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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为而治是我国先贤共同追求的理想。管理既然为“修己安人的历程”，管理者所需要努力的，即在“修身以正人”，以身作则，以道诲人，便可以“无为而治”。
道家老子居于自然之道，把归根复命的原理应用到管理上，主张“为无为，则无不治”。他认为“贤明的管理者是不发号施令的，发号施令的管理者似乎并不贤明”，倡导管理者以无为的态度来处理事务，实行“不言”的教导。因为贤明的管理，旨在净化同仁的心思，满足同仁的安饱，减损同仁的心志，增强同仁的体魄。常使同仁没有伪诈的心志，没有争盗的欲念，使那些自作聪明的人不敢妄为。用这种无为的态度来管理，相信任何机构没有不上轨道的。老子肯定“清静为天下正”，因而用“治大国若烹小鲜”的妙语来形容清静的无为而治。
庄子曾说：“只听过世人希望安然自在，没有听说过要管制天下”。他认为“管理者最好依据自得的德来成全于自然。就像远古的君主治理天下那般，出于无为，一切顺其自然”。因为“即使用尽天下的力量，也不足以奖赏善举；即使用尽天下的力量，也不足以惩罚罪恶。天下之大，既然不足以处理奖赏惩罚，而三代以后，却吵嚷着要以奖赏惩罚为能事，当然弄得没有空闲来安定性命之情”。管理者如果“有为”，便不能为治；所以“莫若无为”，使大家安定性命的真情。
法家无为而治的理想，与道家相似，但所采取的途径，却颇不相同。老子以清静致无为，申韩（即申不害、韩非，法家代表人物）则以专制致无为。法家的观点，是借重明法饬令，重刑壹教的手段，来达成“明君无为于上，群臣竦惧乎下”的境界。管理者有势，又善用术，依法行使刑赏，便可以无为而治。
无为而治也是墨家和名家的理想目标，墨子主张兼爱非攻，名家倡导循名责实，都是达到无为目标的有为手段。
中国人特别爱好自由自在。我们不是不了解“天”的威权能降临祸福，但是“天人合一”的观念，却使我们在“天定胜人”，顺天者得福、逆天者不免得祸之外，更开拓出“人定胜天”的力量，肯定祸福由人自招。孔子“尽人事以听天命”的主张，早已把中国人从迷信鬼神的领域中拉了出来。《中庸》开宗明义，指出“天命之谓性”。命是命令，天命即天的命令。依据科学研究，万物运行的方式、万物变化的方法、万物运动的顺序，以及万物运行的目标，都是先天规定的，绝非万物自己规定的。因为各种物类，其先天还没有存在。“命”是秩序的来由，天命是人一生所应走的路。不过人为万物之灵，就是人自己也可以发出命令，来决定自己是不是服从天的命令。物听命属于必然；人则不同，我们的服从天命，是自由的，全凭自己做主。所以人类可以相亲相爱，也可能自私作恶，只是无论如何，都必须负起自由所带来的责任，承受自由所产生的后果。这种自作自受的规律，也是天命的一部分。
“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一直是中国人向往的境界。我们普遍不喜欢受管，总觉得自己可以管好自己。孔子说自己“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实在地描画出了中国人理想的目标。
“人性不喜欢接受他人的管治，却应该自我修养，把自己管治好”，大概是无为而治的基本原理。每一个人都修己，也都尽量求能安人，当然可以无为而治。
由于时代的变迁，无为而治有其不同的意义与功能。
孔子重视正名，主张“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他认为有君的名，就应该尽君的权责；不过孔子固然明君臣之别，却与唐太宗所谓“君虽不君，臣不可以不臣”大不相同，而谓“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即君必须以礼待臣，然后臣才会以忠报君。
孔子不认为臣应该无条件地听命于君，这是管理上最可靠的制衡作用。因为君有威权，臣多半会畏惧而顺从。万一君的决策错误，而臣又唯唯诺诺，岂非火上浇油？后果必定不堪设想。孔子认为每事从君之命，不得谓忠，盲目服从，根本是不负责任的表现。
孟子更进一步指出：“事亲要顺，但有其限度。”而事君的义，则为“不要顺”。孟子论为人臣者的人格，分为四级，以容悦于君者为最低级。因为专图容悦的人，只配做《梁惠王上》所说“不足使令于前与”的便嬖，不足为辅佐之臣。他认为“为大臣为能格君心之非”，如此重大的任务，绝非一味顺从所能达成。
君有志于道的，也有志于非道的，更有志于道而误以非道为道的，所以臣不可以唯顺于君。但是不顺的结果，或则遭贬，或则革职，甚至惨死，历史上并不少见。于是，君主无为，成为比较有效的方式。天子无为于上，使贤相有为于下，就是无为而治的原则。
