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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候，人的选择会出现一连串意料之外的后果。例如，人们分别做出自认为最有利的选择，结果却给每个人带来更糟糕的后果。为了说明这种事是怎么发生的，不妨想一想美国最古老的公园——波士顿公园。
回到17世纪30年代，在它变成公园之前，这块50英亩的土地位于马萨诸塞州波士顿市中心，是一片放牛的牧场，当地居民视其为公共绿地。在英格兰，这类土地在法律上称为 “公地” （ commons ）。
不过，用作牧场的公地存在一个问题：牧民每增加一头牛，自己家就能从中受益。但如果所有牧民都不断增加奶牛，公地上的牧草就会消耗殆尽，所有人都会体会到过度放牧对牧群和土地造成的负面影响。
1833年，经济学家威廉·劳埃德（William Lloyd）发表了一篇题为《控制数量的两次演讲》（ Two Lectures on the Checks to Population ）的文章，描述了一种纯属假想的过度放牧的情况，如今被称为 “公地悲剧”（tragedy of the commons） 。然而，他并不知道，自己假想的情况两百年前在波士顿公园确实发生过（此前此后还发生了很多次）。事实上，比较富裕的家庭确实不断购入更多奶牛，导致过度放牧，直到1646年波士顿公共绿地颁布了只许放牧70头牛的限制令。
任何共享资源或 公共资源 都容易遭遇这一 悲剧 。过度捕捞、过度砍伐、倾倒垃圾都与过度放牧有明显的类似之处。不过，这个模型的影响远远超出环境问题。每增加一封垃圾邮件，垃圾邮件发送者都会从中受益，但同时会破坏整个电子邮件系统。在医学和农业领域，集体过度使用抗生素会导致出现危险的耐药性。人们对维基百科中的词条进行有利于自己的编辑，降低了维基百科整体的可靠性。
在上述每种情况下，每个个体做出的决定看似都是理性的（例如，给可能受细菌感染的患者开抗生素）。他们以成本极少或无成本（例如，每个疗程只有很小的可能性会增加抗药性）的方式用公共资源为自己谋利。但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做出相同的决定，公共资源被集体消耗殆尽，降低了未来每个人从中获益的能力（例如，抗生素越来越不管用）。
更宽泛地说，公地悲剧源于所谓的 “小决定泛滥”（tyranny of small decisions） ，也就是一系列出于理性的个人小决定最终为整个系统带来了负面后果，或者说是泛滥。这就是所谓的“千刀 万剐而亡 ”（ death by a thousand cuts ）。
你跟朋友们外出用餐的时候，可能会假定大家分摊付账。点餐的时候，每个人都要做出决定：是点贵的菜还是便宜的菜。独自用餐的时候，人们通常会点便宜的菜。但知道费用会由集体分担时，他们通常都会选择点贵的菜。如果大家都这么做，最后每个人都要付更多的钱！
1982年，生态学家威廉·奥德姆（William E. Odum）在《生物科学》（ BioScience ）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指出了小决定泛滥与环境退化之间的联系。他的原话是：“当前围绕环境问题出现的许多困惑迷惘，都可以追溯到并非有意做出的决策，但它们都源于一系列小决定。”
在这里挖一口井，在那里砍一些树，在那边建一家工厂，这些都是孤立的个人决定。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孤立的决定渐渐叠加在一起，就会造成越来越难以扭转的环境问题。
在日常生活中也能发现小决定泛滥的现象。回想一下当初看似合理的小额消费或支出，加在一起就变成了巨额信用卡账单或现金吃紧。在工作中，可能是偶尔的分心走神和小小的拖延，加在一起就变成了无法在截止日期前完成工作。
预见会带来广泛的负面影响时，如果纵观全局的人能够否决或限制一些个人决策，就可以避免小决策泛滥。如果决策全都由你做出，你就可以这么做。例如，为了阻止花销失控，你可以先定预算，然后对照预算检查每件想买的东西，看看是否符合自己的支出计划。你也可以采用类似的方法，通过制定更严格的日程来管理时间。
