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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5年，英国农民诗人罗伯特·彭斯（Robert Burns）写道：“无论人或鼠，最妙的规划往往会落空。”换句话说，事情并非总是按计划进行。想一想，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都负责苏联的中央经济计划，包括设定商品（小麦、轮胎等）的经济产量目标，然后具体分解成每个单位的生产目标。1990年，经济学家罗伯特·海尔布隆纳（Robert Heilbroner）在《纽约客》（ The New Yorker ）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后共产主义》（ After Communism ）的文章，描述了这一体系的一些问题：
多年来，目标一直被定得很具体——多少码的布匹，或多少吨的钉子——但这导致出现了明显的困难。如果用码数来计算布匹的产量，布就会被织得松松垮垮，用一定量的纱线生产出更多码的布匹。拿钉子来说，如果用数量来计算产量，工厂就会生产出大量像别针一样细的钉子；如果用重量来计算产量，那么每根钉子就会都很重，数量却很少。讽刺杂志《鳄鱼》（ Krokodil ）刊登过一幅漫画：一位厂长骄傲地展示自己破纪录的产量——一根巨大的钉子，得用起重机才能吊起来。
古德哈特定律（Goodhart's law） 总结了这个问题： 当一项措施本身成为目标时，它就不再是一项好措施 。“古德哈特定律”这个更为常见的说法，是剑桥大学的人类学家玛丽莲·斯特拉森（Marilyn Strathern）在1997年发表的论文《提高评级：英国大学系统中的审计》（ “Improving Ratings”: Audit in the British University System ）中提出的，却得名于英国经济学家查尔斯·古德哈特（Charles Goodhart）。1975年，古德哈特在提交澳大利亚储备银行的会议论文中的原话是：“任何观察到的统计规律一旦用于管制，就会趋于崩溃。”
社会心理学家唐纳德·坎贝尔（Donald T. Campbell）在1979年发表的研究《评估计划性社会变革的影响》（ Assessing the Impact of Planned Social Change ）中也提出了类似的“定律”，被称为 坎贝尔定律 （ Campbell's law ）。他对这一概念进行了更详细的解释：“对于某个量化的社会指标，你越是把它当作决策目标，它就越容易受腐化压力的影响，越容易扭曲并破坏它本该监控的社会进程。”
上述两个定律描述的是同一种基本现象：当你试图通过设定可量化的目标来激励某种行为时，人们通常会以你不希望的方式专注于实现该指标。最重要的是，他们对计量方式的关注可能与你希望促进的行为无关。
利益攸关的考核文化（例如学校考试、工作面试或专业许可证考试）会创造出“应试教育”的 不当诱因（perverse incentives） ，甚至造成更糟糕的情况——作弊。2011年，亚特兰大市的178名教育工作者被卷入了一起影响极广的丑闻，涉及篡改学生的标准化考试答卷，最终导致11人被判处有期徒刑，刑期最长的高达20年。同样，由于以牺牲优质教育和出色护理为代价追求排名（教育和护理质量正是排名衡量的东西），许多医院和大学也招致了越来越多的批评。
在《万物简史》（ A Short History of Nearly Everything ）一书中，比尔·布莱森（Bill Bryson）提到了一个例子：古生物学家孔尼华（Gustav Heinrich Ralph von Koenigswald）在一次探险中意外地创造出了不当诱因：
孔尼华的发现原本成绩会更加赫然，但他犯了一个策略性错误，而且发现时已为时过晚。他曾向当地人许诺，每发现一块人类化石，就付给他们10美分。令他毛骨悚然的是，为了尽可能多拿赏金，他发现当地人将挖掘到的大块化石敲成了小片。
