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1983年第3期《青海社会科学》上刊登了谭其骧、蓝绎圣二位先生的文章《“白马非马”是一个诡辩命题》。文章认为：“白马非马”的本意是“白马不是马”，它是“偷换概念的产物”，它的“论证不合逻辑”，因此，“‘白马非马’是一个诡辩命题”。
“白马非马”是“诡辩命题”吗？
谭、蓝二位先生在文章中说：“历来对‘白马非马’的争议，首先在于对它的解释。”“对‘非’字的不同解释，就发展成对‘白马非马’的认可或非议。”又说：“一个哲学命题的正确与否，首先并不在于人们如何根据自己的认识去理解它，而在于命题的提出者如何解释它、阐明它，当然，更重要的是实践的检验。”“所以，我们应该探明公孙龙提出‘白马非马’的本意。”这些话，无疑是正确的。但二位先生认为“白马非马”的本意是“白马不是马”，这就值得商榷了。
从客观存在的现实出发，实事求是，这是哲学、逻辑学的生命。让我们首先探讨一下公孙龙对“白马非马”是怎样解释的。
在古代，一词多义现象是十分普遍的。“非”一般作“不是”讲，但还有其他讲法。公孙龙利用这一点，提出“白马非马”论，故作耸人听闻之语，来大肆宣扬，哗众取宠，这在百家争鸣的先秦时代，是很有可能的。但细读《公孙龙子》中的《迹府》《白马论》，我们可以发现，他的讲话是很有逻辑性的，他的“白马非马”之说，绝不能解为“白马不是马”，而应解为“白马不同于马”。
“非”在古文中，随着上下文文意的不同，不仅可解作“不是”，还可解为“不同于”等。1979年版的《辞海》中，讲“非”时，“非人”有四种解释，其中第二种解为“异乎常人”，它把“非”解为“异乎”（不同于）；“非常”有三种解释，其中第一种解为“异乎寻常”，把“非”也解为“异乎”（不同于）；而“非意”则解为“出乎意料之外”， [1] 实际上也是把“非”解为“不同”。
公孙龙所说“白马非马”的“非”字，就是这个意思。下面具体地论证这一问题：
孔穿（孔子的六世孙）对公孙龙的“白马非马”进行了非难，说：“不取先生以白马为非马。”（不赞同先生的“白马非马”的观点）公孙龙在反驳时，用了孔子的一段典故。公孙龙说：“且白马非马，乃仲尼之所取。”（再说“白马非马”的观点，是孔子所赞同的）公孙龙接着说：当年楚王打猎，把弓丢了，左右请求去找弓，楚王说：“楚国人丢了弓，楚国人拾了去，又何必寻找？”孔子听了以后说：“楚王虽然仁义但还没有做到家啊，应该说人丢了弓，人拾去就是了，何必说楚国呢？”公孙龙讲完这段故事后，说道：“夫是仲尼异‘楚人’于所谓‘人’而非龙异‘白马’，悖。”意思是说：“（你）肯定孔子的‘楚人’不同于‘人’的观点，却否定我公孙龙的‘白马’不同于‘马’的观点，是不通的。”
孔穿说：“不取先生以白马为非马”，而公孙龙说孔穿是“非龙异‘马’于所谓‘马’”。可见，公孙龙对自己的“白马非马”明确地作了解释，即：“异白马于马。”就是说：“非”应解为“异于”（不同于）；“白马非马”应解为“白马不同于马”。孔穿到最后之所以“无以应”，正说明他认可了“非”应解为“异于”（不同于）。
公孙龙在与孔穿的辩论中，明确地解释了自己的观点，这应是很可靠的吧！
《白马论》中说：“以有马为异有黄马，是异黄马于马也。异黄马于马，是以黄马为非马。”在这两句话中，公孙龙把“黄马非马”说成是“异黄马于马”，而把“非”解为“异于”。由此可以推断：“白马非马”中的“非”字也应释为“异于”（不同于）。
