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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设计史论研究主要包括设计通史和专门史两大类别，其中又因研究立足点的差异分出设计史和工艺美术史两类书写方向。不同于西方设计史，中国设计史的书写惯例并没有一个明确的时间分野。以通史形式书写的“中国工艺美术史”主要是在1998年艺术设计学科确立前为主，此后陆续转向“中国艺术设计史”，将现代设计以前不涉及的传统社会工艺美术也纳入其中。前者以田自秉先生和尚刚先生的《中国工艺美术史》为代表，时间下限大多是到明清为止，少有的部分“新中国的工艺美术史”章节仍以传统特种工艺为主体。后者以陈瑞林、夏燕靖、赵农等为代表的《中国艺术设计史》，时间跨度延续到了现当代，但对于本书所涉及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着笔相对较少。近年来，陆续出版的专题类研究成果往往关注特定时间段的设计发展专题研究，比较有代表性的如季龙主编《当代中国的工艺美术》，郭恩慈、苏珏著《中国现代设计的诞生》，陈晓华著《工艺与设计之间——20世纪中国艺术设计的现代性历程》，卢世主著《从图案到设计——20世纪中国的图案学发展轨迹研究》等。这类专题性质的研究把20世纪中国艺术设计的现代性历程作为研究对象，主旨鲜明，体系完整，但就本书研究所涉及的时间段的论述仍然不够深入。比如对社会主义改造和第一个五年计划实施过程中传统手工艺所承担的社会角色、对体制变迁的应对、技艺传承机制的转变等问题，由于观念及立场的原因也更多的是从史实记述的角度书写，理论分析与价值判断较少。特别是在传统手工艺向现代设计的转变过程中，考察对象中有相当比例是乡村手工艺，但明确提出乡村手工艺概念的研究却寥寥无几。近年来，国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力度日益加强，作为其重要组成部分的传统手工艺也引起了全社会的广泛关注，设计史论研究对这类专题的关注更是责无旁贷。目前，整个设计学科正呈现出活跃的理论建构态势，传统手工艺融入现代设计以充实设计文化内涵将是大势所趋，乡村手工艺自然不能被拒之门外。
目前，许多现代设计艺术专题史研究已经在注重史实的基础上更重视史观与阐释的分量，注重多学科交叉研究。关于中国设计史研究的书写范式变革如李立新著的《中国设计艺术史论》、袁熙旸著的《中国艺术设计教育发展历程研究》等，均在设计研究方法方面有了更丰富的路径。杭间在《中国工艺史与设计史问题》一文中分析了两种书写范式并强调与本研究课题直接相关的政策“对中国传统工艺的发展却是致命的，这是设计从古代到近、现代转折时碰到的最痛苦的抉择”
。邱春林著的《中国手工艺文化变迁》中有部分章节讨论了社会主义改造时期中国传统手工艺的文化变迁问题，有比较大的参考价值是其中一篇《过渡时期的政治嵌入与手工艺文化的意识形态化》，认为“手工艺行业的生产关系在1949年以后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颠覆了几千年来形成它自给自足方式的文化生态环境，而国内对于这一社会巨变给手工艺本身造成的冲击及其长远影响始终没有做过细致的回顾”。
另有郑静发表于南京艺术学院学报的论文《建国初期社会主义改造对手工艺的影响》
关注了特定时期政治因素对手工艺行业发展的影响，书写的角度已趋多元化。然而，就本书所关注的传统手工艺在特定历史时期的演变历程，当前设计史论界普遍是将其视为由传统向现代转化的一个阶段，发生变革的前因后果均自动纳入传统手工艺向现代设计的历史进化过程，并非历史的实质性中断或终断。而且，还有部分学者并不认同设计发展进程和自身规律与政治或社会的历史发展同步的观点，自然对社会主义改造时期传统手工艺发展转向的特殊意义也不够重视。
鉴于本书是以乡村手工艺的手工造纸为例，相关手工造纸技艺研究成果自然是不可回避的参考重点。潘吉星院士的《中国造纸史话》对中国古代造纸技艺典籍进行了整理，包括作为文房四宝之一的文化研究和作为一种手工技艺和手工业产品的工艺研究。他在2009年又出版了专著——《中国造纸史》，书中将文献考证、考古发掘、古代实物标本的分析化验、模拟实验、传统技术调查、中外技术比较和技术原理探讨等几个方面做综合研究，是国内目前最为权威的传统造纸技术和应用研究成果。博士论文方面，涉及手工造纸研究的成果如冯彤的博士论文《“和纸”的制作工艺及象征文化阐释》是国内研究日本手工造纸少有的资料齐全的成果。论文主体由“和纸”的工艺介绍和附着于工艺之上的文化符号阐释两个部分构成，通过实地走访加文献资料对日本手工造纸的工艺分类、功能用途进行收集整理，并在此基础上阐释传统“和纸”表层结构所隐藏的深层文化内涵及其象征意义。