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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党内法规制定主体和国家立法部门、政府法制部门之间缺乏有效的沟通协调机制紧密相关，有的党内法规存在着“法律性”薄弱的不足，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以假定、行为模式和相应后果为主要构成要素的条款结构，是规范性的集中体现。《党内法规制定条例》第6条规定：“党内法规一般使用条款形式表述，根据内容需要可以分为编、章、节、条、款、项、目。”该条规定了党内法规在表现形式上采用条款结构，这是党内法规规范性的直接要求和鲜明体现。但与国家法律相比，有的党内法规的条款结构在规范性和严谨性方面不足，同时具备假定、行为模式和相应后果的典型条款并不多见。例如，有的党内法规停留在政策层面，相应的条款更多地体现为指引性规范，并没有规定具体的行为规则和相应的后果，导致在实施过程中缺乏强有力的保障措施。
党内法规条款结构的规范性问题，已经引起了党的高度重视。2016年10月27日，中共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的《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没有采用《党内法规制定条例》所要求的条款形式，
中央专门对此作出说明：“准则在党内法规体系中位阶比较高，仅次于党章。这次制定的准则，是一个思想性、政治性、综合性很强的文件，要总结我们党长期以来在开展党内政治生活方面形成的宝贵经验和基本规范，阐明党关于开展严肃认真的党内政治生活的原则和立场，有很多问题需要讲讲道理。做到这些，用条例那样的体例是难以容纳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一级的党内法规制定主体，也逐渐重视党内法规条款结构的规范性问题。例如，《中国共产党河北省委员会党内法规制定细则》第16条规定：“省委党内法规根据内容需要可以分为章、节、条、款、项、目。章、节、条的序号用中文数字依次表述，款不编序号，项的序号用中文数字加括号依次表述，目的序号用阿拉伯数字依次表述。”
有的党内法规在制定内容上较多地存在着“重实体、轻程序”的问题，倾向于重点规定权利、义务等实体性内容，但对如何行使权利、承担义务的程序性规定却较少关注。现代法理学认为，程序性规定是实体性规定实现的可具操作性的规范步骤，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同等重要，是正义的两个维度。因此，党内法规的程序性规范和实体性规范如同车之两轮、鸟之两翼，缺一不可，共同支撑着党内法规的正确、顺利实施。
值得注意的是，自20世纪90年代初，党内法规的制定工作已经开始注意到程序性规范的重要性。例如，1990年《党内法规制定程序暂行条例》即是一部专门的程序性党内法规，随后，1992年《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办公厅关于中央、中央纪委决定或者批准的对犯错误党员的处分执行程序的通知》、1993年《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控告申诉工作条例》、1994年《纪律检查机关案件检查工作条例》、1996年《老干部信访工作暂行规定》、2000年《关于中央管理的国有重要骨干企业纪检监察机构主要领导干部任免审批程序的规定》等一系列程序性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出台，使得程序性党内法规缺失的现象大为改观。
党内法规的体系化，首先要保证党内法规之间的统一性、协调性和自洽性。因此，我们有必要加强审查性党内法规的制定，建立专门的党内法规审查机构，在党内法规的规划、计划、起草和审议等阶段介入审查，确保制定中的党内法规既不与《宪法》和国家法律相抵触，也不与高位阶或同位阶的党内法规相抵触，否则应当立即中止正在进行的制定工作，另行组织论证；在党内法规审议通过和正式实施后，审查机构自身或者任何党组织、党员、一般群众等发现其存在上述情形时，均可自行启动审查程序或者向专门审查机构提请审查，审查结果应当及时向审查申请人反馈，并且以一定方式在一定范围内向社会公开。
审查性党内法规条款制定以后，最重要的就在于是否具备“坚硬的牙齿”。《党内法规制定条例》第27条规定，应审查党内法规草案是否符合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等政治要求，是否同《党章》、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相抵触，是否同《宪法》和法律不一致，是否同上位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相抵触，是否与其他同位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对同一事项的规定相冲突，是否就涉及的重大问题与有关部门和单位协商，是否符合制定权限、程序以及规范表述要求。但是，在草案不符合上述八项标准时，相应的后果仅仅是审核机构在“经批准”的情形下“可以”向起草部门和单位提出修改意见，并且在修改意见不被采纳时也只是“可以”向审议批准机关提出修改、缓办或者退回的“建议”，而并没有规定对党内法规起草部门、单位拒不执行意见、建议的任何责任和强制执行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