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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海滩上，我的笔记本电脑摔在一家酒吧的混凝土地板上。当时我把电脑夹在胳膊下，而它从信封状的黑色橡胶保护套里滑了出来，屏幕朝下掉在地上。显示屏被摔花了，但姑且还能凑合用。笔记本电脑里有我全部的生活，它比任何人都更加了解我。
我要说的是，如果电脑坏了，我也完蛋了。
我的电脑屏保是一片紫色的夜空，夜空中繁星点点，还能看到星座和银河。银河的名字来源于古拉丁语lactea。几年前母亲就对我说，一定要把银河写成γαλαξίαςκύκλος
，因为它的字面意思就是乳白色的圆圈。她说，距离我父亲的出生地——如今的塞萨洛尼基——以东三十四英里的哈尔基季基，亚里士多德曾在此凝视那个乳白色的圆圈。最古老的星星已经有一百三十亿年的历史了，而我电脑屏保上的繁星才“两岁”，还是中国制造。现在这整个宇宙都已经破碎了。
对此我束手无策。据说在苍蝇乱飞的邻镇有家网吧，网吧老板有时候也会修理小的电脑故障，但他得让人寄来一块新的屏幕，需要等上一个月才有货。一个月以后我还会在这里吗？我不知道。这取决于隔壁房间里我那因病卧床的母亲。她睡在蚊帐里，醒来就会大叫：“索菲亚，给我水！”我给她水，而这水永远都不合她心意。我不再确定水到底指什么，但我还是会按照自己的理解给她水：从放在冰箱中的瓶子里倒出来的水，从没放进冰箱的瓶子里倒出来的水，从壶里倒出来的烧开后自然冷却的水。我常常盯着屏保上的星星看，以一种最奇怪的方式漂浮在时间之外。
这才晚上十一点，这个时间点我本可以仰面漂浮在海上，凝视真正的夜空和银河，但是我有点怕水母。昨天下午，我被水母蜇伤，它在我左上臂留下一道可怕的紫色蜇痕。我不得不脚踩着滚烫的沙子，一路小跑到沙滩尽头的紧急救援站，问那里一个留着大胡子的男学生要了些药膏敷上。这个学生的工作就是整天坐在那里，救治那些被蜇伤的游客。他告诉我，在西班牙语里水母被称为美杜莎。我知道美杜莎是一个希腊女神，被诅咒后成了怪物，她强有力的眼神能让任何与之对视的人变成石头。所以为什么水母会以她来命名呢？这个学生说是啊，但他猜是因为水母的触角和美杜莎的头发很像，画作中美杜莎的头发总是一团盘绕纠缠的蛇。
我看到紧急救援站外的黄色危险旗标上印着美杜莎的卡通形象，她长着尖尖的獠牙，有一双疯狂的眼睛。
“当美杜莎旗飘扬时最好不要游泳，不过实际情况由你自行判断。”
他用浸泡在加热过的海水里的棉球轻拍我的伤口，然后让我填写一张类似申请书的表格。表格上登记了所有当天在海滩被蜇伤的人的信息。我需要填写姓名、年龄、职业和国籍。对于一个手臂起水泡、灼痛难忍的人来说，要填的这些信息也太多了。他解释说，他不得不让我这么做，才能在处于经济衰退期的西班牙继续把这家救援站开下去。如果游客都不使用这项服务，他就失业了。显然他很喜欢水母，水母给他带来收入，让他填饱肚子，还能给摩托车加油。
盯着表格，我发现海滩上被水母蜇伤的人的年龄从七岁到七十四岁不等，他们大多来自西班牙各地，也有一些来自英国和意大利的的里雅斯特（Trieste）。我一直很想去的里雅斯特，因为它的发音很像tristesse，一个令人感到轻松的词，即便它在法语里的意思是“悲伤”。它在西班牙语里对应的词是tristeza，比法语“悲伤”的感情色彩还要凝重，就像“呻吟”之于“耳语”。