就像让人许三个愿的精灵一样，他会找出你愿望中的漏洞，按照字面意思付诸实践，导致你的状况比许愿前更糟糕。实际上，针对这种更为特殊的情况，有一个被称为 “眼镜蛇效应”（cobra effect） 的思维模型，形容的就是尝试某种解决方案却让问题变得更糟糕的现象。
这个模型得名于一件与眼镜蛇有关的事。英国人统治印度时期，担心致命的眼镜蛇数量过多，就为抓来的每条蛇提供赏金。起初，这一政策相当管用，眼镜蛇数量确实减少了。但不久之后，为了获得赏金，当地企业家开始养殖眼镜蛇。政府发现并终止这一政策后，所有用于育种的眼镜蛇被放归野外，导致眼镜蛇数量进一步增加。
法国统治越南时期也发生了类似的事。河内地方政府制订了一项针对耗子的悬赏计划，根据耗子尾巴的数量支付赏金。然而，野心勃勃的捕手会在割断尾巴后放走耗子，这样它们就可以回去生更多的耗子。因此，在制定激励制度的时候，必须遵守古德哈特定律，提防不当诱因，以免眼镜蛇和耗子泛滥成灾！
史翠珊效应（Streisand effect） 适用于更加特殊的情况：当你试图隐藏某样东西时，会无意中将注意力吸引到它上面。这个概念得名于娱乐明星芭芭拉·史翠珊（Barbra Streisand）。2003年，芭芭拉·史翠珊对一名摄影师及其网站提起了诉讼，理由是网站上发布了她豪宅的航拍照片，而她希望自己的住宅保密。诉讼前，那张照片在该网站的下载量仅为6次；但在人们看到关于诉讼的新闻报道后，该网站的访问量瞬间飙升至数十万。如今，那张照片在维基百科和其他许多地方随处可见。正如人们对“水门事件”的评价，关键不在于罪行，而在于掩饰（ It's not the crime, it's the cover-up ）。
史翠珊住宅
另一个需要注意的相关模型是 九头蛇效应（hydra effect） 。这个模型得名于勒拿九头蛇（Lernaean Hydra），希腊神话中的一种怪兽，每砍掉一个脑袋就会长出两个。每当你逮捕一名毒贩，为了满足人们对毒品的需求，很快就会有一名毒贩取而代之……
有一句老话很适合形容这种情况：“ 别去捅马蜂窝”（ Don’t kick a hornet's nest ）。也就是说，不要打扰可能带来更大麻烦的东西。对于上述所有陷阱（古德哈特定律、眼镜蛇效应、九头蛇效应和史翠珊效应），如果你想改变某个制度或某种情况，就必须将人们可能有的机智反应纳入考量，并迅速做出应对。通常来说，会有一些人为了好玩或一己私利，试图钻制度的空子，或是通过其他方式给你搞破坏。
另一个值得警惕的陷阱是 观察者效应（observer effect） 。也就是说，某物带来的影响取决于你的观察方式，甚至取决于观察者本身。日常生活中常见的例子是检测轮胎压力。为了检测胎压，你必须先放出一些气，减少轮胎在检测过程中受到的压力。再举一个例子，大老板来公司视察的时候，每个人都会表现出最好的一面，打扮得也更光鲜亮丽。
进行实际测量时一定要注意观察者效应，但也要考虑在不匿名的情况下人们会如何间接地改变行为。设想一下，当你知道有摄像机在拍摄的时候，坦率地发表意见有多困难。或者说，在不记名调查和记名调查中，你对同事的评价会有多不一样。
在《寒蝉效应：网络监控与使用维基百科》（ Chilling Effects:Online Surveillance and Wikipedia Use ）一文中，牛津大学研究人员乔纳森·彭尼（Jonathon Penny）研究了2013年爱德华·斯诺登（Edward Snowden）揭露美国国家安全局（National Security Agency，简称NSA）网络间谍策略前后，维基百科浏览量发生的变化。彭尼发现，与恐怖主义有关的文章（含有“基地”组织、塔利班、汽车炸弹等关键词）的浏览量下降了20%。这意味着，当人们意识到自己受到政府监视时，一些人不再阅读认为可能让自己惹上麻烦的文章。这个现象被称为 “寒蝉效应”（chilling effect） 。
“寒蝉效应”这个词最初来自法律界，指人们害怕被卷入官司或遭到起诉，感到沮丧、挫败或惊恐万状，不敢自由行使自己的权利。更宽泛地说，寒蝉效应是一种观察者效应，“会遭到报复”的威胁导致了行为转变。
维基百科的“寒蝉效应”
