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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100周年，也是库尔德问题发轫100周年。百年前，随着4年世界大战的落幕，统治中东近500年的奥斯曼帝国在列强强取豪夺下进一步分裂，继此前失去巴尔干、高加索和北非大片领土后，其西亚的属地也被切割瓜分，形成了战后20多个民族国家。在奥斯曼帝国的解体过程中，一方面，西方帝国在所谓解决“东方问题”的幌子下与奥斯曼争夺东方霸主地位而撬动其治下各民族揭竿而起；另一方面，奥斯曼帝国境内的各民族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从救亡图存的角度，也顺应时代潮流成为民族主义运动的主力军而推动帝国的解体与消亡。
在此背景下，数千年来远离中东权力中心的库尔德人成为外部“猎食者”瓜分奥斯曼帝国的另一个突破口，它们不仅鼓动库尔德人起来作为内应共同埋葬古老的宗主国，而且许诺战后帮助他们建立独立的民族国家，这个交易最终在1920年协约国强加给奥斯曼的《色佛尔条约》得以明确，由443个条款构成的这项不平等条约中，第62条、第63条和第64条等直接涉及库尔德人的未来命运。
第62条规定，成立一个由英、法、意三国政府代表组成的三方委员会，筹备库尔德地区在未来6个月内实施自治。库尔德地区范围包括库尔德人占多数的地区，即由幼发拉底河以东，即将成立的亚美尼亚共和国以南，土耳其、叙利亚和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交界处向北的广大区域。条约还规定，将组建一个由英、法、意、伊朗和库尔德代表组成的委员会，对该地区进行考察并决定是否需对土伊边境进行调整。第63条规定，奥斯曼政府应在接到上述两个委员会的决定后3个月内予以执行。第64条规定，条约实施一年后，如果库尔德地区大多数人希望获得独立，可以向国联理事会提出申请并开会讨论决定。如果国联理事会认为该地区已具备独立能力，主要协约国成员不反对库尔德人独立，奥斯曼政府同意放弃对该地区的所有权利，奥斯曼政府和主要协约国成员举行特别会议并确定了库尔德人脱离奥斯曼帝国的具体细节等条件满足，库尔德人将获得独立。
一如英国通过出台《贝尔福宣言》，大国首次书面保证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建立国家而引发巴勒斯坦问题，《色佛尔条约》也是大国第一次承认库尔德人有民族自决权并可以在原主权国的疆域内独立建国，继而引发百年来的库尔德问题。这既是列强将奥斯曼土地私相授受，更是不顾及库尔德人数千年来作为一个整体民族在中东存在的事实，将其已经分属两个帝国的有机体继续进行割裂，进而使混乱的中东在复杂的民族、宗教、领土与国家关系中，又增添了一个既危害中东地区和相关国家治理，又给库尔德人带来无数灾难的人为祸端。尤其是，当1923年土耳其共和国借助军事胜利推翻《色佛尔条约》并取消库尔德人独立建国等条款后，库尔德人不仅吞食了被列强利用和抛弃的苦果，也陷入与主体民族关系隔阂、撕裂并且进退两难的境地，导致土耳其、叙利亚和伊拉克三国日后长期陷入主体民族与库尔德少数民族的复杂矛盾、摩擦、冲突和敌对，历经百年难以愈合，而且时常复发乃至扩散，成为现代中东的动荡源头之一。
