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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秉忠 曾梦清
内容摘要： 伊斯兰教是库尔德人身份认同的重要标志，独特的历史进程与社会环境使其伊斯兰信仰具有独特性，进而作用于库尔德人的社会生活和政治进程。一方面，库尔德人特殊的生存环境、族裔特性使得其世俗性较阿拉伯人更强，并以此区别于阿拉伯人；另一方面，谢赫作为宗教领袖对库尔德人以及库尔德民族主义的影响尤为重要，宗教成为动员库尔德民众的工具。土耳其共和国以世俗主义立国，导致其国家构建与库尔德人的族裔和宗教认同发生了激烈碰撞。凯末尔推行世俗主义政策，切断了土耳其人与库尔德人联系的宗教纽带，强调土耳其特性而忽视库尔德特性，导致了谢赫赛义德的叛乱。土耳其推行民主政治后，伊斯兰教开始复兴，在民主政治框架下，伊斯兰教成为政党选举的工具。部分库尔德人利用穆斯林身份卷入政治，部分库尔德人则利用民主政治的空隙强调族裔身份，进一步复杂化了世俗主义、族裔政治和伊斯兰教的关系。
关键词： 伊斯兰教 世俗主义 库尔德 族裔
库尔德问题素来是中东的热点问题，伴随2014年“伊斯兰国”武装对伊拉克北部雅兹迪人的屠杀和奴役 [1] ，伊拉克库尔德地区政府的独立公投，叙利亚库尔德人对自治的追求，以及土耳其出兵叙利亚等情况，库尔德问题热度持续上升，图景更为复杂。库尔德人的宗教属性也引发了较多的讨论，学术界关于伊斯兰教与库尔德问题的讨论较少，低估了伊斯兰教与库尔德问题之间的相关性。至于伊斯兰教、世俗主义与库尔德问题三者之间的关系，更是鲜有讨论。土耳其是以世俗主义立国的国家，国内的主要少数族裔是库尔德人，而且国内的主体民族和库尔德人同属于穆斯林。以世俗主义立国的土耳其在处理库尔德问题上的得失时，自然涉及伊斯兰教与世俗主义的关系，也牵扯基层信仰与国家秩序之间的关系，所以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话题。本文所讲的世俗化主要指宗教对于民众文化和日常生活产生的影响较弱，所指的世俗主义的核心概念是宗教和政治的分离，在土耳其这不仅仅表现为某种原则和意识形态，更是表现为严格的政策实践。
库尔德人主要信仰伊斯兰教，但其世俗性又强于大部分穆斯林。一方面，库尔德人的宗教信仰以伊斯兰教为主，伊斯兰教不仅在库尔德人身份认同中一直起着重要作用，而且也是相关民族国家和库尔德民族主义精英用来斗争的武器；另一方面，相对于其余穆斯林而言，库尔德人的世俗性较强，这种世俗特性尤其与库尔德人的民族事业关系密切。伊斯兰教的宗教信仰和世俗性较强的特征在库尔德问题的演进过程中都起着重要作用，二者的关系并非简单的相互排斥。而且库尔德人反叛或者民族主义运动中的领导者往往是宗教领袖谢赫 [2] ，这既凸显了伊斯兰教对库尔德人的影响，也标识出库尔德人民族主义运动的特殊性。本文拟对库尔德人的宗教信仰进行梳理，进而讨论奥斯曼帝国时期伊斯兰教对库尔德问题的影响，土耳其的国家构建与库尔德问题的演进关系等相关问题。
关于库尔德人的伊斯兰教属性，存在两种相互排斥的偏见，一种偏见认为库尔德人是坚定的穆斯林和不屈的宗教狂热分子，另一种偏见认为库尔德人几乎没有被伊斯兰化。 [3] 如有英国外交官指出，库尔德人没有什么宗教信仰，他们往往无视秩序且唯利是图。 [4] 事实上，库尔德人的伊斯兰化经历了一个长期的过程，伊斯兰教是库尔德人重要的身份标志。与此同时，较强的世俗性日渐成为库尔德人宗教信仰的一个主要特征。伊斯兰教、世俗性与库尔德问题彼此交织，厘清三者之间的关系殊为困难。何况还有更为复杂的情况，如库尔德地区的雅兹迪人由于宗教的混合性（伊斯兰教、基督教及地方传统宗教的混杂），被认为既不属于穆斯林，也非库尔德人。
大约公元前2000年中期，有零星记载表明库尔德人生活于现今的库尔德人居住区，其宗教信仰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演进。库尔德人较早服膺的宗教为琐罗亚斯德教，特别是其中的祖尔万派，琐罗亚斯德教对于库尔德人的影响至今依然存在。犹太教则是库尔德人最早熟悉的一神教，这有助于多神教信仰的库尔德人逐渐转变为一神教信仰，库尔德人犹太教徒也并非少数。伊斯兰教在库尔德人居住区的传播是一个长期过程，公元637年阿拉伯军队开始征服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库尔德部落最初与萨珊帝国结盟对抗阿拉伯帝国，时间大致是639—644年，随后库尔德部落首领屈服于阿拉伯军队，伊斯兰教开始在库尔德人中广泛传播。 [5] 库尔德人开始被伊斯兰化，但传统宗教得到部分保留。伊斯兰教逐步发展为库尔德人的主体宗教，库尔德人逐步皈依了伊斯兰教，且大部分属于逊尼派穆斯林。而17世纪宗教在奥斯曼帝国范围内的复兴，自然也影响了库尔德人的居住区，伊斯兰教在库尔德斯坦步入了一个快速发展期，并且在政治上也处于突出位置。库尔德人独特的生活环境和历史，使得库尔德人的伊斯兰教信仰具有独特性，而这种独特性在与库尔德民族主义运动结合后，显得更为复杂。
