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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林聪
内容摘要：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复杂国际背景和列强博弈方式催生了库尔德问题。因此，库尔德问题不是殖民主义压迫的产物，而是国际政治斗争的产物，具有明显的“外部性”和“工具性”。一个世纪以来，库尔德问题关涉土耳其、伊朗、伊拉克、叙利亚等多个民族国家，在经历了全球反殖民主义运动和反对霸权主义之后，库尔德问题其性质和内涵出现变化，在不同国家表现差异甚大。2011年“阿拉伯之春”运动爆发后，库尔德问题再度成为国际社会的焦点。库尔德问题具有多重属性，它既是民族问题，又是社会发展问题，还是国际关系问题。从民族自决的角度考察当代库尔德问题的演变和性质，分析库尔德问题的新进展，并对2017年9月的伊拉克库区公投进行深入分析，进而可以断定，在当前背景下，库尔德人寻求独立的民族自决运动并不具有正当性，在“阿拉伯之春”和地缘政治角逐的背景下更是难以取得进展。相反，切实尊重和保障库尔德人的民族权益，推进民族区域平衡发展和共同发展、推动国家和社会整合、防止库尔德人被“工具化”乃是解决库尔德问题的最佳出路。
关键词： 库尔德 民族自决 外部性 工具性 社会整合
2018年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一百年，现代中东地区体系恰恰是在“一战”的冲击下确立起来的。一个世纪以来，伴随着现代中东的形成和演变，库尔德问题跌宕起伏，近来又因“阿拉伯之春”而迅速升温，在土耳其、叙利亚、伊拉克等国持续发酵，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众所周知，库尔德问题由来已久，是中东地区影响最为广泛的跨境民族问题。
但是，库尔德人在不同时期和不同国家里境遇差别较大，其诉求、目标和手段差异甚大，库尔德问题的内涵也有其不同表现。因此，究竟如何看待库尔德人的诉求、目标和手段？换言之，库尔德人诉求、目标和手段是否具有正当性？库尔德问题的性质是什么？由此涉及如何看待21世纪民族运动和民族分离主义究竟是何种关联？解决库尔德问题的最佳途径是什么？这些问题需要从民族发展、国际政治等理论视角加以分析和探讨。
历史地看，民族问题和民族自决权在不同时代，其内涵和目标不同。21世纪，民族自决权如何实现？
现代意义的民族自决始自16世纪的欧洲大陆，它与欧洲民族国家构建的特殊历史息息相关。1527年，法国国王弗朗西斯一世（1494—1547年）在勃艮第举行“全民公投”（“全民”事实上仅指有财产权的男性），对这一地区是否转交给西班牙国王进行表决。这是与当前全民公投类似的第一次自决实践，深受荷兰思想家伊拉斯谟关于“统治者享有的权利和主权，应受到民众同意”理念的影响。 [1] 在此之后，在格劳秀斯和普芬多夫等人关于民众自决思想的影响下，自决学说获得了更广泛的认可。1815年的《维也纳和约》试图否定自决在欧洲大陆实践的正当性，但并未成功。在19世纪中叶的意大利统一运动早期，全民公投在意大利引起了广泛的争论，并被广泛实践。这与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地区（丹麦与德国之间）的公投倡议一起，显示出公投思想在欧洲的流行性。
全民公投的规范经过曲折的演变在欧洲大陆首先被基本确立下来，这一理念实践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不仅被广泛运用到欧洲，而且被扩展到欧洲之外的地区。“一战”之后，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和苏联领导人、无产阶级革命领袖列宁发展了民族自决这一学说。
