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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玉香 冯璐璐
内容摘要： 库尔德人作为中东最大的跨界民族，部落在其社会与经济关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作为库尔德社会主要的社会组织形态，部落对库尔德人的政治、经济、社会和生活各个方面都有着深远的影响。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推进、中东地区的发展以及库尔德人所在国的现代化民族构建进程，库尔德社会部落属性不断削弱，逐渐从部落社会向现代化社会转型。本文主要从库尔德人的政治现代化、经济现代化和文化教育现代化三个方面重点探讨了库尔德人的现代化进程，并分析了库尔德人现代化转型的原因及未来走向。
关键词： 库尔德人 部落社会 现代化进程
在中东历史发展进程中，大多数国家都起源于部落社会，部落是中东社会发展具有的典型特征。作为中东最大跨国民族的库尔德人，部落是其构成的基本社会组织和经济组织。本文将从部落的角度集中阐释库尔德人是如何从部落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
库尔德人是西亚最古老的民族之一，是中东第四大民族，人口仅次于阿拉伯人、土耳其人和波斯人，据不完全统计，库尔德人约有3000万人，所不同的是，库尔德人也是当前世界上最大的无国家民族，他们所聚居的地区被称为“库尔德斯坦”，主要是指今土耳其、伊拉克、伊朗和叙利亚四国的交界处，具体到每个国家，在土耳其是指该国东南部库尔德人口较为集中的省份（当前库尔德人占多数的省份有马尔丁省、锡尔特省、迪亚尔巴克尔省、比特利斯省、穆什省、凡城省和阿勒省等）；在伊拉克，主要指埃尔比勒、杜胡克和苏莱曼尼亚3个北方省份组成的库尔德自治区；在伊朗，包括西北部的库尔德省及其邻近区域，还有靠近叙利亚东北部与土耳其接壤的地区。在叙利亚，主要包括西北部的库尔德达赫和东北部的哈塞克地区。
一直以来，库尔德人主要生活在多山的库尔德斯坦地区，这里险恶的地理环境和残酷的社会环境、经济发展水平低下以及诸多历史原因使得部落成为库尔德社会发展中重要的社会组织和经济组织。
部落（法语为tribu，英语为tribe）直接源自拉丁语中“特里布斯”（tribus），最初指存在于古代罗马的一种特殊政治组织，具体而言，指古代罗马国家形成之前的三大部落。
美国人类学家路易斯·摩尔根在《人类家庭的血亲和姻亲制度》（1871）一书中指出：“部落是一种组织完备的社会，因而是一种能够自行生殖的社会组织形式。表明处在野蛮阶段的人类状况，即人类已不再原始野蛮但却又尚未文明开化，没有‘政治的’社会，也没有国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出版的《社会科学词典》（1964）中，美国人类学家约翰·霍尼格曼给部落下了一个定义，他认为：“具有共同的领土，共同世系的传统，共同的语言，共同的文化，以及共同的族称，所有这一切就构成了连接诸如村落、群居、区域或世系等较小集团的基础。”
英国哲学家、人类学家厄内斯特·盖尔纳将部落定义为旨在维护内部秩序、组织对外防御的当地互助协会。
[1]
美国伊斯兰学者阿克巴尔·艾哈迈德和美国地理学家、马克思主义者大卫·哈特将部落定义为拥有特定名字和区域的一类乡村群体
[2]
。荷兰学者马丁·布鲁尼森指出：“库尔德人部落是一个以真实或公认的血缘关系为基础而形成的社会政治单元和地域单元，它被自然划分成多个子部落，每个部落依次再被划分为更小的单位：氏族，胞族（谱系）等。”
[3]
传说中所有库尔德部落起源于古代两大部落：米兰部落（Milan）和泽兰部落（Zilan），关于库尔德部落的数量说法都不一致，有说法认为，库尔德有800多个库尔德部落，其中各个部落又分成很多宗派和家族集团。有的部落只有一个宗族，有的由多个宗族组成。有数据显示，伊朗有约60个部落，其中15个是大的部落；伊拉克有22个大的部落，54个小部落；叙利亚有12个部落。
部落首先是前工业时代的基于游牧或者农业文明的文化统一体，强调血亲基础上的部落特性。部落是库尔德社会最主要的形态。库尔德部落社会广义上而言包括所有生活于此的库尔德人，狭义上讲库尔德部落社会主要是指库尔德游牧的民众，从事农业的库尔德农民并非严格意义上的部民，只能从属于部落。