游泳时我并没有看见水母，但救援站的学生解释说水母的触角很长，可以从远处发起攻击。他用食指蘸着药膏，涂抹在我胳膊的伤口上。他似乎对水母十分了解。水母通体透明，全身的百分之九十五都是水，所以它们伪装自己很容易。而且，人类对鱼的过度捕捞也是全世界的海洋里有那么多水母的原因之一。眼下最主要的是保证我没有摩擦或抓挠伤口。因为手臂上可能还残留有水母刺细胞，摩擦伤口会导致它们释放更多的毒液，不过他的特制药膏可以降低刺细胞的活性。他说话的时候，我看着他柔软的粉色双唇在胡须间如水母一般游动。他递给我一根铅笔，让我填写表格。
姓名：索菲亚·帕帕斯特吉亚迪斯
年龄：25岁
国籍：英国
职业：
水母又不会在意我的职业，填它有什么用呢？这是个尖锐的问题，比我的伤口还蜇人，比没人能说出或拼出我的姓氏还成问题。我告诉他，我有个人类学学位，但眼下暂时在伦敦西部的一个咖啡馆工作，这个咖啡馆的名字就叫咖啡屋，里面有免费Wi-Fi，还有翻新过的教堂长椅。我们在那里烤店里的豆子，还开发出三种手工浓缩咖啡。所以我真不知道“职业”后面该填什么。
他扯了扯他的胡须。
“你们人类学家研究原始人吗？”
“研究，不过我唯一研究过的原始人就是我自己。”
突然，我对英国那些温和而潮湿的公园泛起了丝丝乡愁。我想伸展我的原始之身，平躺在绿油油的草地上，草叶间没有漂游的水母。阿尔梅里亚没有绿草地，除了高尔夫球场。满是尘土的贫瘠山脉干燥炎热，意大利式西部片都在这里取景，甚至有一部的主演是克林特·伊斯特伍德
。真正的西部牛仔一定有着开裂的嘴唇，因为我的嘴唇被太阳一直照射的话就会裂开，每天都得涂润唇膏。或许牛仔们用的是动物油脂？他们仰望天空、凝视无边宇宙时，会想念那些缺席的亲吻和爱抚吗？有时我盯着破碎的屏保，看着上面的星系银河，烦恼就消失在宇宙空间的神秘之中。他们也会和我一样吗？
这个学生的人类学知识似乎和水母知识一样渊博。他想趁我在西班牙的时候向我传达一个关于“原创田野调查”的想法。
“你见过那些遍布阿尔梅里亚土地的白色塑料建筑吗？”
我 见过 那些幽灵般的白色塑料。目之所及，平原山谷上都有它们的身影。
“它们是温室，”他说，“沙漠中这些农场里的温度可升至四十五摄氏度。他们雇用非法移民采摘提供给超市的番茄和辣椒，但这或多或少算是一种奴役。”
我也这么认为。任何被掩盖的东西都是有趣的，被掩盖的东西之下一定有些什么别的东西。小时候我总是用手捂住脸，以为这样就没人知道我在。但之后我发现捂住脸更容易暴露自己，因为每个人都好奇一开始我想要隐藏的是什么。
他看看我表格上的姓氏，又看看自己的左手拇指，弯了弯，似乎在检查关节还能不能动。
“你是希腊人，对吧？”
他看起来心不在焉，这令我心绪不宁，事实上他一直没拿正眼看我。我重复了以往的回答——我的父亲是希腊人，母亲是英国人，我出生在英国。
“希腊是一个比西班牙还小的国家，但它无力支付自己的账单。美梦结束了。”
我问他是不是指经济，他说是。他正在格拉纳达大学的哲学院攻读硕士学位，能在紧急救援站找到一份暑期工，他觉得很幸运。如果毕业后咖啡屋还在招人，他可能会去伦敦试试。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说“美梦结束了”，因为他并不相信这个说法，也许他在什么地方读到过这句话，就记住了。诸如“美梦结束了”的短语不会是他自己的观点。首先，谁是做梦的人？现在他能想到的唯一一个公众梦想就是马丁·路德·金的演讲《我有一个梦想》。但“美梦结束了”意味着它曾开始过，现在却结束了。只有做梦的人能说梦已经结束了，别人是不能代替他们说这句话的。