在我国传统的君主政体之下，天子的位子几乎是世袭的。由于天子之子未必皆贤，必须依赖宰相传贤来辅助。同时宰相的位子不安定，正好借天子传子来补足。那时政府之内分设两种机构，其一传子，地位确定；其他传贤，得以随时更换。政府既能新陈代谢，而中枢又不至于发生动摇。
天子地位确定，无论贤或不肖都不方便更换；宰相地位不确定，如果不贤，随时可以撤换。为了让宰相得以充分发挥潜力起见，我国先哲提出无为而治的构想，使天子就位之初，不待他人规劝，即能自动采取无为的立场。否则以天子的权威，难保宰相不敢有所为，以免多做多错，甚至性命不保。
事实上，天子要确保地位，最好的办法，也就是无为。自愿居位于无为的位置，才肯尽力礼聘贤相，让其施展才能。贤相殊不易得，所以君主必须礼贤下士，贤人才会闻风而来。同时，天子无为，才能保持客观的立场，做到“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从老百姓的具体反应做出公正的评鉴。
我国古代通称君王为“九五之尊”，并没有人赞扬“上九之尊”。圣君的位置，只在九五，不可以高高在上，把自己视为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人，即不能居于上九。这就是无为之治的奥妙之处。《易经》中乾卦第五爻的爻辞是“九五，飞龙在天，利见大人”。其中龙代表君德，天代表君位。飞龙在天，正好在九五的位置，不可以再往上升了。这时具有君德而又居于君位的人，最重要的工作，便是“利见大人”，礼聘贤才，来辅助自己得民安民。
“利见大人”则有两层含义：一指圣君，一指贤相。一方面是说得天位的君王，必利见有大才大德的臣，才能够成天下之治，有如尧得舜、舜得禹、成汤得伊尹、周文王得吕尚。另一方面，是指有君德而无君位的君子，必须利见有大才大德之君，然后可以行己之道，好像舜遇到尧、禹遇到舜、伊尹遇到成汤、吕尚遇到周文王一般，才有展现的可能。两者相辅相成，而天下大治。
圣君居于九五的位置，放手让贤相有所施为，便是无为而无不为的具体做法。如果君王自视甚高，刚愎自用，为所欲为，必致脱离群众，失却民心，因而导致懊悔。
当然，儒家倡导“仁治”，法家提倡“法治”，名家主张循名责实，墨家强调兼爱非攻，都以有为来达成无为。老庄（即老子、庄子）则鉴于君王过度作为，满怀成见，极易事事以自我为中心，而引起无谓的纷争，毅然主张自然无为，即注重个性的自由发展，一切顺性而不可妄为。但是，老庄究竟不同于自由放任或无政府主义。庄子以天道与人道来区别君与臣的运作，结果还是导出“君无为而臣有为”的分工，只是希望大家共同秉持“为而不有”的信念，做到“功成弗居”，而减少纷争。
无为而治的构想，确实是封建及专制时期的良好制衡，一则可以避免独裁，再则可以让真正有才能的人，得到发挥的机会。最大的好处，应该是圣君贤相的最佳搭配，成为老百姓安居乐业的最好保障。
传统及近代管理，以大众所说的齐家、治国、平天下，即家庭管理、行政管理及教化管理为主。现代社会特别重视职业生活，将以往的成家立业分开为齐家、立业，所以多了一项企业管理，而且居于相当重要的地位。
所谓“现代”，不但是一个时间观念，而且是一个内容观念。时间方面，系指近代之后的当代。内容方面，则是现代化必须实现某些内容。换句话说，“现代化”不仅是一个描述性的观念，还应该具有评价性的含义。
现代化管理是合乎人性管理的一种追求。管理必须合乎人性，否则大家都痛苦。只有利润，只有绩效，一切讲责任，一切讲效率，而人人不得其安。请问对于增进人类幸福，有何实际助益？
管理要合乎人性，必须先顺乎人性的要求，以达成安人的最终目的。
任何人都不喜欢别人管他，所以梁启超先生把无为解释为俗语所说的“别要管他”。他说：“俗语‘别要管他’，文言即‘无为’。”
不要管他，那还谈什么管理？我们不要忘记：管理有两个字，不要管他，却不能不理他。“理”是什么？便是孟子当年所说的“敬”。孟子要我们“有礼者敬人”，是基于“焉有君子而可以货取乎”的人性基础，希望所有管理者，首先要“看得起”（敬）部属。
管理以看得起部属为出发点，主管便不应该只重视自己的权威，一心想满足自己的成就欲。上者无为，成为最合理的“看得起部属”的人性表现。
无为绝对不是一事不做，什么事情都不做，哪里能够无不为？再说，人是天生要动的，做事才合乎人性，主管什么事情都不做，基本上已经违背了自己的人性，如果真要一事不做，那就是造作。
主管要做的事，乃是“放手支持部属去做事”。部属的有为，正是主管的无不为。怎么放手支持部属去做事呢？最好的方式就是看得起他，相信他可以做得很好，所以正确的态度即“不要管他”，但是更重要的是下面一句：“要好好理他！”
管理者敬重部属，大家便不好意思不尽心尽力，各尽其责的结果，便叫作总动员。总动员才是整体的绩效，不像个人英雄主义者独断独行那样，弄来弄去，只发挥了一个人的智能。