在库尔德部落社会中，库尔德部落是一个以继承和血缘为基础（真实的和推断的）的社会—政治体，同时也是一个地域（因此也是一个经济）单位。库尔德人的社会组织建立在分层的血缘基础上，属于以男性血系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平等型部落，每个部落分为家庭、胞族、亚部落和部落四个等级或者说部落体系应该包含这四层关系。家庭是库尔德社会的最小单元。如下图所示：
图1-1库尔德部落结构示意图
每个部落都有一个最高首领。库尔德部落首领一般有两类：一是通常按照部落习惯和法律负责管理部落内部事务世俗首领阿迦（Agha）；二是宗教领袖谢赫或毛拉担任。通常阿迦和谢赫是同一个人。
阿迦由部落里强势的宗族（或氏族）世袭，这一宗族一般都有很长的历史，宗族成员比一般部落成员更具政治和经济优势。阿迦的权威来自他的宗族，而且要具有解决部落间冲突的能力。在库尔德部落中，个人冲突从来就不是个人的事情，个人之间敌对往往会成为整个宗族甚至是部落间的血仇（Blood Feud）。如果某一部落的成员被另一部落杀死，那么该部落的阿迦就要带领自己人去对方部落杀死一个人，这样的相互仇杀往往要持续杀死50人到100人才能停止。阿迦依靠领导血仇冲突（Feud Confl ict）来获得权威，阿迦也就成为部民的最高忠诚对象。阿迦在库尔德人部落社会中具有双重作用：对内而言，部落首领要能够调停部落内部冲突；对外而言，部落首领是连接部落与外界的核心枢纽。阿迦被赋予与各部落之间的联系以及与政府沟通的权力。阿迦拥有部落首领的头衔，并且在保持部落结构稳定性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部落首领有权以税收的某种形式得到部民们农业或畜牧业活动收益的一部分，然而部落首领的权力与部落间的相互争斗是有联系的。如果没有争斗发生，部落首领的权力就会下降，因为争斗可以加强部落首领的权威及他领导的部落内部的团结。从一定程度上说，冲突的发生增加了部落首领的重要性。
19世纪之前由于库尔德公国的存在，谢赫作用较弱。1847年，奥斯曼帝国废除了最后一个库尔德埃米尔公国，埃米尔公国的崩溃，削弱了部落首领的权力，导致了部落中谢赫权力的上升。随着埃米尔被消灭，部落间的冲突迅速增多，谢赫们开始在处理部落间矛盾时获得了权威。19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库尔德地区的多起叛乱事件的发生，国家暴力镇压，直接导致谢赫影响力的下降。由于各国的民主化、世俗化程度和宗教政策各不一样，库尔德宗教人士的命运也跌宕起伏。“二战”以后，土耳其迫于国内形势的压力，开始放宽宗教政策。1950年多党选举制启动，宗教政策进一步缓和，伊斯兰教和宗教人士的政治空间开始扩大，库尔德苏菲教团和谢赫逐渐恢复往日的影响。在叙利亚，谢赫们的影响力直到20世纪50年代总体上是在下降的。现代叙利亚没有土耳其那样剧烈的宗教和族群高压政策，引发谢赫影响力下降的主要原因在于社会和经济领域的变迁。此外，库尔德民族主义兴起也削弱了谢赫的地位和权力；部落解体和部落冲突加速了谢赫调解人地位的下降。在伊拉克，民族主义者甚至取代了谢赫在调解部落冲突中的地位。
部落首领的权威性、部落领土和荣誉的神圣不可侵犯性是库尔德部落的主要特征，也是库尔德社会最核心的价值观。部民对于部落首领是无可置疑地忠诚，这种忠诚促成了库尔德人的复仇和结盟，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库尔德人与外部世界的关系。
因此库尔德人的最高忠诚首先是部落、部落首领或是宗教领袖。无论在何种情况下，部民的第一忠诚都是部落首领。这也说明库尔德社会缺乏将中央权力贯彻到基层的组织结构。随着现代民族国家形成，许多地方通过建立立法禁止部落拥有与控制土地和私人复仇，消除部落首领阿迦、谢赫的影响力，从而推动库尔德社会的文明发展。
部落是库尔德社会最主要的社会组织，部落作为社会组织主要体现在部落对部民的保护作用，这使得部民对部落产生了认同感和归属感。库尔德斯坦恶劣的自然环境，以及长期处于奥斯曼帝国和波斯帝国的角逐地带，使得部落组织成为保障库尔德人利益的屏障，当个人无法保护自身和家庭安全时，只能依靠部落。来自同一个或两个不同部落部民之间的敌对斗争都可能引发部落内部或部落间的相互争斗。另外，部落首领是唯一与外界接触的人，这就迫使部落社会里的个体必须依附部落。在部落社会中，个人没有机会发展自己，也没有机会和部落解除关系；部民们与外界的隔绝使得部落成员没有机会接受教育、获得新知识，从而打破与部落的联系。因此，部民们没有机会脱离部落生活，使得库尔德部民对部落依赖性较大，对于每一个库尔德部民来说，部落成为其最主要的社会组织。