威尔逊基于他推崇的国内直接民主的基本原则，结合欧洲传统的自决思想，强调只有在民众同意的基础上，他们才能被统治。这主要反映在他提出的“十四点计划”中对诸多民族自决的支持上，这种思想也最终反映在国际联盟的决议中。
列宁基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框架，从现代民族国家的事实，以及民族自决的经济性、阶级性和历史性支持民族自决的思想。他指出，从民族关系的视角来看，民族国家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有利条件，但这不能消灭民族剥削和压迫。如果不考虑历史经济的观点，民族自决、民族独立和民族国家的形成就没法被充分理解。
“一战”之后，在非西方国家的民族独立运动，往往具有反抗殖民统治和霸权政治的含义。民族自决权和民族独立运动集中体现在摆脱殖民统治，这加速了殖民统治体系的瓦解。这个时期，民族自决权的指向和目标是建立现代民族国家。实际上，在民族独立运动崛起的20世纪——称其为民族民主革命时代的大部分时间里，被压迫民族摆脱殖民主义的压迫而追求独立和自主的斗争，不仅具有正当性和合法性，而且是符合历史潮流的。由此观之，民族自决权的实现在这一历史时期具有其正当性。
然而，随着殖民体系的瓦解，反抗殖民统治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族群问题和宗教复兴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重大思潮和运动。传统的帝国通过选择、创造和操纵民族、宗教和社会政治等级制度，统治着世界上的大多数地方。与此不同，进入21世纪以来，对于大多数非西方国家来讲，当前面临的最大问题是社会内部和社会之间的经济、政治和军事的不平等，以及人民主权、自决权等平等主义观念盛行的不匹配之间的矛盾。 [2] 由于大多数非西方国家已经实现独立和初步发展，因此，对于宽容精神的培育应当优先于确保独特性的民族运动的暴力实践。从这个角度来看，叙利亚、伊拉克和乌克兰的事态发展是一种熟悉的假借公投之名，行暴力性的族群和教派政治之实的表现。在此历史条件下，民族自决权的追求是否具有正当性？换言之，民族独立运动时代是否结束了？冷战后的民族独立诉求是否都属于民族分离主义？少数民族正当权益维护与民族分离主义之间有什么界线？
事实上，“民族分离主义”与“民族自决权运动”之间有着根本区别。大部分专家认为，从世界历史进程来看，进入21世纪，民族独立运动的时代已经宣告结束。因为西方主导的殖民体系已经解体，宗主国不存在了，民族运动的性质由此发生了变化，即民族独立和革命的对象——殖民主义者——已经不存在了，民族国家内部各族群之间的关系在本质上不是对抗性的敌对关系。在此背景下，民族自决权的实现其目标就不应当是追求建立独立的国家形态，而是强调和维护各民族之间的平等权益，推动民族国家的共同发展和平衡发展。 [3]
由此观之，冷战后讨论民族权益问题，其内涵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
一是究竟有没有民族迫害和歧视问题，这里特别需要强调，发展的不平衡以及地区落后等历史性问题，不能完全归结为民族歧视和压迫，它实质上是发展不足问题：要么是发展条件和环境不够，要么是发展动力不够，这仍然需要靠推动发展来解决发展问题。否则，一旦某国内部处在落后境地，就想着寻求以独立的方式解决平等问题，试想独立后的出路又在哪里？因此，一国之内解决民族关系问题应当与解决发展问题结合起来，才能形成良性的途径。
二是有没有外来干涉和利用，沦为外部干涉的工具。实际上，在民族国家建构和国家整合过程中，一旦有外来干涉，其性质就变成了干涉与反干涉，维护整个国家主权和安全的斗争。在此种情况下，所谓少数民族权益的诉求，其尺度就很难衡量，超越一定界线就是分裂国家的行为，必然受到打击。纵观20世纪90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和社会发展进程，民族关系问题常常是域外大国利用的一把“利器”，更是推行“新干涉主义”的借口，以族群歧视问题和人道主义危机为由头，肆意破坏和干预发展中国家。其结果，常引起发展中国家内部更大的族群冲突和对抗。