有时候，“寒蝉效应”是有意为之的，例如杀鸡儆猴，向其他人展示冒犯自己会遭到什么样的报复。例如，一家公司会主动起诉侵犯自己专利的另一家公司，以此吓退其他潜在竞争者。
但很多时候，寒蝉效应都是无意中造成的。强制员工举报骚扰行为会导致受害者在寻求援助之前犹豫再三，因为他们可能还没有准备好被人反复盘问。
害怕受到骚扰也抑制了社交媒体的使用。调研机构皮尤研究中心2017年6月6日发布的报告显示，13%的受访者表示自己已经不再上网，27%的受访者表示，在目睹其他人在网上受到的骚扰后，自己选择不在网上发布任何东西。
在私人关系中，如果你知道某人脾气不好，待在他身边时就会感觉如履薄冰。同样，有些人如果认为对象三心二意，可能就不会公布恋情。
就像前文讨论的维基百科研究一样，麻省理工学院一项名为《政府监控与互联网搜索行为》（ Government Surveillance and Internet Search Behavior ）的研究发现了另一种并非有意的寒蝉效应。研究表明，斯诺登事件发生后，人们停止了在谷歌上搜索许多与健康有关的关键词，尽管那些词与非法活动并没有直接关系。随着对公司和政府追踪行为的了解越来越多，人们越来越害怕搜索敏感话题。作者指出：“抑制搜索健康信息可能会有损搜索引擎用户的健康。同时，由于容易转换成真金白银的查询量减少，搜索引擎的存续能力也会受到影响。”
这种意料之外的负面后果可以被视为 附带损害（collateral damage） 。在军事领域，这是指并非故意地对 附带 目标造成的伤害、 损害 或打击。这个模型可以用于解释某种行为引起的负面作用。美国政府开列了“禁飞黑名单”（No Fly List），禁止名单上的人搭乘商业航班在美国境内飞行或进出美国国境。很多与黑名单上同名的人都遭遇了登机被拒的情况，其中就包括一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员，他在伊拉克执行完军事行动后回国时被禁止登机。当人们被驱逐出境或锒铛入狱时，即使有充分合理的理由，也会给家庭成员带来附带损害。例如，收入减少可能造成经济损失，孩子可能在成长过程中缺少父母一方或双方的关爱，甚至被送入寄养家庭。
有时候，“附带损害”会反过来影响初始行为方，这被称为 “反弹”（blowback） 。“反弹”有时也会紧随初始行为之后。
就像古德哈特定律和相关模型一样，观察者效应和寒蝉效应会带来意料之外的后果，这些后果可能出现在你刻意采取行动（政策、实验或宣传）之后。因此，你最好事先考虑一下，你的做法实际上激励了哪些行为，不当诱因可能会发挥哪些作用，可能造成哪些附带损害甚至是反弹。
以医疗领域为例，美国盛行的是“按服务付费”（Fee-for service）制度，也就是根据提供的医疗项目向医务人员支付费用。道理很简单：提供的治疗越多，赚的钱就越多。这有效刺激了服务项目的增加。如果你动了手术，所需的附加护理（后续手术、检测、理疗、药物等）费用将由提供服务的医务人员分别收取，其中包括由手术并发症引起的护理服务。通常来说，每项服务对提供项目的人来说都是有利可图的。
相比之下，如果采用“价值导向性医疗”（value-based care），与手术相关的所有事宜通常只需支付一次费用，其中包括许多直接相关的附加护理。这种付费方式关注质量而非数量，因为做外科手术的医务人员也要对术后护理负责，有时甚至要对其他医务人员进行的护理负责。这种付费方式促使医护人员制订合理的治疗方案，因为如果提供的治疗过多或过少，他们都要面临经济后果。
这一医药计费方式的直接变化（将费用一次性支付给一方，而不是分多次支付给多方）大大改变了医务人员的激励机制。美国的医疗保险制度正在向这种价值导向性报销模式转变，在降低成本并改善患者健康状况的同时，充分利用这种更好的激励制度，协调支付费用和优质医疗之间的关系。
换句话说，看似微不足道的激励制度的改变其实非常重要。你应该尽可能让想要的结果与提供的激励保持一致，应该考虑到人们通常都会从自我利益出发。因此，你需要确保这种自我利益能支持你实现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