部落不仅是一种社会组织，同时它也是经济组织。传统上库尔德人居住在低地和平原从事畜牧业和农业。居住在山区的库尔德人多以游牧为主，饲养绵羊、山羊、黄牛和马，并织毛毯、伐木材、制皮革；居住在平原的库尔德人多以农业为主，种植大麦、小麦、玉米、稻谷、烟草和棉花，并经营果园。
在部落社会中，主要是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不对外生产销售。部落领土上的放牧权归集体所有，个别地方则分配给各个氏族。库尔德游牧部落在放牧途中，必须向途经地区的部落首领缴税，部落间有时会为此发生冲突。部落首领获得税收后，不一定会在部落成员中进行分配，意味着私有化的开始。而对于定居的库尔德人来说，村庄是极其重要的地理单位，也是最基层的行政中心。村庄周围的牧场属于公共财产。有时候有其他氏族和“外人”前来投靠，使得部分村庄由多个毫不相干的氏族构成，社会结构复杂，更容易导致内部冲突。
这就是库尔德部落作为经济组织所发挥的职能。
部落作为库尔德社会主要的社会组织形态，对库尔德人的政治、经济、社会和生活各个方面都有着深远的影响，而部落文化也构成了库尔德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不论是生活在城市还是农村，生活在库尔德斯坦地区还是移民到欧美、俄罗斯等地的库尔德人，他们身上几乎都拥有部落身份。库尔德人从部落社会向现代化社会的转型，很大程度上与全球化进程、中东地区发展以及相关国家的发展有很大关系。随着“一战”结束，中东各国边界的划定，库尔德斯坦地区被瓜分，成为跨界民族，库尔德人居住在土耳其、伊拉克、伊朗和叙利亚四国，也随之成为不同国家的民众，成为少数民族。而在构建现代民族国家建设中，这些国家采取否认其为独立民族和压迫歧视等政策，导致库尔德人不断起义，相关国家不断镇压，导致矛盾愈来愈深。随着中东社会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和现代民族国家的构建，库尔德社会部落属性逐渐被削弱，而在库尔德社会现代化转型过程中，既有政治现代化的表现，也有经济和文化教育现代化的体现。
现代化是一个国家或社会全面发展的过程，而政治现代化是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方面。美国政治学家塞缪尔· P.亨廷顿认为政治现代化包括三个方面：“第一，权威的理性化，即由单一的、世俗化的、全国性的政治权威取代各种传统的、宗教的、家族的或种族的政治权威。第二，政治现代化包含着政治功能专门化。各种专门职能部门，如立法、军事、行政和科学，都应由专门化的机关去执行，应从政治王国中分离出来。第三，政治现代化包含着社会各阶层广泛地参与政治，是政治现代化的最基本要素。”
政治现代化伴随着社会现代化的整个过程，在库尔德社会的转型过程中，主要表现为部落属性被逐渐削弱。
首先，相关国家的中央集权化削弱了部落的属性。在奥斯曼帝国时期，苏丹允许处于奥斯曼—波斯边界的库尔德部落自治，目的是换取他们卫戍边疆。到17世纪中叶，库尔德斯坦成为奥斯曼帝国一个行省，库尔德斯坦作为一个省级行政区由中央委任的官员统辖，而省级以下划分的数个桑贾克则大多由库尔德人统治，称为埃米尔。埃米尔由该地区强大的宗族担任并世袭，奥斯曼政府无权干涉，基本处于半自治和半独立状态。埃米尔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整合了库尔德社会，有效地解决部落间的冲突，很多部落形成联盟，但是，部落社会的基本结构并无变化，普通部民的忠诚对象仍是部落首领。总体而言，奥斯曼帝国对库尔德人自治的尊重一直持续到19世纪。19世纪初，奥斯曼帝国在西方列强进攻面前，为了挽救帝国的衰落，开始采取措施加强中央集权，削减库尔德人的自治权，中央政府开始消灭独立的埃米尔，向地方派驻中央委任的官员，直接向基层民众征收赋税和摊派兵役。作为部落间纽带的埃米尔被消灭，使得部落间矛盾不断且得不到解决，导致部落联盟不断分裂。国家行政体系开始在基层大规模扩张，但中央委派的官员缺乏地方知识，无力解决部落社会中的问题，阿迦的位置仍无可替代，最终，部落社会中的权力集中程度不断下降。随着土耳其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凯末尔不断加强中央集权，中央集权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部落的属性。