当决策不仅仅由你一个人做出时，通常需要第三方来扮演这个角色，就像波士顿市限制公园里的奶牛数量一样，有助于防止超支的公司报销制度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造成公地悲剧等问题的另一个原因是 搭便车现象（free rider problem） ，指某些人通过免费使用资源来“搭便车”。偷税漏税的个人或公司就是搭了政府服务（例如基础设施和法律体系）的便车。如果你在做一个团队项目，团队里有人成天混日子，那么他就是搭了其他团队成员的便车。再举一个人人都熟悉的例子：你有没有被人偷用过无线网或视频网站账号？或者说，你才是那个搭便车的人？
搭便车现象在使用 公共物品（public goods） 时相当常见。所谓的“公共物品”包括国家军队、广播电视，甚至是我们呼吸的空气。从这些例子中可以看到，通常很难不许某个人使用公共物品，因为它们存在广泛的可用性（毕竟是“公共”的嘛）。由于一个人使用公共物品不会明显减少其他人的使用，所以搭便车看起来似乎没有多大危害。但是，如果有足够多的人在使用公共物品时搭便车，它就会演变成公地悲剧。
接种疫苗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结合了上述所有模型（公地悲剧、搭便车现象、小决定泛滥、公共物品），还要再加上一个模型—— 群体免疫效应（herd immunity） 。只有存在合格的宿主可供感染，疾病才能传播开来。但当绝大多数人都接种了疫苗时，合格的新宿主就为数不多了，因为（ 群体 中的）大多数人都因为接种过疫苗而免疫了。那么，公众普遍不容易感染这种疾病。
以接种疫苗为例，由于存在群体免疫效应，公共物品处于“无病”环境。搭便车者是那些不接种疫苗而使用公共物品的人。如果有足够多的人选择不接种疫苗，就会出现小决定泛滥，导致疾病暴发，酿成公地悲剧。
在实践中，为了对某种疾病实现群体免疫，需要接种疫苗的人数比例因疾病的传染性而异。对极具传染性的麻疹来说，这个阈值约为95%。也就意味着，如果某个群体中的麻疹疫苗接种率低于95%，麻疹就可能暴发！
在1963年麻疹疫苗推出之前，美国每年有超过50万人感染麻疹，其中400多人死亡。疫苗推广后，麻疹导致的死亡人数几乎降到了零。
近些年来，有些父母拒绝让孩子接种麻疹和其他疾病的疫苗，因为他们根据某些已被证明是错误的、众所周知是骗局的研究成果，认为疫苗会导致自闭症。这些选择不接种疫苗的人就是在搭选择接种疫苗者的“群体免疫”便车。
从历史上看，为了防止疾病暴发，疫苗接种率一直保持在群体免疫阈值之上。因此，搭便车者没有意识到他们可能对自己和他人造成的危害。但近年来，某些地方的疫苗接种率已经降到了非常低的程度。例如，2017年美国明尼苏达州有75人感染了麻疹，其中大多数人都没有接种过疫苗。不难预测，只要存在疫苗接种率低于群体免疫阈值的社群，类似的疾病暴发现象就会不断发生。
美国群体免疫
不幸的是，有些人无法进行医学免疫，例如婴儿、严重过敏和免疫系统受损的人。他们不得不面对反疫苗运动导致的潜在致命后果。这不是他们的错，而是公地悲剧的重演。
“群体免疫”这个概念在医学领域之外也很有用，适用于维护社会、文化、商业和行业规范。如果有足够多的违规行为没有受到惩治，它们的发生率就会迅速上升，形成难以消除的新型负面影响。例如，意大利有句针对当前纳税规范的俗话：“只有傻瓜才交税。”尽管过去十年意大利一直在积极打击偷税漏税行为，但这种普遍存在的避税文化在很长一个时期内占据上风，而且难以逆转。
在类似的情况下，降至群体免疫阈值之下可能会造成持久伤害。把妖魔从瓶子里放出来容易， 想把它塞回去可就难了 。请想象一下，过去未经开发的自然地带，如今到处是垃圾和涂鸦。一旦被弄脏，这种状态就会迅速变成新的常态。它保持肮脏的时间越长，就越有可能持续保持肮脏状态。
底特律人烟稀少的市中心或新奥尔良部分受灾严重的地区，在最近一段时间内都出现了类似的情况。不想忍受糟糕的环境但又不想费劲清理的人可能会搬走，或是尽量少涉足这些区域。由于税收减少，维护环境的资金锐减，这些地方的卫生情况——进一步恶化。事后，为了让这些区域重新焕发活力，需要付出比保持原有状态更多的努力，不仅需要为区域振兴寻找资金，还必须重新让人们树立起对“这里应该是个好地方”的期待，最后还要吸引居民回归。