接着他用希腊语对我说了一句完整的话，当我告诉他我不懂希腊语时，他显得很吃惊。
我姓帕帕斯特吉亚迪斯，却不会说我父亲的语言，这也一直令我尴尬。
“我母亲是英国人。”
“这样，”他用流利的英语回答，“我只去过一次希腊的斯基亚索斯岛，但也学会了几个短语。”
听上去他好像在委婉地讽刺我，我太不像个希腊人了。在我五岁时父亲就抛弃了母亲，母亲是英国人，对我说得最多的也是英语。不过这和他又有什么关系呢？不管怎样，他只用关心水母蜇伤就好。
“我在广场见过你和你母亲。”
“哦。”
“她走路有问题？”
“露丝有时能好好走路，有时不行。”
“你母亲的名字叫露丝？”
“是的。”
“你就直呼其名？”
“是啊。”
“你不叫她妈妈？”
“不。”
救援站角落里的小冰箱嗡嗡作响，它冷冰冰地站在那里，仿佛死了一般，又尚存一丝脉搏。我在想冰箱里面是不是有很多瓶水？
苏打水，纯净水
。
为了让母亲喝上合她心意的水，我总是想尽办法。
这个学生看了看他的手表。“被蜇伤的人都必须在这里待够五分钟。这样我才能知道你是否有心脏不适或者其他反应。”
他又指了指表格上我空着的“职业”一栏。
可能是蜇伤的刺痛造成的，但我意识到自己正在向他讲述我那可悲生活的浓缩版本。“当务之急，我要的不是一份工作，而是照顾我的母亲，露丝。”
我说话时，他的手指顺着他的大腿滑到小腿上。
“我们来西班牙是为了到戈麦斯诊所看病，查清楚她的腿到底怎么了。我们预约的初诊在三天后。”
“你母亲患有肢体麻痹？”
“不清楚。这病有些奇怪，已经有一阵子了。”
他开始打开裹着一块白面包的保鲜膜。我还以为这是蜇伤治疗的第二部分，结果只是他最喜欢的午餐——花生黄油三明治。他咬了一小口，咀嚼时黑亮黑亮的胡须也跟着四处移动。显然他知道戈麦斯诊所，这个诊所的口碑很好。他也认识租给我们海滩上那间狭小的长方形公寓的女房东。我们之所以选那里，是因为它没有楼梯。所有的东西都在一楼，两个卧室紧挨着，就在厨房旁边。公寓离中心广场很近，周围是咖啡馆和超市。附近还有一所潜水学校——一栋白色立方体建筑，上下两层，窗户做成舷窗样式，接待区正在粉刷中，两个墨西哥人每天早晨带着巨大的白色油漆罐开工。学校屋顶露台上，一条瘦骨伶仃的德国牧羊犬被人用链条拴在一根铁栏杆上，整日哀嚎。狗的主人叫巴勃罗，他是潜水学校的校长，却成天泡在网上玩一个名叫“无限潜水”的游戏。这条疯狗扯着它的链条，经常试图跳下屋顶。
“没人喜欢巴勃罗，”这个学生认同地说道，“他是那种能把一只鸡生生撕开的人。”
“那对人类学田野调查来说是一个不错的主题。”我说道。
“什么主题？”
“没人喜欢巴勃罗的原因。”
学生竖起三根手指头。我想他的意思是要我在救援站小屋里再待三分钟。
早上，潜水学校的男教员会指导学员如何穿潜水服。那条狗一直被拴着的事实令他们不安，但他们不得不继续手头的事情。第二项任务是用漏斗将汽油灌入塑料箱子，再把箱子推到一个电动设备上，穿过沙滩将它运上轮船。跟瑞典按摩师英格玛的工作相比，这显然更加复杂。英格玛会在他们加油的时候支起帐篷，他给按摩床的床腿绑上乒乓球，从而使按摩床能在沙滩上滑行。他私下和我抱怨过巴勃罗的狗，听上去好像因为我碰巧住在学校附近，就自动成了那条可怜的牧羊犬的共同持有人。英格玛的客人根本无法放松身心，因为在整个香薰按摩的过程中，那条狗不停哀嚎，还试图自杀。