在伊朗，游牧群体的存在和部落政治的影响对君主集中制和中央集权形成了很大隐患。1921年，被称为伊朗巴列维王朝奠基人的礼萨·汗夺取政权，开始了对库尔德人的征服。伊朗部落头领伊斯玛仪·思姆科发动叛乱，叛乱被镇压后，礼萨·汗强制解除所有部落武装并建立新式军队，开始了全面征服伊朗所有部落权力的运动。库尔德人第一次受到新军的沉重打击是在萨赫纳战役中，卡胡尔部落的领导人多德·汗战死。 [4] 另外，礼萨·汗积极推动世俗化和现代化改革，尤其是加强中央集权，削弱地方势力。礼萨·汗开始动用军队推行强制定居化政策，强迫游牧部落定居，旨在破坏部落组织。一些部落被强行从库尔德斯坦地区迁走，很多部落首领也被强行迁往德黑兰，一些部落首领被流放，目的是切断与本部落之间的联系，削弱部落的影响力，打破旧的部落社会结构。1934年颁布的新选举法废除了所有部落选区，部落势力被进一步削弱。
其次，库尔德民族主义的产生某种程度上削弱了部落属性。产生于18世纪晚期的欧洲民族主义思想19世纪后期传播到了中东。19世纪末，一些新的民族主义思想开始在奥斯曼帝国的知识分子中出现。奥斯曼主义、泛伊斯兰主义、泛突厥主义和土耳其民族主义的出现对库尔德民族主义的产生形成了很大的影响。民族主义的产生和传播，使得一些库尔德精英分子觉醒，他们成为库尔德民族主义的先锋队，库尔德民族主义开始超越了部落主义思想。库尔德民族主义的产生对库尔德民族运动和社会的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
随着1847年最后一个库尔德埃米尔博坦公国的灭亡，没有了埃米尔体系，部落主义的衰落，民族主义开始登上了历史舞台，谢赫阿卜杜拉叛乱成为库尔德运动领导力量变化的标志。谢赫阿卜杜拉被视为第一位杰出的库尔德民族主义者，其领导的叛乱成为库尔德民族意识觉醒的体现。19世纪末，库尔德民族意识最初出现在伊斯坦布尔，一些受过良好教育、有着上层社会背景、了解欧洲资产阶级思想的库尔德知识分子，通过办报、秘密或公开的组织集会宣扬民族主义思想。“二战”前，库尔德民族运动主要由传统的部落、宗教首领领导；“二战”后，在土耳其，阿迦和谢赫为了融入土耳其统治阶级，利用与农民的关系，获得相应的政治和经济利益后，他们的领导权逐渐被削弱了。一些受过教育的库尔德人，不仅限于库尔德权贵后裔，也有普通民众，他们成为库尔德民族运动的精英，这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阿迦和谢赫的影响力。在伊拉克，1930年9月苏莱曼尼亚对英伊条约的抵制和1931年谢赫马哈茂德叛乱在伊拉克库尔德运动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受过世俗教育的城镇库尔德人开始觉醒，库尔德运动不再局限于阿迦或谢赫及其追随者。库尔德民族主义运动由于不仅限于阿迦、谢赫等传统部落势力，一些库尔德精英分子、普通民众的参与削弱了谢赫和阿迦的地位和权力。在伊朗库尔德运动历史上，1945年12月至1946年12月短暂建立的马哈巴德共和国也是库尔德民族主义思想的最重要体现。马哈巴德共和国的覆灭表明，虽然部落的权力衰落了，但在很大程度上对部落的依赖仍决定着库尔德民族运动的成败。
再次，世俗化、民主化的政治进程也是政治现代化进程的重要方面，一定程度上削弱了部落的属性。奥斯曼帝国时期，实行政教合一的政治制度，哈里发制度是政教合一国家的外在形式，欧莱玛则是哈里发制度的诠释者，成为传统社会秩序的重要基础。而在土耳其世俗化进程中，1924年3月，凯末尔在议会宣布：“必须把伊斯兰信仰从数世纪以来惯于充任政治工具的地位中拯救出来，使其得到纯洁与提高。”
根据第431号法令，废除哈里发制度，将奥斯曼王室成员驱逐出境。1928年，议会修改宪法，将伊斯兰教作为土耳其国家宗教这一条予以删除，这标志着凯末尔时代世俗化改革在政治上的结束。在土耳其现代化进程中，从一党制向多党制的转变，从1946年多党政治的合法化到1950年议会选举的民主化，都体现了政治民主化的进程，1961年宪法的规定和实施以及议会的改组和宪法法院的建立，标志着土耳其民主化进程的发展、政党制度的成熟。世俗化改革抛弃了库尔德人与国家行政中心的宗教纽带，对库尔德人的传统社会意识和社会结构带来了巨大冲击；在伊拉克，1991年海湾战争后，受美国扶持的伊库尔德人在伊拉克北部建立库尔德自治区，实现了事实上的自治；2005年伊拉克通过了新宪法，伊拉克成为联邦制国家，库区正式获得自治权利，随着中央政权的弱化，库尔德自治权利进一步扩大，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各方面都具备了一个国家的结构，库区成了名副其实的“国中之国”。
