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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是反映事物本质属性的思维形式，它具有抽象性，这已是科学定论。但概念有没有形象性呢？我认为，有。
承认概念具有形象性，并不是否定概念的抽象性；只是说，不要肯定了概念的抽象性而否定概念形象性的存在，或者把它们对立起来。抽象性与形象性这一对矛盾是统一于概念之中的。
人们经常引用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中关于概念的论述来证明概念的抽象性。例如：“概念不是一种直接的东西（虽然概念是一种‘单纯’的东西，但这是‘精神的’单纯性，观念的单纯性）——直接的只是对‘红色’的感觉（‘这是红的’），等等。概念不是‘仅仅意识中的东西’，而是对象的本质，是一种‘自在的’东西。” [1] “概念这东西已经不是事物的现象，不是事物的各个片面，不是它们的外部联系，而是抓住了事物的本质，事物的全体，事物的内部联系了。概念同感觉，不但是数量上的差别，而是有了本质上的差别。” [2] 诚然，这些论断是正确的，但我们不能以现成的结论来代替科学的进一步研究。因为上面的引文只能说明概念具有抽象性，并没有否认概念具有形象性。
现在试从概念形成的思维运动过程及其体现于概念内涵与外延同指物性的关系上，从概念与词的统一体的构成上，对概念具有形象性这一命题做初步探讨。
作为反映客观事物本质的概念，其形成的思维运动，在感性认识阶段上升到理性认识阶段的过程中，是从单一到普遍和从普遍到单一的过渡。“在概念的形成过程中，概念朝着两个方向运动：（1）从个别的知觉和表象到最简单普遍的概念，并且通过进一步的抽象从最简单的普遍概念到更高的、更普遍的概念；（2）从普遍的和抽象的概念到现实的多样性，到包括单一并且越来越近于单一的被划分的概念。” [3] 从单一到普遍，就是向概括方面运动；从普遍到单一，就是向划分方面运动。概念是在这两种相反的运动中形成并存在于这种运动之中的。
我们知道，概念向概括方面运动，是减少其内涵，扩大其外延，从种概念向属概念逐级过渡，其最上位的概念是范畴；概念向划分方面运动，是缩小其外延，增加其内涵，从属概念向种概念逐级过渡，其最下位的概念是单独概念。任何一个概念都形成并存在于这两种相反的思维运动的“概念体系”之中，因而抽象概念与具体概念是相对而言的。某概念对于其上位概念来说，是具体的，对于其下位概念来说，是抽象的。在“概念体系”中，概念越是趋向概括方面运动，内涵越减少，外延越扩大，其形象性就越弱；相反，概念越是趋向划分方面运动，内涵越增多，外延越缩小，其形象性就越强。
这一原理，可以从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同指物性的关系中进一步阐明。内涵是概念所反映的事物本质属性的总和，外延是概念所反映的事物的范围。在概念内涵与外延的统一体中，内涵的多少与外延的大小成反比。依此，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概念的外延越大，则内涵越少；那么，概念的指物性的范围就越广，共性就越普遍，其形象性就越弱。反之，概念的外延越小，则内涵越多；那么，概念的指物性的范围就越窄，个性就越具体，其形象性就越强。简而言之，概念形象性的强弱与概念外延的大小成反比，与概念内涵的多少成正比。
例如，“花”从内涵上讲是“种子植物的有性繁殖器官”，它的外延是所有种子植物的花。“种子植物发育到一定阶段，就会生出花来。花由花瓣、花萼、花托、花蕊组成，有各种颜色，有的长得很艳丽，有香味”等。对于具体的某种花来说，它只是共性，是从各种花的特性中抽象出来的。而“荷花”是莲的花，“莲”从内涵上讲是“多年生草本植物”，有它的个性：“生在浅水里，地下茎肥大而且长，有节，叶子圆形，花大，淡红色或白色，有香味”等。所以，“荷花”比“花”的形象性强。