在前民族国家时代的17世纪，地域广阔的库尔德斯坦就已被奥斯曼帝国和波斯萨法维王朝一分为二，分别称为西库尔德斯坦和东库尔德斯坦，共同的民族自然联系被人为切断。及至“一战”余波，随着《洛桑条约》取代《色佛尔条约》，奥斯曼控制的库尔德地区虽然被取消少数民族地位和民族自决权，其南部两端却分别被划到新生的叙利亚和伊拉克，进而原有的西库尔德斯坦变成土耳其境内的北库尔德斯坦、叙利亚境内的西库尔德斯坦和伊拉克境内的南库尔德斯坦，加上早已归入伊朗的东库尔德斯坦，整个库尔德斯坦变成分属4个主权国家的地区，而人口也构成事实上的少数民族，长期处于不平等、边缘化和被打压的状态。
百年来，上述4个国家的库尔德人由于官方民族政策与自身民族权利诉求相互抵触，均处于不同程度的痛苦磨合中，形成普遍存在的民族关系问题和国家认同问题，甚至引发各种冲突，即使四国库尔德人内部和跨国库尔德人之间，也存在着复杂的利益博弈，并成为四国政府乃至域外国家的地缘政治工具。冷战格局解体后，中东内部力量发生较大变化，尤其是伊拉克持续的战乱导致其境内库尔德分离主义运动日益做大，土耳其政府与库尔德分离主义的对决更是一场持久的消耗战并触发对外关系的各种摩擦。2011年，“阿拉伯之春”运动爆发后，中东进入新的力量大分化、大组合和大调整，叙利亚的库尔德问题以前所未有的姿态浮出水面，形成“库尔德之春”新挑战，使库尔德问题进一步复杂化和热点化，中东民族关系呈现出超越巴以冲突且更为复杂的新态势，库尔德问题更加引人注目。
无论是库尔德坐拥近3000万的庞大人口，还是占据上百万平方公里的地理空间，乃至经常成为新闻热点，但是，由于复杂的历史原因和庞杂的现实因素，库尔德问题从来似乎都不曾是中东问题的主流，即便大多数中东问题专家在涉及库尔德事务时都一头雾水甚至一无所知，库尔德问题长期成为热点中东的冷问题，关于库尔德问题的研究正从一门冷学问升温为“显学”，越来越多的西方学者加入了库尔德问题研究，越来越多的库尔德相关著作和论文陆续出版和发表。相比之下，整体落后于西方的中国中东学界，关于库尔德问题的研究更是七零八落，无论是专门人才，还是学术专著和论文，和相对阵容较强的中东问题研究队伍及成果相比十分有限，甚至屈指可数，尤其是关于冷战后库尔德问题的流变以及“阿拉伯之春”引发的“库尔德之春”，缺乏全面、系统和较为理论化的梳理。迄今为止，所有研究者、读者能够看到的权威中文著作仅有被笔者誉为“四库全书”的4本专著——2013年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社科院唐志超研究员撰写的《中东库尔德民族问题透视》；2014年由时事出版社出版、上海外国语大学汪波教授撰写的《中东库尔德问题研究》；2015年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兰州大学敏敬教授撰写的《中东库尔德问题研究》；以及2017年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西北大学李秉忠教授撰写的《土耳其民族国家建设和库尔德问题的演进》。
上述4本专著面世较晚并填补了中国库尔德问题研究缺乏专著的空白，这些作者在系统梳理库尔德问题的来龙去脉的过程中，不同程度地观照到冷战后的态势变化，但是，总体而言，对当代中东特别是“阿拉伯之春”8年来的近期变化着墨不多。因此，从丰富中国库尔德学研究的角度，从多视角思考中东力量与格局的角度，从处理复杂民族关系和国家认同建设的角度，从有效进行国家治理并处理民族关系与外交博弈的角度看，库尔德问题依然大有文章可做。
基于这一考虑，北京外国语大学阿拉伯学院于2017年底在京组织了一场规模较大的“动荡中东与库尔德问题”理论研讨会，邀请全国中东学界知名专家参会讨论，聚焦理论层面的梳理和观点碰撞。作为这场研讨会的发起者和组织者，笔者受学院委托，在研讨会初步成果的基础上，约请包括“四库全书”作者在内的参会专家学者提交相关论文，形成了这本论文集，权作对“四库全书”的一个补充，以期对中国的中东学、库尔德学作出贡献。