凡是部属能够做得好的工作，主管都不应该去做，否则便不符合“分层负责”的精神，也不合乎“分工专职”的原理。管理者敬重部属，部属并不尽心尽力工作，管理者就应该想想孟子的话：“我爱人，人却不亲近我，我应该自反，再尽我的仁爱。我治理人，人却不爱我的治理，我应该自省，再尽我的智能。我礼敬人，人却不回答我，我应该反省，再尽我的礼敬。凡是所做的事，有不能如己所愿的，都从我自身检讨和反省。只要自身纯正，天下的人，自然都依着我了。”（爱人不亲，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礼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其身正而天下归之。）
如果遇到部属不能做或者做不好的事情，主管当然应该挺身而出，拿出办法来，把事情做好。这时部属由于自己做不好或不会做，自然很乐意接受指导和协助，心里不反感，接受命令就不会有所抗拒。
问题是：主管如何判断部属能不能做，愿不愿意做？假若判断错误，岂不是适得其反？
孟子当年用“不得已”来解决这个难题，他说：“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不是别人不会说，更不是我比别人说得更好，而是此时此地，别人都不愿意说，我不得已才说的！这种古道热肠，正是一种道德上的责任感，我们称之为使命感，或者道德勇气。
主管如果经常富于使命感，部属就会越来越缺乏使命感。因为主管权大位高，部属哪里争得过？干脆成全主管，用自己的缺乏使命感，来满足主管无敌的使命感，这是整个组织有气无力的主要原因。
庄子更进一步，把孟子的辛酸苦涩，化之于无形。他说：“无门无毒，一宅而寓于不得已，则几矣。”一个人不走门路，不刻意营求，心灵凝聚而处理事情寄托于不得已，这样便是合乎人性的做法。他又说：“且夫乘物以游心，托不得已以养中，至矣！”管理者必须顺应事物的自然而悠游自适，寄托于不得已而蓄养心灵的和谐，才是最好的表现。
庄子所说的自然，重在“自”字。万物有其各自的性，必须自由发展，以求各得其所，千万不要添加人为的伪，否则便不自然。管理者主观上应该毫无要有作为的欲望，以部属的成就为自己的成就。但是，当客观上部属自动要求的时候，也应该不得已予以顺应。因为毫无辛酸、毫无苦涩的心情，完全是不得已的动，所以能够动而无不当。
孟子和庄子所处的时代，当然不如现代这么自由。人力的素质也远不及现代。现代人面对物质生活越获得改善、追求自由越趋强烈的情况，必须更加放手让部属发挥潜力，因此主管更需要无为而治，即非不得已，不亲自动手。任何动作，都是不得已而为之。
老子说：“明王之治，功盖天下而似不自己。”管理者如果能够抱持“不得已”的心态，则功绩广布天下，也会看得好像与自己毫不相干。这种“不跟部属争功”的素养，正是无为而治的基础。管理者一心一意要立功，便会霸占所有表现的机会，力求自我表现，不给部属任何工作，结果团体的力量无从产生。管理者也可能尽量诱使部属工作，而把他们的功劳掠为己有，弄得同仁怨声载道，誓死下不为例，严重伤害了团体的士气。管理者越有为，同仁便越无为。
相反地，管理者并无立功的心意，可不为即不为，转而鼓励、支持部属有所作为，则部属成功的概率大，成功感也强烈，这才是越来越勤奋的主要诱因。
管理者“功成弗居”“为而不有”，凡事“不得已”才为之，便是无为而治的现代化意义。
同仁不努力，管理者威胁（惩罚）、利诱（奖赏），实在没有太大的效果，而且也不可能持久有效。管理者必须有一套本领，使同仁能够自发自动地去努力，才能持久而有效。所以现代化的无为而治，应该是“人力自动化”的管理。
无为而治的现代化功能，就是让团体内的人员，都能够自发自动地去努力达到目标。自动化是现代管理的目标，但是到现在为止，只讲到生产自动化、程序自动化、办公室自动化，还没有哪一个国家讲到人力自动化。我们先哲的理想无为而治，却早已指明无为便是自动化，无为无不为则是人力自动化的具体效果。
现代人谈自由，最要紧的在于“把人当人”。管理现代化的主要课题是“让人自由自在地工作”。出发点在“把人当人”，原动力为“自动自发”，结果则是“自由自在地完成任务”。所以现代化的管理，必须以人性为基础，视人为人，完成人力自动化，即达成现代化的无为而治。
人力自动化并非一蹴可就，必须做一些准备工作，加强一些观念沟通。而最重要的，还在于主管是否真正了解无为，愿意无为。
无为而治是属于高层次的，只有先知先觉的管理者才能深明此理，而运用自如。如果无法忍受平凡，唯恐无为，实在无法提升管理的境界，更谈不上追求理想的“人力自动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