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真实

西方人相信“眼见为实”，认为自己亲眼所见的必然是真实的。此外，我们还应该加上“眼不见为实”，两者配合，思虑才能得其全。

西方文化以科学为主要支柱，科学的精神在于求真，西方的管理也重视真实性。譬如，预决算制度的执行若是出现预算等于决算的情况，西方人会认为是由于预算时十分用心地估算、执行时也格外小心，所以控制得很精准。只要真实，大家也不会怀疑是不是做了假账。

中华文化以道德和艺术为两大基石，而无论是道德还是艺术都以善为主。中国式管理，既然是中华文化的产物，当然在求真之外，还要重视善的成分，真实过头了反而会令人不敢相信。决算和预算完全一致，大多数人都会怀疑是不是做了假账，拿不实的单据来核销。否则，怎么可能那么精准，一年前做的预算和一年后的决算相等，凡人哪里做得到？

若是决算大于预算，数额不大，还说得过去。因为，物价会上涨，大家都能够接受。但是如果决算比预算数额大得太多，有人就会怀疑，是不是做预算的时候已经存心不良，采取头小尾大的策略，先提出小额预算，这样比较容易通过，然后不断追加投入，成为巨额决算。这种类似蒙骗的伎俩，大家必然会异口同声加以指责，然而，敢这样做的人，大多有很硬的靠山，或者强有力的支撑，大家多是敢怒却不敢言。

如果决算小于预算，大家的第一反应是，怎么会这样？居然有钱不会用？这还不打紧，如果出现这种情况，明年这个项目的相关预算，不被削减才怪。通常情况是，用预算中多出的部分添购一些零件或辅助用品，把预算消化掉，只要不涉及贪图私人利益，这样做也应该属于光明正大的行为。甚至有人会和厂商谈妥，先把余额含在发票当中，明年再来冲抵。厂商当然乐于全力配合，这对他们来说，不过举手之劳。也有厂商把尚未交货的发票开过来，以利于办理决算，待最近的未来（或者说比较合适的机会），货送到时，经验收无误后，再行付款，彼此合作无间。

如果居然出现决算小于预算的情况，让人老实地把余钱奉还，大家必定会仔细查核，究竟是什么原因。

我们国家有五千年的历史，在这漫长的岁月里，什么事情没有发生过？又什么花样没有出现过？我们中国人之所以具有如此之高的警觉性，对任何事情都引起相当程度的怀疑，是屡经教训、吃尽苦头后所累积的宝贵经验。我们擅长鉴古知今，由历史的记载中寻求所需要的方策。

如果用A代表预算金额，用B代表决算金额。A和B这两个变数之间除了A=B、A<B以及A>B这三种情况之外，难道还有其他的花样吗？我们往往对这三种情况都有所怀疑。应该如何处理才能够获得大家的信任，在审核过程中顺利过关呢？

说起来很可能会令人失望，因为这个合适的处理策略的关键，仍然离不开以人为本的基石。换句话说，问题还是在人的身上。这个项目负责人的人品是大家能不能相信所产生的结果的决定性因素。

“品”这个字，一共三个“口”，表示众人都认定的意思。一个人说了不算，两个人说的可能是凑巧，或者迫于形势，众人口径一致，异口同声说没有问题，那还有什么问题呢？

可见，中国式管理中人的因素十分重要。人的诚信是千古不移的根本，虽然这很难估量，不容易具体明确，大家却非常重视。反过来说，如果连人都不重视，岂不是人把人自己看轻了？贬低自己的地位，对人类社会而言，有什么好处？人的地位崇高，做人才有价值；人的因素重要，做人才需要努力。中国式的管理，使人不能不重视自己的品德修养，也使人不得不注重自己的诚信。

我们常说“公道自在人心”，意思是大家都心知肚明，有一个清楚明白的答案。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社会大众的心中，都有一把看不见的尺，衡量得很精准。

西方人认为数字会说话，鼓励大家依据数字来管理。不错，对西方人来说，数字是很精准的，一就是一，二便是二，根本用不着争议。然而，中国人的艺术修养使得数字增加了许多弹性。我们喜欢说“好几个”，却不明确说明到底是几个。因为说得明确，就会成为死的数字，完全没有弹性，最后还是逼死了自己，到时候才后悔没有自留余地，岂非活该！

如果问西方人士：“你们那边来多少人？”对方回答：“三个。”来的果真就是三个人，这是西方人的真实性。若是问中国人：“你们那边来多少人？”对方回答：“三个。”到时候很可能会来两个人或者五个人，而且他们的理由十分充足，不是“有一位临时生病，所以不能来”，便是“有两位是将来要承办业务的人，怕接续不上，所以特别请他们一起来”，似乎十分在理，令人不能不欣然接受。