本论文集分三大板块，以期焦点更为集中，包括：当代库尔德问题与时代思潮、当代库尔德问题与地缘博弈、当代库尔德问题与内部流变。为了便于读者更为系统地了解复杂的库尔德问题，我们附录了库尔德问题相关组织、机构、人物和事件名词解释，以及冷战结束后的库尔德问题大事记。
一、“当代库尔德问题与时代思潮”板块，侧重政治学、社会学、民族学和宗教学等领域，对当地库尔德问题及其表现，进行了比较透彻的学理分析和总结，共收录6篇文章。
唐志超研究员的《全球化时代的库尔德问题演变及趋向》，是一篇具有全景扫描和纵深透射式的文章。作者认为，从某种程度上，库尔德问题是全球化演进的产物，而全球化时代的民族主义问题有其独特性。库尔德人民族特性的强化，库尔德问题的国际化，乃至库尔德人的最终归宿，都与全球化的时代紧密相关，都要从全球化中去寻找答案。库尔德人作为全球化时代的弄潮儿，寻找自我以及自己的恰当位置，对库尔德问题的解决具有重要意义。
王林聪研究员的《库尔德问题：多重属性、新变化及其新出路》一文指出，库尔德问题不是殖民主义压迫的产物，而是国际政治斗争的产物，具有明显的“外部性”和“工具性”。一个世纪以来，库尔德问题关涉土耳其、伊朗、伊拉克、叙利亚等多个民族国家，在经历了全球反殖民主义运动和反对霸权主义之后，库尔德问题的性质和内涵出现变化，在不同国家表现差异甚大。“阿拉伯之春”运动爆发后，库尔德问题显示了多重属性，它既是民族问题，又是社会发展问题，还是国际关系问题。从民族自决的角度考察当代库尔德问题的演变和性质，在当前背景下，库尔德人寻求独立的民族自决运动并不具有正当性，在“阿拉伯之春”和地缘政治角逐的背景下更是难以取得进展。相反，切实尊重和保障库尔德人的民族权益，推进民族区域平衡发展和共同发展、推动国家和社会整合、防止库尔德人被“工具化”乃是解决库尔德问题的最佳出路。
李秉忠、曾梦清的《伊斯兰教、世俗主义和库尔德问题》，从教俗关系梳理了当代库尔德问题。作者以土耳其库尔德问题为研究案例认为，伊斯兰教是库尔德人身份认同的重要标志，独特的历史进程与社会环境使其伊斯兰信仰具有独特性，进而作用于库尔德人的社会生活和政治进程。凯末尔推行世俗主义政策，切断了土耳其人与库尔德人联系的宗教纽带，强调土耳其特性而忽视库尔德特性，导致了谢赫赛义德叛乱。土耳其推行民主政治后，伊斯兰教开始复兴，在民主政治框架下，伊斯兰教成为政党选举的工具。部分库尔德人利用穆斯林身份卷入政治，部分库尔德人则利用民主政治的空隙强调族裔身份，进一步复杂化了世俗主义、族裔政治和伊斯兰教的关系。
敏敬、刘辰的《从库尔德问题看大民族主义与狭隘民族主义的危害》一文强调，要分析库尔德问题的成因，应先从国家层面入手，分析其民族国家构建策略和现代化发展存在的问题。中东部分国家在现代民族国家构建进程中所宣扬的大民族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使其在民族政治整合过程中多次陷入困境，而在法治层面的制度缺失等问题，也对刺激库尔德人的不满、助长库尔德人的分离情绪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陈玉香、冯璐璐的《现代化进程视野下的库尔德人》，从库尔德人的政治现代化、经济现代化和文化教育现代化3个维度分析库尔德人现代化转型原因及未来走向，指出库尔德人作为中东最大的跨界民族，部落在其社会与经济关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作为库尔德社会主要的社会组织形态，部落对库尔德人的政治、经济、社会和生活各个方面都有着深远的影响。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推进、中东地区的发展以及库尔德人所在国的现代化民族构建进程中，库尔德社会部落属性不断削弱，逐渐从部落社会向现代化社会转型。