论文有大量来自日本的一手资料和历史文献资料，是比较完整的“百科全书”式汇集，立足点更多的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视野下的资料整理，而文化阐释及符号分析的比例较少，当然这对国内刚刚开始注意的传统手工技艺保护仍有很重要的借鉴意义。谢亚平的博士论文《四川夹江手工造纸技艺可持续发展研究》致力于研究“如何实现传统手工技艺在当代社会中的可持续性”，以四川夹江手工造纸技艺的演变历史、技术体系、价值系统和文化生态为案例，阐释技艺持续发展的现实依据和价值基础，提出实现传统手工技艺可持续发展的可能性和目标体系建设实现的途径。这是一篇研究地方手工造纸历史及现状分析的优秀论文，将一门传统工艺的现实际遇梳理得井井有条，给出的可持续发展分析也理据充分，对本书的研究有很好的参考价值。
基于设计学界现有的研究成果来看，对设计史的研究已经开始突破具体的历史人物加产品技艺分析的传统书写惯例，包括不同历史阶段的工艺美术史研究现状已经呈现出多学科互动的研究趋势，如文化研究、社会学、人类学，甚至经济学等研究方法开始进入传统手工艺研究领域。由于乡村手工艺概念的相对模糊性，我们也很难将其与农业、手工业清晰剥离开来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农业、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相关的制度研究也是我们不能忽视的分析要素。幸而在设计学的研究范畴以外还有大量的关于这一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研究成果可以提供借鉴和参考。比如通过调研社会变迁来研究传统文化演变是社会学、人类学研究的重要方法，国内早在20世纪早期就有众多学者论及。梁漱溟先生在其著作《中国文化要义》《乡村建设理论》中特别关注了中国乡村文化的发展趋向，“认识老中国，建设新中国”是这位思想者，同时又是一位社会改造行动者的文化主张。费孝通先生以广深的学术背景进行实地研究，他的《江村经济》调查对象是“民国时期”的乡村社会发展，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生动的中国乡村生活图景。从社区研究的基础上以宏观角度讨论社会制度变革，是费先生给笔者的乡村手工艺调研最直接的启示和鼓励。费先生的早期著作——《乡土中国》构建了中国社会特有的乡土伦理体系，从社会道德层面提出了乡村社区、差序格局、家族制度、权力结构、社会规范、礼治秩序等有中国风格的社会学理论，对我们更理性地认识乡村社会文化结构具有指导意义。此外，国际汉学界对乡土中国的研究成果也比较丰富，如美国威斯康星州立大学政治学教授爱德华·弗里曼等集中于河北省饶阳县五公村进行对华北农村的考察。他们的课题从1978年起持续了13年之久，采用了传统史学研究之外的人类学、社会学等方法，其研究成果《中国乡村，社会主义国家》叙述和探讨了中国共产党在战争时期及革命胜利后在华北农村社会所进行的一系列改革，分析了这些改革在不同时期对农村社会及农民的影响，对战争及国家建设的作用，以及它们与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五公村与笔者所调研的阳谷县鲁庄村在人文地理方面有诸多的相似之处，具有很好的参考价值。此外，中国乡村研究的著名学者黄宗智的《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汉学家杜赞奇的《文化、权利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都曾获得美国历史学会费正清奖，他们的调研与分析对我们深入了解华北农村社会变迁及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与影响奠定了非常坚实的社会学基础。
虽然本书仅以手工造纸为例探讨乡村手工艺的历史变迁，传统手工造纸技艺相关发展情况的相关资料是基础支撑，但是在书写过程中还特别关注了农业、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历史背景与政治环境的变迁，以及近代以来乡村社会变迁过程中的乡土文化的传承与复兴等问题。回顾以往对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研究，视角和方法相对比较单一，最为典型的就是“政策—效果”模式，即党的政策演变、手艺人获得了利益以及拥护共产党、革命积极性提高的几部曲，几乎是从土改以来就已经形成的既定套路。作为改造主体的乡村手艺人，他们的复杂心态却往往被压抑、被湮没了，毕竟他们所面对的是一套原来并不熟悉的乡村治理技术。特别是对私人所有制的改造和集体化的生产经营与他们的传统心态、惯行所产生的冲突及妥协方案，这些材料的挖掘与分析正是将乡村手工艺融入整个改造进程和乡村社会面貌的变迁研究极有价值的尝试。