三是周边邻国的政策，是否成为邻国颠覆的工具。中东、非洲、南亚等非西方地区的国家之间往往存在着领土、民族和宗教矛盾，这就为一国借助邻国的民族问题进行颠覆提供了机会。一旦民族自决成为一国干预另一国的手段，它就变成了损害一国主权的行为，显然是有违国际法的。
总之，少数民族权益的维护和实现是建立在自主的基础上，避免卷入国际纷争和地区纷争，则有可能通过协商或一定程度自治的方式加以解决，否则就是一种对抗的关系。
事实上，“库尔德问题”并不是一开始就出现的，而与民族独立相关的库尔德问题更是肇始于“一战”结束之后，并深受欧洲殖民国家的影响。正如朱克柔先生所说：“直到19世纪以前，并不存在真正的库尔德问题。”
英国历史学家大卫·麦克道尔指出，在十七八世纪，库尔德人开始以种族方式定义自己，在此之前，“库尔德”一词更多指的是社会经济阶层，即从如今的土耳其、叙利亚、伊拉克交界的山区移居到周围数个高原的游牧部落。如今，这个含义仍然是库尔德文化的一部分。
这表明，库尔德作为一个民族概念是较为晚近的现象。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中东地区新秩序主要反映了战胜的协约国的利益和意愿，库尔德人的民族自决实践也受制于这一大的背景。因此，库尔德问题在其产生之初，就具有明显的“外部性”
和“工具性”。实际上，在现代中东构造和演变中，可以说，主宰中东的主要力量是域外大国，由此形成了中东国际关系演变的“外部性”特征，即列强等域外力量长期主宰中东秩序；相反，中东国家被迫受制于外部势力的操控，难以主导其自身发展，缺乏自主性。
“一战”前，出于维护英国与奥斯曼良好关系，确保英国的政治、经济和战略利益的考量，英国政府并不支持库尔德人独立的政治要求。然而，随着英国与奥斯曼帝国兵戎相见，英国强占了南库尔德斯坦，并且在战后的地区秩序谈判中，屡屡以牺牲库尔德人的利益确保英国自身的战略利益，使得库尔德问题沦为大国外交政策工具。
这清楚地表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所设想的“自决”概念只不过是政治言论，而这种言论在欧洲大国的利益中只是次要的。
“一战”之后，随着非洲和亚洲新独立国家的出现，以及库尔德人受教育者中民族意识的高涨，以及国际社会对库尔德议题重视程度的提高，库尔德人的民族主义意识进一步觉醒。然而，作为库尔德少数族裔的国家必然全力阻止任何挑战其领土完整的运动，同时，也试图通过某些特定的激励政策吸引或强化库尔德族群的国家认同意识。因此，在土耳其、伊拉克、叙利亚和伊朗，库尔德人的命运总是在遭受镇压和进一步赢得民族权利之间摇摆。在库尔德地区获得某种承认或有限自治的地方，它更多地与该地区的地缘政治有关，而不是由对库尔德人的困境抱有同情的道德因素决定的。随着人权问题开始在国际上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库尔德问题更加突出。虽然国际社会并不普遍支持库尔德人的自决权，但个人人权却成为库尔德人强调不满的一种手段。“一战”之后，主权与民族自决权，以及维护主权与保护人权之间的张力逐渐变成了库尔德问题的核心。 [4] 由于联合国仅仅将民族自决视为一种原则，而非法律义务，因此以民族自决规范挑战一国主权的实践几乎很难奏效，但是旨在平息这种运动的镇压措施往往又与国际人权法对国家义务的限制发生冲突。
中国学者对此已有了深入研究。
有的学者认为，库尔德问题是中东地区长期悬而未决的难题，反映出中东地区复杂的民族矛盾，其实质是民族不平等而引发的库族反抗及争取独立建国的斗争。
库尔德问题究竟是争取民族自决权运动，还是民族分裂主义运动？或是两者兼而有之？
如上所述，在世界民族主义独立运动时代，从革命对象而言，民族主义革命和独立运动的对立面是殖民主义统治，摆脱殖民主义统治，实现民族独立和自主发展是这个时代的主要目标。从这个意义上讲，随着全球殖民体系的彻底瓦解，反抗殖民压迫的民族独立革命时代的任务宣告结束，因此从客观上讲，此后的民族独立运动不属于这个时代的使命。