汪波、穆春唤的《中东库尔德民族主义运动发展研究》，从3个发展阶段梳理了库尔德民族主义运动的演进，指出民族意识、政治党派和武装力量的不同作用及递进关系，认为库尔德人的主要诉求就是民族认同和民族自决，而民族自决又包含了民族平等、民族自治和民族独立等不同层次。当前，库尔德民族主义运动的发展已经取得了明显的成就，但依然面临着自身内部问题和外部环境遏制等不利因素。
二、“当代库尔德问题与地缘博弈”板块，聚焦当代中东热点问题的冷思考，并侧重地区地缘博弈中的库尔德问题表现及相互关系，共收录8篇文章。
李伟建、赵婧的《国际关系视域下的库尔德问题》指出，库尔德问题原本主要体现在土耳其、叙利亚、伊拉克和伊朗等相关国家政府与少数民族群体的内部关系之中。伊拉克战争之后，库尔德问题开始在地区政治和大国关系层面逐渐凸显出来。此后，在叙利亚内战爆发、“伊斯兰国”武装崛起以及伊拉克库尔德人举行独立公投等背景下，库尔德问题已演变成影响地区局势和地区国家关系的一个重要因素。一方面，库尔德人欲趁地区乱局借域外势力壮大自己；另一方面，一些国家也以遏制本国库尔德人的离心倾向为借口干预他国事务，扩大自身影响力。此外，地区某些国家通过支持和利用相关国家的库尔德人来获取地缘政治利益，而美俄及一些欧盟国家则将库尔德问题视为介入地区事务的可利用筹码。在可预见的未来，库尔德人不具备独立建国的空间和条件，大国与库尔德人之间本质上是利用与被利用的关系。
唐志超的《地缘格局下的“库尔德之春”与中国的政策变化》认为，“阿拉伯之春”运动爆发以来，中东政治生态、地缘政治秩序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库尔德人的异军突起格外引人注目。库尔德人认为当前中东大面积动荡和地缘政治板块大变动可能是其面临的重大历史发展机遇，由此迎来“库尔德之春”。虽然未来库尔德人能否独立建国还存在很大的变数，但他们日益成为与阿拉伯人、土耳其人、伊朗人和犹太人在地区内并驾齐驱的五大主导力量之一，这将是难以逆转的趋势。面对“库尔德之春”的到来以及库尔德人在中东开始扮演的新角色，中国对这一地区新兴力量采取何种态度与政策日益引人关注。
李明波的《美俄博弈背景下叙利亚库尔德问题的新发展——基于叙利亚库区的两次田野调查》一文颇有新意，作者结合在叙利亚前线调研的实际感受，指出叙利亚内战给叙利亚库尔德人带来历史性机遇，过去几乎很少被外界关注的叙利亚库尔德人突然跃入国际政治舞台的中央位置，叙利亚库尔德人领导的武装成为美国领导的反“伊斯兰国”国际联盟的最主要地面武装。由于叙利亚库尔德人在“伊斯兰国”问题上一直持有坚定立场，美国和俄罗斯围绕着叙利亚库尔德问题，展开了一场新的地缘博弈。
余建华、罗爱玲的《中东变局下的库尔德问题演进》指出，“阿拉伯之春”催生中东政治生态剧变和地缘板块真空，再次将库尔德人的独立梦唤醒，库尔德问题再次成为举世瞩目的地区热点。虽然中东诸国库尔德人迎来改变命运的最好的历史机遇期，但鉴于中东地缘政治的敏感性以及地区内外错综复杂的相关因素掣肘，库尔德人争取其充分的民族权利尚属艰难，建立统一民族国家更非现实可及，库尔德问题还将是影响中东国际政治与地区格局的一个难以解决的地区热点问题。
张燕军、王新刚的《中东四国关系中的库尔德问题工具化研究》认为，土耳其等4个国家在遏制库尔德人独立方面有着共同利益，但在国家利益驱使下，又竞相利用库尔德人实现自身的战略目的，加之大国干预和库尔德人分裂等因素交织，库尔德问题日益工具化。