伊斯兰教在库尔德社会中具有多样性，这种多样性与库尔德斯坦地缘政治的结合，印证了宗教地缘政治的重要性。从地域分布上看，库尔德人主要分布于奥斯曼帝国和波斯帝国。从教派而言，既有逊尼派，又有什叶派。荷兰学者马丁·布鲁尼森认为80%的库尔德人属于逊尼派，英国学者戴维·迈克道尔则认为高达85%属于逊尼派。 [6] 库尔德穆斯林主要信仰沙斐仪教法学派，而其邻居土耳其人和阿拉伯人属于逊尼派中的哈乃斐学派。美国南阿拉巴马大学教授纳德·恩特萨指出，库尔德穆斯林的2/3属于沙斐仪教法学派。 [7] 逊尼派库尔德人天然地与奥斯曼帝国接近，而什叶派库尔德人天然地与伊朗有亲近感，因此在奥斯曼帝国与萨法维王朝角力过程中，库尔德人教派属性具有相当的重要性。库尔德人居于两大帝国的边缘位置，大部分库尔德人属于逊尼派穆斯林，而奥斯曼帝国对于宗教属性的强调，使得在奥斯曼帝国与什叶派的萨法维王朝的角逐中，库尔德人与奥斯曼帝国站在一起，宗教认同的作用得以凸显。当然，库尔德人与奥斯曼帝国的合作也得益于苏丹政府赋予库尔德人较多的自治权利。与此同时，库尔德人分属于不同的教法学派无疑有助于保留其独特性，增加了库尔德人与阿拉伯人或土耳其人融合的难度，导致宗教地缘政治形势的进一步复杂化。
另外，库尔德人也有两种特殊的伊斯兰教信仰。一种是“真理崇拜者”（简称：真理派），该派可能是什叶派的变种，现在主要分布在伊拉克和伊朗库尔德斯坦。真理派与阿拉维派有诸多相似之处，融合了萨满教、琐罗亚斯德教和什叶派伊斯兰教。另外一种是雅兹迪人的信仰，雅兹迪人主要生活在伊拉克北部，该地的雅兹迪人总数在10万人至25万人。雅兹迪人的宗教信仰糅合了琐罗亚斯德教、摩尼教、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 [8] 从某种意义上，这也证明了多种宗教在库尔德斯坦的存在、相互影响和争夺。有观点认为，真理派和雅兹迪人是异端或者多种教派的杂合，因而不是库尔德人。也有观点认为，库尔德人中对于传统宗教继承较多的是雅兹迪人，雅兹迪人的库尔德人身份属性遭到质疑，与其宗教有密切关系。雅兹迪人是库尔德的宗教异教徒，常常被错误地看作为邪恶的崇拜者，实际上雅兹迪人属于库尔德宗教天使崇拜的一支。2014年，“伊斯兰国”武装攻占了伊拉克雅兹迪人居住区，并以其为魔鬼崇拜者为由，屠杀了大量男子，奴役了大量妇女和儿童。 [9] 可见，宗教信仰对于确定库尔德人的族裔身份具有重要意义，也反映了库尔德人生活区经历了复杂的宗教转化过程。
伊斯兰教在库尔德人居住区的传播，除了正统宗教外，特别需要强调苏菲主义对于库尔德人的影响，尤其是纳克什班迪耶教团和卡迪尔教团的存在，而且伊斯兰教对于帝国边疆安全的巩固意义重大。有学者指出，库尔德人居住区宗教的特殊性，主要表现在两大教团的兴起和影响的日渐扩大。苏菲教团与库尔德人的文化和社会发展水平较为接近，部分说明了苏菲教团对库尔德人产生了极大影响的原因，宗教的形式也反映出当时社会的基本生产力状况。而18世纪晚期基督教世界试图对库尔德人进行基督教化的努力 [10] ，更是凸显了伊斯兰教对于巩固帝国统一的重要性。进入库尔德斯坦的欧洲列强，除了军人、外交官外，还有大量的传教士，传教士的主要目标是在库尔德斯坦推广基督教。作为应对，奥斯曼中央政府强化了伊斯兰教在中央与库尔德斯坦之间的纽带作用。库尔德人中皈依基督教者或者叛教者人数相对较少，这一事实表明伊斯兰教对于巩固奥斯曼帝国的边疆安全意义重大。
卡迪尔教团和纳克什班迪耶教团对库尔德人生活区影响最大，卡迪尔教团在库尔德人生活区出现较早，实际上保留了库尔德人更多的原始属性。卡迪尔教团的宗教生活方式较为夸张，其中较为普遍的有吞食玻璃、火上行走、针刺身体等举动。卡迪尔教团对于20世纪库尔德民族主义事业的影响极大，如伊拉克库尔德民族主义事业的领导人谢赫穆斯塔法·巴尔扎尼和贾拉勒·塔拉巴尼都属于卡迪尔教团。19世纪兴起的纳克什班迪耶教团属于逊尼派，由于得到中央政府的支持而迅速发展，其影响力超越了卡迪尔教团，由此逐步与传统的卡迪尔教团形成了对抗关系。纳克什班迪耶教团重视沉思，谢赫在其中的作用显得更为重要。库尔德人分属不同的教团加剧了库尔德人内部的分裂，而非相反。有学者指出，纳克什班迪耶教团和卡迪尔教团从未在任何的反叛中开展过有效的合作。