最后，相关国家推行政策方面，如强制定居、强制移民、改变人口结构、民族同化等政策，目的是削弱库尔德人的部落属性，从而改变部落组织结构。1891年，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苏丹成立的哈米迪耶军团，直接目的是镇压亚美尼亚人，但也是苏丹控制他们的重要手段。在土耳其，在镇压谢赫赛义德叛乱后，针对偏远地区库尔德人的强制迁移和针对所有土耳其人的“突厥化”政策，1927年、1932年和1934年几次通过将部分库尔德人强制迁往安纳托利亚半岛腹地的法令。1927年6月，土耳其大国民议会通过了移民法案，把东部的库尔德人强行迁移到西部，被迁移的库尔德人甚至不准穿本民族的服装；与此同时，土耳其政府还鼓励土耳其人迁入库尔德人的聚居地，以推动民族同化过程。1980年，土耳其政府进一步决定对库尔德政治犯的亲属实行强制迁移，试图用这种办法，把边疆及战略要地的人口全部迁走；在伊拉克，1974—1975年战争后，萨达姆将大批库尔德人和亚述人迁往南部沙漠地区，摧毁村庄，计划使辛贾尔、基尔库克和哈那钦地区阿拉伯化；20世纪后期，针对库尔德人使用化学武器，造成大量库尔德人死亡。在伊朗，礼萨·汗统治时期，也将一部分库尔德人迁往伊朗南部。在叙利亚，1962年的人口普查，剥夺了许多库尔德人的公民身份；1973年，叙利亚政府实施的“阿拉伯走廊”计划，将大批阿拉伯人安插到哈塞克地区，改变当地的人口结构。各国政府的一系列措施都在刻意地削弱库尔德部落的属性。
在相关国家看来，传统的部落组织社会往往阻碍了现代化进程的发展。为了削弱库尔德部落属性，改变部落组织结构，各国都制定和实施了很多政策，通过移入和移出、改变人口结构、同化政策等方式，旨在破坏部落组织，加强集权政治和世俗化改革削弱部落首领的权威性。
政治现代化是以经济现代化为基础的，二者相辅相成，需协调一致发展。经济现代化是社会现代化的一部分。伴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冲击，封建主义日益衰落，游牧主义逐渐消失，从经济方面来说，现代化进程主要体现在土地改革、现代工业的兴起和发展、经济市场化以及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的转变等方面。土地改革是现代化国家的普遍现象，19世纪30年代，奥斯曼帝国废除封邑制，全面实行包税制，进而使得国有土地向民间财产转化。在伊朗，自19世纪中期，王室土地和贵族封邑开始逐渐减少，私人地产不断增加，封邑的领有者成为土地的拥有者。1858年，奥斯曼帝国颁布《农业法》，促使地权的私有化程度进一步提高。奥斯曼帝国于1858年颁布新的《土地法》，根据新的《土地法》，所有的土地将由土地登记处登记在册，旨在加强对土地管理和征收税负的中央集权，并通过消除库尔德贵族作为国家与个人之间调停者的角色，从而逐渐削弱其权力。然而，库尔德部落首领则通过登记他们自己名字的方法获得土地。部落首领们演变为大地主，移居城市，疏远了与部落之间的联系。在伊朗亦是如此。
在传统库尔德社会，有很多人虽然是部落领导的附庸，但不属于正式的部落成员。他们没有土地，只能以工人或佃农的身份从事劳动。随着20世纪农业机械化时代的到来，阿迦或谢赫成为生产机器的主要所有者，部民则成为分成制佃农，并且由于租用生产机器而负债累累。“二战”以后，库尔德地区引入现代农业机械，开始大量使用拖拉机、收割机等，农业机械化程度得到了很大的提高。阿迦不再依赖传统的佃农劳动，开始以农业工人代之。农业工人的劳动通常有很强的季节性，所以阿迦可以雇用外村人来干活，致使与本村人的联系逐渐削弱。随着库尔德部落社会结构的逐步转型，部分阿迦快速积累起足够的财富，随后便移居到城市，其特权也相应减弱，库尔德部落社会逐渐解体。
20世纪以前，传统手工业非常发达，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兴起和加快，传统手工业呈衰落趋势，手工工匠逐渐转化为新兴现代企业的雇用劳动力。20世纪以来，随着对外开放的步伐不断加快，西方工业品的倾销和商品资本的侵蚀不断瓦解传统的经济秩序，自给自足的封闭状态被打破，农业生产的市场化进程也随之到来。20世纪以前，库尔德地区的手工业非常发达，处于相对自给自足的状态，进入20世纪，随着欧洲工业品的倾销，手工业呈衰落趋势，库尔德手工业者开始转行，兜售廉价西方工业商品。库尔德地区逐渐从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转化。