昝涛的《土耳其关于“库尔德问题”的话语演变——对几个历史断面的观察》指出，土耳其关于“库尔德问题”的政治话语，经历了几个时代的变化，随着民族独立革命的胜利，土耳其民族主义占据了主导地位，库尔德人的民族身份在现代化语境和民族国家建设的过程中被压制。单一民族论在土耳其一直占据政治主流。随着民主化的深入发展，以及族群政治的兴起，厄扎尔、德米雷尔、埃尔多安等政治领导人开始逐步深入且公开地讨论本国的“库尔德问题”，关于库尔德问题的政治话语在土耳其日益公开化。
贾森的《功利主义视角下以色列政府的库尔德政策探析》认为，2017年9月，伊拉克库尔德人的独立公投得到以色列的独家支持，双方关系备受外界关注。犹太人与库尔德人历史关系和睦；以色列建国后积极奉行“外围战略”，联合库尔德人打击伊拉克等国。以色列对库尔德人的政策完全以国家利益为导向，具有明显的功利主义特点。库尔德问题的复杂性、美国及土耳其的态度、以色列与库尔德人的分歧等因素成为双方关系难以逾越的障碍。以色列在库尔德问题上需调整“外围战略”思维，而且双方唯有以稳健务实的态度，方能维护既有合作成果又开拓双方关系的新局面。
陈曦的《欧洲移民视野下的库尔德人》指出，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持土耳其国籍的库尔德劳工来到欧洲，之后又有来自伊拉克、伊朗以及叙利亚的政治和战争难民陆续抵达西欧。在经历了与其他移民群体不同的身份认同过程，与其他移民群体共同的社会融入和阶层攀升过程后，这些称自己为“库尔德侨民”的欧洲库尔德移民，借助在欧洲东道国所享受到的权利和自由，极力发展和传播库尔德民族文化，为库尔德民族主义的发展作出贡献，并为在四个不同国家领土内分裂民众的和解而努力。
三、“当代库尔德问题与内部流变”板块，集中讨论中东四国库尔德人之间的跨国关系、族内关系以及各国库尔德人内部的博弈与发展，共收录7篇文章。
张金平、杨洁的《库尔德人武装斗争的时局诱因》指出，库尔德人武装斗争的契机、模式、方法等都各不相同，但它们均是以某种时局背景为诱因，例如，国内变革、国家战争、地区动荡、大国博弈等。这些时局背景成为库尔德人掀起武装斗争的导火索，而且时局诱因所引发的库尔德武装斗争总会以失败惨淡收场，尽管如此，还是对其民族利益、全球地位、国际处境等产生了切实而深远的影响，更使得时局背景因素成为研究关注库尔德问题的一大切入点。
姜英梅的《库尔德民族问题中的经济因素》认为，民族本身就是一个经济共同体，经济因素也是造成民族分离主义和民族问题的重要原因。由于土耳其、伊拉克、伊朗和叙利亚的库尔德人所遭受的民族政策不同，受歧视的程度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因而造成不同烈度的民族活动。
王晋、孔德航的《“准联盟”视角下四国库尔德人的复杂关系》指出，伊朗、伊拉克、土耳其和叙利亚的库尔德人，可以被分为受到土耳其影响的、以库尔德民主党和库尔德爱国联盟为代表的“伊朗—伊拉克分支”，和受到叙利亚影响的、以库尔德工人党和库尔德民主联盟党为代表的“土耳其—叙利亚分支”。两大分支机构在库尔德人内部激烈竞争，存在着诸多的矛盾。在2014年“伊斯兰国”武装肆虐之后，面对共同的威胁，库尔德民主党和库尔德民主联盟党曾经形成短暂的合作，共同打击“伊斯兰国”武装。而当2015年之后“伊斯兰国”武装逐渐败退，“土耳其—叙利亚分支”和“伊朗—伊拉克分支”的关系又陷入紧张，“准联盟”状态也濒临破裂。
李睿恒的《伊拉克库尔德地区两党政治格局的演化》指出，1946年伊拉克库尔德民主党的成立，奠定了伊拉克库尔德地区两党政治格局形成的基础。在土地改革、城市化、私有化和两伊战争等多重因素的作用下，伊拉克库尔德地区在20世纪80年代末形成了以库尔德民主党与库尔德爱国联盟为主导的两党政治格局，并在1991年和2003年后不断得到强化。但地区社会与经济发展的脱节催生出新兴的政治反对派，它们对旧有格局形成挑战，并在伊拉克战争后向两个阵营并立、三股力量互动、两种理念竞争的政党政治格局方向演进。
