi,” New Political Economy 24 no. 4 (2019): 530-545.
[12] Barry Eichengreen and Guangtao Xia, “China and the SDR: Financial Liberalization through the Back Door,” Quarterly Journal of Finance 9 no.03 (2019): 1-36; Hyoung-kyu Chey and Yu Wai Vic Li, “Chinese Domestic Politics and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the Renminbi,”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135 no. 1 (2020): 37-65.
[13] Jonathan Cheng, “China Rolls out Pilot Test of Digital Currency,” Wall Street Journal , April 20, 2020; “What is China's Digital Currency Plan?” Financial Times, November 25, 2019.
[14] “Russia Says BRICS Nations Favor Idea of Common Payment System,” Moscow Times, November 14, 2019. https://www.themoscowtimes.com/2019/11/14/putin-to-invite-china-and-india-to-join-anti-sanctions-bank-network-a68172.
[15] Eric Helleiner and Hongying Wang, “Limits to the BRICS' Challenge: Credit Rating Reform and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in Global Financ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25 no. 5 (2018): 573-595.
[16] Thomas Philippon, The Great Reversal: How America Gave up on Free Markets (Belknap Press, 2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