谭、蓝二位先生认为，如果把“非”解释为“异”，那么“异黄马于马，是以黄马为非马”就应解为：“把黄马和马区别开来，是将黄马与马区别开来了。”并接着说：“这是一句文理不通、语无伦次的话，丝毫说明不了问题”，是“废话”。所以，“‘非’应作‘不是’解”。
粗粗看起来，这些话似乎很有道理，但仔细一想，就不以为然了：把古文按照自己的译法译成今文，然后再据今文说它“文理不通，语无伦次”，是“废话”，这种做法不见得妥帖。再说，这句话不是“丝毫说明不了问题”，而是说明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公孙龙特意在这儿对“白马非马”中的“非”字作了明确的解释。公孙龙十分清楚地告诉人们：我所说的“黄马非马”，就是“异黄马于马”，我所说的“非”就是“异于”的意思！请问这有什么“文理不通，语无伦次”之处呢？相反地，把“非”解释为“不是”，恐怕倒是违背了公孙龙的本意吧！
对这段话，庞朴先生在《公孙龙子研究》中译为：“马，它没有颜色上的规定，所以黄的、黑的都可以算数。而白马是有颜色规定的，黄马、黑马都因其颜色而被排斥，只有白马可以算数，没有颜色规定的（马），不同于有颜色规定的（白马）……” [2] 从这段译文中可见庞朴先生把“无去者非有去也”中的“非”字，解释为“不同于”。金岳霖先生主编的《形式逻辑》中把这句话的大意解释为：“有固定颜色的与没有固定颜色的是不同的。” [3] 也是把“非”解释为“不同”。
谭、蓝二位先生在文章中认为：“无去者非有去也”中的“非”字，“合乎逻辑的解释应为‘不同于’，……但结论却是‘白马非马’。……意为‘白马不是马’。公孙龙把个别与一般、具体与抽象之间的差异极端夸大，变成了事物的质的不同，这是丝毫站不住脚的。”
由上述可见，把“无去者非有去也”中的“非”字，解释为“不同于”，是没有问题的了。而下一句“故曰白马非马”和上一句“无去者非有去也”之间，在文意上紧紧相应，并带有某种因果关系，因此，“白马非马”中的“非”字，“合乎逻辑地解释”也应该是“不同于”。正因为把“非”字错误地解释为“不是”，所以才“站不住脚”。如果把这个“非”字也顺理成章地解为“不同于”，那就既没有什么“极端夸大”，也没有什么“站不住脚”了。（至于“个别与一般”的问题，后文将要论及。）
我们试把最后这句话联系起来翻译：“没有固定颜色的（马）不同于有固定颜色的（白马），所以说白马不同于马。”这样翻译，既符合事实，语意上、逻辑上也都很顺。
谭、蓝二位先生认为：“论证过程中的偷换概念是‘白马非马’命题的症结之所在。”谭、蓝二位先生在文章中引用了《白马论》中的开头几句话：“马者，所以命形也；白者，所以命色也。命色者非命形也。故曰：白马非马。”并指出：“按照公孙龙所考察的‘马’和‘白’，以及‘命色者非命形也’的正确判断，结论自然应该是：‘故曰：白非马。’”文章还说：公孙龙只论证过“色非形”，而并未论证过“（色+形）非形”，因此，公孙龙只应导出“白非马”的结论，可是公孙龙却得出了“白马非马”的结论，所以说：“公孙龙玩弄了偷换概念的手法，他以‘白马’这个新概念偷换了前面提出的‘白’的概念。……因而导致了‘白马非马’这样一个怪诞的命题。”
我们不禁要问：这真的是“偷换概念”吗？
对《白马论》中开头的几句话，谭戒甫先生在《公孙龙子形名发微》一书中怀疑它们有点问题，他把“命色者非命形也”这句话校改为“命色形非命形也”。 [4] 我认为，谭教授的怀疑是有道理的。《白马论》的后半部分说：“白马者，马与白也。马与白，马也？故曰：白马非马也。”这些话的意思是：白马，包含“马”（形体）与“白”（颜色）。“马”（形体）与“白”（颜色），相等于“马”（形体）吗？所以说：白马不同于马。“马与白，马也？”实际上就是“命形色非命形也”的意思。参照《白马论》后半部分中的这句话，所以说谭教授把“命色者非命形也”这句话校改为“命色形非命形也”是有道理的。