[11]
分属于不同的部落或者分属于不同的教派
，都会影响库尔德人内部的整合和团结。
谢赫作为宗教领袖，一般应具有以下几种品质。第一，来自谢赫家族。谢赫的名声建立在家族的圣徒传统、精明和准确的判断、人格魅力和非当地血缘等基础之上。狂热和无知的教众认为谢赫是圣徒，可以给他们带来公正和更好的生活。 [12] 例如，奥斯曼帝国晚期库尔德人反叛的领袖谢赫阿卜杜拉的祖先系11—12世纪巴格达的圣徒谢赫阿卜杜勒·卡迪尔·盖拉尼。这也证明久远的世系传统对于谢赫的重要意义是第一位的。第二，谢赫具有处理争端和化解部落冲突的能力。除了虔诚和高尚的道德外，谢赫还必须具有政治家的智慧，从而来动员民众和解决部落间的纠纷，保障教众的团结。谢赫借此获得了超越部落首领的权威，传统部落首领的权威仅仅局限于本部落。尤其是在库尔德公国被解散后，部落首领之间由于具有同等的权威而难以统一，就此凸显了谢赫的重要性。第三，谢赫必须慷慨且乐善好施，这就要求谢赫拥有相当的财产。事实上，谢赫的随从和追随者多寡与谢赫的财富之间有某种直接的联系。谢赫被认为生来具有慷慨和热情好客等品质，因此财富对于谢赫来说极为重要，毕竟财富是慷慨和乐善好施的前提。谢赫往往通过与部落首领联姻的方式来扩展自身的权力和增加财富。谢赫还可以控制宗教财富卧格夫，以此来维持宗教学校、清真寺和水井等公共设施。 [13] 第四，谢赫可以施展圣迹、治疗疾病等。谢赫总归需要有些超越于普通库尔德人，甚至是部落首领的能力，方能赢得部众的信服。总之，谢赫既是真主安拉的仆人，也是民众的精神领袖，同时充当着不同部落之间联系人的角色。
库尔德人在奥斯曼帝国初期主要以库尔德公国的形式存在，谢赫的作用在公国被摧毁后得以凸显，即谢赫可以充当某种团结和统一的角色。19世纪的欧洲对奥斯曼帝国构成了强大的压力，作为应对，奥斯曼帝国强化了中央集权并加强了对伊斯兰教的重视程度。奥斯曼帝国通过坦齐马特改革，消除了库尔德公国的半自治地位，库尔德公国被摧毁后，部落在库尔德人政治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再次凸显。与此相伴的则是库尔德部落之间频繁爆发的冲突，谢赫由于其超越部落的特性，而使得政治地位得以提升。换言之，库尔德公国被摧毁所产生的权力真空，由谢赫来填充。而且部落越多的地方，部落之间的争端就越多，谢赫的作用也就越为凸显。奥斯曼帝国在更广大的范围内强化了宗教的作用，这样的政治和宗教气氛也有利于权力向谢赫的转移。 [14] 就此，具有凝聚力的谢赫被推到了库尔德人政治舞台的中央，而且表现出持久的生命力。
进入民族主义时代后，谢赫往往转化为宗教和民族主义相结合之领袖。谢赫作为魅力型宗教领袖，民众越是虔诚，谢赫对其越具有吸引力，而且谢赫逐步开始领导库尔德人的民族主义事业。谢赫的追随者往往表现出虔诚的态度，他们对于宗教领袖的忠诚具有无可置疑的特性。谢赫在库尔德人政治中的作用，再次证明了伊斯兰教在理解库尔德问题中的特殊地位。随着时间的推移，谢赫的作用实际上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即服务于库尔德人的民族主义事业，因而谢赫成了宗教和世俗力量的结合体。“谢赫的地位上升至民族领袖的地位，不仅仅表示谢赫由于其宗教特性而获得了巨大的尊重，也表明在库尔德公国消失后，并无世俗的领袖可以动员足够多的民众。库尔德民众对于谢赫的接纳顺应了库尔德民众填补权力真空的需要。” [15] 谢赫作为一个群体也意识到这一变化，在强调宗教性的同时，也着力于其世俗特性。谢赫阿卜杜拉曾经强调过库尔德人宗教的特殊性和库尔德人民族主义事业的世俗性。库尔德学家朱怀德对于阿卜杜拉的评价甚高，他的出现“标志着库尔德社会中出现了新类型的领导人，他是第一个也可能是最伟大的一个宗教—世俗领袖”。 [16] 谢赫成了库尔德民族主义事业的中心人物，这一现象具有长期性。以谢赫阿卜杜拉的反叛为标志，19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30年代大部分库尔德人的反叛都是由谢赫所领导。当然，谢赫对于库尔德人的凝聚力也有其限度，尤其是具有区域性，鲜有谢赫可以团结所有库尔德人。