库尔德问题不是殖民主义压迫的产物，相反，它是国际政治斗争的产物，即殖民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利用库尔德人打击奥斯曼帝国的结果。这是库尔德问题的独特之处。由此来看，库尔德人斗争的对象并不是资本主义列强和殖民主义者，而是刚刚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一些政治实体。这是20世纪反抗殖民统治体系时期的民族问题与当代库尔德问题之间的本质区别。可以说，库尔德问题超出了民族主义时代的范畴，而是在新时代的新民族主义问题。新时代的新民族主义问题其表现是：一是反对所在国的大民族主义；二是争取民族平等权利；三是以自治或者独立为目标。
显然，在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冷战后或21世纪）以来，这种争取自治和独立的民族问题的斗争变得非常复杂。
首先，民族运动的革命对象已经不是域外的西方殖民者，而是所在国的兄弟民族（大民族）。
其次，推动库尔德民族斗争的背后，却有着原殖民主义者的身影，他们借助并利用库尔德问题实现在该国或该地区的利益。
最后，它反映了在民族民主主义革命时代结束以后，特别是21世纪许多中东国家的国家认同意识的弱化，新的民族问题、民族关系和民族矛盾的激化和上升，即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大民族与小民族之间，其问题的本质和根源是各民族之间的平等问题和地区之间的平衡发展问题。
因此，库尔德问题具有多重属性。库尔德问题既是民族问题，又是社会发展问题，还是国际关系问题。并且在不同中东国家的库尔德问题，其诉求、目标和手段具有差异性。
就中东整体而言，2010年以来的“阿拉伯之春”已经演变为“阿拉伯之冬”，导致多个阿拉伯国家政权更迭，陷入动荡深渊。然而，对于库尔德人来说，“阿拉伯之春”却堪称“库尔德之春”。阿拉伯剧变不仅加剧了地区大国之间的权力斗争，而且导致地区力量格局重新洗牌。 [5] 对于库尔德人来讲，这场权力重组带来了两个结果：
一是库尔德人所在国先后受到冲击。叙利亚从民众抗议演化为血腥内战，国家权威严重下降。伊拉克从萨达姆政权倒台之后便一直虚弱无力，“伊斯兰国”武装的崛起进一步降低了伊拉克的国家能力。土耳其外交失策，从剧变之后的“样板国家”，转变为如今的内外交困。即使一直被认为是阿拉伯剧变最大赢家的伊朗，在特朗普上台之后，也面临巨大的压力。
二是库尔德力量壮大。库尔德人在打击“伊斯兰国”武装组织过程中，不仅其军事能力和政治力量经历了历练并得到了加强，其在伊拉克和叙利亚不断积累自治实践经验，而且反对“伊斯兰国”的库尔德力量得到了美国、俄罗斯等国的支持和庇护。显然，在地缘政治博弈中，库尔德人整体实力空前提升，增强了地缘政治较量中的砝码。因此，库尔德人的独立诉求以及对中东局势的影响，必将成为未来中东的焦点之一。
不同时期认同方式、内涵及表现也不尽相同，近年来，随着中东诸国国家能力的普遍下降，库尔德人族群认同意识提升、独立倾向加强。反抗殖民统治时期，它是基于民族国家的认同，强调认同的整体性，并指向于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即相当于再造新国家，这个新国家包括了各个不同的民族。因此，它实质上是国家认同，而非单个的民族认同。随着殖民统治的瓦解，民族国家建构中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的张力逐渐显现。中东国家实现主权独立之后，政府努力在国内加强民众对国家的认同，但半个世纪过去了，民众对国家的认同依旧有限。对国家的认同面临着另外两种认同力量的竞争，一种是超国家的民族主义和伊斯兰主义认同，另一种是次国家的部落主义、宗派主义、族群主义认同。 [6] 在中东地区，这些认同往往是交织在一起的，即宗教认同和民族认同相互纠缠，难分难解。但是，宗教认同和民族认同同样侵害着国家认同，这些实际上形成了民族分离主义、宗教教派主义的思想来源。在库尔德族裔作为少数派的中东国家中，当国强之时，库尔德人愿意在大家庭里，国弱或纷争时就想分家而立。因此，族群精英的鼓动和舆论导向对于民族自决和民族独立运动的方向就变得非常关键。