在西方社会，人数确定下来后，所有的准备工作也都跟着定下来了。座位、餐点、茶杯，一个不多也一个不少。来的人增加一个，便会供应不上，只好从缺。中国社会，谁敢算得那么精准？如果算得这么精准，不挨骂才怪。“为什么不多准备几份？这么死脑筋，办什么事？”脑筋一灵活，数字当然随之具有弹性，不那么精准了。

任何承办过大型会议的人，都知道会议场所的决定是十分困难的事情。因为届时有多少人参加，应该找多大的场所，谁也料不准，不敢决定。预订了一个相对比较大的场地，万一参加的人不够多，又会显得空空荡荡、稀稀落落，大家一定痛骂：“为什么找这么大的地方？想在这里开舞会？”预订了一个相对比较小的场地，人多了太拥挤，大家必然又会抱怨：“挤得像沙丁鱼罐头，快喘不过气了！”我们骂人，只要不当着领导的面，什么难听的话都骂得出来。即使说明实际困难——“原先答应前来参会的人很多，临时由于有急事，以致不能到场”，或者“最近刚好发生很多类似的事情，引起大家的关注，所以临时增加了很多人”。大家的反应多半也是“这点小事都办不好，换人算了”！

许多人看到西方管理十分重视“制衡”，一关卡紧一关，似乎很严谨，让人很放心。相形之下，便认为中国式管理在这方面显得很松懈，容易导致腐败。实际上，中国人对腐败等一些不对的事情，骂得是很难听的。因此，众口铄金，背地里的诅咒也具有一种制衡作用。十手所指，十目所视，难道不能吓阻？

西方人相信“眼见为实”，认为自己亲眼所见的必然是真实的。此外，我们还应该加上“眼不见为实”，二者配合，思虑才能得其全。眼睛看得见的部分，固然很真，眼睛看不见的部分，往往更为实际，丝毫都不能够忽略。

会议通知发出去之后，接到的人如果不重视，便会放置一旁，意思是到时候再决定要不要参加。若是重要会议，接获通知的人士，就会打电话告知相关的人。一方面显示自己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则是为了打听对方有没有被邀请，以求进一步了解此次会议的性质。没有获得邀约的人，也会趁机深入了解，以掌握会议的时间和地点，然后通过关系要求主办单位补发通知。要求参加会议的人越多，固然显得这次会议十分重要，备受重视，主办单位很有面子。但原先预订的场所若是容纳不下，现有经费是不是负荷得了，却是不得不面对的难题了。这些情况，不见得为大家所见，却是实际存在的，谁也不能否认，难道这不是说明眼不见为实吗？

管理者必须把看得见和看不见的部分合起来看，才能掌握全局，弄清楚真实的状况。数字只是现实中看得见的部分，却反映不出看不见的部分。为了弥补这方面的缺失，我们刻意将数字弹性化，也就是模糊化。这样做并不是我们缺乏精确意识，或者不重视数字管理，完全是出于实际环境的需要，非如此不可。

然而，这也并不表示我们对于一切数字都要弹性化或模糊化，只要诚信的条件充足，大家充分信任，数字也可以精确化，到时候再改变，大家也不致怀疑。

预算和决算的关系，本来就有很多不确定性，不可能样样都是A=B，不应该所有项目都呈现A>B，更不适宜每个项目都是A<B，如果是这样的话，必然会让人忍不住要怀疑。

在众多的项目当中，既有A=B，A>B，也有一些A<B，大家看了，就比较容易相信，因为有变化总归是比较符合实际情况。

A和B的数字若是相差太大，便会引起人们的注意。为什么差距这么大？是不是故意的？承办人最好将心比心，站在审核人的立场，事先做好沙盘推演，列举可以让人采信的理由，使审核人能够交代得过去，或者加注某些意见，表示全盘了解。

最重要的是不能心存欺骗，骗得过一时，骗不了长久。一旦丧失信用，大家就会对你特别提高警觉，反而增加了自己的难度，明明你说的是真的，大家也会怀疑，就算你一再说明，大家也会认为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完全是心虚的表现。信用是自己一点一滴逐渐建立起来的，稍有毁坏，便很难恢复。中国人原本就多疑，加上现代信息发达，遇到可疑的情况，人们的警觉性特别高。想骗西方人尚算容易，要骗中国人，实在很困难。 aKaeL8FPfNt37GfdOgj5F7olnveHvcTO7HVdiAlGljtDeVzgOnKSBlBmo5kwHB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