概括库尔德人与伊斯兰教之间的关系绝非易事，库尔德人世俗性较强需要加以阐释。相对于阿拉伯人，库尔德人的伊斯兰属性往往被认为较弱且附着于部落特性。由于分属于伊斯兰教的不同教派，库尔德人的部落特性得到强化，进而影响库尔德人民族意识的形成。至于世俗性，现代库尔德人政党往往强调其左翼性和世俗化，部分库尔德精英的世俗化程度也比较高，但库尔德普通民众的宗教特性更加明显，这就造成了精英和民众之间的鸿沟。库尔德人的民族身份常被认为远重要于其宗教属性，与此同时，在土耳其和伊拉克也有库尔德人的伊斯兰政党。
首先，库尔德人独特的生存环境强化了其世俗性的一面。有谚语云：与不信教者相比，库尔德人是好穆斯林。这与他们的生活环境有较大关系，历史上大部分库尔德人长期生活于乡村地区。不同于生活在城市的阿拉伯人，生活于乡村的库尔德人需要开展农业和畜牧业劳作，这就需要男女的合作。而生活于城市的阿拉伯人，从事的职业不同于农业经济，性别区分更为容易，因而传统的宗教价值也容易保留。换言之，农村不同于城市的经济生活方式，使得库尔德人传统的生活方式得以长期保留。总体而言，库尔德人比大部分穆斯林的世俗性特征更为明显。
其次，库尔德人的伊斯兰属性较弱与库尔德人民族主义事业的要求之间有一定的关联度，也与库尔德社会分裂性强有一定关系。库尔德人皈依伊斯兰教的时间晚于阿拉伯人，库尔德人民族主义事业需要其更多地强调世俗性，以此区别于阿拉伯人。尽管大部分的库尔德人属于逊尼派穆斯林，但宗教并非一个真正能将库尔德人团结起来的因素，面临民族主义事业考验之时尤其如此。库尔德人最初拥有自己的宗教，之后是由阿拉伯人将伊斯兰教传播到库尔德地区，因此对于库尔德民族主义者而言，世俗性或许更有利于其表达库尔德民族主义的特性。而且，伊斯兰教信仰也使得库尔德民族主义者难以区分同属于穆斯林的阿拉伯人，因此库尔德民族主义者需要强化其世俗性。公元前5—6世纪是现代库尔德人民族身份同质化的巩固期，库尔德人作为族裔指称最终得以确立，用来指代所有库尔德人。 [17] 伊斯兰教也是此后才传入库尔德人居住区，这一时间差也部分说明了库尔德人的族裔属性要重要于宗教属性。而且库尔德人接受的伊斯兰教往往具有强烈的个人色彩，极少从伊斯兰教作为政治和社会团结的因素来加以考量。 [18] 库尔德人社会本身具有分裂性特征，伊斯兰教并未能够弥补库尔德社会的分裂性特征。
事实上，伊斯兰教与库尔德民族主义的关系具有历时性的变化。库尔德民族主义发展初期，强调伊斯兰教是阿拉伯人的宗教，而琐罗亚斯德教则是库尔德人的原始宗教，以此来凸显库尔德民族文化的独特性。这一点尤其体现在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活动在叙利亚的库尔德人创办了刊物《希望》，以此来宣传库尔德民族主义运动，有意凸显减少伊斯兰教的影响并未起到预期的效果。之后，库尔德民族主义者意识到伊斯兰教在库尔德人生活区根深蒂固的影响，转而适应和迎合伊斯兰教。库尔德民族主义者意识到宗教对于民族运动的动员作用，同时也要极力避免其负面影响。
最后，库尔德人的族裔身份、教派身份和公民身份三者之间存在复杂关系，彼此相互竞争，并随着相关国家的国家建设成效而不断波动。如诸多土耳其库尔德人将选票投给伊斯兰属性的正发党而非库尔德人政党，将其宗教属性和公民身份置于族裔属性之上。伊拉克也存在类似情况，很多库尔德人选择了与中央政府的合作而隐藏自己的库尔德人属性。同样，库尔德人政党总体上属于世俗性政党，但这并不妨碍将伊斯兰教工具化，伊斯兰性质的库尔德人政党更是证明了这一点。库尔德人的族裔身份和宗教身份的凸显，往往是在土耳其或者伊拉克等民族国家的国家建设遭遇重大挫折时才得以强化。
土耳其库尔德人的伊斯兰属性内部有较大的差异，对于库尔德人民族主义运动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50%的库尔德人属于纳克什班迪耶教团，20%属于努尔库（赛义德·努尔西的追随者），新的激进的现代的伊斯兰主义占15%，他们都属于逊尼派。激进的库尔德人属于库尔德人真主党，受到埃及伊斯兰学者赛义德·库特卜和伊朗伊斯兰革命的影响。 [19] 而土耳其库尔德民族主义运动的代表主要有三类：库尔德工人党、伊斯兰苏菲主义者纳克什班迪耶教团和努尔库运动，他们的宗旨、动员的手段等都存在着极大的差异。库尔德民族主义运动内部分裂为三派已经预示了运动的复杂性，违背了民族主义运动所要求的团结库尔德人。