经济现代化随之带来社会的现代化，20世纪以来，相关国家一系列的土地改革运动、工业运动及农业机械化时代的到来，使各国的库尔德人口分布有了明显的变化，现代机械提高了劳动生产效率，减少了对劳动力的需求，剩余劳动力越来越多，迫使穷人和年轻人外出谋生，加速了人口流动。库尔德人开始向工业区移动，向城市集中，乡村和库尔德传统聚居区的人口则不断减少。这种现象在土耳其尤为严重，如1950—1975年，土耳其农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从49%下降到26%，工业比例从13%增加到25%。70年代中期，只有1.7%的农村人口从事农业劳动，而且全部收入来自雇佣工资。1965年，库尔德地区农村人口比例高达72.2%，1980年则下降至61.5%，1991年下降到了55%，库尔德社会逐渐城市化。 [5] 城镇的库尔德人口也在不断增多。随着工业兴起和土地改革进程的加速，游牧范围受到限制，一些地区的游牧民和半游牧民数量日趋减少。由于相关国家对库尔德地区经济发展的严重忽视，经济的落后迫使一部分库尔德人自主移民，走向城市，融入了其他社会阶层。如在伊拉克，经济发展主要围绕阿拉伯地区尤其是巴格达周围进行，从1970年3月到1974年3月所谓的过渡期，库尔德斯坦只得到7%—12%的国家发展预算；150个国家投资的工业项目中只有4个在库尔德斯坦，1970年，政府承诺在基尔库克建一座炼油厂，但最后却建在了阿拉伯地区的哈马丹，尽管冶炼成本因此提高了20%。 [6] 在伊朗，礼萨·汗时期国家在推进基础设施建设时，区域间拨款差异明显，政府不支持库尔德斯坦地区的经济，相对于其他地区，该地区公共交通落后，卫生保健也很差。经济的不均衡发展改变了城市和农村的人口结构，大量库尔德人涌入城市谋生，加速了城镇化。随着工业化的不断发展和所取得的巨大进步，库尔德人的生活方式也逐渐发生变化。历史上库尔德人主要以游牧为主，由于受各居住国的政治、经济、社会的影响，各国针对库尔德人居住地区采取的政策不同，使得库尔德各部落分支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教育的发展不平衡，生活方式也在发生变化，由于库尔德人居住的地区相对闭塞，所以他们很多共同的生活方式和生活习惯得以保留，尤其是以部落为社会组织的形态。20世纪以来，库尔德人的传统生活逐步发生改变，越来越多的库尔德人放弃传统游牧生活，开始定居生活，主要从事工农业生产，山区居民定点放牧或继续游牧；由于石油工业的兴起，一部分库尔德人也走向了城市，原有的部落结构逐渐瓦解。
经济现代化的实施是以政治现代化为前提的，集权政治的扩大为经济现代化提供了保障，工业化、城镇化、土地改革的冲击开启了经济现代化的改革。
土地改革使得许多部落首领成为大地主（伊朗称为“在外地主”），当他们积累足够财富后，移居城市，削弱了他们与部民之间的联系，从而削弱了他们的地位和权力。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使得越来越多的库尔德人为了生存移居城市，融入其他阶层。
世界范围内的教育现代化始于19世纪中叶，是大工业革命的产物。为使教育适应工业化生产的需要，欧洲一些国家纷纷进行教育改革，从体制到课程、从教育规模到教育投入等各个方面都经历了重大变革。
教育的现代化也体现在从宗教化教育向世俗化、大众化教育的转变。自公元7世纪伊斯兰教传入库尔德斯坦地区，后在阿拉伯帝国和奥斯曼帝国的统治下，逐渐使当地实现伊斯兰化。库尔德地区建立了许多伊斯兰学校——马德拉萨。马德拉萨有国立、地方和村庄之分。国立马德拉萨由中央政府设立，主要培养国家所需的各种人才。地方马德拉萨主要是由拥有自治权的库尔德地方酋长建立。村庄马德拉萨通常是村庄清真寺的附属机构，主要是培养毛拉等教职人员。进入20世纪，库尔德的马德拉萨开始衰落，随着土耳其共和国的成立，政府按照土耳其民族主义和西化精神，下令关闭了国内所有马德拉萨。