根据这种校改，这一段的论证可用下式表示：
已知：白，命色，马，命形。
而且，（色+形）非形。
结论：白马非马。
这样的推导是正确的，毫无“偷换概念”之嫌。
即使不作这样的校改，这一段的论证也不能说成是“偷换概念”，只能说成是一种“省略式”。如果把省略的部分补上，这一段的推理仍然是合理的。试列式论证如下：
已知：白，命色；马，命形。
而且，色≠形。
推知（省略）：色+形≠形（∵色≠ 0）。
结论：白+马≠马（白马非马）。
从上式中我们可以看出：从“色≠形”推导出被省略的“色+形≠形”是完全合理的，因而“白马非白”同样是自然推导出的正确结论。所以，我们认为：不能说这一段的论证是偷换概念，公孙龙并没有“以‘白马’这个新概念偷换了前面提出的‘白’的概念”，他只是省略了推导过程中的一个步骤，这种论证只能说是一种正确的“省略式”的论证。
上面引用的《白马论》中的两段文字，实际上是从概念的内涵方面对“白马非马”（白马不同于马）这一命题进行了论证。
在这两段话中，公孙龙实际上指出了“白马”这个概念的内涵有二（形体与颜色），而“马”这个概念的内涵只有一（形体）。所以说：白马不同于马——“白马非马”。
谭、蓝二位先生在文章中说道：“‘白马非马’的论证不合逻辑”，并分析说：“正因为‘白马非马’是偷换概念的产物，它在逻辑上没有存在的基础，而公孙龙却硬要论证它，这就势必造成论证过程中的逻辑混乱。”
上面我们已经证明：“白马非马”不是“偷换概念的产物”。原因既不存在，那么它的结果（“论证不合逻辑”“逻辑混乱”）自然也就站不住脚了。
谭、蓝二位先生还举了三个例子来证明自己的观点。其中，第一个例子引用了《白马论》中这样一句话：“求马，黄、黑马皆可致。”意即“要一匹马，黄马、黑马都可以算数”。二位先生分析说：“既然黄马、黑马都可以算马，又有什么理由硬说白马不是马呢？”（其他两个例子也大体如此。）
二位先生把“白马非马”的本意加以歪曲，解释为“白马不是马”，然后又反过来说公孙龙“硬说白马不是马”，是“不合逻辑”。我们认为：这样做本身就是“不合逻辑”的。综观《白马论》全文，公孙龙在任何一处都没有否认“白马是马”。如我们前面已经证明了的，“白马非马”的本意应是“白马不同于马”。
公孙龙的《白马论》还从概念间的关系方面，论证了“白马是马”但“白马不同于马”（白马非马）的正确命题，这也就证明了“个别中包含一般”但“个别不同于一般”的辩证命题。
《白马论》中说：“马固有色，故有白马。”意思是说：马本来有颜色，所以有白马。由此可见，公孙龙认为白马是马的一种。《白马论》中又说：“求马，黄、黑马皆可致；求白马，黄、黑马不可致。……故黄、黑马一也，而可以应有马，而不可以应有白马，是白马之非马，审矣！”意思是说：有人要马，黄马、黑马都可以算数；（如果）要白马，黄马、黑马就不能算数。……所以同为黄马、黑马，能够说“有马”，但不能够说“有白马”，可见白马不等同于马，是很清楚的了！
我们知道，马是属概念，白马、黄马、黑马都是它的种概念，所以公孙龙说“求马，黄、黑马皆可致”“马固有色，故有白马”。正是从这一点上，公孙龙证明了“白马是马”——个别中包含一般。