晏殊的《破阵子》上片：“燕子来时新社，梨花落后清明，池上碧苔三四点，叶底黄鹂一两声，日长飞絮轻。”如果把“燕子”换成“候鸟”，把“梨花”换成“花儿”，把“黄鹂”换成“鸟儿”，就不如原词形象具体。因为属概念比种概念外延大而内涵少，共性多而个性少，指物性范围广，形象性就不够强。当然，这不是说属概念就没有相对的形象性。有时，诗人为了给读者以更自由的想象，构思中却有意选用属概念，外延大些，包括较多的并列的种概念，但不写出来，让读者去想象，能取得更好的艺术效果。例如，孟浩然的《春晓》：“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诗人写“鸟”，不指明具体什么鸟，读者可以从“鸟”这概念的外延去想象其种概念中的各种鸟，以取得众鸟啼鸣的听觉效果；写“花”不指明具体什么花，读者可以从“花”这概念的外延去想象其种概念中的各色花，以取得落英缤纷的视觉效果。其实，这仍是发挥了概念形象性的作用。《破阵子》的形象性，主要在“言中”，而《春晓》的形象性，更多的在“言外”。
概念的形象性，还必须在概念与词的关系中进一步研究。
一般地说，概念是词的内容，词是概念的表达形式；但具体研究起来，概念与词的关系是比较复杂的。没有思维就没有语言，反之亦然。概念是思维的最小单位，词是能够独立自由运用的最小的语言单位，它们是一个统一体，我们称之为“概念·词”的统一体。在这个统一体中，有两组密切关联着的内容与形式的关系：一是词义与词音的关系——词义是内容，词音是词义的民族语言形式。词音与词义没有必然联系，因此同一词义在不同的民族语言中，有不同的物质外壳。二是概念的内涵与词义的关系——概念的内涵是内容，是词义的核心，词义是概念内涵的社会形式。因为语言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的，不同民族语言有其发展的内部规律，所以，词义虽然以概念的内涵为核心，但可以不完全等于概念的内涵。在概念内涵、词义、词音这三者之间，词义是词音的内容，同时又是概念内涵的形式。“概念·词”的统一体的构成，图示如下：
A=概念的内涵
A+B=词义
C=词音
A+B+C=“概念·词”
词义以概念的内涵为核心，所以，词的基本义就是概念的内涵。但是，词义作为概念内涵的社会形式，有其相对的独立性，不同民族语言发展的内部规律有自己表达内涵的特点，主要有：一、概念的内涵一定要反映事物本质属性的总和；而词义在不同民族语言中，有时只要反映事物的主要特征或标志（虽然与本质属性有关）。例如，汉语的“鲸”并不是鱼，而取鱼的外形，“玻璃牙刷”并非玻璃制品，而取玻璃的透明度。这就有了形象性。二、不同民族语言有一些表达概念内涵的特殊构词法，能产生很鲜明的形象性。例如，汉语中的比况式偏正合成词（“火红”“雪白”“鸟瞰”“龟缩”“心田”“云海”等）；缀合式附加重叠词（“香喷喷”“绿油油”“笑嘻嘻”“闹哄哄”“泪汪汪”“气冲冲”等）；甚至某些词的形态变化，也产生形象性（“清楚”变为“清清楚楚”，“肮脏”变为“肮里肮脏”等）。三、词的比喻义、借代义、象征义是语言交际中，由修辞现象转化为词汇现象的，形象性也很强（以“顶峰”表示“发展的最高点”，以“包袱”表示“沉重的负担”等）。四、利用语音特点表达意思的词，如汉语中的双声词、叠韵词、联字词、叠音词、象声词，也有一定的形象性。这些词义中的形象因素，存在于“概念·词”统一体中，使概念的表达更具形象性。
词音是“概念·词”统一体的物质外壳，它作为人脑思维的刺激信号而存在并发挥作用，使“概念·词”的形象性得以由“观念的东西转化为实在的东西” [4] 。这是“概念·词”的形象性成为人们可以理解的关键。
对于这个关键问题，必须从生理和心理学上加以说明。巴甫洛夫的高级神经活动学说，把动物对外界的反应分为条件反射和无条件反射两种。无条件反射是其他动物与人本能地对客观的直接反应。条件反射又分为两种：一是高级动物与人都具有的因感觉信号的刺激而发生的反应，叫作第一信号系统；二是人类特有的以由词构成的有声语言为刺激信号而产生的反应，叫作第二信号系统。人类思维时，这两种信号系统同时作用。词作为第一信号的信号，在思维和交际时，把第一信号系统与第二信号系统接通，从而产生联想，唤起感知，呈现形象。这就是文学是语言艺术、语言是文学第一要素的原因。