在中东地区国家遭受冲击，库尔德力量实力相对上升的背景下，西方大国欲借库尔德问题搅动中东地缘政治，实现其中东地缘政治利益。实际上，西方早已习惯于利用该问题达到其目的。例如，美国利用库尔德问题打击萨达姆政权，否定萨达姆政权的统治。 [7] 西方国家的惯用方法是：一方面，将库尔德民族诉求塑造成正当性，反过来否定当事国当局政权的合法性。于是，支持库尔德独立就成为判断正当性的标准。然而，事实表明，西方大国对于库尔德人的支持与以往一样，不过是伪装自身道义形象和寻求自身利益的工具，而绝不会为了库尔德民族的利益投入战略资源。具有讽刺意味的是，2017年9月25日伊拉克库尔德人公投，紧接其后的西班牙加泰罗尼亚公投则深深触动了西方国家的痛处，人们看到，在支持伊拉克库尔德独立公投问题上罕见地表现出一种谨慎姿态，以至于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主席马苏德·巴尔扎尼仍然顽固地追求独立公投，其结果，不仅没有在西方大国寻得支持，反而促使伊拉克政府迅速采取措施，很快夺取了基尔库克。伊拉克库尔德公投实际上使库尔德人的独立诉求受到沉重打击，而且丢掉了在反恐战争中积累的许多优势。其时，如果巴尔扎尼接受调停，情况就会大不相同。
“独立公投”已经成为当前有着巨大变数的重大国际现象。
从之前的苏格兰独立公投，到现在的伊库区独立公投，以及西班牙加泰独立公投，这些现象反映了在多民族国家以“民主方式”走向分裂的巨大风险。因为公投这种“民主方式”，在多民族国家以及存在族群隔阂或冲突的国家和地区很易容引发对抗和纷争，最终演变成分疆裂土的现实。
中国土耳其问题研究专家朱克柔认为：“民族自决并不一定意味着必须分离，必须建立独立的国家。同时必须强调，库尔德人的民族属性应当得到确认，他们的民族权利必须得到切实的充分的保证。”
事实上，当代的民族自决可以包括不同类型的要求，从在特定国家内要求民族平等机会和增强公民自由，即所谓的内部自决，到要求建立具有固定领土的新国家，即外部自决。此外，国际社会认为，民族自决应当以非暴力的方式进行，用武装手段实现的民族独立和民族分裂往往并不被认可。然而，存在争议的地方在于民族自决的范围，即谁有权利参与自决投票？哪些区域可以成为自决的“领土要求”？
民族和宗教矛盾已经上升为中东地区的主要问题，需要从理论上深入研究民族自决权问题在21世纪的新变化及其表现。
库尔德问题究竟属于分裂国家性质，还是具有实现民族自决权的正当性？虽然有的观点认为民族独立运动时代已经成为过去，但是，21世纪以来，尤其是中东地区民族矛盾却在上升，族群冲突仍在持续，在分裂与反分裂更加尖锐对立的背景下，这既要从具体国家情况入手，又要从理论上探究如何维护族群权益，如何遏制分裂势力，以便深入分析族群纷争的根源，探寻解决问题的出路。2017年伊拉克的库尔德公投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观察民族自决问题的窗口。
“伊斯兰国”武装崛起，几乎肢解了脆弱的伊拉克。而伊拉克库尔德人的离心倾向与日俱增，从自治迅速迈向寻求“独立”。2014年7月初，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主席马苏德·巴尔扎尼表示，由于“伊斯兰国”武装在伊拉克北部和西部攻城略地，伊拉克事实上已经分裂。因此，库尔德人应当投票决定是否独立。