救援站的学生问我能否正常呼吸。
我开始琢磨他是不是想让我留在这里。
他竖起一根指头。“你还得和我在这多待一分钟，然后我会再问你一遍感觉怎样。”
我想让生活更有意义。
我常常觉得自己很失败，但是我宁愿在咖啡屋打工，也不愿意被雇去做研究，研究为什么客户喜欢这个洗衣机而不是另一个。我的大多数同窗都成了企业里的人类学家。如果民族志意味着书写文化，那么市场调研也是一种文化（人们在哪里生活，他们的居住环境如何，洗衣服的任务在群体成员间如何分配）。但这终究只是为了卖洗衣机。我不确定自己是不是更想做原始的田野调查，譬如躺在吊床上观察神圣的水牛在树荫下安静地吃草。
当我说“没人喜欢巴勃罗的原因”是一个好的调研主题时，我并不是在开玩笑。
于我而言，美梦已经结束了。我的美梦开始于我收拾好行李离家去上大学的那个秋天，我把跛脚的母亲独自留在伦敦东部的自家花园里摘梨。我以一等的成绩拿到了本科学位。美梦仍在继续，我又攻读了硕士学位。直到母亲生病，我的美梦就此破灭，我放弃了博士学位。那篇我未能完成的博士论文就像一场无人问责的自杀，潜伏在我破碎屏幕后的数据文件里。
是的，有些东西确实在变大（比如我生活迷失方向的程度），但那并不是应当变大的东西。咖啡屋的饼干变大了（和我的脑袋一样大），收据变大了（上面信息太多，简直成了调查问卷），以及我的大腿变粗了（吃三明治和糕点的后果）。我的银行存款变少了，百香果也变小了。（尽管石榴变大了，空气污染变严重了，一周五晚都睡在咖啡屋楼上的仓库让我的羞耻感也更重了。）在伦敦，大多数夜晚我都倒在一张儿童单人床上昏昏睡去，从没能为上班迟到找过借口。我工作中最可怕的部分就是替顾客整理好他们的旅行无线鼠标和充电器。他们前往某个地方时，我在忙着收拾他们的杯子，给奶酪蛋糕写标签。
我跺了跺脚，想让自己的注意力从胳膊的抽痛上转移。然后，我发现自己的比基尼挂脖上衣的带子断了，我的乳房裸露在外，随着我跺脚的动作上下跳动。带子一定是我游泳时断掉的，也就是说我奔跑着穿过沙滩来到救援站的这一路上，我的上身一直裸露着。这也许就解释了为什么那个学生在和我说话时眼睛不知道该看向哪里。我转身背对着他，抬手处理比基尼带子。
“你感觉怎样？”
“我还好。”
“你可以走了。”
当我转身时，他的眼睛飞快地掠过我刚遮住的胸部。
“你还没填‘职业’。”
我拿起笔，写上 服务员 。
母亲让我洗洗她那条印有向日葵图案的黄色连衣裙，她去戈麦斯诊所初诊时想穿。我乐意效劳。我喜欢手洗衣服，然后把它们挂在阳光下晒干。被蜇伤的灼痛感又开始发作，尽管学生已经在伤处涂满了药膏。我的脸也变得灼热起来，我想可能是因为填写表格上的“职业”太困难了。被水母蜇刺的伤口似乎在逐渐释放潜伏于我体内的毒液。周一，母亲会把她的症状向医生一一说明，这些症状就像各式各样的神秘小点心，而我便是那个负责端着托盘的人。
她来了。这个美丽的希腊女孩身穿比基尼，正穿过沙滩。一片阴影笼罩在她和我的身体之间。有时她在沙子里拖着脚走路。没人帮她往背上擦防晒霜，她也没法说：“涂这里，不，对，就是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