在库尔德地区，一是由于相关国家对库尔德民族的否认和压迫政策，而对库尔德文化采取的文化同化政策，阻碍了库尔德教育事业的发展。相关国家主要通过禁止使用库尔德语、禁止公开出版库尔德著作、消灭库尔德文化遗迹等方式将库尔德文化同化。自土耳其共和国成立后，政府大力推行同化政策，库尔德语被禁止使用，库尔德学校被关闭，撤销所有含有“库尔德”“库尔德斯坦”名称的地图和官方文件，库尔德人被称为“山地土耳其人”。20世纪60年代，土耳其政府推行更名措施，用土耳其语强制代替库尔德语的人名地名，新生儿一律使用土耳其语取名。80年代军事政变后，政府还通过各项法律强化同化政策，禁止使用库尔德语，为加入欧盟，土耳其适度缓和了对讲库尔德语的态度。1991年，总统图尔古特·厄扎尔修改宪法，允许除广播、出版、教育外使用库尔德语。1992年，土耳其取消对库尔德语广播和出版的禁令，放宽了库尔德语在教育、出版、广播和电视中的使用。2002年，埃尔多安上台以后，开始通过政治对话来解决库尔德问题，2005年，埃尔多安承认库尔德问题存在，强调以更多的民主、平等权和更多的福利解决库尔德问题。2011年，埃尔多安就“德西姆事件”向库尔德人道歉，是首次为此道歉的土耳其国家领导人。在伊朗，礼萨·汗时期，推行波斯化政策。强行推广波斯语，仿效土耳其禁止在教育、出版和公共场所使用库尔德语。许多库尔德学校被关闭。将库尔德地区重新命名。
在叙利亚，随着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发展，政府推行阿拉伯化政策。1951—1954年舒凯里·库阿特里统治时期，禁止使用库尔德语出版。1965年，政府不再允许用库尔德语出版，在公共场合禁止播放库尔德音乐。直到1976年，哈菲兹·阿萨德总统上台，广播开始允许播放库尔德音乐，但用库尔德语授课及出版仍被禁止，政府也不允许庆祝库尔德新年——奴鲁孜节。1986年11月公布一项法令，禁止在公共场所、电影院和咖啡馆等地讲库尔德语。1987年文化部发布命令，禁止演奏和流通库尔德音乐和影像。1989年12月，另一项法令禁止在婚礼和节日上演唱非阿拉伯语歌曲，等等。
二是相关对库尔德地区教育的投入力度不够。如在伊拉克，对库尔德地区教育投入不足，库尔德语使用受限制。库尔德适龄学生人数明显低于全国平均水平，1970年9月，埃尔比勒每千人中只有70名在校学生，而在巴士拉每千人中有120名学生；1970—1972年，库尔德学生只占全部伊拉克大学入学率的6%；培养军官和警察的军事院校和政治学院吸收的库尔德学生不到2%；1971年，只有3%—4%的库尔德学生获得津贴。
[7]
但今天，随着世俗化教育的发展，在伊朗和伊拉克都有库尔德大学，如库尔德斯坦萨南达季大学是伊朗库尔德斯坦最大的大学。1991年，伊朗承认该学院是一所独立的大学。伊拉克有苏莱曼尼亚大学、杜胡克大学等。成立于1968年的苏莱曼尼亚大学，是一所公立的库尔德大学。杜胡克大学于1992年由库尔德斯坦地区议会成立。
库尔德人从部落社会向现代化社会的转型是由多种因素促进而成的。西方国家对中东现代化进程的强烈冲击，特定的国际环境成为影响中东现代化进程中最重要的外部因素。各国在顺应国际潮流的同时，加快了现代化进程。各相关国家在构建民族国家进程中，通过加强集权政治、民主化、世俗化政治、土地改革、工业化进程、发展世俗化教育等，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教育等方面进行了深入改革。但在库尔德社会现代化进程改革中，仍须克服很多障碍，面临一些挑战。首先，频繁的战争和冲突所造成的地区动荡，无法为现代化建设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其次，部落因素在库尔德进程中的消极影响。随着全球化的进程和中东国家的现代化进程，部落属性被削弱，但并未完全消失，如现代的库尔德政党和库尔德民族运动带有很强的部落属性，一些库尔德政党和组织都以部落为基础，如穆斯塔法·巴尔扎尼领导的伊拉克库尔德民主党和贾拉勒·塔拉巴尼领导的伊拉克库尔德斯坦爱国联盟。部落和背叛是库尔德特性的双胞胎。 [8] 在当代库尔德人所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这种情况依然存在，如在议会选举中，某个部落支持一个党派，则敌对部落想借外部力量，获取权力部落的一部分就会转而支持另一个党派。部落头领们在争权夺利时会寻求与外部力量联合，外部力量也就成了能改变当地权力平衡的重要砝码。外部势力往往会为了自身利益而利用库尔德人，库尔德人内部纷争不断，缺乏凝聚力，使其很难建立属于自己的国家。再次，民族文化间的冲突也成为阻碍库尔德社会现代化的一大障碍，作为中东跨界民族，库尔德民族与所在民族国家主体民族或统治民族的斗争问题，一直没有得到有效解决。最后，工业化是经济现代化的核心内容，也是经济现代化的重要目标。而库尔德地区工业缺乏资金积累，工业基础薄弱，交通和技术落后，无法为库尔德地区的经济现代化发展提供有利条件。另外，库尔德地区教育基础差。近年来，随着库尔德民族所在国家的政策及环境的变化，教育和教育水平都有了很大的发展和提高，加快了库尔德社会的转型，但库尔德人至今没有统一的语言文字，南北方言（索拉尼语和库尔曼吉语）差距极大，以至于相互之间无法沟通，库尔德语在伊拉克和伊朗借用阿拉伯语，土耳其和叙利亚借用拉丁字母，语言文字的不统一也成为库尔德人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障碍。