孙德刚、陈恒政的《伊拉克库尔德问题中的石油政治》认为，伊拉克石油属于地缘经济的范畴，却与国内政治、地区政治和国际政治形成盘根错节的关系。从国内政治来看，伊拉克联邦政府与库尔德地方政府围绕石油资源归属和利益分成问题展开博弈，从而导致石油问题的政治化，石油政治成为影响伊拉克中央与地方、财权与政权、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统一思潮与分裂思潮走向的重要因素。从地区政治来看，伊拉克石油问题的国际化激发伊拉克、伊朗和土耳其等国政府求同存异，采取封锁石油出口和禁运等政策，共同打击伊拉克库尔德分裂势力。从国际政治来看，伊拉克库尔德地区石油问题政治化对国际能源供应体系、石油价格、美俄关系、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关系等也将产生深远影响。
王晋的《自治与平等——2011年以来叙利亚库尔德人的诉求与挑战》指出，2011年以来，以民主联盟党为代表的叙利亚库尔德人已成为叙利亚国内重要政治力量，象征着叙利亚库尔德人的民族身份在叙利亚国内政治生活的复苏与崛起，库尔德人追求地区自治和谋求民族平等的愿望愈发强烈。在未来，叙利亚库尔德人追求地方自治和谋求民族平等的政治诉求，仍将面临来自叙利亚库尔德人政党纷争、叙利亚中央政府和反对派以及土耳其的多方面挑战。叙利亚库尔德人实现其政治诉求，仍然需要时间与耐心。
王琼的《国际法视野下对伊拉克库尔德公投问题的剖析》认为，2017年9月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的“独立公投”，既违反《伊拉克宪法》，也无法依赖国际法上的民族自决权来补足合法性，难以获得国际社会的支持和认同。由于无法获得美国、俄罗斯等主要大国的支持，公投无法产生任何处于国际法灰色地带的既成事实。这次公投是一次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政府极其失败的“自导自演”。
本论文集截稿后，中东地区库尔德局势持续发酵并出现新变化，重大变化主要集中于“小型世界大战”主战场的叙利亚，尤其是库尔德人世居的叙利亚东北部，故在此略作综述。
2017年夏秋，随着恐怖组织“伊斯兰国”武装相继失去伊拉克摩苏尔和叙利亚拉卡等战略重镇，其长达数年的“政权化”存在基本结束。奥巴马2014年9月发动的中东“反恐战争”取得决定性胜利，中东地缘政治由军事打击和外交博弈并重进入反恐联盟内部纷争为主的新阶段，尤其是叙利亚战争后半场已被俄罗斯、土耳其和伊朗为首的什叶派阵营纳入“阿斯塔纳进程”，特朗普领导的美国共和党政府因进一步被边缘化而更加兴味索然，虽然两次以发生化学武器袭击为由对叙利亚政府军事目标发动远程打击，但是，象征意义大于军事意义。
2016年夏季，土耳其政府因未遂政变风波与美国关系越搞越僵后，疏远美国而亲近俄罗斯与伊朗的政策倾斜日益明显，这种关系格局微调无疑提升了土耳其在叙利亚危机特别是“由战转和”机制中的分量和发言权。俄罗斯和伊朗刻意拉拢土耳其削弱美国和西方压力；叙利亚政府也想借助土耳其遏制北部库尔德分裂主义势力，促其强化国家认同并重新向中央政府靠拢；美国无意庇护已失去军事价值的库尔德武装而彻底得罪土耳其，不得不在战场层面作出让步，继续抛弃库尔德武装……叙利亚库尔德武装与土耳其政府的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土耳其成为过去两年库尔德问题的主要角色和绝对受益者，叙利亚库尔德逐步失去他们靠浴血奋战获得的势力范围和影响力。