但是随着“伊斯兰国”武装大势已去，巴尔扎尼再度启动独立公投，并付诸行动。2017年9月25日，伊拉克库尔德地区举行独立公投。此次公投主要是由巴尔扎尼领导的库尔德民主党大力推动的，并得到了库尔德地区其他多数政党的支持。此次公投的议题是伊拉克库尔德人对独立建国的看法，具体问题为“你是否赞成库尔德自治区以及自治区之外的库尔德人聚居地区的管理机构成为独立的国家？”参加公投的地区包括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还有基尔库克、迈赫穆尔、辛贾尔和哈奈根等具有争议的地区。事实上，在未得到中央政府的同意便进行公投已经将自己置于不利地位，在争议地区进行公投更是违反了《伊拉克宪法》。此次公投中支持独立的比例虽有所下降，但高达92%的赞成独立的比例意味着伊拉克库尔德人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和建国意愿。
公投结果反映了伊拉克库尔德人争取独立的意愿，然而，这种不顾伊拉克政府强烈反对的做法引起了轩然大波。一方面，这加大了散居于土耳其、伊朗和叙利亚的库尔德人的民族主义情绪和自治意愿；另一方面，公投遭到了伊拉克中央政府和周边国家的坚决回击。
伊拉克库尔德人面临空前的孤立地位。当地时间10月16日凌晨，伊拉克政府军强势进入基尔库克市。在什叶派民兵组织人民动员军的支持下，伊拉克反恐部队、联邦警察和特种部队接管了K1军事基地、基尔库克省长官邸和省议会总部、北方石油公司和北方天然气公司总部、基尔库克机场和重点路口。由于当地的库尔德武装力量并未进行大规模抵抗便迅速撤离，伊拉克政府军很快控制了基尔库克的大部分地区。伊拉克政府为何要出兵基尔库克？政府军为何能够如此轻易地拿下基尔库克？这不仅导致伊拉克库尔德独立运动遭遇重大挫折，而且反映了库尔德民族自决所面临的诸多困境。
第一，基尔库克是伊拉克的石油重镇，利益的考虑是伊拉克政府出兵基尔库克的根本原因。首先，基尔库克省已探明石油储量约为450亿桶，目前日产石油约62万桶。伊拉克政府不可能眼睁睁看着库尔德人轻易控制该地区，因为这意味着国家收入的严重损失。其次，政府掌控基尔库克能够有效遏制库尔德人的独立建国进程，因为库区的财政严重依赖基尔库克的石油。如果没有独立的经济基础，库区独立的意义不大。最后，2018年春天，伊拉克进行总统大选，海德尔·阿巴迪希望通过政府重新控制基尔库克能为自己的连任加分。
第二，伊朗和土耳其的支持，是伊拉克政府出兵基尔库克的重要外部原因。相关信息表明，伊朗是此次事件的重要幕后推手。伊朗政府一直反对库区公投，主要是因为伊朗担心库尔德人独立将弱化亲伊朗的伊拉克中央政府，刺激伊朗国内的库尔德分离主义运动，“库尔德国”成为反伊朗的美国和以色列的活动基地。库区公投之后，伊朗关闭了与库区的边界，并暂停往返库区的航班。
在伊拉克政府出兵基尔库克的事件上，伊朗支持伊拉克政府军和亲政府的“大众动员”民兵武装。在独立公投之前，土耳其虽然反对独立公投，但并未采取实际举措进行反制。但库区公投后，土耳其通过与伊拉克政府进行联合军演，对库区关闭领空，向伊拉克中央政府转交与库区接壤的哈布尔边境管辖权等举措向库区施压。土耳其政府的死敌——库尔德工人党分子出现在基尔库克是土耳其支持伊拉克中央政府重新掌控基尔库克的重要原因。
第三，库尔德政治力量之间的分歧，以及相对较弱的军事能力是政府军迅速控制基尔库克的原因。一方面，不同的库尔德政治派别之间充满矛盾和利益竞争。例如，“9 · 25公投”是由巴尔扎尼领导的库尔德民主党推动的，诸如库尔德爱国联盟并非真心支持公投。因此，当政府军进攻时，库尔德武装力量无法进行有效的合作并进行抵抗。另一方面，库尔德武装力量缺乏足够的弹药。一名30多岁的“库尔德自由战士”指挥官指出，“我战斗了4个多小时，但最终不能继续，因为我们没有更多的弹药”
。
伊拉克库区举行公投并宣布独立，但最终被伊拉克中央政府快速反击。这一结果表明，追求民族分离结果的自决模式在中东局势下很难成功，继续寻求内部公决或许是库尔德民族运动的最佳出路。