2011年“阿拉伯之春”运动爆发后，中东陷入大动荡，地区秩序出现大面积重组，地缘政治博弈均为库尔德人寻求更大权力和独立建国提供了有利契机。随着“伊斯兰国”武装的出现，库尔德人成为抗击“伊斯兰国”武装的主要力量之一，受到国际社会在经济、武器等方面的支持，库尔德人的整体实力有所增强。随着库尔德独立运动的开展，库尔德人独立反抗意识也在不断增强。叙利亚乱局使得库尔德武装趁乱控制了东北部地区，建立了“北叙利亚民主联邦”，伊拉克库尔德人在打击“伊斯兰国”的斗争中趁势控制了基尔库克、尼尼微等省份，这些都为库尔德人争取独立提供了有利机会。虽然库尔德人实现百年建国梦似乎近在咫尺，但实际上却很难实现，主要有以下原因：一是库尔德人内部矛盾重重，目标不一，内部不团结使得库尔德人缺乏凝聚力；二是库尔德人所在国家相互牵制，任何一国库尔德人的独立不仅会破坏该国的领土完整和国家安全，而且还会激起本国库尔德民族分裂主义；三是大国之间的博弈只是将其视为获取自身利益的一枚棋子，因此它们不会扶植“库尔德斯坦国”的建立，2017年12月25日伊拉克库尔德斯坦自治区举行的独立公投因受到内外夹击而失败就是最好的证明。
库尔德问题由来已久，错综复杂，尤其是在瞬息变化的中东大环境中，库尔德问题将成为中东社会发展亟待解决的问题之一，也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中东社会未来的走向。
[1] Hussein Tahiri， The Structure of Kurdish Society and The Struggle for a Kurdish State ，California ：Mazda Publishers，2007，p.19.
[2] Hussein Tahiri， The Structure of Kurdish Society and The Struggle for a Kurdish State ，California ：Mazda Publishers，2007，p.20.
[3] Martin Van Bruinessen， Agha ， Shaikh and State ： The Social and Political Structure of Kurdistan ，London and New Jersey ：Zed Books Ltd，1992，p.51.
[4] David McDowall， A Modern History of the Kurds ，I.B.Tauris & Co Ltd.，1996，p.214.
[5] Denise Natali， The Kurds and the State ： Evolving National Identity in Iraq ， Turkey and Iran ，New York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2005，p.98.
[6] Gerard Chaliand， The Kurdish Tragedy ，Translated by Philip Black，Zed Books Ltd.，1994，p.66.
[7] Gerard Chaliand， The Kurdish Tragedy ，Translated by Philip Black，Zed Books Ltd.，1994，p.66.
[8] Ali Kemal Ozacan， Turkey’s Kurds ： A Theoretical Analysis of the PKK and Abdullah Ocalan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2006，p.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