“白马”与黄马、黑马都是“马”这一属概念下的种概念，所以公孙龙说“黄、黑马”“可以应有马”。而“白马”与“黄马、黑马”之间是并立关系，所以公孙龙说“黄、黑马”“不可以应有白马”。公孙龙实际上是从“白马”与“马”这种概念间的关系上，证明了“白马非马”（白马不同于马）——个别不同于一般。
公孙龙“白马论”的理论基础是他的“名实论”。对“名实论”的种种不同观点，本文不准备予以评论，只想表明一下我们的看法。
《名实论》一开头就说：“天地与其所产焉，物也。物以物其所物而不过焉，实也。”意思是：宇宙和它所创生的东西，叫作“物”体。恰如其分地体现所以成为某物的那些物体，叫作客观“实”际。毫无疑问，公孙龙认为宇宙是物质的，是客观存在的，这是一种唯物主义的观点。同许多古代著名的思想家一样，公孙龙的哲学思想是复杂的，它既有唯物主义的成分，又有唯心主义的成分，而公孙龙哲学思想中的唯物主义成分，正是他的正确的逻辑思想的理论基础。而“名实论”就是他的“白马论”的理论基础。
公孙龙认为：“名”要正确地反映“实”，名、实必须相符。在公孙龙看来，白马就是一种“物”。“白马”作为一个概念的名称，它恰如其分地体现了那种具有“白”的颜色、“马”的形体的动物的客观实际，这就是名、实相符。
庞朴先生在《公孙龙子研究》一书中，论及《名实论》这一篇时指出：这一篇中“‘不过’‘不旷’‘位’‘唯’这些字眼，严格说来，都是一些量的规定，是针对概念的外延而来的” [5] 。庞朴先生的这些话是正确的。公孙龙在《名实论》中正是注意从概念的外延方面谈论名实的问题，并把它作为“白马非马”（白马不同于马）的理论基础的。
公孙龙认为物体的“名”要符合物体的“实”，要做到“不过”“不旷”，这就叫作“正”。公孙龙说：“谓彼而彼不唯乎彼，则彼谓不行；谓此而此不唯乎此，则此谓不行。”意思是：称那个东西为“彼”，而那个东西不仅仅包括“彼”，那么“彼”的称呼就行不通；称这个东西为“此”，而这个东西不仅仅包括“此”，那么“此”的称呼就行不通。这就是说：把“马”这个东西称作“白马”，而“马”不仅仅包括“白马”，还包括黄马、黑马等，因此用“白马”的名称来称呼“马”的实体是行不通的。因此说，“白马不同于马”。
公孙龙又说：“彼彼止于彼，此此止于此，可，彼此而彼且此，此彼而此且彼，不可。”意思是：把那个“彼”的名称只限于“彼”的实体，这个“因”的名称只限于“此”的实体，是可以的；如果用“彼”的名称来称呼“此”的实体，因而搞得“彼”成了“此”，或用“此”的名称来称呼“彼”的实体，因而搞得“此”成了“彼”，就不可以了。那就是说：如果用“白马”的名称只限于称呼“白马”的实体，是可以的；如果用“白马”的名称来称呼“马”的实体，从而使“白马”同于“马”，就不可以了。所以说，“白马不同于马”。
综上所述，“白马非马”是正确的哲学命题、逻辑命题，绝不是诡辩命题。
注释：
[1] 《辞海》，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4592、4593页。
[2] 庞朴：《公孙龙子研究》，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9页。
[3] 金岳霖主编：《形式逻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46页。
[4] 转引自《中国逻辑史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83页。
[5] 庞朴：《公孙龙子研究》，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