土耳其共和国以世俗主义原则立国，推行全面的世俗化政策，完成了由奥斯曼帝国时代的穆斯林米列特制度到共和国时代土耳其民族的转化。库尔德人与土耳其人大都同属逊尼派穆斯林，然而共和国建立初期即见证了库尔德人的反叛，土耳其的世俗化政策被认为很大程度上催生了库尔德人的反叛。即使是在独立战争时期，凯末尔还在强调伊斯兰教在土耳其人与库尔德人之间的纽带作用，强调穆斯林兄弟的团结。土耳其学者伊斯梅尔·白石齐认为，凯末尔对宗教的强调对于获得库尔德人的支持意义重大。 [20] 与此相对，库尔德人在列举1925年反叛的重要原因时，强调了废除哈里发制度产生的严重后果，在废除哈里发制度和库尔德人反叛之间建立起直接的关联。土耳其政府废除了哈里发制度，就此割断了联系土耳其人与库尔德人仅有的少数纽带之一。 [21] 显然，土耳其强调的世俗主义与库尔德人的反叛有着内在的联系。
奥斯曼帝国时代，库尔德人与土耳其人同属逊尼派穆斯林，共同效忠于哈里发，哈里发担当着世俗统治者、精神领袖和法律制定者的三重角色。在奥斯曼帝国时代，伊斯兰教确立了土耳其人和库尔德人的平等地位，苏丹与库尔德人之间也建立了庇护关系。尤其是其他宗教所属的米列特的存在，以及他们相对于穆斯林米列特的从属地位，进一步强化了库尔德人的优越地位。然而，土耳其共和国创立的核心在于塑造土耳其民族，由此产生了清晰的族裔边界以及与之相伴的库尔德人的被排斥感，一定意义上疏远了共和国和库尔德人的情感。
族裔边界重构理论有助于理解库尔德人的被排斥感和库尔德民族主义。美国学者安德列亚斯·威默认为，族裔属性并非是不同族裔集团之间注定的不可更改的关系，不同族裔边界实际上是不断重建过程的产物，族裔边界的重构会采取不同的战略，进而产生民族的被排斥感。在民族国家过程中，国家要么强调某一族群为主导性民族，以此合并其他的族群，国界内所有的人都应该融入；要么创建新的民族类型。第一种战略称之为融入式，融入式是土耳其民族建构的基本模式。第二种战略称之为合并式。以某一族裔为主导性族裔而进行的民族身份的构建，无疑会产生新的少数族裔，少数族裔往往被认为格格不入或者政治上不可靠，也就难以融入或者被合并。 [22] 土耳其无疑属于融入式的民族构建，甚至于土耳其属性也是在共和国时期才得以提升和创造，库尔德人也是在共和国时期深刻感觉到与主导民族的不同所在。换言之，正是土耳其共和国创造土耳其民族的策略，最终导致了库尔德人族裔属性的强化，并要求保障其既有的身份认同。土耳其共和国对于库尔德人采用强制和武力型的融入政策，招致了部分库尔德人的反叛，而且库尔德问题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表现形式。
为了将穆斯林共同体转变为民族国家，凯末尔首先需要确保国家对宗教的控制。1924年3月3日，废除哈里发的同时，所有库尔德人的学校、协会、出版物、宗教修道会和道堂均遭到取缔。土耳其共和国则开始强调共和国的世俗特性和土耳其特性，关闭苏菲清真寺、关闭宗教学校、禁止库尔德语的使用都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库尔德语是库尔德宗教文化的重要载体，库尔德语被禁止也就意味着库尔德人重要的身份特征受到限制。而各种道堂被禁止，则意味着宗教成为一个人的、去政治化的和印刷文化基础上的宗教。凯末尔主义者和库尔德人之间关系的破裂变得无可挽回，库尔德人成为土耳其民族国家构建中无法表达族裔权利的最大群体。库尔德人本身的落后性也限制了他们对新的国家产生认同感的进程，库尔德人就此进一步疏离于新的土耳其共和国。
凯末尔及其共和国精英强调土耳其是土耳其特性基础上的民族国家，从而族裔、宗教语言和文化等的差异应服从于“土耳其特性”这一规定。库尔德人就此获得公民权和民族归属感，反过来库尔德人被认为要为此奉献出忠诚和献身精神。问题是，库尔德人在此时已经发展出了库尔德特性基础上的库尔德民族主义。 [23] 当宗教属性降至第二位，土耳其民族属性上升为第一位时，部分库尔德人产生了严重的格格不入感和被剥夺感。库尔德人的反叛正是在此基础上得以展开。
苏菲派的纳克什班迪耶教团，成为反对凯末尔改革的排头兵，谢赫赛义德即为该教团的“杰出”代表之一。赛义德出生于谢赫家庭，而且通过联姻等方式极大地扩大了自身财富。 [24] 赛义德在宗教学校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可以熟练使用阿拉伯语，对于阿拉伯—伊斯兰哲学和古希腊—罗马哲学和逻辑学都有研究。 [25] 世俗主义是土耳其民族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库尔德人的伊斯兰教被视为落后的表现，对于共和国世俗主义的反弹是此次反叛的重要动因。土耳其学者凯末尔·克里希将反叛的动因归纳为两点：一是针对世俗主义的宗教反动，二是反对处于上升期的土耳其民族主义。 [26] 伊朗学者哈桑·阿尔法将反叛的原因归结为：反对废除哈里发、拒斥世俗化的宗教感情。 [27] 总体而言，此次反叛兼具宗教性和民族性，在土耳其人—库尔德人历史上具有分水岭意义，而谢赫赛义德则是最合适的人选。