刘勰《文心雕龙》里说，“心既托声于言，言亦寄形于字”（ 《练字》 ），就是讲思想感情要通过有声语言来表达，有声语言要以其书面形式的文字来体现。他要求作家“捶字坚而难移”（ 《神思》 ），不允许有一个可有可无的字句，否则“意少一字则义阙，句长一言则辞妨”（ 《书记》 ）；他非常讲究选词造句的形象性，甚至说“故立文之道，其理有三：一曰形文，五色是也；二曰声文，五音是也；三曰情文，五性是也”（ 《情采》 ）。“三文”说，未免失之于片面，但在强调语言的形象性上是有道理的。他又说：“是以诗人感物，联类不穷；流连万象之际：沈吟视听之区。写气图貌，既随物以宛转；属采附声，亦与心而徘徊。故‘灼灼’状桃花之鲜，‘依依’尽杨柳之貌，‘杲杲’为日出之容，‘瀌瀌’拟雨雪之状，“喈喈’逐黄鸟之声，‘喓喓’学草虫之韵。‘皎日’‘嚖星’，一言穷理；‘参差’‘沃若’，两字穷形。并以少总多，情貌无遗矣。虽复思经千载，将何易夺？”（ 《物色》 ）既要细致地认识描写的对象，又要修辞审音，形象地再现描写的对象，“穷理”与“穷形”是统一的。
总之，概念本身就是抽象性与形象性的辩证统一体；在“概念·词”的统一体中概念的内涵是词义的核心，词义中的形象因素是与概念的内涵有关的；词音作为“概念·词”的物质外壳而刺激人脑，使“概念·词”的形象性得以从“观念的东西转化为实在的东西”。概念的形象性的强弱是相对的：下位概念的形象性强于上位概念；单独概念的形象性强于普遍概念；实体概念的形象性强于属性概念；具体概念的形象性强于抽象概念；肯定概念的形象性强于否定概念。即使是抽象概念也是起源于具体概念。例如，拉丁文中，“精神”“灵魂”产生于“呼吸”；汉语中的虚词“之”原义“草出地也”，“所”原义“踞木声也”，“必”原义“亏檠也”，“不”原义“鸟飞翔不下也”；“货币”在巴布亚人认识中意味着“贝壳”。恩格斯说过：“数学上面（长、宽、厚）的形体被称之为立体，就拉丁文说，这字甚至是指可以触到的物体，所以，这个名称，绝不是从头脑的自由想象中得来的，而是从确凿的现实中得来的。” [5] 可见，概念具有形象性，并不是谁的主观臆造，而是客观事物在人们思维中的反映。当然，在使用“概念·词”时，由于人们知识、专业、实践、经历等差异，如同对概念的抽象性理解的程度不同一样，对概念的形象性强弱的领会也不相同。“细胞”对于生物学家，“电子”对于物理学家，“资本”对于经济学家，就比一般人理解得更深刻，形象性也更鲜明。
承认概念是抽象性与形象性的统一体，并不会贬低或取消概念在人们思维中的作用；相反，能更全面地正确地认识和掌握概念，发挥它在思维和交际中的作用。语言不仅是人类抽象思维的工具，而且是人类形象思维的工具。人们可以通过抽象思维去认识世界，也可以通过形象思维去认识世界。描述逻辑的第一个课题，就是要揭示概念形象性的秘密。硏究概念的形象性，不仅是逻辑学的需要，而且是文学、语言学、心理学、教育学的需要。
注释：
[1][俄]列宁：《黑格尔〈哲学史讲义〉一书摘要》，见《哲学笔记》，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286、287页。
[2]毛泽东：《实践论》，转引自《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262页。
[3][匈]贝拉·弗格拉希：《逻辑学》，北京：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49页。
[4] [俄]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转引自《哲学笔记》，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91页。
[5][德]恩格斯：《反杜林论》，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9、4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