在很多历史时期，民族问题激化背后有着复杂和深刻的原因。库尔德问题的激化，有着深刻的历史教训。库尔德独立运动的高涨有其特殊背景，“阿拉伯之春”引发中东地区各类矛盾空前激化，直接冲击域外大国地缘政治利益和地区国家的稳定与发展，部分国家爆发战乱，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借机肆虐，域外力量不同程度地干预地区局势走向。在此背景下，“库族独立运动乘势而起，并被域外大国和相关地区强国所利用，成为影响中东地缘政治格局演变的重要动能。”
与此同时，长期以来人们看到的事实是：一是西方大国借口人权和少数民族权益，肢解一个又一个国家（以前是殖民地摆脱西方控制，相继独立；现在相反，西方打着各种幌子，堂而皇之地来了，甚至站在道义的制高点上）；二是民族精英分子展开民族认同的建构和努力，包括重新解读历史上的民族关系；三是一些地区国家利用这些问题推波助澜，制造裂痕，瓦解国家认同。因此，如何解决库尔德问题，需要以历史的大视野来寻求最佳途径。
平衡发展是解决库尔德问题的最佳途径。仅有发展是不够的，均衡发展、平衡发展是关键。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学者们开始反思传统发展观的问题，并形成了诸多新发展思想：“依附论学派”、“独立自主发展理念”、《哈马舍尔德报告》、“可持续发展思想”、“后发展哲学”等。总的来看，这些新发展观的核心理念是：虽然无限增长不可能，但是改善人类的生活质量和社会正义值得追求。人们应当从综合视角看待发展问题，适度利用资源、保护环境、去除不平等发展的根源、共享发展成果等。
事实上，新发展理念可以也应当运用到处理库尔德问题中。
有效推进国家整合和社会融合，提升国家和社会治理能力。这里涉及国家整合、社会整合以及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问题。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民主化往往刺激族群意识的觉醒，尤其是在多民族国家，民主往往制造民族分裂线，并加大民族之间的紧张。
[8]
因此，需要重视民主化建设和民族国家建构的顺序。在西方的话语体系和知识脉络上，强调民主、“选举即合法”，“选举授权产生合法性”“合法性来自选举授权”。但是，后来许多学者如美国人西摩·李普塞特等发现，选举式民主需要包容性文化，否则，民主就会造成不稳定。
因此，培育民族之间的包容精神，增加社会的黏合度和团结性至关重要。
防止库尔德问题沦为一个地缘政治工具。长期以来，西方国家一直将库尔德问题作为实现自身国家利益的工具，这不仅破坏库尔德少数族裔所在国的主权利益，而且也不利于库尔德民族运动的健康发展。在2017年的库尔德公投以及西班牙加泰公投问题上，西方国家对库尔德公投表态谨慎，对西班牙加泰独立公投则予以否定。这种与以往截然相反的态度，说明民族分离主义的“双刃剑”会伤及自身。
当前库尔德问题在几个中东国家的情况差异较大。在伊拉克和叙利亚，现阶段并不存在对库尔德民族的压迫和歧视情况，库尔德自治乃至独立运动诉求实际上是分疆裂土，在性质上是民族分离主义。人们看到诸如伊拉克和叙利亚库尔德人寻求独立的民族自决运动并不具有正当性，也没有获得国际社会的认可；相反，伊拉克库尔德独立公投等行动受到中东国家（以色列除外）和国际社会的抵制和反对。众所周知，库尔德人在土耳其、伊拉克、叙利亚和伊朗的境遇不同，但是，解决库尔德问题的路径却有共同之处，即库尔德所在国的政府需要切实尊重和保障当地库尔德人的民族权益，防止民族压迫的产生，着力推进民族区域的平衡发展、推动国家和社会整合；与此同时，更要防止库尔德人被“工具化”——尤其是要防止被西方大国利用库尔德问题离间中东国家间关系，制造矛盾和事端。由此观之，库尔德问题的解决，还需要人们的理念革新，即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意识超越狭隘的民族利益观，关注人类共同利益，才能达到真正意义上的民族平等和共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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