赛义德的宗教背景使得他可以以恢复哈里发为名，号召库尔德人和土耳其人进行圣战，以反抗世俗化的凯末尔主义。赛义德曾经讲过，伊斯兰教是土耳其人与库尔德人之间唯一的联系纽带，既然土耳其人已经割断了这一纽带，库尔德人就必须为自己的未来负责。与此同时，赛义德也强调库尔德人的自由和民族主义事业。在安卡拉政府看来，宗教成为动员社会的一种有害的政治话语，它可以动员社会中各种反对分子并将他们联合起来，因此伊斯兰教成为反共和国的反对派政治/社会运动的旗帜，其最终目标是回归与神权相关的古代政体。此时的宗教在库尔德民族主义者手中是动员的利器，在凯末尔主义者看来则是落后和不合时宜的象征。
以赛义德为标志的20世纪20—30年代的库尔德人反叛被镇压后，谢赫的作用处于一种隐藏状态。20世纪40—50年代，土耳其引进竞争性选举制度后，谢赫阶层的作用得以提升，谢赫在20世纪50年代成了民主党人阿德南·曼德列斯获得选票的重要工具。 [28] 谢赫阶层的长期存在和重要的社会政治地位，再次证明了传统社会强大的生命力。
了解库尔德工人党无疑是理解土耳其库尔德民族主义运动的核心，其世俗性很强，对于伊斯兰教也经历了从排斥到利用的转变过程。土耳其库尔德民族主义运动非常复杂，学者们往往由于强调库尔德民族主义运动的世俗性而忽视了伊斯兰教所导致的反对凯末尔主义改革方面的差异。实际上，土耳其库尔德民族主义者有三股力量，世俗的、传统的和伊斯兰的。 [29] 库尔德工人党应该是第一类型的代表。库尔德工人党对待伊斯兰教的态度，也可以反映伊斯兰教与世俗性的复杂关系。1978年阿卜杜拉·奥贾兰宣布成立独立于土耳其左派的库尔德工人党，库尔德民族主义运动作为独立的政治运动开始发挥作用。1978年10月27日，库尔德工人党宣布最终的斗争目标是建立独立的库尔德斯坦社会主义国家，它在成立之初属于世俗性的左翼政党，对于宗教持排斥态度。库尔德工人党成立之初既反对土耳其国家又反对库尔德社会结构和宗教，认为拜火教是反映库尔德人特性的真正宗教。土耳其主流政党则借此来指责库尔德工人党的非伊斯兰教的世界观。然而，库尔德工人党在1995年后开始再次支持伊斯兰教，甚至组建了库尔德斯坦伊斯兰政党。1999年后，库尔德工人党再次疏远了虔诚的伊斯兰教的库尔德人。上文所谈到的第二类型的库尔德人即传统的库尔德人已经很大程度上融入了土耳其社会，被称之为“偶然的库尔德人”，意指其库尔德人的族裔属性在大多数时候是被隐藏起来的。
第三类型的库尔德人被称为穆斯林—库尔德人，他们对于伊斯兰教的强调超过了对于族裔属性的强调。历史上，伊斯兰教由于对中央集权和世俗化的对抗而被称为“对抗性身份”，穆斯林库尔德人将伊斯兰身份列为最为重要的认同。当下由于市场经济的作用，导致了库尔德人的分裂，通过市场获利者更乐于融入土耳其社会，失败或者未能获利者则保留其传统的身份，要求建立某种库尔德伊斯兰福利制度。 [30] 但总体而言，伊斯兰身份对这类型库尔德人具有重要意义，这证明了现代经济对库尔德社会的改造起着一定作用。
尤其是还要关注库尔德真主党，该党建立于1979年，具有激进性和暴力性的特征
[31]
[32]
，它主要主张通过面对面交流来提升宗教意识形态，希望成员从宗教政治意识发展至社团，再到武装斗争。库尔德真主党与库尔德工人党有过冲突，它号召成员通过知识进行圣战，也不排除以武装斗争的手段开展圣战，强调回归到伊斯兰教最初的生活方式。
[33]
库尔德真主党有可能发展到类似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这样的宗教民族主义组织，一旦如此，情况就非常复杂。一方面是世俗主义的库尔德民族主义运动与伊斯兰主义的民族主义运动的对抗；另一方面则是伊斯兰力量在正发党和真主党之间的裂变。
有重大族裔冲突的国家，如果再遭遇宗教问题，情况的复杂程度呈指数级增长。