我们前面一直在谈论的这些意料之外的后果，有个来自经济学的名称—— “外部性”（externalities） 。它指的是，在未经某个实体同意的情况下，源自 外部的事物造成了 后果（无论是好是坏）。例如，无法接种疫苗的婴儿从选择接种疫苗的人那里获得了正外部性（positive externality），也就是感染疾病的可能性减少；他们从选择不接种疫苗的人那里获得了负外部性（negative externality），也就是感染疾病的可能性增加。同样，工厂造成的空气污染给附近居民带来了负外部性，也就是呼吸糟糕的空气。但如果同一家公司让所有工人接受了急救培训，其中一些工人利用培训成果在业余时间拯救了他人的生命，附近居民就会得到正外部性。
外部性出现在有 溢出效应（spillover effects） 的地方。当某一活动造成的影响溢出到活动核心之外时，就会产生外部性。吸烟者所造成的二手烟会危害他人健康，导致公共医疗保健支出的增加。有时候，溢出效应可能会更加微妙。你买车以后，会给你行驶的道路增加拥堵，行驶在同一条路上的每个人都要承担这个后果。或者，当你用响亮又嘈杂的音乐害得邻居无法入睡时，你就剥夺了他们的睡眠，导致他们工作效率下降。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请注意你身边的外部性。当你看见或听见某人或某组织采取了某项行动时，请想一想与这一行动没有直接关系的人是会受益还是受害。当你看见有人乱扔垃圾的时候，请想一想处于同一空间的其他人承担的负外部性。试想一下，如果乱扔垃圾的人足够多，就可能突破群体免疫阈值，使整个空间陷入更糟糕的状态。
解决负外部性的方法通常被称为 “内部化”（internalizing） ，就是试图要求引起负外部性的实体为此付出代价。最理想的情况下，与不受欢迎的活动有关的“价格”要高到足以支付处理该活动后果的成本。高昂的代价也可以从根本上阻止危害产生。如果你看见了“乱扔垃圾罚款五百美元”的警示牌，肯定会赶紧去找垃圾桶。
很多方法都可以将负外部性内部化，包括税收、罚款、规章制度和诉讼。吸烟的外部性被香烟税和提高吸烟者保险费内部化了。交通拥堵的外部性被道路通行费内部化了。从个人角度来看，如果你总是把音乐开得太大声，邻居可能会报警投诉你制造噪声。
将外部性内部化的另一种方法是通过市场。罗纳德·科斯（Ronald Coase）在1991年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靠的就是他提出的 “科斯定理”（Coase theorem） 。这个定理从实质上描述了自然市场如何将负外部性内部化。科斯指出，只要满足以下条件，外部性就能得到有效的内部化，而无须进一步干预（也就是说，无须政府或其他机构的管制）：
1．产权明确；
2．理性行为者；
3．交易成本低。
当满足上述条件时，与外部性有关的实体会做交易，直到将额外的成本内部化。回想一下波士顿公园的例子，过度放牧的外部性是通过限制（管制）每个牧民的牛数内部化的。不过，这个例子没有涉及产权。
根据科斯定理，除了限制牛数，另一种解决方法是将这块公地的放牧权分配给所有牧民。然后，牧民可以相互交易放牧权，为使用公地创造出一个有效的市场。
各国政府试着通过 “总量控制与交易”（cap-and-trade） 制度解决燃烧化石燃料带来的负外部性（例如气候变化），这一制度正是科斯定理在现代社会的应用。具体运作方式是，政府要求排放者持有排放一定数量污染物的许可证。政府还制定了固定的许可证总量，也就是整个市场中排放污染物的上限，类似于限制可以在波士顿公园内放牧的牛数。然后，各大公司可以在公开交易所中交易这些许可证。这个制度满足了科斯定理的三个条件，因为交易许可证的过程明确了产权，公司采取理性行为将自身利润最大化，公开市场则提供了较低的交易成本。
如果你是某个制度或政策的负责人，应该提前考虑可能出现的负外部性，想出避免这种负面性的方法。可能出现什么样的“溢出效应”，哪些人会受到影响？有没有哪种公共资源会被“搭便车者”滥用？这会不会沦为“公地悲剧”？有没有其他方法能制定减少负面性的政策或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