继2016年8月在叙利亚北部发动扫荡库尔德武装的“幼发拉底盾牌”战役后，土耳其于2018年1月在叙利亚西北库尔德人盘踞的飞地阿夫林发动新的围剿攻势“橄榄枝行动”，进一步切断叙利亚北部东西两地库尔德人之间、叙利亚与土耳其库尔德人之间的纵横地理联系，继续打击其军事实力，压缩其分离主义的生存空间。
此战役发生前，库尔德武装曾向俄罗斯求援，却又不想满足俄罗斯分享其所控石油资源的条件，于是，俄罗斯军队不仅拒绝出手相助，还调整部署为土耳其军队包围库尔德武装提供便利。危难关头，库尔德武装又以保卫主权和领土完整为借口向叙利亚中央政府示好和求助，但是，大马士革要求其让出防区，双方也没有完全达成一致。其间的戏剧性表现充分展示了库尔德人夹缝求生的地理地缘尴尬，也忠实地再现了库尔德人朝三暮四、偏好投机的思维习惯和行事传统。
就在库尔德人孤立无援的艰难关口，特朗普于2018年3月底宣布美军将很快撤离叙利亚，“让别国去管”这个烂摊子。尽管这个意外决定引起美国内部巨大混乱，但是，到2019年10月，特朗普依然命令撤军，并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完成一笔交易，即美军撤离后，土耳其将接替美国控制叙利亚北部以便继续打击恐怖主义，防止“伊斯兰国”死灰复燃。叙利亚库尔德人面临着被彻底抛弃的危险。
随即，土耳其发动第三次叙北战役，在“和平之泉行动”代号下，驱动大批部队越境南下接管美国军队撤离留下的防区，以压倒性优势打击和驱赶库尔德武装。俄罗斯和叙利亚政府除象征性表达不满和谴责外，基本作壁上观，听任土耳其军队基本达成战术和战略目标，即在叙利亚北部边界地带叙利亚一侧，建立长900多公里、纵深30多公里的“安全带”，确保将本国库尔德地区与叙利亚库尔德人聚居区实现地理隔离，并陆续将收容的近300万叙利亚阿拉伯裔难民安置在这里，形成永久的“阿拉伯带”，彻底完成对北、南、西三片的跨境库尔德人实现分而治之，并长久对叙利亚内政施加影响。
2020年是美国大选年，特朗普为了照顾国内强硬派反对将叙利亚彻底抛弃给俄罗斯和伊朗进而危害美国长远利益的强烈呼声，被迫象征性地在叙利亚东北部保留少数部队，并加派坦克、装甲车等重装备，协助库尔德人保卫石油资源，实行以战养战。2020年11月，民主党候选人拜登获得大选胜利，库尔德地区的美军去留问题，连同美国中东政策作为特朗普的重要政治遗产留给第46届政府。
过去两年间，伊朗境内的库尔德地区无声无息，为了防止库尔德工人党的跨境暴力活动，伊朗还加强与土耳其的合作，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甚至罕见地在两伊边境地区对库尔德武装目标发动空袭。伊拉克库尔德人在错误选择独立公投而遭遇历史性重挫后也陷入沉闷期，库区民众因公投受挫及地方治理不善发动多起示威抗议。2019年5月起，土耳其陆空力量多次进入伊拉克对库尔德武装进行清剿。土耳其境内的库尔德武装重新实施极端暴力乃至恐怖袭击发生，规模不等的零星流血事件延续到2020年11月。但是，总体而言，地跨四国的库尔德地区分离主义运动整体上转入下行态势，并逐步淡出观察家视野。
至此，“阿拉伯之春”引发的“库尔德之春”在十周年这个节点结束高潮，基本复归常态。没有真正的朋友又善于东投西靠且内斗不止的库尔德人，折腾一大圈后回到初始起跑线。当然，库尔德问题依然没有得到解决，还将作为中东不安定因素长期存在。
马晓霖
2020年12月20日于武汉飞往上海途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