土耳其政府在处理库尔德问题上的态度，也可以反映出伊斯兰教与世俗性的复杂关系。土耳其共和国虽然长期坚持世俗化政策，强调宗教不能干涉政治，但自20世纪50年代伊斯兰教在政治上发挥作用已经较为明显。20世纪70—80年代，土耳其社会的两极化趋势日益明显，土耳其开始强调土耳其特性与伊斯兰主义的结合，以此来解决土耳其的社会问题。20世纪80年代以来，土耳其更是一面以军队的枪炮来解决库尔德工人党问题，一面则强调伊斯兰教在解决库尔德问题上的作用。由于民主政治的推行，伊斯兰教得以堂而皇之地步入高级政治的殿堂，很大程度上修正了既有的世俗主义原则和现实。
21世纪埃尔多安执政后，更是利用穆斯林身份来强化库尔德人对于正发党的认同，进而处理库尔德问题。土耳其沿着族裔分界线产生的两极化现象非常严重，库尔德问题已经从军事领域转向了社会和政治领域。库尔德问题的伊斯兰化值得关注。正发党执政初期解决库尔德问题的基本思路可以概括为：库尔德问题不是关于民族主义的问题，而是有关强迫性世俗主义和对凯末尔主义所执行的土耳其民族主义的反抗。通过强调共同的伊斯兰纽带和兄弟关系可以解决库尔德问题。 [34] 埃尔多安利用伊斯兰教既批判世俗主义的国家传统，又批判库尔德工人党，认为它属于琐罗亚斯德教，反伊斯兰教。库尔德人则利用伊斯兰教开展政治不服从运动，与此同时也有相当数量的库尔德人对正发党持有支持的立场。埃尔多安解决库尔德问题的诸多举措表明，伊斯兰教在最终解决库尔德问题的方案中占有重要的份额。目前有两种趋势特别值得关注，一方面，库尔德人在利用其库尔德特性和穆斯林身份重建库尔德人的认同感，以此区别于土耳其人的认同感；另一方面，土耳其政府在叙利亚北部城市科巴尼保卫战中被指支持“伊斯兰国”武装来反对库尔德人，由此可能加深了土耳其人和库尔德人之间的裂痕。 [35] 这两大趋势成为观察土耳其未来国内族裔问题的重要观察点。
库尔德人挣扎于传统部落特性和现代民族主义之间，伊斯兰属性很多情况下只是附属品。在库尔德人看来，伊斯兰属性本质上是阿拉伯的特性，因而会对其有所排斥，尤其是在吸收伊斯兰文化中保留其族裔属性。现代库尔德政党虽然拥抱世俗主义政治，但对于库尔德民众的动员仍然有赖于宗教和部落文化。库尔德人的部落主义、教派政治不仅仅影响内部的团结，也在极大程度上塑造了库尔德人与区域国家之间的关系，由此部落主义、伊斯兰教作用于现代政党制度、民族国家建设和区域地缘政治的演变。国家层面的与现代性相关的世俗化对于库尔德人及库尔德人居住区的影响非常有限，这是一个相关民族国家必须解决的命题。部落主义和伊斯兰教仍然是库尔德人文化的底色，现代库尔德人政治和库尔德问题的解决都必须回归这两个基本的因素。
库尔德人的世俗性较强，因而其伊斯兰属性往往有被低估的嫌疑，需要加强在伊斯兰教背景下理解库尔德部落文化，以及库尔德地区伊斯兰教的独特性。一方面，世俗性是现代民族国家的基本要求，土耳其的民族国家建设需要从根本上强调其世俗性。现代化的力量也使得库尔德民族主义事业的领导人世俗特性增强。另一方面，共同的伊斯兰信仰对于相关国家团结库尔德人起着无可替代的作用，在现代民族国家建设遭遇重大挫折的情况下，伊斯兰教对于巩固民族国家团结也有其独特作用。如何平衡二者之间的关系，对于土耳其是极大的挑战。政治伊斯兰也许可以消解库尔德人深藏内心的信仰和身份认同之挫败感和委屈。 [36] 政治伊斯兰虽然不符合时代的潮流，但相关民族国家对于库尔德人伊斯兰属性的尊重，或许有利于消除彼此的隔阂。
理性化和世俗性是现代民族国家的基本特征，土耳其和伊拉克都强调国家的世俗性。中央政府对于世俗性的强调，无法解决库尔德人的民族主义情绪，尤其是2014年“伊斯兰国”武装动乱以来，库尔德人的民族主义情绪发展迅速。库尔德问题未来的走向，很可能演变为相关国家的国家建设与库尔德民族主义运动发展的一场关于时间的赛跑。对于相关民族国家而言，则是能否在坚持世俗特性的前提下，合理适度地利用伊斯兰属性等资源，进而富有成效地建设一个包容性较强的民族国家，这是一个极其艰巨的任务。而库尔德人对此持有的态度和立场，对于这些民族国家的未来至关重要。
[1] 2014年8月，约7000名雅兹迪妇女被作为性奴。参见Jessica Stern and J.M.Berger， ISIS ： The State of Terror ，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2015，p.216。2016年6月的联合国报告指出，“伊斯兰国”对于伊拉克和叙利亚的雅兹迪人实行了种族大屠杀。参见Beverley Milton-Edwards， Contemporary Politics in the Middle East （4th edition），PolityPress，2018，p.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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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Robert Olson， The Emergence of Kurdish Nationalism and the Sheikh Said Rebellion ， 1880—1925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1989，pp.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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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Robert Olson， The Emergence of Kurdish Nationalism and the Sheikh Said Rebellion ， 1880—1925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1989，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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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伊拉克也存在库尔德人的伊斯兰政党，其目标只是具有伊斯兰特性而无库尔德人特性。库尔德人伊斯兰运动（IMK：the Islamic Movement of Kurdistan）在伊拉克形成于1986年，是由奥斯曼·阿卜杜勒·阿齐兹领导的逊尼派穆斯林运动，主要活动范围是苏莱曼尼亚地区。伊斯兰运动的目标在于用伊斯兰政体取代伊拉克现有政体，它只是伊斯兰运动，并无建立伊斯兰国家或者其他与库尔德人相关的特定目标。请参见Hussein Tahiri， The Structure of Kurdish Society and the struggle for a Kurdish State ，pp.174-175。
[33] M.Hakan Yavuz， Secularism and Muslim Democracy in Turkey ，Cambridge UniversityPress，2009，p.183.
[34] M. Hakan Yavuz，“The Kurdish question and AKP”， Secularism and Muslim Democracy in Turke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9，pp.173-174.
[35] Francis O’Connor & Bahar Baser，“Communal violence and ethnic polarization before and after the 2015 elections in Turkey ：attacks against the HDP and the Kurdish population”， Southeast European and Black Sea Studies ，2018，DOI ：10.1080/14683857.2018.1451035；Omer Tekdemir，“The reappearance of Kurdish Muslims in Turkey ：the articulation of religious identity in a national narrative”， British Journal of Middle Eastern Studies ，2018，DOI ：10.1080/13530194.2018.1430534.
[36] Philip G.Kreyenbroek and Sefan Sperl， The kurds ： A Contemporary Overview ，Routledge，p.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